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者之影

当时我还太小,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样的严重事件。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件事如果放在别的人身上,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父亲的好友、党校校长陈松奇在反右斗争开始后,逐个整肃他的对立面,但单纯的父亲却没有察觉这是一个可怕灾难的开始。父亲在这个运动中没有受到伤害本来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为人直率,有话便说。可是当上面布置党员向党提意见时,父亲说,我对党没有意见,所以我不对党提意见。

这个一向直率得像一块生铁的铁山,竟然说出了如此深思熟虑的话,不由得让陈松奇吃惊和提防。陈松奇就找了个机会问铁山,为什么不对党提意见?铁山说,社会主义是一个艰难的事业,共产主义是一个遥远的事业,无论哪一个政党来负担这个使命,它都要经受考验,它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才建国几年的功夫,共产党已经做得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想不出有什么意见好提,我对它的表现很满意,如果一定要我说,我说的可能会被人利用,所以我宁愿不说。

陈松奇这才明白,这个人说的是真话,并非有什么城府,他真诚地认为不应该对党提意见,党要大家提意见是一种胸怀,但我们必须以鼓励为主。

但我对人有意见。铁山突然说。因为人不能代表党。

你对谁有意见呢?陈松奇问。

你,我对你有意见。铁山说。

起先陈松奇以为铁山是在开玩笑,后来他才渐渐明白,铁山在严肃的事情上是从来不开玩笑的。铁山对他的好朋友说,你这个人有时候在课堂上讲的话,和私底下讲的话不一样,这是不好的。

陈松奇想,铁山能先把意见跟他说,而不在党小组会上提,还是把他当好朋友的。

陈松奇说,你说得对,我改。

可是铁山却说,我看你很难改得了。

这好像是一个预言,预测了他们关系的彻底破裂。在一次生活会上,铁山突然把矛头指向陈松奇,内容跟他私下和陈松奇说的一样,但陈松奇在会上听到这些话,就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不太相信铁山会整他,因为在铁山的身上找不到任何要与他敌对的动机。陈松奇秘密调查了一遍,证实铁山并没有拉帮结派要搞倒他,所以陈松奇认为,这又是这个怪人的一次“发疯”而已。

陈松奇把铁山请到家里喝酒,目的是要消除他这种莽撞行为的后患,并公开明确地把这个人拉到自己的阵营里。因为他知道,这个直率的家伙如果是自己人,会是一个铁杆同道,如果不是自己人,就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但这次喝酒导致了铁山和陈松奇关系的彻底破裂。

当晚,在喝了三两白烧后,陈松奇为了把铁山纳为同一阵线的战友,他向铁山出示了他要在反右斗争中消灭的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一个姓柳的,他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朋友。铁山听完陈松奇的叙述后无比骇异,他问陈松奇为什么要清除姓柳的那个人?因为这是一个几乎找不到缺点的老好人,他没有任何错误,也没得罪过陈松奇。铁山认为,就是出于私怨而要清除柳,不如先清除他铁山好了,因为自己当面顶过陈松奇。

陈松奇回答了铁山,这种回答对于铁山是爆炸性的——陈松奇说,正因为他没有错误,所以他要倒霉,有错误的人永远不会倒,因为有错误的人就是有观点的人,有观点的人总有他胜利的时候。

为什么?铁山问。在他看来,错误就是错误,它总是要被撂倒,就像真理终必将谬误踩在脚下一样明白无误。

为什么呢?铁山问,你说说看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他妈的真理。陈松奇说,他是很少说粗口的,但他现在喝了酒。他说,共产主义是很难实现的。

……铁山并不是没听过这样的言论,他在资料室里天天看外参,敌人如何攻击共产主义铁山都不觉奇怪,但这话却从他一直非常尊敬的党校校长、他的好朋友、他的战友、天天教导别人信念的人嘴里说出来,铁山整个人像崩溃了一样。虽然当时他并没有表露出来,但铁山的心灵如同遭遇泥石流,有了山崩地裂的感觉。

他意识到:眼前这个人说的是真话,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他的朋友,所以才讲真话。这个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坚定地以追求共产主义为自己终生目标的人,时刻都被那个伟大的理想吸引着:那个物质极大丰富,却没有因此产生私心的圣洁的社会,更极大丰富的是人的品格——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按需分配的社会里,人却不会多拿一针一线,这是多么美好超越的社会和心灵啊!铁山打仗的所有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目标的达成。

可是今天,他最崇拜的战友对他说,那是一个骗局,是一个乌有之乡。也就是说,铁山的周围是一批根本不相信自己信仰的假同道、假共产主义者。他生活在这样一群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理想,除了他这个傻瓜,也许大家把他当傻瓜看已经很久很久了。

当天晚上,铁山一个人在操场,他在黑漆漆的夜里一个人沿着跑道疯狂奔跑。冷风砭入肌骨,他的心一块一块剥掉到地上。

我相信父亲在那天晚上的痛苦达到了极限。现在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有像他这样的人,如果你不相信,说明你非常浅薄,你不了解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能进行到今天,一定有像我父亲这样真正相信它的理想的、纯粹的人存在着,否则是不可想像的。平时,父亲不算是个生动的人,他的话并不多,所以显示不出他的个性,但他有足够的理性,做事井井有条。但在某一时刻,他最隐秘的地方被伤害时,这个人就完全变了模样。

他回到家,竟然在书房里一个人摔东西。这是母亲对我回忆的,我实在想像不出这个人发火会是怎样的情形。他对母亲说了一夜,所有怒火都对着陈松奇。他像一个满怀深仇大恨的战士一样,无情地向敌人倾泻炮火——是的,他已经把陈松奇当成了敌人,或者说最可耻的叛徒。

可是过了一天,他又完全变了模样,像一个软弱无助的人,一个人在书房坐上一天,呆

呆地看着窗外,不看书,也不去上课。母亲只好给他去请病假。他一个人看着窗外的时候,眼神浸透了忧伤的光芒。

他开始长达半年不跟陈松奇说话,大家都知道这一对朋友正式交恶了。但陈松奇对外称,他从来没有和铁山闹过矛盾,是铁山对他有误会。陈松奇知道,这个人不能得罪,他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

有天早上父亲起床后,突然对母亲说,你知道我昨晚梦见谁了吗?

你梦见了阿尔伯特,是吗?母亲问。

父亲摇摇头,我梦见他了,我梦见陈松奇了。

这种人有什么好梦见的?母亲说,陈松奇就是个恶人、小人,忘恩负义,他跟你本来就是两样人,你梦他干啥?

我梦见他了,梦见和他在河边见面。铁山说。母亲知道河边是他和陈松奇散步探讨课题的地方。我梦见他掉进水里,我跳进水里奋力救他,把他拉上来,我们抱头痛哭,我对他说,你不会游泳,为什么不叫上我,好歹我能保护你啊,他也抱着我痛哭,说,我等了你好久,你不来,我以为你不要我了,我听了就放声大哭,不知道哭了多久,直到醒的那一刻好像还在哭,是哭醒的。

人家早就把你忘了,你却在梦里为他哭。母亲嗤笑道。

母亲真的在父亲的枕巾上看到了一大片湿的痕迹。

这是一个可笑的梦,连母亲也这么认为。她早就看透了陈松奇这个人,奇怪的是比母亲聪明百倍的父亲,却始终不愿意相信陈松奇是那样的人。直到几年后,陈松奇已经调走很久了,父亲还会经常作这样的想像:有一天,他主动去找陈松奇,他见陈松奇的第一面一定是先流泪后说话,因为在父亲心里,失去一个好朋友是刻骨铭心的。他要和他的朋友一起对着真理,把应该流的泪都流光,看看到底是谁得罪了真理和信仰。

这种想像是很可笑的,陈松奇早就把这个傻瓜忘了。母亲说,你就一厢情愿吧!只有你这个傻瓜才会这样想,人家现在当了更大的官,而你呢,自从解放以后,你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越干越退步。父亲的确是这样,后来他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副校长是不能做了,一直当一个普通的教授。

母亲和父亲正式的感情破裂源于母亲这句致命的话。为了这句话,父亲当场和母亲扭打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听到这话后会突然发狂,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恐怖的画面——他像一条疯狗一样冲上去把母亲打翻在地,两人在地板上滚动,撕扯着对方的衣服。

可怜的母亲到打完架还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父亲。渐渐我们了解到,父亲并不是因为母亲说他无能,他才不怕别人说他无能。真正的原因竟然是母亲说陈松奇的坏话让他发疯,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她说出了父亲和陈松奇关系的真相:这两个人根本上从来就不是朋友,也就是说,父亲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所有人都不是他的朋友。

父亲被迫看到了某种真相,他绝望了,所以突然间一反常态,完全背离他本人平常的性情,疯狂发作,歇斯底里像野兽一样,因为母亲说出了那个他不愿意承认的真相。

母亲流着泪说,铁山,你不要这样打我,我说对了,是不是?所以你受不了了,你就打我,是不是?

父亲失声痛哭。

事实上母亲在解放初期已经领教过父亲发疯的行为,但只有一两次。可这回不一样,好像开出一个破口,从这件事之后,父亲变得极其脆弱,只要一提到他和陈松奇的事,他就有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变得歇斯底里,把饭桌掀翻,甚至把汤碗扣在母亲脸上。可在平时,父亲是老实平和的,经常帮母亲洗菜,也很爱我们。那天,他把汤碗扣在母亲脸上后,他自己非常难过,一把抱起母亲冲到医疗室。接下来的一个月父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在他的精心照料下,母亲的脸上没有留下伤痕。

你爸疯了。母亲对我说,他得了一种怪病。

父亲的解释与此不同,他对我说,你母亲不应该讥讽我,更不应该嘲笑他(指陈松奇),谁都可以笑我们,她不能。她这样做让我伤心,她忘记了她是因为什么才和我走到一起的,她怎么能这样说呢?即使陈松奇是坏蛋,她怎么能笑呢?她难道不应该哭吗?发生了这件让他如此痛彻心扉的事情,哀哭都来不及,可是她居然笑得出来。

我意识到,父亲完全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事实上,粗陋的父亲没有发现,母亲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对他的主义渐渐失去了信心,因为这种变化是渐进式发生的,所以父亲没有察觉。母亲根本不去再看任何这方面的书,除了单位要写学习心得。她重新开始阅读《圣经》,就是阿尔伯特给她留下的那本《旧约》。也就是说,在跟随铁山十二年后,母亲重新走回自己原先的信仰。

这种变化是不知不觉的,连伊利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空洞的心中越来越频繁地梦见自己祖先的那片家园,那是一片被称为迦南美地的地方,上面流着奶和蜜。每当伊利亚心中如风一样掠过空虚时,她就会打开《旧约》的《诗篇》,然后她的心很快就得到抚慰,因为《诗篇》说,它的杖,它的竿都安慰她。母亲先是以教我《诗篇》为由,开始天天读《旧约》,我跟着背熟了几乎所有《诗篇》和一部分《箴言》。

父亲在不久后发现了这一秘密,他和母亲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冲突。他把母亲的《旧约》夺下来丢到地上,用脚去踩。我看见父亲在一瞬间变成了恶魔,他揪住母亲的头发在地上拖,母亲的一大片头发就这样落下来,一小块头皮脱落,血滴在地上。父亲完全失去了理智,用手在母亲身上乱抓,母亲的肩上和脸上都留下了血痕。

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哭,父亲却哭了。母亲自己换下了被父亲扯破的裤子,她白白的臀

部都露出来了。这是我看到最可怕的一幕:母亲一滴泪也不掉,自己冷静地换下衣裤,父亲却因为自己的行为哭泣,他跪在地上请求母亲原谅。母亲冷冷地说,我们犹太人从来不对着人下跪,你的膝盖怎么这么软呢?父亲神经质地夺过母亲的破裤子,他要自己动手,为妻子补裤子。他的手哆嗦着,下巴也颤抖着,眼神是直的。

我发现,父亲真的可能是有神经症人格的人。他在后来的几年里经常突如其来地痛打母亲,践踏《旧约》,可是他会在几秒钟后突然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他抱住母亲,还从地上拾起《圣经》,亲吻它的封面,对母亲说他对不起她,说他再也不会这样干了。他不停地发疯,又不停地忏悔,反复无常。终于,母亲对他的爱渐渐淡漠了。

你爸爸是个好人。母亲对我说,但他好像坏了,是的,他像一台机器一样,坏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坏了,也没人能修理他。

可是,四十年后,当父亲躺在协和医院行将死去时,他对我揭示的是另一个答案:我当时的确疯了,因为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的左边是一群假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没有信仰;我的右边,我最亲爱的人,我的妻子,也离开了我的信念,她有了她自己的信仰。我问你,如果我左边人的信仰是假的信仰,我右边人的信仰是真的信仰,那我所信仰的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这就是父亲疯狂的真实原因。他好像同时失去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左手没有了,右手也没有了。

我是铁红,我目睹着这一切的发展,1966年,我读中学。在这十年中,我父母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他们在相爱近二十年后,突然发现两个人变回了自己原先的那个人,互不相干了。母亲天天读《圣经·旧约》,夜夜祷告,成为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宗教徒。这真是一个讽刺,当年阿尔伯特千方百计要让母亲回到犹太教,却毫无效果,现在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而父亲却在这十年间突然变得激进起来,文革开始后,大中学生上街闹革命,父亲有一天回家,突然给我带回一套红卫兵的军装、袖章、皮带,要我参加红卫兵运动,母亲当场反对,两人发生了对殴。

我相信这是十年后这两个人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们从卧室打到厨房,两个人打得浑身是血,我怎么掰也掰不开。我哭肿了眼睛,我这才知道,两个好人的仇恨竟是那么深,比仇敌的仇恨还更深。

我把母亲送到医院,她被打断了一根锁骨,还有多处挫裂伤。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整个晚上都没有松开。她看了一夜的天花板,说,拉结。她叫了我的犹太名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上街吗?因为我想起了卡尔。

那一夜,母亲萌动了回以色列的念头。

父亲在那次对殴后,成了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母亲和他分居了,他只好一个人缩在他的办公室里,整天抱着个酒瓶。他一喝醉酒就在操场奔跑,有一次他竟然脱光了衣服在操场上跑,被保卫人员送回到家里。他胆怯地望着母亲,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

我哭了,走过去,他抱住我,颤抖的嘴唇上沾着葱花,说,铁红,不能失去斗志。

一个月后,母亲和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父亲在办公室里众目睽睽之下,死死抱住母亲不让她离开,他的胳膊像钢筋一样死死搂住母亲,直到保卫人员把他胳膊掰开。

我这才知道,母亲的离开对他意味着什么。

又过了三个月,我的母亲终于达成她的心愿,带着我回到了以色列。她把可怜的一点积蓄几乎全部留给了父亲。临走的前一天,母亲把父亲的东西从办公室搬回到家里,她把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整理好,连父亲书房中的书都摆得整整齐齐。

她把阿尔伯特送她的那本《旧约》留在了书桌上。

那一晚,母亲恸哭了一场。

离婚

我和母亲伊利亚于1967年回到以色列。在到以色列之前,母亲带着我先抵达了德国的西柏林,她要看一看自己的家乡,以及她熟悉的街道,她要祭奠自己的父母亲。

但我知道她想见的是谁。虽然卡尔后来参加了德国军队,但伊利亚永远把他当成一个初恋情人来看待,在卡尔身上,有着伊利亚对理想的全部盼望,虽然它熄灭了。后来,伊利亚的理想投注在另一个男人身上,就是铁山,现在,它也熄灭了。

在整个海上行程中,母亲的情绪显然越来越缥渺,她长时间地望着舷窗外。我想,她是在回忆往事,她一定想起了卡尔,还有阿尔伯特,当然,她也一定会想念我的父亲铁山。这三个男人都是好男人,至少他们是有理想的,只是卡尔走错了道路。现在母亲最想见的还是卡尔,只有他音讯全无。她最担心的结果是,他在战场上战死了。

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西柏林。玫瑰街已不复存在,变成了一条咖啡街,她的家和阿尔伯特的家也不复存在。伊利亚想起了死去的父母,流下了眼泪。她在她家和阿尔伯特家的旧址上,献上了两束鲜花。

伊利亚通过一个少年好友才打听到了卡尔的消息,他没有死,他参加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差点儿没冻死,右脚的四个脚趾和左脚的整个脚掌都被冻坏,最后只有截肢。好友说,现在卡尔在一家残疾人福利工厂工作,住在东区12街。

那天傍晚,我们见到了卡尔。他刚下班,拄着一根拐杖,吃力地将一袋苹果提上楼。母亲帮他提上楼,他说谢谢。母亲问他,你认识我吗?卡尔。他愣住了,直直地看着母亲。

卡尔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这里显然没有女主人,屋里乱得不能再乱。卡尔变得沉默寡言,他对伊利亚的突然造访十分吃惊,但似乎并没有多少谈话的欲望,他甚至没有问伊利亚这几十年在哪里,情况怎样。这不禁让伊利亚感到失望。

伊利亚只好自己把情况说了一遍。卡尔说,谢谢你来看我。

卡尔说他现在是一名玩具厂的工人。他说话的时候老是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眼神飘忽不定,四下看来看去,好像在回避伊利亚的目光。我发现他很是注意地看了我一眼。

这是我女儿拉结。母亲说。

他立刻把目光移开。他起身倒水,好像要倒给自己喝,顿了一下,他倒了两杯水给我们。伊利亚问他为什么不结婚?卡尔呆了一下,说,瘸子不结婚。

伊利亚在他家里看不到多少与往事有关的东西,只有一个旧军用水壶挂在墙上,还有一张他和施腾贝格教授的合影。

你不问问阿尔伯特吗?伊利亚说。

他怎么样?卡尔问道。

他已经回以色列了。伊利亚说,我也马上要回去。

卡尔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淡漠,他开始打呵欠。我觉得他太过分了,母亲专程绕道德国来看他,他就这样接待我母亲。

母亲突然意识到,她和卡尔实质的区别:她是犹太人,而卡尔是曾屠杀过犹太人的德军一员。母亲的幻想气质让她常常忽略现实处境,她没想过她来看卡尔,她在地下的父母会怎么想。

伊利亚问卡尔,你在战场上杀过人吗?

卡尔好像很烦躁,站起来走来走去,拐杖敲得木地板砰砰响。你不要问我这些鬼问题。卡尔说,我说我没杀人,你会相信吗?卡尔突然转过头对伊利亚说,可是,我没杀过一个犹太人。

伊利亚看着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卡尔,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是看到你这个样子……

卡尔打断她说,可怜我吗?还是要清算我的责任?你总有一个目的吧。

伊利亚难过得好像要哭了。我说道,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母亲是来看望你的,不是来谴责你的。

德国二战后向犹太人道歉,成了德国忏悔的标志。我知道,我母亲不是要来谴责卡尔,但卡尔却很警惕。他直直地看着我们,突然说,可是,可是我要跟你说清楚,伊利亚,我必须对你说明白。

伊利亚问,你要说什么呢?

卡尔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眼神是奇怪的。也许清洗运动①是个错,我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卡尔说,让杀犹太人的人向他们下跪吧!各负其责。我知道你是因为爱才来看我,伊利亚,你是好女人,但是我要说,我不忏悔,我到现在都对这场战争不后悔,我不后悔的是我一个人的战争,正如施腾贝格教授说的,总体批判立场没有错,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另一个开端,只是我们失败了。教授是智者,我也是。别人因为什么参加战争我不知道,但我是因为我的理想,我从不怀疑自己,别把元首看成恶魔,他不是,他只是这个伟大理想的一个跛脚的实践者,就像我现在一样。这个无能之辈!我们的一切全叫他毁了。

伊利亚听得呆了。我看到她的手指在跳动,我相信在那个瞬间,她和这个男人最后一丝虚幻的联系中断了……伊利亚说,你是不是要说,他们杀犹太人也是对的,卡尔!

卡尔看了伊利亚一眼,说,我没有意思要顶撞你,伊利亚,是你自己要来找我的,好吧,你都看见了,这就是卡尔,让他们去下跪吧,让他们去忏悔吧,人的一生只是用来吃后悔药的吗?不,卡尔不是,卡尔永不后悔,因为卡尔从来没有为着自己可怜的面包而出卖灵魂,就像现在我家徒四壁,但我是一个精神的胜利者,过去是,现在也是,谁也别想侮辱我!

母亲的嘴唇颤抖着。她说,我只想问一句,你觉得杀犹太人也是对的吗?卡尔。

……我没那样说。卡尔说,当种族之争无可避免时,只好留下最优秀的。

母亲终于爆发了,上前给了卡尔一个耳光,卡尔摔倒在地。他摸着脸,突然笑起来,这就是你三十年后的见面礼吗?伊利亚。死并不可怕,你们犹太人就那么怕死吗?他挣扎着从

地上爬起来,指着墙上他父母的照片,说,我父母可不这样,他们以为我在斯大林格勒冻死了,他们摆酒庆祝,为什么?因为这是生命的盛宴,死,是神的意志。他们也是智者。

母亲转身走出那幢房子。我相信这是她最绝望的一天,她来柏林是自取其辱。这不仅仅是她和卡尔的最后了断,而是那一个理想的最后了断。

卡尔,从母亲的世界里,永远地消失了。

我和母亲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中东战争①正如火如荼。我们在德国的时候跟阿尔伯特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耶路撒冷。阿尔伯特为我们办理定居耶路撒冷的手续。以色列政府为自愿回到家园的人提供一切方便。

我们到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天,街上正在进行防空演习。我在警报的号叫声中见到了阿尔伯特叔叔。我对他完全没有记忆,但他拥抱了我,他叫我铁红。母亲对阿尔伯特说,你越变越年轻了。

你能回来真好,伊利亚。阿尔伯特说,不过,我很想念铁山。

我们的车在回家途中误闯演习区域,被国防军扣在那里。阿尔伯特向军人解释,说我们是刚从中国回来的犹太人,军人端详了我好一会儿,阿尔伯特说我是中犹混血儿,可是他还是看着我。我意识到,我长得不像混血儿,我看上去就是一个中国人。

阿尔伯特住在一个普通的街区,他把我们的房子也申请到了这里,离他的房子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在他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太太张理蕙。

张理蕙正在忙着做饭款待我们。她穿着犹太人常穿的黑大衣,一口纯正的希伯来语。母亲说,你的希伯来语讲得比我还好。阿尔伯特说,理蕙是语言天才,她现在精通中、德、英和希伯来语。现在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长,阿尔伯特则在一家机械厂当工程师。

张理蕙做的是中国和犹太混合的菜。她对伊利亚说,我想让你们尝尝久违的家乡菜,又怕你们不习惯,所以也做了几个中国菜,但我离开中国很久了,恐怕不合你们胃口。

饭菜很香,当我们吃到一半时,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来,阿尔伯特说,这是演习,但我们必须躲起来。他拉着我们往地下室跑,我的汤都洒到衣服上了。我们下到阿尔伯特家的地下室,他把灯打开,里面什么都有,简直是另一个家。

阿尔伯特让我们赶快把防毒面具戴上,我们没见过这种东西,也不会戴。阿尔伯特帮我们好不容易戴上,然后我们就等着警报解除。这时上面突然传来敲门声,阿尔伯特上去开门。

地下室的门再次打开,进来几个军人,他们是来检查防空演习的。为首的一个军人检查了地下室的设施和防毒面具。

他问我,你是中国人?

我说,是。

这时,阿尔伯特说,不,他们是犹太人,是以色列公民。

说着他拿出我们的手续,军人看过后,说,欢迎回到以色列。

我一回到以色列就遇到这样的事,心里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阿尔伯特带我们到了我们的新家,这是一幢和阿尔伯特家几乎一样大的房子,只是样式不同。张理蕙已经把房子收拾干净,阿尔伯特还在我们的花园里种上了花花草草。看着花园的鲜花,我突然觉得回到以色列真幸福,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阿尔伯特告诉母亲,有一个人很想见她,让她猜猜是谁?母亲猜了一圈也没猜对是谁。阿尔伯特说,明天你们就会知道了。

第二天傍晚,在我们的新房子里,我们竟然见到了马克,就是开飞机的马克·里恩。他穿着美军军装,帽檐低垂,戴着墨镜,虽然五十多岁了,却越发显出一种成熟的英武不羁的样子。他一见到母亲,竟然一把抱住她,亲吻她的脸。他说,你还是那么美丽,伊利亚,我向上帝祷告过,他垂听了我的祷告。

阿尔伯特问,你向上帝是怎么祷告的呢?

马克说,我对上帝说,我爱伊利亚,这一生一定要娶到她,这不,她来了。

我们都哈哈大笑。张理蕙说,你这是让上帝为你做事,马克。

不,这是上帝的应许。马克说。

张理蕙说,伊利亚不是阿尔伯特的吗?也许我们都是在夺人之爱呢。

马克摆摆手,不不不,你错了,莉亚。这是张理蕙的犹太名字,看来马克和她已经很熟了。神应许我们的事一定会成就,但是如果人不顺服神的带领,一直不听神的话,神就会任凭他们,但起初不是这样。正如《圣经》上说,休妻是不可以的,但你们行了,是你们心硬的缘故,但起初不是这样。

我明白了。张理蕙说,起初伊利亚和阿尔伯特应该是一对,但因为心硬,现在我和阿尔伯特是一对。

阿尔伯特说,你别老和我作对,马克。他对伊利亚说,马克老用《新约》和我的《旧约》作对,我在《旧约》中找理由,他就从《新约》中找理由。

这时马克说,我们把小天使忘了。

他过来拥抱我,亲吻我的额头,说,你一定是我的女儿,我听到了你的心跳,孩子。

我在马克温暖宽大的怀抱里,突然鼻子一酸,想落泪。我想起了父亲铁山,自从母亲和他闹矛盾后,他成天喝酒,很少和我说话,更没有这样拥抱过我。我颤抖了一下,我觉得以

色列真好,仿佛到处是爱。而我刚离开的中国,街上都是标语,老师被人揪出来五花大绑,踩在脚下批斗。

你瞧,她发抖了。马克说,她不好意思了。

阿尔伯特告诉我们,马克是美军在以色列观察组的官员,但他反对战争。他认为,可以用和平手段达到民族之间的和解。

阿尔伯特说,事实上和平手段已经失效,所以才有这场战争。

基督徒不愿意看见杀人。马克说,也不乐意看到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达到和平。暴力只能遏止部分事端,却无法消除仇恨。

阿尔伯特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基督徒如何看待政治,教会能参与政治吗?马克,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你又是一个军人,你不感到矛盾吗?

马克点点头,说,教会是属灵的,不属世界,耶稣基督的国在天上,在心中,不在这个世界。所以教会不会以团体的方式干预政治,但基督徒是公民,在地上要尽诸般的义,他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服役,参与政治,用基督的价值标准在这地上作光和盐,而不是关起门来研读教义,不闻世事。主说,你们在世界有苦难,在主里有平安,说明我们必须介入世界,改变世界。

阿尔伯特追问,你对这场战争怎么看?如果你不赞同,为什么要过来帮助我们呢?

马克想了想,说,我觉得一切的事都不是偶然,都有神的手在后面推动,战争是神不想要的,但人因为心硬的缘故,发动了战争,那么神就要利用它达到原本的目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军队中的随军牧师一样。因为人有罪,不可能现在就被提到天上和基督同在,他必须要在地上经受试炼,这样,等他地上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他的灵魂的生命就成熟了,他的理想就实现了。这才是真实的理想和信仰。

这句话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我记住了它。我已经长大了,在我的心里,有一种和我母亲一样的理想主义成分在悄然生长,这种东西在我父亲铁山身上有过,在阿尔伯特身上有过,甚至在卡尔心中也有过,但为什么他们的命运如此不同,结局也如此不同?当我在中国的街上游行时,我的心中也燃烧着这种无与伦比的信念,是的,它本身是没有错误、没有瑕疵的,也是无可指责的,一个正常的人都有过这种信仰燃烧的经历,只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如何来实现它。

马克的话哪一点吸引了我呢?在若干年后,母亲嫁给了他,他成为我的养父,我们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家里的阳台上,有过一次很好的交谈。在那次的交谈中,马克告诉我,为什么人纵使有上帝般伟大的理想、有天使般纯洁的愿望、有耶稣那样无私的动机,也不可能实现他的梦想,因为人有罪。它使人的愿望、动机变得非常复杂,最后使理想也变得复杂、暧昧。

我想起了父亲铁山,我在美国的时候常常想起他。他过去痛殴母亲的细节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这是一个纯洁的人,他的眸子里始终闪动着不灭的理想之光。他无私、真诚,愿意为崇高的目标奉献一生。我相信是这样的,否则他就没必要放弃富裕的家庭来投奔革命。有人说,富裕家庭的子弟来投奔革命的人往往比那些为了吃饭来投军的人纯粹得多,今天我相信了,因为我的父亲就是这样。

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酒鬼。

我经常在睡梦中哭湿被子。我梦到父亲在操场上奔跑,手里举着旗帜。他不是酒鬼,他是理想主义者。

但我现在的父亲安慰了我,就是马克,这是难得的好父亲,他会帮助我解决心里的难题。在我母亲嫁给他之后,我们全家又从以色列移居美国纽约。马克从军中退役,担任了国防部的顾问,他还经常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工作。当然,他花得最多的时间是研读《圣经》。他甚至在我们的社区教堂讲道。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读完硕士后,听从了马克的意见,到联合国工作,成为一名禁毒组织的工作人员。我工作的对象是遥远的东方,那里有一个地方叫“金三角”①。我在对它进行了一年多的研究之后,渐渐窥见它的神秘面貌。

马克常常对我回忆那条称为五号公路的神秘道路,他对那条公路的有趣描述常常令人忍俊不禁。我母亲就是在那条公路上认识马克的,阿尔伯特的卡车拉着马克的飞机在公路上走着。母亲也是在这条公路上认识了我的父亲铁山。

这条公路就在金三角的北方。

(未完待续)

(新华出版社,2005年)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