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要做好人，不做坏人
按理说，写回忆录者，大多是名人、伟人，那是为了藏之名山而不朽。而一个小小老百姓如我者，是没有资格写回忆录的。
但我自不量力，竟然写起回忆录，这和师友的鼓励分不开。正在我心灰意懒之际，接到从遥远的乌鲁木齐发来的徐福绵学友的短信：“多少名人伟人借回忆或扬己功业，或推卸责任。也许倒是平民，不为利害驱动，往往公正地为历史做传神写照。”
福绵短短几句话，激励着我把回忆录写下去。我绝对做不到像他说的那样“为历史做传神写照”，但我将努力写出我们之一代人所经历的坎坷和磨难。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始终把这话作为信条。
我既不是一个会当官的人，也不是一个愿意当官的人。这就铸定我在人大附中工作35年，做了27年语文教研组长，而没有一官半职。唯一的一次机会，是1985年，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准备调我去作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且向人民大学发了商调函，但因为房子问题没办法发解决，没有去成。
老校长邸文彧退休前，在他的卧室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传业呀，我们瞪大眼睛在找什么呀，是在找接班人啊！”
我知道，邸校长是一个很重“血统”的人，他1938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和我父亲有着相似经历，所以他对我格外器重，批评起来也是毫不留情。
说实在的，我鄙视那些削尖脑袋往上爬的人，他们为捞一官半职，可以不择手段，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出卖朋友，我不愿意和这些人为伍。而且这么多年，我看到那些当官的人，他们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的本事就是，整人！学校是学堂，不是官场，我不愿意作好好先生，更不愿意作整人的人。我说：“邸校长，我是个随意性极强的人，不适合做任何领导工作，让我做做业务就行了。”
我常想，自己何德何能，只要能为别人办点有益的事，就是最大的快乐。
炊事员旋兰普和会计张绍栋是邻居，两家打的不可开交，经学校多次调解，不但没解决，矛盾却越来越激化。张绍栋决定和一个年轻老师换房，搬离旋兰普，这位年轻老师也同意了。可是当张绍栋推着三轮车把东西搬到他家门口时，这位年轻老师听说旋兰普家不好处，又不同意换房了。
张绍栋走投无路，含着泪去找我，我说：“你就搬到楼上我家吧，我搬到楼下你的房子里”。
事后吴英杰校长到我家，他说我为他们两家、也是为学校办了一件大大的好事。
此后，和旋家做邻居几年，我们相处得很好。直到我们搬开后几年，我的小孙女出生时，旋师傅还给孩子送来小衣服。
我曾担任人大附中工资评定小组成员、分房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定的初评委、中评委、高评委。这些虽然是些临时职务，但都是敏感的、大家都关心的利益所在。
在这些工作中，我总是站在弱势的一边。因为这些“弱势者”，他们不会巧言令舌去拉关系，走后门。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照和公正。
语文组的任宝义，1963年首都师范大学毕业，业务能力比较强，但是因为他校外活动太多，两次都没能评上高级职称。到第三次开评委会时，是一个上午，我把任宝义几年来写的一些文章，抱到会场，逐一让评委们看，向他们介绍任宝义的一些情况，评委们基本同意我的意见。
但是，校长胡俊泽却表示不同意见，他主要考虑任宝义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
那时职称评定，一般评委都是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如果领导不同意的，那是绝对通不过的。
下午就要对评定结果进行表决，中午散会时，我和胡校长一直谈到下午两点，我们都没有吃饭。胡校长最后表示，关于任宝义的职称问题，他在会上不表态。
我说：“只要你不表态就可以了。”
任宝义的高级职称终于得以通过。
我在人大附中工作35年，从来不做伤害别人的事，而对别人有好处的事，只要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就尽力去做。
去年我带小友尤志龙拜望年近九旬的史慕贞大姐，她深有感触地对志龙说：“志龙啊，文化大革命中，是传业保护了我。”
在文革中，我确实尽着自己全力去保护那些无辜的老师。那时我住在南小楼，是1966年8月的一天夜晚，红卫兵血洗南小楼，他们大打出手，几个红卫兵追着几个老师在打，从楼下追到楼上，“救命啊！救命啊！”的惨叫声撕心裂肺，几个出身不好的老师，躲在我不足10平米的屋子里，气都不敢出。我站在门口，保护着他们。
我从来不把自己的出身看作是资本，也从来不以自己的出身来傲视别人，但是就因为我出身在所谓的“红五类”家庭里，红卫兵不太敢惹我，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点优越性，我才能保护一下别人。
黎昌严老师有些积蓄，她怕红卫兵抄她的家，就把存折交我保存吗，我将存折保存半年，直到抄家风波平息，才还给她。
刘荫基老师，因为平时要求同学十分严格，一个过去表现不好的同学，借文革之机对刘老师进行报复。他每天让刘老师到教室扫地，扫完地再毒打他一顿。我曾去找这个学生的家长，让他教育自己的孩子。这个家长，虽然在接待我时极不情愿，但他还是说了自己的孩子，此后刘老师境遇有了改变。
那些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终有一天会被人唾弃。
“文革”中，是个人性大暴露的时代，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那些以往对领导吹捧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肉麻的人，“文革”风暴一来，他们竟然拍着桌子，对昔日他们吹捧过的领导、今日的“走资派”， 大骂出口，大打出手，他们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一个人在落难时，一句安慰的话，他会暖若春阳，一点伤害，他会痛若蝎螫。
直到今天，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没伤害过别人，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56）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摆在我案头的这本《心路足音》，是亡友任宝义的著作。看完这本书，我眼前仿佛出现波光粼粼的白洋淀及其岸边风光旖旎的原野。
为了完成这本书，任宝义在弥留之际，辗转于病榻药灶之间，忍受着癌症带来的常人难于忍受的疼痛，整日趴在医院病床的电脑前，赶写他最后留给人们的心音，直到他去世之前几天，书稿才打印完成，这是怎样的执着和毅力啊！
中学时代的任宝义，是从白洋淀畔的雄县来到北京的。他有冀中人特有的淳朴，也有河北人独特的幽默。他话不多，但是他会突然冒出一句话，让你忍俊不住，捧腹大笑。
任宝义1938年出生于河北省雄县胡家台村。一望无际的冀中大平原哺育了他的淳朴和真诚，也培养了他的刻苦与耐劳。这，就是他笔下的家乡：
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在地里干活，空气中充满了青草和庄稼的清香。耪地时锄头掉了，找块砸东西的砖头都没有。在高粱、玉米地里干活，谁也看不见谁……
在家乡读完小学，他只身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九中，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完成了学业。在九中上学期间，生活十分艰苦。他寄住在当时做工人的大哥家，因为大哥工资低，孩子又多，大嫂又没有工作，生活极端困难。在农村的父亲也没有钱给他，所以除了吃饭，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消费。每天午饭只有带的两个窝头和一点咸菜，很少吃到青菜。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使他患了夜盲症，没有钱去医院诊治，只能从药店买了一瓶鱼肝油丸吃，才慢慢好起来。
1956年，他怀着美好的理想和强烈的学习欲望进入人大附中。在校3年，他寒窗苦读，广泛涉猎各门类书籍，不论是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他都广泛阅读。他的作文多次作为范文，被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念给同学听。他苦读孙犁、康濯、赵树理、孙谦、周立波、杨沫、刘绍棠的作品，除了上课，他的时间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
在大学学习期间，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秀，曾担任学习班长。
但是，他毕竟是从白洋淀走来的农家孩子，他梦魂牵绕的是故乡的土地和故乡的父老乡亲。他四岁丧母，是姥姥、奶奶把他哺育成人，他疼爱二老。但是，二老在三年天灾人祸的灾害中饿死了。他觉得恩情未报，痛不欲生，有一首他悼念二老的诗：
少小离家去，京畿读书贫。
只逢寒暑假，必看二老亲。
每次离别去，犹绕呼孙音。
梦里见二老，醒后掩泪痕。
三年困难时，噩耗传悲音。
不见双祖母，黄土添新坟。
恩情未能报，痛煞隔辈人。
呼天复抢地，痛哭泪沾襟。
每逢清明时，倍思祖母恩。
天国可安否？思念欲断魂。
叮嘱两祖母，来世还为孙。
让他痛哭的，绝不是仅仅他的祖母，他是为家乡那些活活饿死的父老乡亲在痛哭：
1960年暑假我回了一趟老家，这时的农村已经“弹尽粮绝”，连树皮都被饥饿的农民剥光了，人们靠吃草籽度日。村里每天都有饿死的人被抬出去埋掉，实在惨不忍睹。
（《心路足音》23页）
在那个多言多失的时代，讲真话就是大逆不道。回到学校，他谈了在家乡农村的所见所闻 ，没想到却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是他在会上作了违心的“深刻检查”，才没有受处分，划右派。
我和任宝义共事始于1982年，当时，他从北京24中学调到他的母校人大附中担任语文教师，我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接触机会就多了。
经过一段时间了解，我发现他是一个能热心助人，勤于事业，并且能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人。
当时他的家庭负担很重，除了上课 ，他还要照顾多年瘫痪在病床上的父亲和不满7岁的女儿任爱东。但是，别人无论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他总是慷慨应允，从不推辞。所以我愿意把教研组的一些具体事务交给他，他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完成。比如当时语文组编一些资料，发稿子、跑印厂、做校对，这些事情就常常落在他的肩上。
记得，有一次在语文组发放劳务费时，考虑他担任的任务重，给他多发了600元钱，这件事被当时一个担任总支书记的人G1知道了，硬是把他那多发的600元充了公，他也毫无怨言。
上个世纪末，我和任宝义都兼职于刘英主持的北京市民盟群力中教咨询处，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应该说，咨询处的建立，一直到为刘英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任宝义的功不可没。
刘英和任宝义是大学同班同学，论才学和水平，刘英不能和任宝义同日而语。咨询处从成立到工作的全面展开，都是由任宝义和我一起完成的。但是，刘英对任宝义缺乏必要的尊重，有时候还在大庭广众训斥他，一点情面都不留。任宝义毫不理会，照常工作。他的涵养和大度，应该说超过一般人。
在我离开北京市民盟群力中教咨询处之后不久，被刘英所挤兑，任宝义也相继离开了在全国教育界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中教咨询处。这时咨询处虽然已经建立3年，但是刘英对咨询处的业务一窍不通。在任宝义离开之后，刘英曾经组织了 一次全国高考研讨会，有几百人到会，刘英却不知道会议应该怎么组织，怎么安排。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他请任宝义再度出山，任宝义立即赴会“救火”， 帮助他完成了会议的各项议程。应该说，他是一个不记前嫌，宽容大度的人。
任宝义有较高的写作素质，他在读书时，他的作文就屡屡被老师推荐给同学作为范文。在他去世之后，他的爱女任爱东给我送来他生前存留的部分杂志，在这些杂志上，有他发表的好多文章。我还意外地发现了一叠手稿，稿纸有些泛黄，那是他写的《论孙犁小说中的妇女形象》的论文，字体隽秀，柔中有刚。我从众多杂志中，终于找到这份手稿的铅印稿，这份稿子发表在山西省教育学院学报《教学与管理》1989年第二期上。
他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人不知而不愠”是他的做人原则。因此他的才能也不为人所知。在语文组，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在职称评定时，很多人都在拉关系、走后门，送材料，造舆论，他却泰然处之。和他同校、同系、同年毕业的、人品学识都不如他的人，都评为高级教师，可是他直到几年后，第三批才被评为高级教师。他把名利看的淡然。
学校进行福利分房，这是所有人都关注的大事，可是他却无动于衷。按照他的职称和工龄，他本来可以分到一套3居室的住房，当时分房在即，可是因为他有过多的社会兼职，提前一年退休了，因此他只分到一套两居室。当时我曾苦苦劝他先不退休，哪怕歇病假，也要等到退休年龄。他十分平静地说：“谁的房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住就行了。”
2006年的阴历腊月28日，他因为患淋巴瘤住进肿瘤医院，第二天做了肿块切除手术，由于药物过敏，血压几乎降到零，医生在急救中切开他的气管，使他失去说话的能力。大年初二我去医院看他，他已经不不能说话，在纸上写了这样几个字：“大家都在欢欢乐乐过新年，我却在度鬼门关。”
医生告诉他的家属，他的寿命至多还有半年！
但是他却以自己的毅力，闯过了半年的生死线，一年，两年，三年……
在此后几年里，他又几次住院，几次开刀，化疗放疗，忍受着常人难于忍受的痛苦。但是，他不把病放在心上，照常骑着自行车出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照常继续做他的社会兼职工作。
他嗜烟如命，本来在住院期间，他戒掉了烟瘾，但是，出院之后，他照抽不误，而且是变本加厉。我曾苦苦劝他，说明癌症和香烟的利害关系。他毫不在意地说：“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为什么要克制自己的嗜好呢！”
2012年年初，他又住进地坛医院，我曾多次去医院看他。他说：“这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住院了，出院的希望不大了。”大概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来日不多，所以他在抓紧那有限的时间，做他临别要做的事情。他趴在病床电脑前，在写他最后的著作《心路足音》。他要把自己的“心路”和“足音”留给后人。
2012年3月5日下午6时，我接到他的爱女任爱东的电话：“爸爸病危，可能不久于人世。”
我顾不得吃晚饭，赶到医院，他已经是重度昏迷，呼吸微弱，闭着双眼，但是脸上的表情还和往日那样平静。
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舍不得他喜欢的事业，舍不得他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舍不得他的爱女任爱东……
晚8点49分，他安然长逝了。
床头柜上放着刚刚装订成册的还透着淡淡墨香的《心路足音》。翻看那书页，一首《题人大附中语文组照》的诗跳入我眼帘。那诗写于2011年8月7日人大附中60年校庆时：
斗转星移换乾坤，三尺讲坛度光阴。
文运坎坷命多舛，更有来者步后尘。
传道授业留后世，青胜于蓝慰人心。
后浪滚涌逐前浪，喜有后薪续前薪。
（57）好友庄之明、詹家瑄
我有幸，在《庄之明文学评论集》付梓之前读了他的清样稿，读后激动不已，彻夜难眠。说实在话，和庄之明交往20余年，使我真正全面认识庄之明，是在读完这部书稿之后。
我退休之后，混迹于书界15年，书界朋友戏说我是书界的“泰斗”“黄埔军校教官”，这些过誉之词，令我汗颜。其实，当初我对做书是一窍不通的，就连书的版权页、开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老庄(他喜欢人叫他“老庄”，不愿意人称他“庄总”)帮助支持我走上这条路的，使我在书界混出一点名堂。
我在想，一个作家他的为文和为人应该是一致的，老庄做到了这一点。他为文曲，为人直。关于他的为文，许多方家学者都做了比较全面的、中肯的评论，我不再冗赘，我要说的是他的为人。
上个世纪末，我从中学退休之后，受聘在一个民办事业单位工作。一时突发奇想，想要搞图书出版。于是邀请名家名师，撰写了一套教辅书，但是怎样把这样一部手写的稿子，变成铅印的书本，我却不知道。此前我虽然也写过一些教辅读物，那都是由出版社操作的，我自己一无所知。
我带了稿子去见老庄，说了我的想法，老庄马上拍板支持我出版这套书。首先是他毫无代价地提供给我7个书号，然后是组织有关编辑人员对书稿进行审读，再找人设计封面，直到全部工作完成，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问世。
说实在话，当时一些出版社卖书号成风，一部分掌管书号的人借给民营书业提供书号谋取私利的事也屡见不鲜，而老庄没有这样做，是他的慧眼让他看重这套教辅书的价值，因为这套书是由有名望有经验的教师编写的。
事后，我只是在万龙洲请为这本书付出精力的编辑人员（老庄也参加）吃了一顿便饭。在那样一个人欲横流、物欲熏心的背景下，老庄的做法让人感佩。
老庄是一个重友情的人，他的朋友很多，是凡朋友有困难，他都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不图回报。好友詹家瑄告诉我，为了她的一件琐事，老庄竟带着詹家瑄去找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同志，请李克强帮忙解决。
他不趋炎附势，他待朋友，上至中央一些领导，下至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他本来日常工作就很忙，可是一些外地出版社的同志来北京出差，他亲自安排住处，一些出版社的家属来北京旅游，买火车票的事也去找他，他从不嫌烦，极力帮忙解决。
我和老庄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善解人意，我愿意向他敞开心扉。他没有大作家的架子，也没有领导人的盛气凌人。他的亲和力，可以让初次见面的人无拘无束。
当初他为铁凝改稿子，发稿子，绝不是因为他看到铁凝日后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而是他慧眼识才，看到铁凝是一个在写作上有前途的中学生。前些时，我和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到他家，他把铁凝在中学时代写给他的十几封信交给建功，希望在现代文学馆保存。
在家里，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在外面，他是一个有感召力的好朋友。他的平易影响了他的全家和他周围的人。他的妻子王淑琴，中学教师，和我是同行。她的年龄比我小，应该是妹妹，但是她对我的关心却像一个大姐姐。我每到她家，她知道我血糖高，总是把她平时舍不得吃的进口巧克力拿给我吃。遇到老庄谈工作，她总是回避，遇到老庄招待客人吃饭，她从不参与。她的贤惠是老庄的所有朋友都知道的。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患绝症多年，被医院“判了死刑”，正是她的顽强毅力和豁达胸怀，让她战胜了疾病。
最难忘的是2009年初冬，好友詹家瑄邀老庄夫妇和我到珠海旅游度假。近十天，我们朝夕相处，契阔谈宴，无所不及。淑琴大姐话很少，她只是咪着一双笑眼望着我们侃，但关键时候她的一两句话却能说到点上，说到你心里。每当上街走路，淑琴大姐总是挽着我的胳膊走在前面，老庄跟在后面。我们多么像忘记自己年龄两小无猜的姐弟啊！
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他们对我健康的担心。当时我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而且正是书业萧条、市场疲软的多灾多难之秋，我已经是身心俱疲，难于支持。他们让我放下沉重的包袱，善待自己，并且淑琴大姐以她自身的病痛和经历，告诫我健康的重要。在他们的劝导下，我终于放下肩上沉重的担子，准备洗手了。
感谢老庄和淑琴大姐，是他们让我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也感谢好友詹家瑄，是她带着我们吃遍珠海的名菜大餐，并且带我们游览澳门，虽然此前我们都曾去过多次，但同行之乐，却无以言表。
庄之明，值得信赖的永远的朋友，愿他在晚年健康长寿。
（58）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1987年的春天，任宝义告诉我，民盟北京市委有一个营业执照，但没有事情可做，问我能不能把它利用起来。我说，可以考虑成立一个中学教育咨询处。因为在当时，教育战线经过拨乱反正，很多问题亟待解决，高考的升温，素质教育介入，更让各学校的领导无所适从。
我的意见，得到民盟北京市委的首肯。
于是，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办这个咨询处。首先是名称，因为民盟营业执照名称是群力，就取名叫群力中学教育咨询处，群策群力，名字也算好。
其次，是确定负责人，因为是民主党派筹办的，就由民盟盟员刘英负责其事，民盟市委的关有龄主抓和沟通。
刘英其人，是1963届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毕业后在苹果园中学教语文，他和任宝义是同班同学。
再次是经费，没有钱办不了事。我提议，搞些短线产品，尽快筹集启动资金，并且具体提出建立“中学教育信息网”，每个入网学校，每年缴纳40元入网费，我们就对这些学校做全年的资料咨询服务。
没有钱印专用信封，我和任宝义就从西单成文厚买了10000个信封，整整装了一麻袋，没钱打的，我们就拖着麻袋上了公交车。我们先把信封的落款处用橡皮图章一个个盖好，然后再一个个去写信封，再把信文装进去，10000封信，整整忙了10多天。
信终于发出去了。
很快，就有400多所学校报名加入信息网，一下就有了一万多元的收入。我们这位刘英思想很超前，他竟用几千元买了对虾，去走关系。我告诫他，我说：“刘英，现在我们只是在起始阶段，用钱的地方很多，对虾之类可以先不买。”
没想到，刘英却举着计算器跟我说：“按现在势头，入信息网的1000户没问题，这样我们就有四万元钱的收入。完全不用担心。”
我说：“我们收了人家的钱，就要给人家学校服务，就要给人家寄资料，这些地方都需要钱，对虾的事，并不是当务之急。”
看来，在咨询处成立之初，我们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就有了分歧。
那时，刘英差不多每天从苹果园中学下班，都夹着皮包到我家，虚心地向我请教，毕恭毕敬，谈咨询处未来的发展。
在我的建议和操作下，1988年编写了一套《高考考前复习资料》，撰稿的都是北京市特级教师或有名望的专家，有些还是高考命题人。
资料征订单发出以后，产生了轰动的效应，每天接到的汇款单，会计一个人登记不过来，大家就一起帮忙登。
邮局兑款忙不过来，刘英就让邮局加班加点，每张汇款单给邮局5分钱的好处费。
钱越来越多，刘英的手也越来越大。一次在四川成都，刘英让王雁飞（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王吉亭之子）去买天麻，雁飞问：“买多少？”刘英说：“买10斤。”
王吉亭不无感触地说：“你们不是在买土豆吧！”
在四川成都，几百元一只的绿毛龟，刘英一下买了10只。
我突然想起“穷人乍富”这个词，这是个山东方言，形容东胜人靠开矿发财，成为“暴发户”，后来推而广之，用来形容一些无知的人的炫耀心理，这些人一旦有了钱，表现得张扬自大，唯我独尊，甚至欺负弱小，是典型的小农意识的体现。
用“穷人乍富”来形容刘英，我想是非常恰当的。
看到这种情况，我郑重向刘英说：“经济上的问题，我不管，不干预，但是，将来我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样刘英花钱就更无拘无束。
那时，我们还没有今天的那种商品意识和价值观念，我和任宝义在咨询处兼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业来做，都没有兼职的工资，只是刘英什么时候高兴时，就给我们一点钱。
从约作者到编辑发稿，再到校对定稿，都是我和任宝义来做。每天我们早出晚归，联系作者，跑印厂。
除了发行资料，我们还组织了各种会议和培训。其中比较固定的是，高考研讨会每年召开两次，校长研讨会每年一次。
因为咨询处名声越来越大，参加研讨会的常常是人满为患。那时的会议是在人民大学留学生楼举办。
主持其事的，自然落在我和任宝义的头上。刘英只是在代表报到之后，提着皮包把会议费拎走，此后就再不见人。
对刘英来说，这些活动的最大收获是钱，对我来说，是交了不少朋友。
其中我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曾鹤鸣。曾鹤鸣是萍乡市教研室主任，我们相识20多年，成为知心朋友，当初有一个有趣的开头。那是1988年，我们组织的第一届校长研讨会，我们的代表名册把“萍乡市教研室主任”曾鹤鸣错印成“萍乡市一中教导主任”，曾鹤鸣找到当时会务组负责报到的关有龄，要求改正。
关有龄极不耐烦地说：“这么多本名册，我没办法给你改。”
曾鹤鸣说：“你们印错了，为什么不能改？”
关有龄说：“名册已经发下去了，我怎么给你改。”
曾鹤鸣更生气了，矛盾有点激化。我走过去，把曾鹤鸣拉到一边，我说：“曾主任，你看这样办行不行，开会那天，我在会上做个更正，让大家改一下好不好？”
曾鹤鸣表示同意后，我们开始聊天。我问他：“在你做教研室主任之前，主任是不是柳斌？”
他说：“是。这次来开会，我也想顺便看看他。”
我终于找到我们共同的话题。
我说：“需要什么帮助吗？柳斌是我后一届同学，他的女儿柳桉又是我的学生，他的夫人刘靖就在这个楼上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办公。”
我们聊得很默契，曾主任的情绪也开始平静了。
此后，我们组织的校长研讨会，曾主任每年都来参加。再后，我离开民盟咨询处，曾主任也是每年都到北京，到北京总是来看我。我也两次到萍乡，他都一直陪伴我。在我回北京时，他又派车送我到离萍乡百里之外的长沙机场。
1991年，我们主持在黄山中国人民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办一次校长研讨会，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学术交流中心的负责人是我的师大同学、人大同事宋柏尧小师弟，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这次会，因为安徽洪水，到会代表不多，只有40多人。报到的当天晚上，我正坐在门口乘凉，突然一个满身泥浆的老年人进来，我定睛一看，惊住了，赶紧跑过去：“子龙兄，是你！”
他就是我来民盟群力中教咨询处后，通过组织会议结交的朋友刘子龙。
子龙告诉我，他和老伴一起来游黄山，听说这里有会，特意来送会务费，因为发水，他把老伴留在合肥，自己只身到黄山，半路汽车坏了，大家就下来推车，弄得满身是泥浆，他说明天早晨就离开。
我说：“你既然不参加会，来送什么会务费呢！”
他说：“咱们咨询处的会，我都参加。这次的会不参加，就给我寄一些会议材料。”
确实，自从我在咨询处工作以来，不论是语文、政治等单科教学研讨会，还是校长或高考研讨会，他都来参加。
因为他善于扑捉信息，他的高考复读班办的非常好。当年的升学率占整个鹤岗市高考录取比例的58%，黑龙江省省内好多复读生到他的复读班来复读。
后来他又办了普通全日制中学，成为黑龙江私立中学中的名校。
在鹤岗市，他创办的育才私立学校闻名省内外。刘子龙早年就读于国共合作时期创立的黄埔军校第二十三期，这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期黄埔军校。记得1994年我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学校信息中心在四川省新都举办校长研讨会，子龙也参加了。他说会议结束想去成都看看黄埔军校23期的校址，问我有没有去成都的车。我说我也准备去成都，顺便送他。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去房间叫他，同屋的人告诉我，他早晨5点就起身走了。他那样的高龄，自己坐公交车走了，我没有能送他，感到愧疚。
1988年，刘子龙从鹤岗市第三中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面对当时大量高考落榜生重读困难的局面，刘子龙毅然走上了创办民办学校之路，办学初期，一无资金，二无教师，三无设备，刘子龙只好校长、班主任、工友一身兼。他只聘请了几位任课教师，就开始了艰辛的创业。1994年高考，学校有491人升入大中专院校，升学率为78.7%，受到社会和家长的好评。1995年刘子龙校长自筹资金600余万元，仅用一年时间,就建起了总面积达l万平方米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学校也从最初的100多名学生、4名教职工，发展到拥有2500名学生、226名教职工的鹤岗市第一所全日制私立完全中学。
20多年来，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当年的友谊，我们以哥弟相称，我称他“子龙兄”，他称我“老弟”。他曾多次邀我到鹤岗去，并说带我去中苏边界哨所的岗楼上，去看看穿着花布拉吉采土豆的俄国少女，但我总是因为杂事缠身，终未成行。
去中苏边界看看穿着花布拉吉采土豆的俄国少女的愿望，看来永远不能实现了。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刘子龙已经去世了。也怪我，近半年我没有给他打电话。
子龙兄，一路走好！
图：刘子龙遗体告别仪式
我在民盟咨询处工作了3年多，为刘英创造了为数不少的财富。但是，刘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年每天夹着皮包到我家来毕恭毕敬地请教的刘英了，他财大气粗，盛气凌人，他觉得我这套对业务的操作规程他已经掌握了，觉得我在咨询处已经是碍眼并且是多余的人了。
我意识到这一点，咨询处不再需要我，我就自动离开了，他也不做更多的挽留。
在我离开的当时，北师大李敬德教授恳切地跟刘英说：“刘英啊，王传业离开咨询处，随着时间，你会意识到损失有多大。”
在我离开不久，任宝义也相继离开咨询处。
我们离开之后，刘英事必躬亲。我给他策划的高考试卷还继续出，他竟然把“1993年高考模拟”的头号大字标题，错印成“1939年”，化学试题图没上版（当时是铅印）就印刷了，造成试卷寄到学校学生没法用。
高考研讨会好多代表来了，他却不知道会应该怎么组织，只得把任宝义临时请去救场。
在极度紧张劳累中，他撒手人寰，年龄不到60岁。
中国有句俗话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在想，如果当初不成立咨询处，刘英还在他的苹果园中学教书，拿他的不多的、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他也许能颐养天年，享受他的天伦之乐。再退一步说，他如果有容人之量，不把我和任宝义挤走，他也不至于戴着高度近视镜趴在桌子上心急火燎地作校对，他也不会那么早的离开人世。
人啊，千万不要太贪心啊！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