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个人的生命途程中，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在你的周围，连续发生了许多起死亡事件，会使你长时间走不出死亡的阴影，长时间生活在恐怖中。
我在宾居水管所呆了一阵子，墙有眼，壁有耳，父母兄嫂终于打听到，我已从北京回来了。父亲让大哥给我送点钱和粮票，否则吃饭都成问题。父母对我的反叛持否定态度，大哥古书读得比较多，从封建历史的惯性来分析问题，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世出英雄，说不定哪一天自己的弟弟干大了，也未可知，以此来安慰忧心如焚的父母。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十二月三日这一天，是宾居街赶街的日子，大哥来找我，他找到住在这条街上的一个亲戚，打听清楚了我住在水管所，那年头可要谨慎啊，要是问着对立面，你会吃亏的，红不说，黑不说，一顿好打，连伸冤处都找不着。自从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人们都疯了。大哥来到水管所门口，不敢随便问，当他看见一个认识的人才开口。这个人听到找我，警觉性非常高，告诉他没有这个人，当他说明是我的哥哥时，这个人才解除了戒备。这个人本来也认识大哥的，虽说不在一个学区教书，但每年小学教师集中学习进行思想改造，总要见面，这个人究竟是划为右派，还是历史反革命，还是坏份子，大哥已记不清了。这个人叫朱田忠，被送去劳改了两年，因为成分好少吃了许多苦头，他是萧英的左臂右膀，一顶“劳释份子”的帽子，也引来对立面无数的攻击。我和大哥作了短暂的交谈，他还忙着去买猪，我告诉他今天形势比较紧张，要他注意安全。
这一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头天晚上，我和萧英去了与之比邻的蹇街公社，与那里的派头头会晤，就住在那个人的家里。萧英通报了杨子标传递出来的信息，“大联合”已决定次日将县委书记和副书记送往县城。这里要补叙一下上一章没有说清楚的一个情况，县委书记是头号走资派，哪一派也不会公开站出来保他，但这个叫李建东的县委副书记是“四清”前夕，从外地调来的，相对超脱一点，通过杨子标做工作，他愿意站到“六.二三”这边，当时叫嚷支持革命干部站出来，“六.二三”求之不得，我已经看过李建东副书记写给萧英的条子。当晚决定把李建东抢过来，我们住他家的这个人是个搞电器的高手，就一些技术性问题商定了实施细节。西河头村的村民中，参加“六.二三”的居多，村边的公路要通过一座桥，桥东有一个磨房。当运载着县委书记和副书记的汽车，来到这座桥时，立即引爆炸坍桥梁，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人，一哄而上，把县委书记和副书记抢走。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第二天早上，警卫把我送回水管所，萧英留下组织这项行动的实施。
但是，第二天汽车才到小王柯村，就被拦住了，双方打了起来，听到消息，守侯在西河头村的前往支援。掌握着现代交通工具的一方，训练有素，打伤了几个人，开着车一溜烟跑了。后来大哥告诉我，他们打架时，他吆着猪正好来到小王柯村，如果是空手而过，被怀疑为武斗参加者，那就脱不了爪爪，算是躲过一劫。
西河头村爆炸桥梁一举，幸好未予实施，否则到了清查时，萧英等人不用说罪加一等，我也脱不了干系。接下来我的任务是，找几个现场目击者来谈，然后写成文章公布。文章题目是《震动宾川的小王柯惨案》，历数对方的罪行，铁定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特别明确是走资派挑起的，绝对不是两派中哪一个具体的张三、李四挑起的。说走资派挑起的，那就是撒尿屙屎都被人控制的县委书记和副书记。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早在文革前我就背熟了毛的三十九首诗词，凡是遇到这些需要屁话、屎话、假话、大话、空话的地方，我都能够信手拈来。
光是写成文章还不善罢甘休，又组织了几个人要去大理军部上访，上访什么，上访走资派挑起武斗。此时，从安全考虑，我已从水管所转移到了供销社，这里是物资部门，对立面不敢打进来。退一步说，国民党时代李厅长家的房子，深楼大院，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为了给随行人员解决食宿，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供销社借了15元人民币。随行人员有蹇街公社的萧振家、张文，宾居公社的冯昌华。这几个人的命运后来都很悲惨，萧振家二十天以后被对立面枪杀；张文做过蹇街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但这个副主任做了不到两年，前前后后却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年；冯昌华做过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也领略了五、六年铁窗风味。
我们踏着月色，翻越乌龙坝崎岖山路，第二天就到了下关“四.二0”总部。我把《震动宾川的小王柯惨案》的稿子，交给一位戴眼镜的女播音员，连续播了几次，优美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我们几个人表现出成功的喜悦。“四.二0”的头头叫王玉嵩，在滇西大学教过数学，滇西大学停办后在下关一中教书。他要我参加形势报告会，所谓形势报告会，就是来自各县各单位的小头目，听他讲国际、国内、省内、州内的形势，他的口才很好，连续讲了三、四个小时。他后来做了下关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没等到清查就死了，在我见过的造反派人士中，这是一个颇具宣传天赋的知识分子。
根据日程安排，我们去了大理军部，一个姓温的参谋来接见，此人1950年在宾川剿过匪，对宾川的风土人情了解一些。军队是支持八派的，上访如同拉家常。我们对武斗有着明显的担忧，我们没有武器，而对立面掌握着许多武器，温参谋轻蔑地说：“那几个吹火筒怕什么，我们是坚定不移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话是这样说，现实生活远远不是这样简单，下关的武斗在升级，而“四.二0”的领导人王玉嵩，给我的感觉，一点儿也不具备这场大革命的老祖宗，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风格，一点儿也没有迅速把造反派武装起来的迹象，他在那里高谈阔论，难怪人们按照当时的思维定式，批评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
事实证明了我的担心。我们回到宾居后，萧英安排一位学过武术的彭先生，做我的保镖，这人大约五十左右，外乡人，四十年代末期落籍宾居，找了一个当地妇女，安身立命，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也不可能再回江湖。12月25日，彭先生护送我回到县城“六.二三”总部， 12月26日，传来噩耗，萧振家和张贞遇难，一个是被枪打死的，一个是用梭标捅死的。占据着粮管所的一派，凭借手里掌握着枪支，向水管所发起进攻，打得“六.二三”如鸟兽散，全部人员撤退到蹇街公社。
我离家两月有余，但我不能回去看父母，怕带来无尽的麻烦。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曾幻想有一个这样的社会：在那里，世上一切的东西均属公有，连妻子儿女也是公有。不仅此也，在集体生活中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地位。连那些天生属于个人的身体器官，如一双眼睛，一双耳朵、一双手，也都要统统归公，大家视则同视，听则同听，同作同息。在一定的场合下，视形势需要，大家必须同声一起唱赞美歌，或同声一起表示谴责。忧则同忧，乐则同乐。如果是这样，还要什么父母？在我的一生中，因为地主子女这个沉重的枷锁，已经几次使我有家不能回。
萧振家和张贞的死，我沉浸在悲痛中。在牛井供销社的西楼，铺着几十张床，由于武斗日紧，有点一技之长的勇士，不约而同聚集在这里，忙着生产土手榴弹。把我引进这个政治旋涡的张文龙来了；在水利工地上为了一合火柴，领导我们向目不识丁的中队长，进行维权斗争的洪兴文来了；我那五十开外的表叔来了，他当过国民党兵，打过日本人，他当过土共游击队，打过国民党。当这些人睡了，我愤笔疾书，写下了《怀念战友》一文，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象那雪崩飞万丈。啊，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可爱的脸庞。啊，你再也不能听我弹琴，听我歌唱。
第二天一早送到“六.二三战报”编辑部，赵应宝老师已回学校，银行职员杨正芳接替了他的工作，杨正芳的妻子是我的同学，几年前我们就认识。这时，侯永年也回来了，在编辑部遇上，他讲了几个讽喻走资派和对立面的小故事，他说，想写又写不好，我当场草就，念给他听后，他连说：“行，行，行，就这个意思。”也一块登在战报上。利用这一次休整的机会，我整理了《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主席》，副标题是“走访中央文革纪要”，经王其新过目，准备在报上发表。
我有我的考虑，一个地主子女在自己家门口，干村庄里对立面反感的事，于家于己于别人都不利，我觉得还是走远点好。但我应该找杨刚谈，毕竟是一个组织，我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谁人也会恼恨。所以我的文章，版已排好，还被杨刚撤掉。杨刚是个聪明人，眼看我的羽翼丰满，对他构成威胁，作为政治斗争，也属常情，未可厚非。
“12.16”一战，宾居街置于对立面的控制下，萧英等人转移到蹇街公社。当我路过大罗城村时，我要去看望据守这个城堡的一个熟人。当时，民间流传：“上川坝子两只鹰：萧英、杨英”。这个熟人就是杨英，他和我二哥一起到法院，一起下放劳动，一起收回机关工作，他安排到周官营小学教书，1960年我去祥云，还和他住过一夜。他太了解我了，他虽说是成分好，因为不逆来顺受，不讨领导喜欢，不然怎么会被排斥在政法部门之外呢，政法部门要的就是三代贫农。他对我既有同病相怜之感，也有怜香惜玉之意，一定要我在这里给他帮忙。经他一再要求，萧英也只好答应。因为上述关系，他把我当亲弟弟一样对待。
看看他的经历，可以想见在这儿的农村，他应该是有群众基础的。他选择大罗城作为根据地是很有眼光的，从地理位置讲，是交通要道，是扼断宾居通往县城的咽喉，宾居方向有什么大的行动，都会纳入大罗城宽阔的视野中，说大一点，兵家必争之地，也不算太夸张。他的亲戚朋友都是中共依靠的贫下中农，对立面半点口实也找不着，一个两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清一色的“六.二三”，自从宾居公社党委书记从村口经过时，被打断腿以后，对立面闻之胆寒，把大罗城称为鬼门关。特别是已被列为杀害“六.二三”战士的所谓凶手，这道鬼门关你是过不了的。
按照杨英的说法，在这座城堡里，一家连通一家，对立面胆敢入侵，定叫他消灭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我被安排住在他的亲妈家里，他的亲堂弟弟娶了这家的女子。不是非常熟悉路径的人，无法找到我的住所。杨英是拿工资的，与萧英相比较，底气相对要足一些。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我着手编了一份油印小报，请一位中学教员刻钢板，他刻得漂亮极了。主题文章是我给萧英写的一篇长文，写他的造反历程，写他对毛的“三忠于”（思想、路线及其本人），树萧英之权威，与杨刚相抗衡，杨刚看后极为不满。
“六.二三”这边死了两个人，一方面是悲痛，一方面是紧张备战，要为死难的战友复仇，他们看到“六.二三战报”上的 《怀念战友》后，更是火上加油。就在这时候传来消息，据守宾居的“大联合”，有七个人去部队住地抢夺枪支，被当场击毙。只听说一个是第一中学高三的学生杨学杰，但我不认识这个人，还有一个刚刚领了结婚证，死的时候结婚证明还紧紧揣在怀里，好可怜啊！七条年轻鲜活的生命。听说是头头告诉他们，已经联系好了，明抢暗借，放心去吧，就这一句话，部队反复劝告，鸣枪警告，置若罔闻，吃了秤砣铁了心，开枪了，鲜血染红了山谷。这个罪该万死的头头是谁？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六.二三”这边高兴了，认为是是坚定不移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部队，为他们报了仇。我并不这样看，但我不能说。我在苦苦思索，这样的偶然事件，究竟有什么必然联系，终不得要领。
俗话说：“爽口食多防作病，快心事过恐生殃”。下关方向传来隆隆炮声，没过几天，一份“周总理下令围剿‘滇西挺进纵队’”的传单，告诉我们下关发生了震动全国的“1.16”事件。对事件的描述和评判，两派各执行一端。现在能够看到的资料经过淡化处理，似与当年所闻大相径庭，姑且择而记之，能还原貌多少算多少。
“1967年底，下关地区派性斗争已日趋白热化，军分区， 弹药库受到冲击，部分武器落在两派手中。大理师范处在下关总站‘炮派’控制的防区，搞‘文斗’，我们还可以，搞‘武斗’决不是‘炮派’的对手，所以师范绝大部分师生已纷纷离开下关避开武斗，回到各县。1968年1月14日，我到大理古城办点私事，16日夜间听到下关炮声枪声响成一片。17日早晨骑单车返回下关，到北五里桥，看见大批‘四．二O’战友已狼狈不堪的向大理方向涌来。一打听才知1968年1月16日下关已被‘炮兵团’全部占领，‘四．二O’已彻底打散，各奔东西。我与另一名同学也不可能回下关了，又折回大理，当时军队支持‘四．二O’，不会让‘炮兵团’打到大理来。后听说住下关一小的32个同学翻苍山去投奔永平驻军部队，幸运的是在1968年1月16日武斗惨案中，师范两派师生无一人伤亡。而 ‘红太阳警卫军’负责人李向东同学是在返回老家洱源县城，同哥哥住在玉湖小学内， 1月14日被民兵乱棒打死。1月27日后，由于解放军的介入，下关武斗基本平息。我返回师范，学校已是一片狼籍。”
“1968年1月14日，‘大联合’派头头孔敬文带队指挥，开着29辆汽车，带着1000多人，砸烂门锁，冲入某国防战备仓库，抢走各种武器993枝、挺，各种弹药47万多发。抢枪人员还在昆关公路351公里处锯断电杆1根，剪断9对18根军用民用电话线，造成昆明至大理、丽江、保山、临沧的电讯中断达半月之久。”
“1968年1月6日，‘大联合’派攻打大理州农机厂，造成武斗死亡5人。同日晚，发生‘四?二Ο’派攻打苍山饭店事件，双方死亡15人。
“1968年1月16日，两派爆发了用枪用炮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后经反复核实，从以下四个方面可看出‘1．16’武斗事件的危害程度和恶劣影响：一是武斗时间长。从1月16日凌晨‘大联合’派向‘四．二Ο’派发起进攻，由开始到打扫战场收尸，搜捕、设卡抓捕对立面群众，延至1月27日，历时12天。二是武斗涉及区域广。下关市涉及人民街、启文街、正阳街、振兴街、西大街及郊区；外至七里桥、凤仪、漾濞、洱源。三是造成死亡人数多。整个武斗死亡183人，其中，既有两派参加武斗的人员（‘四．二Ο’派死亡136人，‘大联合’派死亡17人），也有无辜的群众（其中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十来岁的孩子）。四是公私财产损失严重。‘大联合’派炸毁原州礼堂，按当时金额计损失16.5万元，烧毁启文街35户51间民房，私人财物损失无法统计。”
在县份上，洱源县着得最惨，我们村里的谢均平，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他当时在洱源一中教书，回忆他的描述，与官方资料，颇为一致。
“1967年11月22日和23日，凭着狂热的盲动，借故几张大字报挑起争端相互攻击，矛盾十分尖锐。‘八派’一部分人直接冲到县人委会议室与‘炮派’进行辩论，辩论中互不相让，渐趋激化，相持到晚上。县支左委员会调动果胜民兵营来平息事态而发生了冲突。至此，全县从县级机关到厂矿农村逐步陷入混乱之中，全县各级组织基本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1968年1月14日，洱源县“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从1967年11月22日、23日派性冲突逐步升级，打着‘夺权和反夺权’的幌子，各自为阵，上挂下联，更大规模地在洱源县城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流血事件。即日凌晨，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煽动组织下，数千名农民和民兵涌入县城，在‘炮派’头头的指使下，打响了洱源武斗的第一枪。城内高音喇叭声，‘强烈抗议’不绝于耳，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大作。药材公司、酒厂、洱源一中等单位被占领，工农兵饭店的一间房屋被炸毁，部分商店的门被砸开，物资被洗劫一空。一些无辜的群众从房子里宿舍里被拖了出来，围困在大街墙角的旮旯里莫名其妙地挨打。县防疫站西南处厕所墙角被炸药包轰开一个大口子，几个民兵直往里冲，一阵冲锋枪扫射，彭某即刻倒在血泊中。当日，乱棒打死了从下关返回洱源的青年学生李向东。数百人惨遭毒打，数十人悄悄地被捆走转移或投入临时私设的监狱，审问拷打，受尽非人的折磨。此后，中炼、九台、乔后、茈碧、沙坪等地的一些人被公开地或秘密地遭乱棒敲击、钢丝勒脖或以枪击毙或坠石抛入海底被残忍杀害，洱源一中教师陈某、曾某被转移杀害后抛入茈碧湖。武斗事件发生后，从1月15日起到2月5日的20多天中，少数坏人利用武斗的余波，在局部地区，零星分散地制造了多起凶杀案件，惨遭杀害的有77人，涉嫌卷入绑架、捆打、预谋屠杀非法关押等达117人。这就是震惊省内外的洱源县“1．14”严重流血事件。”
够了，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死了多少人！还是让我们听听一位死难者家属的悲鸣，它代表了千百万文革受难者家属的心声。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党中央用‘十年浩劫’来形容这一令中国人辛酸的历史。1968年1月18日晚，在下关参加武斗被打败而逃亡的工人的行踪，被县武装部获悉，于是下令当地民兵组织堵截这些工人。接到命令的当地民兵要他们缴枪，而对方又不愿缴枪，从而发生的流血冲突，造成6死6伤的事件，这就是在当地颇有影响的“一．一八”事件。虽然时间已过去了40年，但它的消极影响和造成的恶果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至今依然令多少人心酸不已。我父亲在这次事件中被打伤大腿，送回家后，因社会动荡，无法得到正常医治，导致病情恶化死亡。父亲死时，我们兄弟姐妹6人，大的13岁，小的仅3个月，孤儿寡母从此过起了艰难的岁月。在农村，没有成年男子的家庭，就像大海上飘荡的一片孤零零的树叶，随风飘荡，无依无靠，受到欺凌，也只能一家人相拥在一起，以泪洗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每当我被别人欺负时，总是跑往父亲的坟前伤心地大声痛哭，引得一家人常常为此悲痛欲绝，令过往行人也忍不住伤心落泪。这一切，深深地刻入了一家人受了伤的心灵深处，久久难以愈合。哥姐们因为生活所迫，过早地与母亲一起挑起了生活重担，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只有我一个人在磨难中艰难地完成了学业。同样，据我所知，涉及这事件的当地几家的年轻男人，也因受了牵连或被投入劳改，或受管制，长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面对无助的社会，度日也极为艰难，其子女也谈不上读书上学了。因此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长期隔阂，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身心。该事件调查结果于1970年报经县革委、大理州公检法军管组批准，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杀人案件，相关人员也因此受到错处、重处。直到1971年11月19日县委常委复查后讨论决定，并宣布该事件并非现行反革命杀人事件，因案件性质因素而受到错处、重处的人一律得以纠正。但曾参与这一事件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受害者，对所涉及到的人而言，都是一段痛苦的历史，辛酸的往事。须知，参加这一事件的人都是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他们为这一事件，不仅无谓地付出了个人的青春、事业和家庭幸福，甚至付出了生命。同时，还影响了子女的成长，其损失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加之我当时尚属幼童，少不更事，事情的原委有些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了。至于当年的许多当事人，对此也不愿开口，似乎不忍揭开那烙在心灵深处的伤疤。因此，我只能根据档案记载的史实及事件后自己的一些亲历亲闻，进行如实叙述，借此也算是给那些受害者一点微不足道的慰藉。如文中有什么不恭之处，还请知情人见谅。抚今追昔，我们应倍加珍惜今天安定的政治环境，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牢记教训，奋力拼搏。”
话又说回来，如果说“文斗”多少反映了两派各自不同的观点，而“武斗”却成了两个村庄的械斗。你能说大罗城没有不同的观点，不过是不敢露头罢了。而杨英家住马官营，那里却是“大联合”占优势，形势紧张时，杨英的哥哥也只好逃奔大罗城。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杨英手下有两个得力干将，一个叫安柱，一个叫黄义，他们都是老表弟兄，没有文化，安柱这个人连数目也弄不清，但忠于杨英，听说马官营有个杨正云，“大联合”观点，干跳干跳的，也没跟杨英商量就去教训杨正云，那不是一般的教训，出手太狠，一次就把他手打断。这不是杨英的本意，但出了事，杨英还得撑着。上村下营的，早不见晚见，兔子不吃窝边草，怎么能够这样？这一打不打紧，把这个村里好多人打到“大联合”那边去了。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一天，一辆马车向大罗城驶来，还没过桥就拦住了，一个来大罗城避难的武斗队员，对安柱耳语了两句，安柱就挥舞着大刀扑上去。坐在马车上的人下来论理，还挨了两刀背。赶车的人和坐车的人被押进村去，刚进巷口，遇到黄义，正好一个社员扛着一把锄头过来，黄义接过锄头，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打向被押进村的人，殷红的血从被打人的耳里流了出来，这不要出人命吗？我站在一旁不寒而慄。押进生产队晒场，黄义继续对这些人实施“老牛拔桩”酷刑，要审问出他们是不是“大联合”派来的奸细，来探测大罗城的情报。整七整八，其中一个还是安柱堂弟的舅舅。派性，给人的眼睛蒙上一层灰，分不清恩人仇人，分不清善恶是非。像我这样的受害者，对于动手打人，怀着一种天生的反感。但是，阶级斗争就是以打人整人为乐啊，黄义不知从哪里学来一句名言：“共产党打坏人不打好人”，经常挂在嘴上，成为他打人的理论武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历次运动中的受害人平反，阶级斗争被停止了，黄义无人可打，他干起了吸毒的行当。当年他当民兵队长，缴获的大烟藏匿在地窖里，一股脑儿翻了出来，吞云吐雾，好不自在。一发而不可收，大烟吸完吸海洛因，吸死了，这不是报应是什么。
我生活在打打杀杀中，周围充满着死亡。完全出乎我的本意，我以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建立民主政体的好办法，它摈弃了暴力革命，他摈弃了武装斗争。我太迷信摆事实讲道理，玩点笔杆子和嘴巴子，我们这些人，总还有点用武之地。所谓武斗，不又落入了我最害怕的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窝臼。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国民党够反动了，蒋介石够独裁了，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能耐，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厉害，所以把它赶出了大陆。杨刚、萧英、杨英、黄义这些人，比毛所说的新特权阶级，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凶残多了，走资派还要块遮羞布，这些人一旦大权在握，恐怕连遮羞布也不会要了。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完全证实了我的担忧。
果戈里描写“诡计多端”的投机家乞乞科夫为了发财致富想出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发财妙计，在Ｎ市及其周围地主庄园贱价收购在农奴花名册上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渔利。世界上的事无奇不有，想象力丰富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不了解文化大革命，而又发财心切的投机家，是不是也会无须破费半分三厘，把这些文革死难者的名单，以搬迁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文革死难者的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渔利。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