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莫卧尔帝国灭亡，英国正式取得了印度的统治权。多年来往来中介于英国和印度之间的东印度公司很快也被彻底废除，英国开始直接管理整个次大陆的政治与经济。英国在印度输入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印度本土引发了各种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印度经济在20世纪初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不少产业逐渐建立起来，成为印度现代经济的基础。与此同时，印度追求民族自治的思想也在暗中萌芽。
通过几代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努力，英语在印度精英群体中终于开始变得普及，很多印度精英都已熟悉英国的主流思想。19世纪正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飞速发展的年代，各种应用性的经济学小册子层出不穷，这些著作很快就传到印度。可以说，当时最新的经济学思想不仅是在印度的英国官员的指导思想，也直接影响了印度本土的知识分子。从斯密到李嘉图，英国主流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放任，这也是英属印度官员一直以来秉持的观念。他们到了印度，就要把这些经济观念应用于印度。
但是，印度知识分子都认为自身的立场和英国殖民者有所不同。从利益角度出发，他们倒也愿意学习经济理论，但会更多考虑本国情况，更愿意援引那些对印度抱有同情经济学家的观点。密尔（J.S.Mill）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英国学者。他的父亲老密尔是伦敦著名知识分子，写过最早一部《印度史》，随后就被东印度公司高薪聘去工作。密尔长大后子承父业进了东印度公司，此外，他还有两个兄弟也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几十年来，这个家庭两代人都为东印度公司工作，感情可谓极深。密尔在经济学上承前启后，继承了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被视作一代名家。他在经济发展政策上却有自己的看法。
密尔认同李嘉图的自由主义和比较优势理论，主张不同国家之间应当开展贸易而非保护。但国家并非一个原子，与谁贸易、贸易什么，这些技术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密尔更深入地研究了各国产业发展模式后认为，为了发展自由贸易，一个国家应该保护弱小的私有企业，反对国家对产业的垄断，这才真正符合李嘉图比较优势。等这些私有企业的生产能力达至一定水平，就能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创造财富。在这个问题上，密尔的思想深入下去就与李嘉图拉开了距离，反倒与德国国家主义经济学家李斯特有几分相似之处，因而大受印度本土学者的欢迎。
在印度经济学家不断坚持下，1920年代，英国主导的印度财政委员会终于明确提出自己的产业保护政策。财政委员会认为，只有在以下情况下，国家才应该保护这些幼稚民族产业：第一，这些产业自身拥有天然优势，如充足原材料、较低劳动力成本等；第二，如果不加以保护，这些产业就无法自然壮大；第三，这些产业的产品可以面向广大的国际市场。这三条原则，在很长时间段里都成为印度的基本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之外，印度的教育政策也在逐渐发生变动。早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本土就发生过一场大争论，关于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教育应采取的立场。当时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被称作“东方学派”，认为英国应当鼓励印度复兴本土的传统文学和语言，在尊重印度文化的前提下，渐进地推动西式教育。印度自身文化自有价值，在印度教育中应有一席之地；另一派被称作“英语学派”，认为印度自身文化并无价值，英国应该积极推行英语和英国文化，西方课程应该成为印度学生的唯一课程。密尔支持东方学派，而著名史学家麦考莱等支持英语学派，两派各不相让，来往笔战，但最终后者取得了胜利。英语学派暂时获得了胜利，却也为后来印度的政治独立埋下伏笔。
其实不管东方学派还是英语学派，双方都认为英国应该影响印度上层精英，通过他们再逐渐把影响扩散到整个印度。密尔认为这个过程不应过于激进，应该促进西方文明与本地传统的融合，需要双方容忍调和。但绝大多数印度的英国官员缺乏这个耐心，只是希望更快速地将印度西方化。英国全面接管印度之后，印度西方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但也随之出现反弹。孟加拉是最早被英国殖民的地区，英语非常普及，大量英语著作最初都从这里流入印度。但这里也最早出现反弹，印度民族主义已从孟加拉的精英团体中开始萌芽。
而在印度西部，著名社会运动家、国大党创始人之一的拉纳德（M.G. Ranade）一直在推动社会改革，使得马哈拉施特拉邦成为印度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基地。拉纳德是李斯特的信徒，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从基层入手，从印度普遍的贫困入手，同时采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拉纳德去世后，戈克雷（G.K. Gokhale）被许多印度人视作拉纳德的继承者。他作为国大党的领袖，高度重视印度的民族自治问题。他认为，印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印度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文盲。英国统治者对大众教育没什么兴趣，只想对印度精英进行西式教育，然后让他们再去教育印度民众。而在戈克雷看来，教育政策应该自下而上，先推行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对社会更重要，经济回报也更高。
戈克雷是个富有经验的、温和的社会运动家。他参考了英国、爱尔兰、美国的不同国家的教育法律和制度，认为在印度普及基础教育虽然需要一定投入，但回报远比投入大得多。英属印度多年来一直在军费上投入大量财政支出，而戈克雷一直呼吁把这些财政支出转移到教育以及卫生、医疗等与印度百姓直接相关的领域。戈克雷已经预见到，人力资本将是印度最为宝贵的资源。这个看法与几十年后无数教育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结果完全相符。
除了产业政策、教育政策，印度经济学家另一个关注重点是印度的金融货币政策。当时，经济学中的金融货币理论尚不完善，存在诸多争议。而生活中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迫使欧洲的经济学家们把金融货币问题置于经济学的核心。凯恩斯曾感叹，在研究印度货币的时候，经常能发现一些特殊现象，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他也确实为这个题目写了不少文章。但对凯恩斯而言，印度货币终究只是个有趣的学术问题；对印度而言，这些却是影响老百姓日常经济的关键问题。
19世纪末期是金本位的黄金阶段，英国坚定采用金本位，币值极为稳定。印度则和中国一样，一直采用银本位制度，独立于世界主流之外。随着一战的爆发，大量黄金流入美国，全球黄金储备失衡，英国不得不施行不可兑换的货币制度。而到了大战结束，经济稳定下来，英国国内出现了重返金本位制度的强烈呼吁。1925年，财政大臣丘吉尔宣布英国重返金本位制。而让英属印度尽快由银本位制进入金本位制的问题，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
印度转而采用金本位，核心问题就是印度卢比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在历史上很少有可参照的依据。如果这个汇率定得过高，就有可能损害印度的出口贸易。但当时印度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汇率定得太低，会使得印度产品的价格更低，损害大量生产者的利益，进而导致经济萎缩。对于汇率问题，站在国家总体立场上的判断，又与站在小农、手工业者立场上的判断出现分歧。最终，英国人还是把印度卢比定在了1先令6便士的水平上。
从金融角度探讨，这个汇率水平还算温和，并没有大的错误。但重要的是，印度民众认为卢比汇率的制定过程中缺乏政治参与，存在政治风险，因而对此表示不满。转向金本位后，印度经济就与英国经济更紧密联系在一起，英国有能力通过金融手段向输出本国的问题。所以金本位的风险并非来自货币本身，而是来自英国。果不其然，几年之后，美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迅速蔓延到全世界。1931年，英国果断放弃恢复了没几年的金本位，但却不允许印度也放弃金本位，从而能向印度输出衰退。
通过对货币本位制度的操纵，英国经济在30年代逐渐恢复，印度则又陷入衰退，这也进一步加速了印度人民追求自治的步伐。
（四季书评2018-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