（52）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文革浩劫的终结，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大计，中华民族欣欣向荣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我也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的方向，把理发、修车、缝纫、木工活放在一边，开始拿起书本读书，拿起笔杆写文章。
1980年2月15日，和北京读者阔别了13年的《北京晚报》复刊，我做了它“夜读拾零”专栏的作者。《北京晚报》在文革之前是一个是非之地，邓拓因为发表《燕山夜话》而丢命。复刊之后，报社的同志对发表的稿件十分谨慎。所以我在写稿子时也格外当心。
邓拓因借古讽今而罹难，我的稿子只谈古，而不谈今。
一次我去报社开会，总编辑李凤祥告诉我，陈云同志办公室打来电话要发表《徐娘不美》那篇文章的当天晚报，大家都十分紧张，不知道这篇文章究竟惹了什么祸。
我在想，徐娘不美，那么比“半老徐娘”还要老得多的“老同志”，美吗？
大家惴惴不安地等了三天，陈云办公室也没有回电话。
报社打电话去问，陈云办公室答复：是陈云同志那天的报纸丢了，陈云同志想看那篇文章，就让报社送一份来，没有别的意思。
大家终于放下惴惴的心。
除了给晚报写稿，我还担任了《新闻与写作》的专栏作者，每月一篇，评当月报纸上的文章。但又惹了祸，一个老记（者）到编辑部，指着编辑部主任张一清鼻子吼：“王传业是什么人，竟敢评论我的文章，你告诉我，我要和他辩论。”
当时担任《新闻与写作》副主编的张一清也是北京日报社的老报人，她毫不客气地把这位老记顶回去。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记，因为我评论了他的文章，指出他的文章中的诸多毛病，他评高级职称受阻。现在想来，我觉得愧对这位老记。
除此之外，我还担任了《北京科技报》《中学生读写》《中学语文教学》（人大报刊社编）等几家报刊的编委和特约撰稿人。
我还参加了《宋词鉴赏辞典》《古诗鉴赏辞典》《<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辞典》《全宋词鉴赏辞典》《全清词鉴赏辞典》等书的编写和撰稿。
与此同时我还带领语文组老师编写了一批教辅书。其中初中一本语文升学的指导书，两版竟印了134万册。两家出版社为了争这本书的版权，两个编辑竟然动手打起架来。十年后，在一次图书订货会上，当初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肖望国告诉我，他因为这本书放了“卫星”，做了发行部主任，后又被提拔为副社长，对我的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有人认为，写文章和教学是矛盾的，写文章会占去许多备课时间，我却不这样看。我觉得一个语文老师，应该是学识渊博的，他要给学生一杯水，就要有一桶水；如果没有一桶水，他就不能给学生一杯水。
那时，高考题经常突然冒出一句古诗，既不知道作者，又不知道题目。有些老师来问我，我告诉他从《佩文韵府》里去找，他竟然不知道《佩文韵府》这样的类书。
我在教学上从来不在A、B、C、D打对钩上下功夫。高考题打对钩，据说是当时主宰高考命题的章熊的一大发明（也有人说是舶来品），我和章熊关系很好，他也经常来给我这里讲课，但是对他的打对钩却不以为然。
语文教学是个“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过程，那些48小时把作文60分程度的学生提高到100分的混话，只能是自欺欺人。
我在教学上，尽量在扩大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语文兴趣上下功夫。原人大附中初中64级学生陈建功，他在一次会上讲：
我的确有话要说，因为我之走上这条文学之路，除了母亲的熏陶之外，也受了老师的影响。我在人大附中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叫王传业，相信他在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学教育领域赫赫有名。他就曾是一个做过作家梦的青年。我记得他带领我们成立了一个朗诵小组，第一次朗诵的，就是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我发现，他拿来供我们使用的诗集，扉页上就写着贺敬之赠书的题款，这让我忽然觉得大诗人离我们很近很近。到了作家协会工作以后，我向敬之同志问起，他还记得那个当年的“来自冀中（应为冀东笔者注）的年轻人”。我应该承认王传业老师的教诲是我从事这一职业的原动力。老师实在是伟大的，我认识很多业绩辉煌的作家，都说自己走上文学之路，受到老师之影响弥深。因此即使是在学校办一个诗社，给有文学才华的学生一句鼓励，都可能造就一个文学的人才。老师们实在是垦荒者和播种者，要向他们致敬！
后来，陈建功成为著名作家，担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我不敢贪天功为己功，但在他当初文学兴趣、文学启蒙上，也许我是起了一点点作用的。
1980年5月，我参加了北京市中考语文命题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从“窝里斗”的人大附中，去见识外面的世界。
当时命题采取“入闱”的方式。所谓“入闱”，说白了就是把大家关起来，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不能打电话（当时没有手机、电脑之类），不能写信。如果有急事必须打电话，要请示命题领导小组，并且旁边要两个人对电话内容进行监听，早晚散步要两个人以上。
那时中考，是由北京市统一命题，不像现在由各区分头命题。当年北京市有几十万考生，命题出现一点差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题命好了，受到称赞，命不好，就会受到老师学生的责骂。记得中考语文刚考过，我的邻居参加中考的陆小光就在院子里骂街：“是哪个孙子出的作文题，这么难。”
当年的作文题是《发生在我家里的一件事》。小光不知道我参加中考命题，更不知道这个题是我出的。
我问陆小光：“小光，你说这个作文题难，难在哪里呢？”
小光说：“老师让我们写过发生在校园里的一件事，没让我们写发生在家里的事。”
我说：“发生在校园里的事和发生在家里的事，在写法上没有根本的不同，只是事情环境方位的变化。”
小光没有说话跑开了。
语文命题组组长是市教研室李彩群，我们是解放前冀东渤海中学的老同学，我们以师兄弟称之。
命题组住的香山别墅的昭庙，这是一座古建筑。
政治命题组组长叫赵福中，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西城分院院长，他是个“自来熟”的人。我们一见面，他就做自我介绍：“我叫赵福中，东北人，有点初（粗）鲁，以后你就会了解我怎么初（粗）鲁。”
果然当天夜里，我就看到他站在屋子的门槛里面往门外撒尿。
在命题完成之后，我和彩群又负责到印刷厂校对。
承担试卷印刷的是延庆的一家印刷厂，当年全国高考试卷也在这里印。
这个厂子不大，自从接受试卷印刷任务之后，厂里的领导、工人、勤杂人员就都进行了严密的隔离，厂子周围的围墙上面又加一米多高的铁丝网，我们命题校对人员也不能进入厂区，只能在厂门口临时搭建的席棚，由信息员将清样送出来做校对。一份短短的试卷，我们两个人从早到晚竟校对了一天，确认试卷没有错误之后，才签了字。
当天夜里，接到市教育局电话，说印刷厂一个工人跳墙逃跑了，让我们准备启动备用卷。
此事惊动了北京市的领导，公安机关也出动了。
第二天又得到消息，说逃跑的工人被抓住了，原来是这个工人新婚就被隔离，他跳墙逃跑是去会新婚的妻子，没有接触别的人，于是就连他的妻子一起带回印刷厂隔离。
一场虚惊解除了。
命题结束之后，我回到学校继续我的教学工作。
【附录】著名作家王愿坚为《古代名诗赏析》写的序言
美的诗，诗的美——序《古代名诗赏析》
王愿坚
大约因为有几篇小说被选进来过去的和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我和至少两代孩子们建立起一种精神联系；也就自然关注着青少年语言文学水平的提高。有机会和语文老师们谈起这个问题，有的老师不无焦虑的对我说：“近几年，孩子们、学生们的语言文学水平，无论是写作能力和欣赏水准都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如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学生课外阅读的面窄了些，层次也不够高，特别是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接受不多，阅读和欣赏的太少了。
于是，我心头一震，忽然产生了一阵不安。我似乎觉得，我们这些搞语言文学教学的人，正站在两个伟大的事物中间：一个是中华民族无比富有的古典文学宝库（特别是诗！），另一个是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我仿佛看见，可爱的孩子们，正吮着手指站在这宝库的门前，向往着那灿烂辉煌的珍宝，期待着有人告诉他“芝麻芝麻快开门”的奥秘。或者，光着脚丫立在大河的旁边，望着对岸那迷人的诗的世界！
说了半天，原来只是杞人忧天而已——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王传业同志，谈到这个话题；没多久，厚厚的一叠校样就放在了我的案头。着便是王传业同志新近编著的《古代名诗赏析》（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读写丛书》之一）。而且在书的开头便说道：“对于少年儿童来说，选读一下诗歌精华，……既得易学易记之便，有收终生受益之利。事半功倍，何乐不为！”这时我只有紧紧握住他那小蒲扇大的手，竟有点“得意而忘言”了。
当然，话还是有的。
关于本书的编著者王传业，我已神交几年，常在有关教育和写作的刊物上读过他指导学生写作和谈论文学创作的文章，文字很是精炼，见解也有独到之处，知道他是一位中年评论家。交谈过几次，又读了书稿，才发现他对古典诗词也颇有研究，诠释、评点文字也很有功力。又了解到他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多年，对学生的实际情形摸得很透，知之甚深。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于他既了解诗、又了解学诗的青少年，便从心底升腾起一种自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产生了使两者相亲相连的愿望，于是便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做砖石，以爱孩子的情感做泥浆，砌筑了这座连接两岸的桥，把孩子引向诗的殿堂，把诗引进孩子的心灵。
让孩子从小学诗、爱诗，把诗引进孩子的心灵深处这实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谁都知道，学校里有什么样的孩子，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未来；今天在少年儿童的幼小心灵里播下诗的种子，将来他们就以激越的诗情双手托起一个如花的祖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古代名诗赏析》是一部必要的书、适时的书，一部大有裨益又独具特色的书。
首先是收入书中的诗篇选的比较严谨、比较精当。诗的数量不多，却力求从纵的方面理清古典诗歌的发展的源流和脉络，又从横的方面展现了各时代、各诗家的面貌，这显然是大费周章的。忒别值得赞许的是选者的着眼之处，独有一番用心：在充分注意诗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十分重视诗的认识价值有意突出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内涵。我以为，这是极有见地的。热爱祖国，今天也是我们共同的社会理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古典诗歌的赏析，使少年读者把爱诗与爱国同步，在欣赏的愉悦中潜移默化地认识历史、培育和加深爱国情感，当然是有深渊的意义。在这里，还想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个军人作家，我注意到编著者选了为数较多的军旅诗篇，这对于孩子们自幼树立国防观念和尚武精神，在爱国心上生长卫国之志，也是大有好处的。
对于诗的注释和品评，编著者非常认真，确是下了一番功夫。“诗无达诂”，讲解古人的诗，从来就是一件难事：、；给少年读者讲诗，就更加困难。然而编著者循难而进，表现了一种良好的治学态度和艺术作风，我觉得，编著者对诗的鉴赏与品评所用的尺度是文学的、历史的，又是一种心灵的感应；这一综合性的尺度，极大的帮助了编著者，使他既保持了欣赏者特有的个性和适度的偏爱，又在评价上力避个人偏见；既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囿于前人，而又独到的见解，应该说，这是颇不易为的。我还特别赞赏每诗“阅读提示”篇幅的简洁。编著者惜墨如金，以洁净晓畅的语句，讲清了时代环境、诗人身世、写作背景，阐发了创作主体与作品的关系；甚至还穿插典故，增加文字的可读性，同时却又不多说、不说破、不说尽，给小读者们留下自己咀嚼品味的余地，这也是相当高明的。
在这里，还得说说这部书的另一艺术特色，就是字里行间渗出的编著者的感情态度。我认为，笔端笔端带着感情，对于理论著述也是重要的。王传业同志爱诗，也爱孩子，怀着这种对可爱的事物真诚的挚爱之情，便自然能选美的诗，赏诗的美，把诗意传到少年儿童的心中了。
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于古典诗词一向缺乏研究，竟然对一部鉴赏古诗的专著说了这么一些话，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爱诗，喜欢孩子，喜爱这部为少年儿童编著的书，期待着诗走进孩子心中，却是真的。
写下这些读书后真实的感想和感受，算作序。
1988年6月
【说明】
关于这篇序言，有些话还要说。
在这本书稿付梓之前，原想请著名诗人臧克家作序。王愿坚告诉我，他的姐姐是臧克家的前妻，估计求他写一篇序，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我和愿坚到了东四臧克家的寓所。
臧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寒暄之后，老人家打开了话匣子——
他先说，毛主席虽然臭了（他竟用“臭了”这个词），但是——
在“但是”之后，他历数毛泽东的伟大功绩，钦佩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并且把毛泽东亲笔为他写的信拿给我们看。
然后老人家又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进行评论：“过去胡耀邦做团中央书记，经常搂着我的脖子开玩笑。我最近批评了胡耀邦（老人家以祖师爷的口气，说到他批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得意溢于言表），他胡闹，他不分场合，不稳重。”
然后又说，《新文学大系》发他3张照片，而艾青发了5张；他被列在中下，而艾青是中中，说到这里，老人家有一点愤愤不平。
一个小时过去，老人家滔滔不绝，没有愿坚和我插嘴的机会。
好不容易愿坚插了一句，说想烦劳他为我的书写个序的事，老人家摇摇头，说最近眼睛不好，写字困难，序写不了，可以题写个书名。
从臧克家寓所出来，愿坚说，他不写，那这个序就由我来写吧。
这就是这篇序的由来。至今愿坚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他的作品至今还选编选在中小学语文教材里，教育着几代人。在修改《沉重的回忆》这本书时，把这篇序录入其中，也是想借此悼念、缅怀早逝的好友王愿坚同志。
（53）难忘的巴蜀之行
近几年，我游历了东南亚、西欧、南非、北美等许多国家，对外面的世界已经不感到新奇。但是，1985年的巴蜀之行，却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那是1984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太阳把柏油马路都晒软了，我穿着短裤、背心，正在屋子里工作，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一个陌生人站在我面前，我赶紧把他让进屋里。
来的人也穿着短裤、足球袜，上唇留着短短的胡须，显得精神饱满。
他就是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教育编室主任、后来担任副社长的王吉亭。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接触，却使我和王吉亭成为终生不渝的朋友友，开始了我们之间的20余年的友好相处，直到他去世。
我和王吉亭本来不认识，是市教研室主任查良珍让他来找我约稿的。我们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谈为《中学生读写》杂志写稿子的事，不觉时间已近中午，我留他吃饭，他执意不肯，说他还要去北大附中找章熊谈事。那时章熊是北大附中的语文教研组组长，我是人大附中语文教研组组长。
第一次接触，我觉得王吉亭是一个生活和工作节奏极快的人，他走路不是在走，而是端着双肘在跑。
此后，我为他主编的《中学生读写》写了多篇稿子，他并且放手让我约稿，此后，我为《中学生读写》编了多期刊物。
当时《中学生读写》发行30万册，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创造了不小的经济效益。
我们几乎每月都有几封书信来往。他文笔流畅，行书字写得非常流畅漂亮，约稿信写得十分具体、详尽。
第二年暑假之前，《中学生读写》编辑部黄德蓉来信，说约部分作者到成都开会，会后游览九寨沟。
自从大学毕业，除了大串联，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家门，没有看到过飞机是什么样子。去四川怎么走啊，走蜀道，我读过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也知道安史之乱唐明皇幸蜀过剑阁时的艰难，这么难的蜀道怎么走啊？沿长江溯流而上，三峡的秀丽固然让人向往，但是他的险恶又让人畏惧。况且，近日报载，瞿塘峡山体滑波，堵塞了长江，船能过得去吗？种种疑虑涌上心头。
最后我决定舍弃难行的秦岭古栈道，取道武汉，看镇涛；溯长江上行，游三峡；到重庆，拜谒歌乐山上的烈士忠骨，再转道成都。我与淑蕙偕王刚同行，让他们也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时我工资很低，每月只有几十元钱，有些微薄的稿费收入，到武汉不敢住宾馆，就住在老同学洪镇涛家里。
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当年热得难捱。两家七口人，挤在不足十平米的客厅里的吊扇下，分享那一点点从扇叶吹出的热风。睡觉前，竹床洒上水，但一会儿就被热气烘干。
在武汉的四天，镇涛带我们游了归元寺、三民路、汉正街，观览了长江大桥。
这几天我们在武汉，累坏了文啸，她既要陪我们逛街，又要买菜做饭，照顾我们吃喝。那时大家经济条件都不好，没条件去外面餐馆吃饭，每天三餐饭累得她直不起腰。
在我们离开武汉时，他们一家四口送我们上船。在王家巷码头，船缓缓离岸，驶入烟波浩渺的江心，我茫然地站在甲板上，频频回首眺望，船穿过长江大桥，江城渐远，且越来越远，蓦然回首，还看到王家巷码头上，他们一家四口还在向远去的我们招手。
我脑际突然涌现李白的《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远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我没有李白的才情，他也不是像汪伦那样的农夫，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却是相通、相同的。
船行在茫茫长江江心，江水浩瀚，想到遥远陌生的巴蜀，我的心像江水一样茫然。
船溯水上行，至沙市靠岸，我买了两麻袋西瓜，同屋八个人，天天吃西瓜。大概与水土有关，我觉得北京的西瓜远远没有沙市的西瓜那么甜。前些年，忘年交的朋友司马彦，陪我从武汉驾车到公安县去约稿，车过沙市，我还向他提及当年在沙市买西瓜的事，可惜当时正是冬天，没能再吃上沙市的西瓜。
长江沿岸的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实在是太丰富了。我是学文的，每到一处，我都想到古人在这些地方的活动和对这些地方的描写。
船过秭归，我看到“水色如黛，澄清可掬”的香溪。香溪由北向南注入长江，在香溪和长江的交汇处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线，香溪的水清澈碧绿，而长江的水浑浊橙黄。据说昭君入宫前曾在香溪洗脸，她的粉脂留在香溪，因此香溪的水是香的。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咏怀古迹》中写道：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历代歌咏昭君的诗实在是太多了，但没有任何一首能超过杜甫。它写出了昭君的怨艾，“紫台”渐远，“朔漠”无边，可恨的御用画师毛延寿，让有沉鱼落雁之容的昭君离别汉宫，远嫁匈奴。
我在呼和浩特曾拜谒“青冢”昭君墓。昭君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自她怀抱琵琶，骑马出塞，蒙汉边界竟然出现“胡马不曾度阴山”的几十年的和平景象。
我是多么想下船去看看昭君、屈原的故里，但那是不可能的。
船过三峡，景色美不胜收。写三峡的文字实在太多了，我不赘述。让我感兴趣的是滟滪堆。古代咏滟滪堆的诗太多了。
滟滪堆，也称燕窝石。秋冬水枯，它显露江心，长约30米，宽约20米，高约40米，好似一头巨兽横截江流。秋冬之时，下水船可顺势而过；上水船则因水位太低，极易触礁。故有“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之说。夏季洪水暴发，一江怒水直奔滟滪堆，狂澜腾空而起，涡流千转百回，形成“滟滪回澜”的奇观，这时的滟滪堆已大部浸入水下，行船下水，如箭离弦，分厘之差，就会船沉人亡，故必切切记住：“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当滟滪堆露出水面部分如牛、袱、龟、鳖一般大小时，那就须十分警惕了。
为彻底避险滟滪堆的汹滩恶水，疏通长江航道，解放后，三峡航道部门组织力量将这堆礁石炸掉，夔门前没有了滟滪堆，行船至此不再胆战心惊，但后人至此，却不免有些叹惋。市社科院专家邓平认为，峡江有滟滪之阻，自古有之，它已深深融于三峡自然和人文生态之中，川江先民亦对其有畏也有情，滟滪堆耐人寻味的故事不会被人们忘却。
船经过五天四夜的航行，终于到了重庆朝天门码头。在重庆，我们参观了歌乐山当年囚禁革命者的渣滓洞，登上琵琶山观看山城重庆夜景。
从重庆到成都，现在只有3个小时车程，那时的火车要走整整一夜。在硬座车厢里，满地是纸屑、花生瓜子皮，连过道都坐满了人，没有人送水、清扫。就这样，在颠簸中坐了一夜，早晨6点，终于到了成都。至此，我们离家已经半个月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在成都，除了开座谈会，还游览了武侯祠、三苏祠、望江公园、峨眉山。过去，我给成都一家杂志写过《万里桥台女校书》一文，那是我根据历史资料写的，而现在我亲历望江楼，亲临薛涛井，我觉得离这位古代女诗人薛涛更近了。
1985年第一次游峨眉山，1991年和刘英一起再游峨眉山，都是住在红珠山宾馆里。红珠山宾馆在1935年之后，一直是蒋介石的官邸，建筑风格为西式山地别墅，建筑结构设计上虽然全部选用木材，却做到了冬暖夏凉、防弹和单向透音功能。四周森林密布，所在山体昂首向东，居高临下，两侧有红珠湖和灵修湖陪衬，朝迎旭日，，目接天际，晚送赤霞，坐拥山水，灵气涌动，取“龙腾虎跃”之势。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曾下榻于此，并经常在这里接待中外客人。
我们住在和蒋介石下榻的4号楼相对的3号楼。据说朱德委员长来峨眉山曾在3号楼住过。
图：红珠山宾馆4号楼是当年蒋介石的官邸
住在这样的名人住过的宾馆里，我觉得三生有幸。
我和王吉亭商定了《古今文学100题》一书的选题，书的古代部分由我执笔，现代部分由湖北的钟法执笔。半年后，书正式出版。这是我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
（54）再赴巴蜀
在本章中，我要写三个人，我暂时隐去他们的名姓，这倒不是怕招来什么麻烦，因为我写的都是事实，事实就应该经得起推敲，就应该敢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去晒一晒。但考虑到将来书要出版，要印成文字，流传坊间，虽然现在他们中有两位已经早离人世，但他们毕竟还有后代，而前一代人结下的仇怨，不能给后代人留下阴影。所以我暂用W、G1和G2替代其姓名。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个40多岁、在人民大学一个系工作的叫W的人，调到人大附中担任总支书记。此公在人民大学只是一个系秘书，按行政级别，只能算是个科级干部，调到人大附中做正处级的总支书记，算升了一大格。
此公“左”得出奇，只举一个近于滑稽又让人感到沉痛的例子：他的儿子在“六四风波”（当时称为“反革命暴乱”）中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他却做了人民大学清查“六四风波”办公室的负责人。
我不知道他在清肃那些“六四暴徒”时，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被活活开枪打死是怎么想的，这也许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大义灭亲吧！
我们之间的冲突，是在“文革”后的一次整党活动中。那时，我是教师党支部的支部委员，一天上午，教师支部组织整党学习（“六四”之后，党员进行整党和党员登记），《北京科技报》社在先一天通知我去报社开会，是传达市委书记徐维诚对报社的一些指示，我是《北京科技报》社的特约编委，自然应该参加这样的会。
我到总支办公室向W请假，我说：“W，《北京科技报》来电话，让我去参加一个会，上午我要请一下假。”W说：“整党期间，任何人不准请假。”
我说：“我是报社编委，报社的会我应该参加。况且徐维诚讲的也是关于报社整党的问题。”
他说：“我去党委开会，没时间跟你胡搅蛮缠。”说着，他就甩袖子往外走。
“我向他请假，却落了个胡搅蛮缠”我一听这话，火了，这时他把外衣往肩膀上一搭就往外走，我的气不从一处来，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拽进办公室，厉声说：“W！我向你请假，怎么叫胡搅蛮缠？你是总支书记，是领导，讲不讲理？你去党委开会可以，我去市里开会为什么就不可以？”
校长蕫放对这位W的“假马列”也早有微词，他听到我们在吵，就拿起电话，问报社，会议是不是一定要我参加，报社说必须参加。
蕫放放下电话，走过来，说：“我给报社打了电话，说今天报社的会你必须参加。”
这样，就等于把W晾在那里了，从此W对我怀恨在心。
此后不久，W调到人民大学纪检委工作，接替他做总支书记的是G1。
G1是一位化学教师，他怎么接替W做了总支书记，至今不得而知，大概是物以类聚吧。
我带领语文组的老师编了一套教辅资料，除了给本校学生使用之外，校外也来找要用，有些经济收益，这些钱全部都存放在会计室，由我负责支配。
考虑大家当时生活还比较困难，我给参加编写资料的老师发了一些钱，还给每个人做了一套毛料西服。
这件事被在纪检委的W知道了，他就让G1对我进行调查。
G1和我本来有些过节，他在文革中，和我是两派，又因为他来校工作后，偷看女同学洗澡，被人发现揭发（揭发的人是一位本校毕业生），他对我也是怀恨在心，只是没有机会。现在他做了书记，又有纪检委的指示，师出有名，有了靠山，所以对于调查我就十分卖劲。
但我心地坦然，因为这些钱全部存放在会计室，一分钱也没有装进我自己的口袋。
G1调查我，从没找我谈过一次话，只是从我周边找一些平时与我有些龃龉的人，鬼鬼祟祟的谈。别人告诉我，他那个破了皮的小本子，密密麻麻记了满满的一本有关我的材料。受G1邀请，配合G1调查我的，是一个叫G2的人。
关于G2其人，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不到40岁就秃了顶，再加上那深度近视镜片后面透着的凶恶的光、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怀疑的目光，他的形象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现代“座山雕”！
他一辈子在教导处做教导员，做梦都想爬上一个地位并不算高的教导处副主任的位置，但始终也没爬上去。他在教导处负责班主任工作，对班主任来说，他是一个“点子公司”，他经常给班主任出一些整学生的点子。一次他给班主任傅文彬老师出了个点子，傅老师说：“只有脑袋上没毛的人，才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对傅老师的话，他不认为是讽刺，而认为是赞扬。
文革中，为这个，学生没少整他。
文革后，一天，我在路上遇到政治老师王秀华，聊了几句天。被他看到了，他接着就找王秀华问：“刚才王传业跟你谈什么来着？”
王秀华告诉他：“我们说说下周支部活动的事。”
次日，我去传达室取报，正好遇到他，我问他：“G2，那天我和秀华谈点事，你有什么权力问呢！”
没想到，他竟恬不知耻地说：“我们这些人，就是领导的耳目，替领导了解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的工作。”
我说：“有你这样了解情况的么？”
对我的质问，他不脸红，也不感到难为情。他的脸皮真的比树皮还厚。
G1邀请G2帮他调查我，真是物得其用，得其所哉。
后来，我又组织北京市有名望的语文教师，编写了一套教辅资料，没想到，这套资料竟产生了轰动的效应，不到一个月，订数达几万套。收款付款都委托人大附中会计室负责。
这下，就更忙坏了G1和G2，他们天天跑着去做调查，从和我有关系的人到印刷厂，但是总是无功而返。
这次收益，除了支付印刷费、稿费之外，我将两万元钱捐赠给《中学生读写》杂志社，作为举办全国中学生作文竞赛的启动资金。
紧接着，《中学生读写》发布了“作文竞赛”的通知，一个月的时间，全国竟有360万中学生报名参赛。
1986年暑假，作文发奖仪式在成都举行。市教研室李彩群、北京80中学校长高玉琛和我应邀参加了发奖仪式，因为他们两位也是编写教学资料的作者。我们一家三口、高玉琛夫妇和李彩群共6人，仍溯长江上行，取道重庆到成都。还有3位作者赵大鹏、刘福增、李群坐火车，随后赶到成都。
发奖仪式在成都锦江宾馆举行，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成都市委书记王锦成、老作家马识途都参加了发奖仪式。午餐时，康振黄副省长特意让我坐在他身旁，向我对这次作文竞赛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发奖刚刚结束，我回到北京，就接到王吉亭来信：“……京中二虫豸前来此间寻隙，无功而返……”
“虫豸”是辱骂之词，见之于《新五代史.卢程传》：“（卢程）骂（任圜）曰：”尔何虫豸，恃妇家力也——“王吉亭有较深的古典文化修养，但是，他从来不用着些话来骂人，这次大概是G1和G2 实在是让他光火了，他才駡出这样的话来。
原来是，紧随我们之后，G1和G2去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调查我。接待他们的是出版社总编辑、我的好朋友廖德嘉。
这两年，我和四川少儿社的一些人，已超出编者、作者的关系，已经成为朋友。
关于廖德嘉，我想再多写几句，因为他是我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受难的典型。他是个十分耿直的人，但脾气暴躁。50年代，他已经是四川著名的诗人，担任《红领巾》杂志的主编，因为他对分配房屋不公有意见，说了一句“你们简直是一群国民党”的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此，度过18年的铁窗生活。
出狱后，他已经进入老境，被安排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总编辑，他原来的对象已经和别人结婚。但她还依恋着他，她就把自己的姐姐介绍给廖德嘉，这就是他现在的老伴，我称之为嫂子。廖德嘉到北京出差，不住宾馆，住在我家，他说住我家比住宾馆安逸。而我每次到成都，都爱吃廖家嫂子熬的稀饭。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先生赠瞿秋白对联上的一句话。
我觉得人生不能只有一个知己，朋友越多越好，而敌人越少越好。做事情，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余，这是我多年的经验。
我曾问G1：“我到成都是参加作文竞赛发奖，你到成都又是去干什么呢？”
他讷讷不言。
这年的年终，在新年会餐时，G1来到我坐的桌前，举手和我碰杯，我连眼皮都没抬，他尴尬地把手缩回去。
现在G2已经早离人世，命归西天。而G1我们还住同一个大院。每次在院子里见面，他总是很不自然地冲我笑，那笑的样子我实在没法形容，让人看了不舒服，我也无言以对，面无表情地轻轻向他点头。
我至今不知道，他对过去他做的荒唐事是怎么想的。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