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印证今生——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第7节 一九四三春风远
我在大陆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纪后回去，真正认识我的只有一起长大的同窗好友。抗战八年，重庆是我的家。到台湾之后，回忆最多的是沙坪坝：家和学校之间三里路，无数的水田，一条朴实的街，接着到小龙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难忘的母校，南开中学一九四三班同学见证了我成长的过程。开放探亲之后，大约是由在美国的同学开始。有了油印手写的通讯簿，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来自加拿大的潘英茂，只是一张简朴的明信片，上面写了两行近况和她的住址。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总是排在邻座。宿舍床铺也常靠着。她的母亲是法国人，所以她是双语的人，有时又似徘徊在两种文化之外的梦想者。熄灯后，轮到我讲新看的书或电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诚的，“我爱谈天，你爱笑”的听众。我记得最早讲拉玛尔丁《葛莱齐拉》的初恋与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拉玛尔丁是法国浪漫诗人，而书中的葛莱齐拉，和我们那时一样，也是十六岁。
胜利之后，英茂与我们失去联络，她的明信片到台湾时，我们都已七十岁。我原拟去欧洲开会，回程到纽约会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康珍馥（Jennifer 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谁知正逢美国的感恩节，安排旅程的人说，“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赶路，回家团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着明年开会再去。谁知第二年收到吕文镜曲北京来信，说英茂因病已去世。我与她当聚而未聚，是我极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写了一封无法投递的长信《寄英茂》恕我迟迟至今才给你覆信。初接到你的信时，我兴奋许久，当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记忆，都随你的信潮涌而至。你还记得么？我们毕业那年夏天，大家等着联考发榜，我们去重庆城里看你，五个人手牵着手往车站走，突然一辆吉普车冲来，把我们冲散，惊魂初定时，你用一贯静静的声音说：“我们以后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母亲的法国迷信说，牵着的手被人从中冲开，就是分散的预兆。”这些年中，我有时会想起那一次的离别。那预兆可真准，这么彻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过着无从存问的日子……
这封长信祭念我们战火下的青春，依怅取暖时不能遏止的悲与乐。我也将此信寄给了不断催促我回大陆团聚的一九四三班的好友，不久《四三通讯》将此信刊出，由此得到更多的讯息和催促。
促使我终于在一九九九年去北京参加四三班的年度聚会，是我另一位好友赖叔颖去世的消息。她与我小学中学两度同学，她的父亲是江西人，却在奉直军阀战争中，与我祖父相识，是我同学中最老的父亲。
我记得她家好像住在重庆曾家岩的山坡上，我父亲带着我很恭谨地拜望他。叔颖不是我那多幻想型的死党，却是我沙坪坝家中的常客，与我父母更多一层亲切。两岸开放探亲后，她即写信给我，请我帮她寻找当年随政府来台的哥哥赖光大的下落，我尚未打听到，却远班友通讯突然得知她因病去世。我知道她嫁给北京的吴姓名医，“解放”后受中共高层信任，大约末受折磨。但是怎么七十岁就死了呢？我再不回去聚会，还能看到多少人呢？
我回到北京时是农历暮春三月的夜晚，北国的春天仍有相当寒意。负责一直与我联络的邢文卫已在旅馆等我。我进了大厅，远远看到她在人来人往的接待柜台前站着的样子，脸上等待的神色就是与众不同。迎向我走过来的，就是邢文卫！南开中学真正的校花。男生宿舍“遥望受彤楼（女生部）”的焦点，她是我所见过最端庄美丽的中国少女。高一时，我座位、排队在她与英茂之间，羡煞许多人。如今紧紧握住我的，当然已不是那冷艳、矜持的少女。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但是她仍然与众不同。与她同来的是余瑜之（与柳志琦和我是班上三文友）。她们说柳志琦住在天津，这几年她一直说，等齐邦媛回来时，她一定来北京开班会。她们离开我的旅馆时，我说此行专为欢聚，一不谈病痛健身灵药，二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卫家（她大学毕业后，嫁给我们同班的男生，康国杰终身是她的仰慕者）。当年同班女同学到了十多位，见面都已不识，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说出名字时惊呼一番。我们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现实，无数的“你记得吗……都似在解答我在台湾难解的谜。验证了我今生确曾那般欢跃活过的青春。这些人，这些事，那鱼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过，岁月能改变，但并不能摧毁。
快到中午的时候，门铃响，邢文卫把我叫到门边，对我说，“柳志琦从天津来看你，你不要说你认不出她。”门开处，一对年轻人扶着一个勉强站立的老妇人走进来。我实在无法想象那倔得一寸都不肯让的柳志琦会弯腰！在进门的甫道，她抱住我，哭着说，“想不到今生还会看到你！”昨晚她们没有告诉我，她脊椎的伤已不能坐火车，为了与我们团聚，她的女儿为她雇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开了一百多公里路来北京。半世纪前，她与友伴去了中共的解放区，我只身来到台湾，两人不同的命运已定。吟诵清代顾贞观《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的词句，不胜烯嘘。
一九四六年暑假，胜利复员的各大学，开始由四川、云南迁回原校。秋季上课，柳志琦也兴冲冲地离开四川家乡到了北平。她读的飞生只大学战时迁往成都华西坝。我们同班大约有十人在那里，都只差一年大学毕业。我在复员到武汉上学前，与她在北平重逢，也同游欢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满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场面很大。柳志琦应是亲身目睹燕京大学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一九五〇年以后写末名湖畔大学生活回忆的是北京大学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人敢于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政治力量便如此断然消灭了一个共同的回忆！我那充满文学情怀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荡之后，如何回首我们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这一场令我一直近乡情怯的重聚啊！时时刻刻都那么宝贵，说不尽的当年趣事，唱不够的当年歌曲，苍老的声音，疲惫的记忆，努力重燃南开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们开始唱当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岁文艺青年情怀写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蔼，数载无忧时光在南开，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
当年在后方风起云涌的学潮，由街头游行演进成实际参与，我们班上大学后有几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长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绮珍，她从山西太原来，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时和我谈话响亮的笑声。上大学不久，听说她与几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学时几乎看不出谁“前进”，谁“反动”，原来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这半世纪来，延安的人在中国当家，她的境遇应该是幸运的吧！（五年后曾接到她寄来南开时代的照片，有一张是她穿着解放军制服，旁边注“随军入太原城”，她信上说那不完全正确。）我充满了想间的问题，但是在十多个人团团坐的场合，确是不知怎么问这些纯属个人攸关生死（Vital）的大问题。如今在近六十年后，用忆起的热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时的歌，这些饱经忧患的心啊……你们怎么还记得呢？我们这一代，在抗战的重庆长大，在荒郊躲警报时为《天长地久》、《葛莱齐拉》里的痴心爱情而神往，但是我们的一生，何曾有过蔚蓝的海湾？何曾有“黑发随风披散，腮际掠过帆影，倾听渔子夜歌”的可能？留在大陆的，历经政治动荡，很多尝过苦难；到台湾或到国外的，又总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见，真如隔世。当一切都是“一言难尽”时，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如今一九四三春风远”时，记忆与遗忘似双股柔丝，层层绕着这一屋子白发的小友。这些当年菁英中的菁英，因为政治的断裂。
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乏中，无需记忆，也无法遗忘。
那一天中午，我们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街名我忘了问，只记得沿街种的是杨柳或马樱花。四月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扑头盖脸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后面牵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学的白发上和肩头洒着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忆起当年在孟志荪老师词选课上，背过苏东坡咏杨花的《水龙吟》，她说记得开头是“似花还似非花……”我们接力背诵下去，“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尘土，一份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站在这陌生的北京街头，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飘零聚散之际，这铺天盖地的惆怅，是诗词也无法言说的啊！
两年后，我在台湾收到新的《四三通讯》，登着“邢文卫病逝”的消息。初看时，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拿近灯光再读，它是真的了，但是在悲伤之外，邢文衛变成了邢文卫，令我恼怒，似乎也助我抗拒它的真实性。到了我们这年纪。死亡原已临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对她无一句慰问！而她的死讯却是用这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宣告。最后一次相聚人多，无法说明白各人遭遇，歌声笑语，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遗憾，早已将苦杯钦尽了——那样六十年后的聚首，对于我只是印证今生果真有过的青春吧……
渐渐的，班友的通讯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风不但远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会之后，我去朝阳门看两度与我同学的杨静远。她在南开比我高两届，曾住同寝室。我到武大的时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级，是朱光潜老师的高徒。在乐山我曾去她家吃过年夜饭。她的父亲杨端六教授是经济系货币学专家，母亲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欧洲回国，即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戏剧和莎士比亚（我曾受教两年），被称为“珞珈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凌叔华和苏雪林。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杨静远，书读得扎实，思想相当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时代，应可成为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前”她已卷入困惑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政治思潮。同学中倾向共产党的自称为“前进”，称倾向保守的为“反动派”。那时，正面抗日的中央军在苦战六年之后，正陷入湖南、广西、贵州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四川太大，一般城乡的人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是逃难来的下江人，又陷入战火逼近的恐慌中。
杨静远在二〇〇三年出版《让庐日记》里记述她早期受吸引，觉得政府已经“彻底腐败”，必须改组，左派同学借给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记》，使一直用功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她说，“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父母苦口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不要冲动卷入政党之中，“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她从武大毕业后，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爱情径自放弃学业，回来建设新中国。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出版《写给恋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与恋人严国柱（武大工学院，与我大学四年同届），知她一生在爱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惨痛也许是难于释怀吧！二〇〇二年她主编《飞回的孔雀——袁昌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袁老师晚年极悲惨的遭遇：在校园扫街，被逐回乡，年老孤身寄居亲戚家，她自称为坐“山牢”的岁月，孤凄至死。令我这当年受业的学生泪下不已。
我也想到亲自召见劝我转入外文系，慨然担任我指导教授的朱光潜老师。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初期，我在武大校友通讯《珞珈》读到一位王筑学长写《朱光潜老师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中得知，四年“牛栅”生活之后，一九七〇年朱老师被遣回北京大学的联合国数据翻译组，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扫地和冲洗厕所之外，可以摸到一些书本了。有一天在西语系清扫垃圾时，偶然从乱纸堆中发现自己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二眷译稿，那是他被抄家时给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抄走的。重见这些曾付出心血的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组长马士沉取出掩护，他在劳动之余，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并且译出第三卷，文革后得以出版。在这方面，朱老师幸运多了。一九八九年钱穆先生到香港新亚书院演讲，重晤朱先生，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谒，未能成行，钱先生回台北告知，朱老师已不大认得人了。
而当年以“佛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撑我一甲子岁月以上的吴宓老师，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学术尊严。近半世纪后，吴宓老师几位已是名学者的学生将他“文学与人生”的大纲和上课若干讲义合辑出版，钱钟书封面题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笔写的，中英文并用。北京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编者之一，将英文译成中文，当时已八十二岁，“面壁而坐几个月，用放大镜逐字逐句辨认研究手迹，译完并作注释……”。书中叙述吴老师一生勤于读书教书，自己俭朴却不断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间却“不得善终”——不准授课、遭批斗、屈辱、逼写检讨、强迫劳动、挨打、罚不准吃饭、挟持急行摔断腿、双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神志昏迷，频频发出文革中的声声呼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他之所以受这样严重的迫害，是因为他竟敢在“批孔”会上说，“孔子有些话还是对的。”当有人要强迫他批孔时，他的答复是：“宁可杀头……”王教授的后记写着“在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怀念雨僧师”。
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
第8节 英雄的墓碑
北京聚会后，我到南京去，接待我的是四三班的同学章斐。我们在校即是好友，她个性爽朗、善良，从不用心机。她的父亲也是文化界人，所以我们生活态度和谈话内容也接近，她也是台湾开放探亲后最早写信给我的人。五十多年后首次相见，立刻可以相认。她仍是高高大大，乐观、稳妥的样子，似乎面对老年也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雍容。
回到南京，我怀着还乡的心情。第一天我们和四位班友午餐聚会，她们与我在南开的时候并不密切，所以无法深谈，人少，也没有唱歌。然后按着我的计划，我一个人去找以前宁海路的家。先找到三条巷宁海路，除了街名什么都不认识了。山西路小学挤在两栋旧楼房中间，几乎没有可称为操场的地方。鼓楼小学竟然距离我住的“假日饭店”只有百尺左右。我从它门口走过去走过来，没有看到那黯黑狭隘的一扇破门上挂的是我母校的校名！两旁小商店的招牌几乎遮住了它，我走进去，简直不能相信它会如此窄小简陋破旧。鼓楼小学在南京算是个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它如今的光景，绝不相信记忆与现实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一九三七年以前，曾是“黄金十年”的首都，曾有过恢宏建国计划的南京，全然不见踪影了。
第二天早上，章斐和她的老伴刘寿生来带我看看现在的南京。先去新建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门是大片黄沙铺地的前院，四周用石块刻着城区里名和死亡人数，宽阔厚重的平房里面是相关照片、资料。沉重的惨痛以最简朴的方式陈列人前。我至今也无法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走出那屋子的。
下一站我希望去看看中山陵。小时候，北方有客人来，父母常带我陪他们登上那走不完的石阶。但是，出租车抵达的时候，只见一堆杂树之间各种杂乱的小贩，没有看到石阶的进口，我下车站着往上看白色的陵墓，疏疏落落地有些人在石阶四面上下，没有一点肃穆气氛．。我突然很泄气，就不想上去了。回到车旁，想起昨晚看的南京地图，我问章斐知不知道有座航空烈士公墓也在紫金山里？她说知道，也曾想去看看，就问司机路程多远，能不能去？他说绕着山往南走，三十多里路，可以去，也愿意等着带我们回城。
车子在山路上绕行的时候，我好似在梦游境界，车停处，山路也宽阔起来，走进宽敞高昂的石头牌坊大门时。开始登上石阶，我仍疑似梦中。这是万万想不到的意外之旅……直到迎面看到亭里立着国父孙中山所写“航空救国”的大石碑，才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再往上走，到了半山坡，是一大片白色的平台，中间树立巨大的石碑和两位穿着飞行衣的中美军人雕像，碑上写着：“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第一层坡地上是刻着七百多位美国烈士的浅色碑群，有些碑前有献上的花束（纪念册上说至今仍有后代由美国前来凭吊）。往上坡走，第二层是更大的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刻的是三千多位中国空军烈士的名字，后面山壁上树木稀落，五月初的太阳照着，这一大片墓碑，并没有阴森肃杀之气。走完最高几层石阶时，我放开章斐牵着的手。静静地说，我要自己去找那块编号M的碑。丢北京前。张大飞的弟弟曾寄给我一本纪念碑的册子，说他的名字刻在那里。
那么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了。M号的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他的那一栏，简单地写着：
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一个立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男子，以血肉之身殉国，二十六岁的生命就浓缩到碑上这一行字里了。是不是这一块碑、这一行字，能成为一种灵魂的归依？
这一日。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我，温馨如他令我难忘的温和声音，到这里来，莫非也是他的引领？如一九四六年参加他殉身一周年纪念礼拜一样，并不全是一个意外？我坐在碑前小小石座许久，直到章斐带我下山，由玄武湖回城。玄武湖原是我必访之地，但此时将近日落，湖水灰黯，树色也渐难辨，童年往事全隐于暮色之中。
在那一排排巨大，没有个人生死特征的墓碑之间，我想起一九三六年冬天。在宁海路我家炉火前听他艰困地叙述他父亲被日本人酷刑烧死的悲励。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常常不在家，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回北方，在死亡边缘所做的工作：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北平和天津，妈妈带着我不断地随着他改姓王，姓徐，姓张……我也才真正地明白了盖家小兄弟爸爸的头颅为什么挂在城门上！
踏上流亡第一段路程，由南京到汉口，中山中学高中部男生是我家共生死的旅伴。我重病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妹妹，全由他们抬的抬、抱的抱，得以登车上船。这些都不满二十岁的男孩，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大成为保护者。船到汉口，学生队伍背着自卫的一百枝枪，被分派住在一所小学的大礼堂。十二月的夜晚，衣被不够御寒，日本飞机日夜来炸，城里、江边，炸弹焚烧昼夜不熄，他们之中年满十八岁的十多人过江去中央军校临时招生处报了名，张大飞报的是空军。他说，生命中，从此没有眼泪，只有战斗，只有保卫国家。
此后，他一心一意进入保护者的新天新地了。严格的入伍训练，由冬至夏，使他脱胎换骨，走路都得挺胸阔步。飞行教育开始之后，他又进入另一境界。他二十岁生日，写信给妈妈、哥哥和我，很兴奋地说他读了爱国志士高志航的传，决心更加努力精研技术，一定要考上驱逐机队，在天空迎战进犯的敌机，减少同胞的伤亡。“死了一个高志航，中国还有无数个高志航！”。必须同时养成沉稳、机智、精准的判断能力，在空战中以极锐利的眼睛和极矫健的身手，驱逐、击落敌机才能生还。
那时年轻的我们多么崇拜飞驱逐战斗机的英雄啊！那种崇拜，只有那种年纪，在真正的战争中才有，纯洁诚恳，不需宣传，也无人嘲弄。常年在凄厉警报声中奔跑躲避的人们，对于能在天空击退死亡的英雄，除了崇拜，还有感谢和惭愧。更有强烈的亏欠感。当我们在地上奔跑躲避敌人的炸弹时，他们挺身而出，到太空去歼灭敌机。当我们在弦歌不辍的政策下受正规教育时，他们在骨岳血海中，有今天不知明天。
但是他信中一再地说，在他内心，英雄崇拜的歌颂更增强他精神的战斗。随军牧师的梦始终未曾破灭，一九四二年到美国受训时和科罗拉多州（Colorado）基地的牧师长期共处，参加他们的聚会更增强了这个意念。回国在昆明基地参加当地的教会，得到他一生最温暖的主内平安。他后来大约也知道中国军队中没有随军牧师这制度，但是这个愿望支撑着他。不在醇酒美人之中消磨，可以有个活下去的盼望，得到灵魂真正的救赎。他是第一个和我谈到灵魂的人，《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是祈求平安的名诗，但是他却诵念“使我灵魂苏醒”那一段。在我们那时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没有人提到灵魂的问题，终我一生，这是我阅读深切思考的问题。
在我母亲遗物中，我找到两张他升上尉和中尉的军装照，脸上是和硬挺军装不相衬的温熙的笑容，五十年来我在许多的战争纪念馆重寻他以生命柑殉的那个时代。
一九九八年他弟弟寄来河南《信阳日报》的报导，追述他殉身之处：“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确有一架飞机降落在西双河老街下面的河滩上，有很多人好奇前去观看，飞机一个翅膀向上，一个翅膀插在沙滩里。过了几日后。由上面派人把飞机卸了，用盐排顺河运到信阳。”
三千字的报导中，未有词组只字提到飞行员的遗体，飞机末起火，他尸身必尚完整，乡人将他葬于何处？五十多年来似已无人知道，永远也将无人知道，那曾经受尽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之苦的灵魂，在信仰宗教之后只有十年生命中，由地面升至天上流浪，可曾真正找到灵魂的安歇？还是仍然漂泊在那片托身的土地上，血污游魂归不得？
收到这张《信阳日报》的深夜，市声喧嚣渐息，我取下他一九三七年临别相赠的《圣经》，似求指引，告诉我，在半世纪后我该怎么看他的一生，我的一生毫无阻隔地，一翻开竟是旧约《传道书》的第三章：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这一切似是我六十年来走过的路，在他的祝褥之下，如今已到了我“舍弃（生命）有时”之时了。所以《传道书》终篇提醒我，幼年快乐的日子已过，现在衰败的日子已近；而我最爱读的是它对生命“舍弃有时”的象征：
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成黑暗，雨后云彩反回……杏树开花。蚌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炼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施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我再次读它已是由南京归来，看到了黑色大理石上“张大飞”的名字。生辰和死亡的年月日，似乎有什么具体的协议。一些连记忆都隐埋在现实的日子里，渐渐地我能理智地归纳出《圣经》传的道是“智慧”，人要从一切虚空之中觉悟，方是智慧。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曼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第9节 灵魂的停泊
二〇〇一年初秋，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哥哥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宁媛、星媛由太平洋两端回到沈阳，参加东北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揭幕典礼，纪念他那一代漂泊的灵魂。
自一九二五年随郭松龄饮恨巨流河，至一九八七年埋骨台湾，齐世英带着妻子儿女，四海为家，上无寸瓦，下无寸土，庄院祖坟俱已犁为农田，我兄妹一生填写籍贯辽宁铁岭，也只是纸上故乡而已。
东北中山中学的命运，自开创就在颠簸之中。一群失家的孩子和老师，从北平的报国寺招生起，组成了一个血泪相连的大家庭，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汉口，到湘乡，到桂林，到怀远，有车搭车，无车走路，跋涉流离进入四川，托身威远的静宁寺，得以安顿八年，弦歌未绝。抗战胜利载欣载奔回到故乡，却遭停办四十六年，不见天日，直到一九九四年由各地及海外老校友推动，才得复校，重见天日。
为图书馆揭幕典礼搭建的台上，坐着地方首长、学校负责人和为复校出力最多的郭峰、李涛先生，他们说明东北中山中学自创校至今六十七年的坎坷校史，他们欣慰地说，只这几年功夫，由于教学质量优良，如今已是沈阳的一所重点学校。这一天也是校友返校的日子。操场四周列队站着新世代的学生，唱新的校歌。接着是老校友的合唱，他们唱的歌唤醒深埋的记忆，那是我生命初醒之歌，曾经伴着我从南京到湖南，从湘桂路到川黔路，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在逃难人潮中长大成人的歌啊！初秋的晨风里，站在故乡土地上，这些曾经以校为家，生死与共的白发老人，白发枫枫，歌声中全是眼泪，松花江的水中，仍有嘉陵江的呜咽，但是呜咽中有坚持的刚强。
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
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自会场出来，我去瞻拜了九一八纪念馆，然后一个人坐火车到大连去。车过营口，我想起一九二五年冬天，父亲奉命与马旅长进占营口，由沟帮子到营口对岸下车。和旅参谋长苏炳文带先头部队渡辽河，河水还未完全封冻，满河流冰，大家坐小木船，冒着被冲入大海的危险渡过，到营口上岸，所遇阻挡竟是日本关东军。
我到大连去是要由故乡的海岸，看流往台湾的大海。连续两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昔灭声消。
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完）
（三联书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