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歌声中的故乡
第6节 九一八事变
一九二八年六月，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皇姑屯站炸死了张作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一夜之间占据了沈阳，造成中国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九一八事变”。对于我那自以为苦尽甘来的母亲，这是青天霹雳，刚刚挥别的那个充满孤寂回忆的冰雪大地，成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钟爱她的父母将难于重见了。
对于我父亲，这一天似乎是迟早会到来的；自他五岁看到日俄战争的炮弹落在我家后山之后，自从郭松龄为改变东北命运而战、兵败后被曝尸沈阳广场之后，雄踞东北的张作霖被炸死之后，他的儿子张学良匆促继承霸权，既无能力又无魄力保护偌大的疆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成为一片几乎茫然无主的土地。故乡断送在“家天下”的无知之手。令人何等悲愤！
日本人从世纪初修南满铁路贯穿东北半壁江山，已处心积虑等候这一天三十年了。日本关东军自九一八之后控制了所有对外讯息，铁路、公路、电讯全都切断。但是从沈阳到黑龙江，他们一路受到地方自卫力量的抵抗，一年后才全部占领。至一九三四年，成立满洲国，做为一九四○年“大东亚共荣圈”起点，准备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这漫长的一年，张学良在哪里？纵横天下的奉军而今安在？
一夜之间，中国好似在睡梦中被砍掉了脚的巨人，突然惊醒，全国游行，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复土！”但喊声只有自己听见。那时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时代，有制裁力的强国几乎全是殖民国家（英国殖民的印度到一九四七年才得以独立，法国的安南在一九四五年才以越南之名独立，她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数千万亡魂所换得的）。当时的国际联盟为九一八事变曾组成一个“李顿调查团”，然而毫无成果，世界上从无真正公理。
九一八事变后一年中，我父思量再三，思考实际工作的种种可能。自从他加入中央政府工作二年来，联络、布置在东北的工作人员多是教育界人士，沈阳沦陷后已全撤到北平，成立了流亡办事处；有些人也到了南京报告故乡局势，呼吁中央有效援助吉林和黑龙江省内风起云涌的义勇军。张少帅继承的奉军精华已在他声称“不抵抗”的情况下撤入关内，地方上不甘坐待沦亡的人，有枪即起。稍大声望的称为义勇军抗日。
无数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平津；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那时的中央对东北局势既无认识亦无对策，我父亲知道唯一能做的只有自己回北方去，深入虎穴，了解实况。这是东北人称为“挟着脑袋干”的孤注一掷。
他先辞掉中央工作，在极端秘密中（只有陈立夫一人知道）由上海乘船，用赴德经商的赵姓商人护照到日本神户换船转往俄国海参崴，乘两天一班的火车经绥芬河到哈尔滨去。到哈尔滨，住进一家白俄人开的旅馆，找到了仍在变局中苦撑的吉林同志徐箴（电话局局长，胜利后出任辽宁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初撤退来台时，由上海搭太平轮，全家在船难中沉没于台湾海峡）、臧启芳（地亩局局长）和周天放（教育局局长）等秘密工作同志，得以详知九一八后家乡抗日行动近况。辽宁几乎全部被日人占领，只有荆可独、许俊哲和石坚（字墨堂，抗战末期，被日本人逮捕，判处死刑，他手下大将，年轻的律师梁肃戎被判十五年监禁，胜利时幸获自由，撤退来台湾另有一番奋斗）等人以文官身分掩护发展义勇军工作。
吉林方面，在日本占领之前活动最有力的是韩清沦和盖文华，他们策画当地东北军与民间武力结合成为声势浩大的义勇军，抵挡日人北进，在长春血战一月后终于被日人占领，盖文华与八位同志被捕，砍下的头颅挂在城楼上。
齐世英从哈尔滨出发，经由王宾章、宇章五兄弟负责的最北据点——黑龙江临时省会海伦，去会见当时声势最盛的义勇军首领马占山和苏炳文等人，了解到他们弹药缺乏，装备与粮食补给已朝不保夕的情形；张家军队剩下的已停止抵抗，中央又远在数千里之外，交通已切断，义勇军只有赤手空拳、满腔热血和刺骨的朔风，无法阻挡日本关东军。大局既已无望，他此行唯一的成就，是劝服他们不要投降，武力不能为敌所用，亦不可妄作牺牲，尽一切能力安顿义民回乡，留住潜伏呼应的爱国之念。日人在一九三二年占领黑龙江后，他协助安排马占山与苏炳文进关，在南京、上海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接待与欢迎，对日后全国抗日的民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直接到东北工作既已不可能，他将敌后工作做了联系的安排后回到南京。蒋委员长对他说，政府在上海成立东北协会，从此由他负责中央与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联系，以及东北进关人员的安顿事宜。作长久的打算，决不放弃。
第7节 城门楼上的头颅
那时，祖母带我两位姑姑也从东北到了北平。父亲已先托人把我母亲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对朋友们说是要去照顾婆婆。父亲由哈尔滨回到北平后，决定尽可能地留在华北，用种种方式和东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员联系，以便掌握局势。那时候北平不太安全，没有什么保护，时常有日本奸细搜集数据，因此我们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则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亲有时还能从天津去探望他们。这期间，母亲开始扮演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来自家乡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学生。记得有一天，有位盖伯母和我妈妈在屋子里哭，妈妈叫我带她两个小男孩到院子玩，盖家小兄弟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二○○○年，在沈阳已复校的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开幕时，有人赠我《勿忘九一八》纪念画册，有一张全页照片：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血淋淋的国恨家仇，全未放下，与我童年记忆印证，永难抹灭。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齐”很惹眼，所以父亲就常常改姓。
我记得我们最常姓“王”、“徐”。姓“王”的时候，我在读天津“老西开小学”三年级。因为家里不敢让一个小女孩在大城市里跑路，就雇黄包车接送。我记得我坐黄包车离开学校的时候，有时会有调皮的同学在后面喊：“王八圆！王八圆！”我被喊得很生气，回去就哭。
过了一阵子，父亲又改姓“徐”，因为改姓，我不得不换一所学校。那学校有一些英国传教士，会教一点口语英文，可是三、四年级时学的英文，平时不用，后来就完全忘了。
姓过一阵子“徐”后，我还姓过“张”。因为父亲必须不断地改姓，母亲也不断地做“王太太”、“徐太太”……。我上学前常常问：“妈，我今天姓什么？”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问“我姓什么？”真的很可笑。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母亲不再是个哭泣的女人，她与我父亲两人的感情，在那样动荡的局势下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她觉得能与他共患难是幸福的，那种全心全意的接受与奉献，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她八十三岁去世前不久，我们曾谈到新时代女性有选择权的婚姻，我问她现在是否仍会选择嫁给爸爸？她当时未答，过了几天，她说：“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从天津回到南京后，我家先租屋住在傅后冈街。
那是一间小小的新房子，对面有一大片空地，长满了高大的槐树，初夏时开着一串串淡黄色的香花，是我终生的最爱，和芍药花一样，给我强烈的家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我和邻巷的同学段永兰及她的表哥刘兆田，沿着新修的江南铁路铁轨去上“鼓楼小学”，路上有开不尽的蒲公英和杂色小花。
一九三三年刚放暑假的时候，妈妈生了我的大妹妹，爸爸为了纪念故乡辽宁，为她取名“宁媛”。
她是个圆圆胖胖极健康可爱的婴儿，白天笑口常开，但常常到了晚上就哭一阵。妈妈怕她吵爸爸睡觉，只得抱着她满屋子走。
刚来帮忙带孩子的李妈愁于帮不上忙，有一天求一位来南京述职的地下抗日同志杨梦周先生(他那时住在我家，等待去新疆投效盛世才)，帮她写了一幅她家乡安徽凤阳的敕令：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求我哥哥上学时贴在大路的电线杆上。
我们天天经过都注意，有没有停下念三遍的人，又很怕被爸爸发现会生气。他参加南京中央政府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迷信和陋习，全民建设新中国。
我读鼓楼小学的时候南京充满了新气象，我已经九岁了，记得到处都是“新生活运动”的标语；我们小学生还去帮忙贴标语，诸如“不许吐痰”、“振作图强”……等等。
这些话今天已经没有人讲了，可是回想我们刚来台湾时，“不许吐痰”还是一个奋斗的目标，街上还挂过标语，勤俭、不喝酒、不赌博、破除迷信……等等。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日本有正式记录提到，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不能再等了，因为假如现在不打中国，待她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第8节 撒石灰的童年
一九三四年夏天，突然间我得了病。
我从小气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两次肺炎，生命垂危，几度又是气若游丝的状况。
我父母很忧愁，有位医生跟他们说：“她这种肺，应该到北方干燥的地方，会好一点。”祖母那时还住在北平，得知我的病情，写信说：“把她送到北平来吧。”祖母身体也不好，因为父亲的关系，经常上德国人开设的“德国医院”。
我记得跟父亲坐津浦铁路到北平去，自己并不知此程的真正目的，只因为父亲亲自带我，让我感到很快乐。
火车好似走了两天两夜，第二天过黄河铁桥的时候，我第一次坐到餐车吃饭。父亲把牛排切成小小的一块块给我，教我怎么切、怎么拿刀。在火车经过长长的铁桥发出雄浑的轰隆声中，我第一次和爸爸面对面坐着，那幸福的感觉我记得清清楚楚。
北平德国医院的医生诊断后，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如果这样下去，恐怕保不住了，你最好把她送到疗养院。”
父亲又亲手牵着我，把我送到离城二十里、位在西山山麓由德国人和中国人合资开设的“西山疗养院”，那位德国医生保证我到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疗养院采西式管理，病人是一个人住一间房。虽然我是院里唯一的小孩，也得一个人住。
每到晚上，我一个人睡在房里就很怕，住了整整一年也怕了一年。
那时候肺病是重症，有些人会治好，有些人治不好。因此院里经常有人死去，死后院方会在病人住过的屋子里撒石灰。本来我不懂，后来我知道，一撒石灰，就是有人死了。死亡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一看到撒石灰就开始哭。
院中有一位送饭的老王，是个白白、壮壮的男人，那时大概有三、四十岁吧。他有个女儿和我差不多大，他都叫我“丫头”。每次我一哭，老王就说：
“丫头别哭！我去给你煮土豆！”
土豆就是洋芋，那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我到今天和好朋友出去吃饭，谁有一个煮好的、圆的洋芋，都会给我。每想起这事我仍悲伤难抑。
六十多岁的祖母每个礼拜六坐二十里路轿子到疗养院看我。每回她要走的时候，我就哭哭啼啼地想下床追，但又不能下床，就在床上喊：
“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
祖母的轿子走很远了，还听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带我走。有一次临走时，她也哭了，眼泪在皱纹里是横着流的，至今我才明白何以古人文章里说“涕泪横流”……。
疗养院有一位女病人，我记得叫做张采苹，大概二十五、六岁，我叫她张姐姐，老王说她是失恋生病的。她觉得我这个小孩满灵的，对我很有兴趣，她讲什么我都懂，常常偷偷叫我到她的病房〈医院不许我们到别人病房去〉。她有很多新文学的书，大多是一九三五年左右的中文翻译作品。她的书我都看了，至今还记得一本林琴南译的《茶花女》，当时很喜欢他的笔调。
有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人在她的房间撒石灰，我就问老王：
“张姐姐的房间为什么撒石灰？”
老王说：“丫头，我去给你煮土豆。”
虽然我不太晓得死是怎么回事，但是知道她也死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死亡跟我的关系，因为石灰撒到我朋友的房间去了。
我想那时候我大概闹得太厉害了，整天哭哭啼啼的，把祖母闹得够受。我一生常常怀念祖母，她自我诞生之初开始，直到多病的老年还要为孙女这么操心，我常常觉得亏欠她太多。几年后，我们由汉口颠沛流亡许久到重庆，辗转得到她逝世的消息，我始终很难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温暖身体会变冷。
我父母亲七十岁的时候，搬到内湖安居直至去世，那是我们团聚最多最快乐的时期，也是父亲与我谈话最多最密切的时期。有一天晚饭后，他送我到湖边等公交车，我对他说当年在西山疗养院的心情和它影响我终生胆小怕黑暗。
“你们好残忍，把我一个人送到那荒山上的医院去。”
他叹息说：“我们那个时代，很少人懂得儿童心理学，我多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不知道小孩有那么复杂的心理。那时我用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把你送去疗养院，只希望你能活下来，亲友都说我是很好的父亲呢！”
我们坐在等车的板凳上，无言许久，车到了才惊觉。
他一定在想：“如果那时我懂这些，我会怎么做？”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父母生我、养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住疗养院那一年在无可奈何中，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消遣，渐渐成了终身的兴趣。书好像磁铁，会吸引我。有时回想这深植我生命的书缘，大约可称之为因祸得终身之福吧。
记得出院时，在一位留学回来的表叔家看到中文版的亚当．斯密《国富论》(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当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乐。我似乎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同时也看《小朋友杂志》，里面有画阿猫、阿狗的漫画，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还记得用号码连一连画一只狗，这些我也做。
一年后医生说我病好了，父亲把我接回南京。我的大妹妹已经快两岁了。
最初我仍回鼓楼小学上学，但是同学都不跟我玩，后来才明白，因为他们的家长知道我曾得过肺病、上过疗养院。我还记得有个同学名字叫万芳，本来跟我最要好，是个长得娇滴滴的小美人，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我妈妈叫我不要跟你玩。”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不懂人家是怕传染。
后来家搬到新小区的宁海路，正好就把我转到山西路小学。因为是转学生，所以来往的都是转学的和降班的边缘人，相处得不错。我作文特别好，老师对我很照顾，身体也渐渐健康进步，无忧无愁地就小学毕业了，那一年有很多可爱的回忆。
第9节 母亲和她的乡亲
一九二八年六月，统治东北的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东北已近群龙无首，张学良已与南京中央议妥，新年前挂中华民国国旗，这有名的易帜盛事，使北伐革命减少了最大的阻力。
这年秋天，黄埔军校〈由广州迁往南京后已改名中央军校〉第八期在全国招生，党部请我父亲协助在东北招考学生。父亲面见蒋委员长，建议将初选合格的一百多名东北青年全部录取，使多年来只有地方观念的青年能有国家观念，成为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革命种子。因此，自第九期至十二期，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委托父亲派人到东北每年招收一百名高中毕业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学生几乎占军校生总数四分之一，家乡沦入日本人占领之下的青年人，自黄埔毕业后分发至各军种成为抗战的生力军，但能回东北的并不多。
除了军校，每年因招生而同时来到南京的还有中央政校和中央警官学校的二三十个学生，我父母每星期日轮流招待这一批离乡背井的东北孩子。我们家也由傅后冈街迁到新小区的宁海路，一则是地方大适于招待客人，再则，我母亲又怀孕待产，不久生下我第二个妹妹静媛。那一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吧，三十多岁才做了一个家的女主人。
那栋新建的米黄色小楼有个相当大的院子，我母亲很快种了各种层次的花草。由她二楼卧室的窗子望出去是南京最高的紫金山，中山陵在它北麓，从环绕山顶的云雾颜色就知道天气的阴晴。
照顾东北到南京的学生是我父亲的工作之一，每星期招待他们吃饭却是我母亲的快乐，也是她思念故乡最大的安慰。家中请了一位山东厨师老宋（他和我们流亡到四川十年），每星期日请一桌黄埔军校和政校的学生吃北方面食，在我母亲心中，每个人都是她的娘家人。她喜欢听他们说话，讲家乡春夏秋冬的情景，讲亲人，讲庄稼。……
搬到宁海路后，她发现房子后面有一个不算小的后院，就买了大大小小的缸，除了最热的夏天，她带着李妈不停地渍酸菜〈白菜用开水烫过，置于缸内发酵一个多月后即成脆白的酸菜〉，又托人由北平买来纯铜火锅。七七事变前在南京那些年，齐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锅不知温暖了多少游子思乡的心！
母亲又认为东北的大酱最好吃，就是台湾说的甜面酱〈但不甜〉。东北因黄豆又多又好，一般家里都会做这个酱。母亲想做大酱，但做的过程其实满可怕的，得先让黄豆长霉。父亲知道了，就反对：“你在院子里搞什么？”母亲说：“我摆在后院里，又不给人看见！”父亲觉得又脏又恶心，不让她弄，但我母亲下定决心，还是偷偷做了一缸。等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来，母亲给他们切一段段的黄瓜，蘸大酱吃，然后又端出酸菜火锅。有人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因为想起家来了。这些人这一生没再回去了。
到台湾八二三炮战时，父亲和立法委员到战地去，金门防卫司令王多年将军说，他是我父亲主持招收的黄埔十期学生，忘不了我母亲的家乡菜。从南京打到四川的征途，许多黄埔的学生，照顾中山中学的弟妹和我一家人，也是对我母亲感恩。在母亲葬礼上，曾任驻马拉威大使的赵金镛说，怀念当年在政治大学读书时我母亲对他的关怀，家乡沦陷后还给零用钱……。
那一年，我姥爷设法又来了一趟南京，看到他疼爱的女儿在前院种花和后院大大小小的缸间兴高采烈地忙着，终于放了心。回家后两年，他平静地去世，心中不再牵挂。
母亲虽然有了持家的幸福，却常常一面忙一面轻声地哼唱着，我不知道她唱什么，但是当她抱我妹妹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唱《苏武牧羊》，唱到“兀坐绝寒，时听胡笳，入耳心痛酸”一句不漏，重复地唱着直到小孩睡着了，有时还独坐一阵子。
十多年后，抗战已经胜利了，她曾经回到家乡祭拜了姥爷和姥娘的墓，回过她枯守了十年的齐家小西山故居，接着却又被迫逃离北方，奔往更遥远的台湾。在台中，我儿子的摇篮旁，已经二十年后了，她又轻声地唱起《苏武牧羊》，那苏武仍在北海边牧羊，穷愁十九年……。直到她埋葬于台北淡水之前的三十八年间，她未再看到心中的北海。
第10节 流亡的大家庭
创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我父亲认为是他应当做的事。
一九三二年他由南京回北方，冒死出山海关潜回东北故乡，却只见到义勇军等地下武力抗日的穷途末路。地下工作同志认为他应该回到南京，以他在中央已经建立的地位和东北协会，对家乡做更有效的帮助。
于是，他先在北平成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由流亡的文教界人士照顾“满洲国”成立后不愿作日本顺民而逃到平、津的青年。他们有些流落街头，冬天冻饿在路边。救济处搭了些帐篷，先给他们饮食和基本照顾。
一九三四年南京政府团拜时，父亲结识当时的行政院次长彭学沛先生，知道他也来自北方，说动他拨下五万银洋，立刻与北平的李锡恩、黄恒浩、周天放等友人进行办校，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借到的报国寺、顺天府、原警高旧址等地成立“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二千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因为父亲说服教育部，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只有国家才能稳当地保障这样救亡图存的学校的存续。
第一任校长由原任吉林大学校长的李锡恩出任〈他与我二伯父世长在德国同学，与父亲亦有相同的政治理想，父亲视之为兄〉。教师几乎全由流亡北平的大学教师担任，我的哥哥原本就读于北平崇德中学，来投考被录取读初二。
到了一九三六年秋天，华北的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的潜在威胁和土共的渗透，使中央直接支持的人与事渐渐难以生存，于是父亲和黄恒浩、高惜冰等几位东北抗日同志在南京郊外二十里的板桥镇买了一块地，先建了些基本校舍和几所教职员宿舍，将中山中学由北平迁来南京。
落脚之后，学生自己动手平操场、建围墙和校门。进校门前，远远看到那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每天清晨升旗典礼，师生唱着共同命运写照的校歌（郝泠若词，马白水曲）：
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有子弟兮琐尾流离，以三民主义为归向，以任其难兮以为其邦，校以作家，桃李荫长，爽荫与太液秦淮相望。学以知耻兮乃知方，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在板桥初创时凡事艰苦。而且大家都年轻，我父亲总是乐观地往长远想。然而，这样清苦但安定、充满未来期望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南京也容不得身了。离开南京后，漫漫长途，日子比板桥还苦，在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颠沛流离，吃尽了饥寒之苦。
第11节 张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亲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
张大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时，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
在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张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
哥哥终于在同学中找到了他。他比我哥哥大三岁，除了打篮球，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也很少与人说话。透过那一年毕业和他一起打球的撑竿跳国手符保卢〈是那时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非与哥哥回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
他说他父亲被烧死之后，在日本人追杀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与一个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进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每天早上学校有早祷会，由“主祷文”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在这里他可以尽情求告一个父亲的保护和爱，于是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满洲国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岁，一个人进关，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学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适久住。那时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东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冻饿路倒。
有一天，他在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旁游荡，看到院子里搭了几个帐篷，庙门上贴着“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学后全体学生食宿一切公费，从此有了安身之所。
学校功课水平很高，原以为自己有了前途，谁知过了两年，华北在日本由满洲国进逼之下已风雨飘摇，渐渐岌岌可危，中山中学被迫南迁。离开北平时，只能辗转告诉在家乡却已无家可言的母亲，将随学校南迁，到了南京板桥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消息……。
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几年前有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的头挂在城门上一样悲惨。
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逃到营口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非”。
从此，每个星期六午后，我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他最喜欢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到院子里玩，有时帮妈妈抱襁褓中的二妹，偶尔会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买的书。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种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奥待解的书，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
那一年初春，中山中学大门外面盖了一些小平房，很小的木架泥墙小房子。妈妈每星期去住四五天，因为她又怀孕了，很喜欢再过一过乡村生活，每天可以种些菜。此外，另几家东北出来的老师家眷，更能慰解她的真正乡愁。
我每周末也会去板桥，可以满山遍野跑一跑，好似回到六岁前的童年。张大非常常来，他最喜欢抱我那两个妹妹，看我妈妈做家事，仍然很少说话。
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小山，牛首山。我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回到家，哥哥对妈妈说：“以后再也不许她跟着我！那么小座山，她上去那么慢，又下不来，动不动就哭，烦死人了。”
初夏，我们搬回南京城里，妈妈待产。
我们的一生和中国的命运不久就全变了，我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缘分。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未完待续）
（三联书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