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将军和史迪威及指挥部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他飞回重庆两次，要求蒋介石解除他在驻印军的职务，有一次还声称如果不换他，他就不离开中国。（我是后来从郑夫人处听到的。）蒋介石大骂他一顿，但又安慰他，只要他继续和美国人周旋，对抗战就是一大贡献，他的努力会受到肯定，不论他是否实际指挥军队。1944年夏天，他被升为驻印军的副总指挥，进一步确定他是个没有实责的将领。当时在缅甸北部的驻印军，已扩大成两个军团。而指挥部还是直接指挥部队长，就像以前直接指挥师长一样，再度绕过中国高阶将领。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继任者索尔登（Daniel Sultan）毫无意愿改变现状。新的美国总指挥从来不曾请副总指挥开会研商。
郑将军的幕僚只缩减到一小群军官，在雷多（Ledo）设立办公室。驻印军的野战将领都前来诉苦，并透过高阶长官重申对蒋介石的效忠。美国人可能以为，由于他们的企业化管理，阴谋与政治会远离驻印军，不可能像在中国军队中一样猖獗。就短期和当地来说，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但治疗的功效只限于表面。
在史迪威的小成本军队中，军源十分复杂。新三十八师在转变成国家军队以前，是财政部税警总团。在盐税还是国民政府重要财源的时代，这个单位是用来巡逻产盐地区，以防武装走私，因此这部队被称为“财政部长的军队”。将领是孙立人中将，毕业自维吉尼亚军校，和黄埔军校没有渊源。新二十二师来自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他就是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对史迪威怒吼的那位将军。师里的许多军官毫无疑问仍然效忠于杜，因为他们以往都因他的推荐而获得派任或晋升。目前的指挥官是廖耀湘中将，毕业于黄埔第六期，又到过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新三十师原先是补充兵训练处，师长胡素少将是赫赫有名的黄埔一期生，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战争开打后，直接从中国飞来的两个师也一样，背景及人事都很复杂。
史迪威将军遵照美国陆军的惯例，在密支那（Mitkyina）战役结束不久就解除胡素和旗下两个团长的职务，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回中国。接着他论功行赏，晋升数名野战军官。依据国民党的惯例，这些举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核准，而蒋介石自己在进行如此重大决定前，也会衡量大众的反应及政治上的可能冲击。就这方面来说，史迪威的指挥权比蒋还要有权威。
不过，这位美国将军并没有解决政治问题，他只是加以忽略。很少人认为，这位美国大叔的管理风格可以延伸到整个国民党的军队。随便举一例来说，他在整备三百万名士兵时，不可能不会对某些单位特别偏心。他也不可能把用于驻印军的严格筛选标准，施行到三百多个步兵师。一旦达不成这样的标准，他可能和我们一样，必须平衡局势，而不是加以改革，除非他打算像共产党一样，完全去除军队的都市影响力，重新改造军队，让军队的势力完全由乡村来支持，并且改造乡村，一切从头开始。不管是美国人或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计划必须经过详细繁复的“主义”论战后，才得以施行。对单一性及一致性的要求，等于是将共同的分母强施在千千万万名政工人员身上，这些人可能低微到“高贵野蛮人”的地步。走向单纯化的疯狂动力一旦激活，就会没完没了持续下去。在延安发起运动的人士，必须抑制略嫌没教养的言辞与行动，达成心智一致，以维持战事的顺利进行，但他们很少能预期到，这种运动的动力，最后会将他们卷入“文化大革命”。
史迪威被调回美国，是早在上述困境发生前。但是，这位立意良善的将军从来不了解，他在缅甸丛林直来直往的管理方式，并没有简化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方式，反而引入新的纷争因素。一定军阶以上的驻印军军官都必须面对下列问题：我应该保留我的中国风格吗？或者应该多和美国人合作一些？李鸿少校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李鸿是史迪威的爱将之一，被他晋升，继孙立人后接掌新三十八师，而且还被举荐获得美国政府的银星勋章。但勋章要颁给他时，史迪威已被召回美国。勋章由索尔登别在他的上衣上，在典礼上，我们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新的总指挥。他一定是个很谦虚的人，我想不起何时看见他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即使名字也很少出现。他肩扛卡宾枪的方式和史迪威完全一样，不过，他却声称他只是想“打几只松鼠”。在典礼中，李将军严肃地说，能替美国将军服务，深感荣幸。但索尔登搭乘C47（号称“索尔登的魔毯”）离开后，李转向我说：“黄参谋，请你替我拿下这个东西好吗？”在他的同胞前，别着美国勋章的他已经觉得很不自在。身为旁观者的我，凑巧站在他旁边，因此有荣幸解除外国政府对我们军团的影响。我取下勋章时，不禁觉得我军的尊严也随之恢复。“不很重要，不过是个小小的勋章而已，是吧？”我把这个银星勋章递给李将军时，他说。事实上这也没说错，勋章本身非常小，银的部分也不过是一小点。
但在缅甸的一年半，绝非我生命中的不愉快经验。我成为前线观察员，一边服役一边写了八篇文章，投到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报纸《大公报》。我对密支那之役的报道长达一万两千字，在报上连载了四天。单单这篇文章我就领到三百卢比的稿费，相当于七十五美元，我一辈子从没领过这么多钱，接近一个上尉五个月的卢比津贴。
我们的组织架构中没有战地观察员，国民党也没有允许或鼓励军官出版战地经验。我不能说，我在真空地带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角色。不过，一切都来得很自然。
起先，我们想让指挥部认可我担任助理情报官。即使我们的总部听从他们命令，没有指挥权，但他们应该可以让我及其他一两名下级军官到前线去，让我们可以强化对数个师的情报报告，同时又可以吸取经验。美方总部的情报官是小史迪威中校，我从没见过他。在外面的办公室，他的助手告诉我，前线已有太多情报官。此外，我们的无线电通讯密码不够完善，我们还没搜集到情报前，可能就已泄露情报给敌军了。
我们还没尝试前，就已被安上无能的罪名。我们一点也不信邪，决定不经过指挥部的允许，直接采取行动。我们的密码专家秦少校替我制作一套特殊密码，对我说：“任何密码都是折衷的产物，要看使用的时间有多长，使用情况有多频繁。将情报传给敌人？没错，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只要你使用无线电通讯，就是在冒险，问题在于值不值得。因此，在你发出信前，再仔细检查一次，想想内容落入敌手的后果。”从此以后，只要我用无线电传送密码时，都会想起秦少校这段短短的话。
我不必申请正式的派令，前线各师都已经知道我已抵达。几天内，所有的将军和上校都知道我的名字。当时前线各级将领虽然接受指挥部的指示，却担心他们和中国上级的关系会因此中断。因此，他们很是欢迎我，把我当成郑将军的特使，而不是到前线执行参谋任务的下级军官。我受邀与师长共进早餐，他们派指挥官专车或吉普车来接我到前线。慢慢地，郑将军总部对这类邀请也有了响应，了解到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派代表到前线，这样的举动可能比单纯搜集情报更重要。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彼此竞争激烈，他们依照国民党的惯例，老是夸大自己的战果。他们的军情报告常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即使郑洞国并没有负责战场成败的责任，就重庆当局来说，他仍是驻印军的最高中国将领。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撰写军情报告。由于这不涉及指挥决策，由我们下级军官来做更加恰当。我们可以四处走动，不致惊动指挥部。
我就这样成为前线观察员，为期近一年半，有时和朱上尉搭档。我们尽可能远离师及团的司令部，尽量和前线部队在一起。起初我们的军情报告先送到雷多，让郑将军的高级幕僚修改，而后再送到重庆，有些部分经过加强后，会编入月报，让蒋介石亲自过目。战事持续进行，我们也更有自主权。我们照例以郑将军的名义发送无线电报，通常两三天发一次，副本则送往雷多。其他项目我们则做成报告送到总部，由郑将军定夺。我们的任务日益复杂后，总部派来一位密码人员协助我们。我们和后勤中心合作无间，后勤支持从来不成问题。前线部队甚至打算提供勤务兵给我们，还想挖我们专用的散兵坑。我们也回报他们的善意，在他们人手不足时，替他们当差。我被狙击手攻击那天，就是为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的前线单位出差，回程时，被日本三八式步枪射中右大腿。随后躺在医院的那段期间，刚好让我写篇长文投稿《大公报》。
上述种种，都是生命中令人满意的回忆。我当时不必负指挥之责，也没有压力。只有在部队可能被敌军打败时，我才会有暂时的焦虑，而这种情况只发生两次。否则，通常由我自己决定访问行程及时间表。如果我必须在前线部队待上好几天，我会安排适当时间，让自己好好休息，梳洗打点。我替战地军官所做的小事，他们都大大地感激我。我只不过自愿暴露在敌军炮火下，但却被认定是英勇的行为。
我想自己并不胆小，因为经过多次力图证明自己并非胆小之徒后，我终究不曾坦承不够勇敢。不过，驾驶吉普车穿过敌军炮火，或走过敌军小型武器的有效射程范围时，我都觉得很恐惧。喉咙会瞬间变干，四肢顿觉无力。保命的本能自动使身躯降低，似乎可以借此减少暴露在外的部位。我的听力忽然变得很奇怪，就像扩音器的音量一样忽大忽小。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说话，我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自暴恐惧。缅甸前线并非罕见的冷雨流入衣领，背脊凉成一片，牙齿也随着打颤。幸运的是，这种危机的感受并没有持续太久。这道障碍我必须跨过，一旦跨过，身体就会重新振作起来，我再度成为完整的个体，冷静而正常，即使此时离敌营更近，风险事实上反而更大。
这样的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我不得不私下承认，自己绝对不算勇敢。我看过前线的战地军官及士兵将战斗任务视为家常便饭，巡逻兵走过丛生的杂草时连弯腰都省了。他们毫无余暇去体会我从正常到紧急状况的变化。而且，他们也不用证明自己不是懦夫，没有人会怀疑他们。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享受暴力及战争行为带来的快感。不过，当我说战场上的恐惧有其动人的层面时，必须弄清之间的细微差异。我猜，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这或许可以解释，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愿意冒险，在正常情况下却不愿意。有一次，我置身第一线的步兵连时，刚好碰到敌兵的猛烈炮火轰击。我们四周的树枝纷纷断裂，到处充斥刺鼻的硝酸味。我发现自己四肢着地，恨不得沉入地表以下。我一心盼望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赶快结束，同时却观察到草地上的蚂蚁照常行动，似乎对更高等生物间的生死搏斗浑然不觉。在一瞬间我也照着做。我平躺在地面上，绝望与焦虑的情绪顿获抒解。一大块生铁从炮壳剥落，飞落到身旁不远处，我才知道自己逃过一劫。我本能想捡起来当纪念品，却发现铁片滚烫难耐，手掌几乎长水泡。
在密支那战役期间，每当下雨的黑漆漆夜晚，日军常派小队人马渗透到我军后方。他们使用三八式步枪，枪口发出“卡碰”的声响。只要后方传来数声枪响，加上前方枪声，让人不免疑心我们完全被包围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的射击纪律无法令人恭维。一天晚上，自部队后方传来“卡碰”声，前方部队于是向我们还击。我们在步兵第八十九团的战地司令所，位处一个小山丘，离驻扎所在的小机场并不远。数发子弹从我们身旁飞过，小机场的部队于是深信小山丘已被敌军攻陷，他们的战略位置岌岌可危。在暗夜中，枪炮的声音穿过时停时下的雨，只能显示出射击方位，但无法看出距离远近。在一片混乱中，后方部队朝我们射击，而前方部队也随之溃散，机关枪及迫击炮此起彼落。这时地表已堆了厚厚的一层泥，散兵坑内积水及踝。为了避免被敌方及我方击中，我们尽量压低身体，浸泡在湿寒冰冷中。从曳光弹掷出的化学物中，部分已开始燃烧，发出尖锐的声音，碎片四处散落，委实可惊。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小山丘的树上布满弹痕。团长的勤务兵在离我数码处中弹身亡。在混乱中，一位从来没有碰过自动武器的无线电报传输员兵，抓着一把四五口径的汤普森（Thompson）半自动冲锋枪，射光了满满一子弹夹的子弹，以发泄他的恐惧。子弹往上飞，在上方的防水布穿了几个洞。后来我访问一些人，包括一些作战多年的好手，他们全都说当时确实被吓坏了。不过，他们补充说，不管信不信，那还真是刺激的经验。人一旦幸存，就会浮现解脱的感觉。
我在战场上看到史迪威将军不下六七次。有一次山径过于狭窄，我只得踩在一旁的林地，让路给他和部下。我非常想对他说说话，鼓舞这位身为我们总指挥的老战士。他一定很寂寞。虽然他和我们之间存有歧见，但他对这场大战一定心有所感，否则绝不会自在地将国民党的徽章戴在帽子上。我和郑将军看法不同，我认为史迪威经常亲征前线并非意在炫耀，虽然以西方标准而言，一定程度的出风头无法避免。身为战地总指挥的他设法以身作则，证明他并非要求下级军官及士兵达成不可能的任务，也没有要求他们超越太多三星将领所能做的事。
说到炫耀，连朱上尉和我都自觉到自己的爱出风头。身为总司令部的人员，我们偶尔冒险一探无人地带，显然对战事没有太大助益。然而，一旦置身前线，总是有无可满足的冲动，想再多前进几步。我不知其中有多少出于虚荣，又有多少来自补偿心理，前者驱使我们寻求肯定，后者可能失之矫枉过正。但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我们的确真心想提升报告的品质。说难听一些，如果我们的任务是求证作战部队的表现与进展，却只是坐在后方，听取部队的简报，一定会引发批评。况且在丛林中，如果打算有所斩获，不可能离无人地带太远。
我尤其想体验战士的感觉。中国军队在瓦鲁班（Walawbum）隘口附近折损两辆轻型坦克。我去现场两次，观察被日军烧毁的坦克。我用手指触摸被点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弹痕是完整的圆形，内部的表面非常光滑，像是用机器穿凿出来的。铁甲皮上没有粗糙的边缘，也没有突出的铁块。连铁甲都能贯穿的子弹留下恐怖的后果，使我得以从各种角度重新设想战争现场。在漫天火海的景象中，势必夹杂着钢铁高温燃烧后的气味，还有泼洒的汽油所散发出的味道。这样的景象萦回不去，令人不安，无怪乎作战人员称他们的坦克为“铁棺材”。后来我两度执行坦克任务，但没有碰到任何反坦克武器。在第一次任务中，日军的机关枪轻轻刮伤坦克，让外漆受损。但四周的草地太厚，我看不清楚事情始末。第二次任务是率领步兵进入腊戍。充当机枪手的我，奉令不放过任何可疑角落，我也照办。我怀疑城里是否还有日军存在，我只看到一只狗飞速奔跑，这只狗十分聪明，冲向我们，但躲到子弹弹道下方。敌军在远距离的炮轰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喜欢在报社的兼差工作，因为有许多琐碎小事无法写进正式的报告中。前线军官从散兵坑出来时气定神闲，好整以暇地刷牙刮胡，即使是军事史家，也会错过这样的场景。他们的不慌不忙有时令人气恼。有一次我和一位营长走在柏油路面上，他警告我不要踩到地雷，但语调太过漫不经心，几乎是用唱的：“喔喔，你要踩到地雷了！”这时我才发现，就在正前方的路表有数处松动。日军一定匆忙行事，因此重新填过的地面十分明显，即使连地雷的黄色雷管都清晰可见。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不是针对人的地雷，而是针对坦克及卡车的地雷。事实上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被散落路边的杂物所吸引，因而忽略了前方的危险。但我的同伴曾少校在示警时语气应该可以再加强一些，抑扬顿挫可以再明显一些。我对他说，如果我真的误触地雷，对他也没好处。
我开坦克进腊戍时，一位坦克班的班长受了轻伤。他回来时，头上已经过急救包扎，血迹斑斑，但是他困窘地不得了。意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让炮塔盖打开得太久，日军以榴弹炮瞄准我们时，他来不及应战。但是他否认在战役中受伤。他极力辩解：“看，我只是稍微刮伤而已。弹壳击中砖墙，打下一些尘土和灰泥，对吧？所以有一大堆烟尘掉到我头上。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你怎么可以说我被弹壳打到呢？我又不是铜墙铁壁，对不对？”士官对战争的风险轻描淡写，对他们扮演的英雄角色不以为意，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
我喜欢听士兵间的对谈。八莫战役所以旷日耗时，原因之一是我们后方的桥被雨季时的大雨冲垮，坦克因此开不进来。有一天我听到一名卡车司机对另一名司机说：“坦克车有什么用？只要给我一千卢比，我向你保证，我可以开着我的GMC卡车在城里横冲直撞，效果就和装甲车一样。”但他的同伴不为所动：“好啊，老兄，我可以替你保管钱。”
在缅甸和印度，士兵每个月可以获得十二到二十卢比（三到五美元）的零用钱。大多数人都花在香烟上，但也有人节俭会打算，省下钱来买手表。有一次，我们的前线响起日军坦克战的警报，一名连长推火箭炮上前线。在这紧要关头时，一名武装火箭炮的中士忽而回头，打算向连长的勤务兵买手表，那可是十足的五卢比。交易没有成功，不过我们可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勤务兵开价两百五十卢比。
当然，战争不可能总是如此滑稽。事实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我听说，德军让军乐队在战场上吹奏送葬曲，美国的作战部队中有坟墓注册处，但驻印军一切付之阙如。我们的死者，如果算得上埋葬的话，只不过在尸身上覆盖一层薄土。雨季时大雨冲刷新挖的墓地，凄凉的光景让路人也觉感伤。大多数的日军尸身横在路旁，无人闻问。我在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反战文章，作者描述他曾躺在死人旁边，看到蛆在尸身上翻滚蠕动，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亲自经历他的描写。在缅甸战场上，我有非常类似的体验，我还看到蚂蚁从死人身上搬走米粒。
但战争的不理性并无法说服人。战争让战士过着累人的操练生活，却也带领他们进入生命中稍纵即逝的重重机会及神秘中。因此，战争无可避免会勾起各式各样的情绪及感怀，有时是浪漫情史，其徒劳无功宛如诗篇，只能寄之以忧思。在我记忆中，有一幕发生在密支那小机场的情景。在跑道旁不远有一滩水，水中有一个瓶子载浮载沉，只有倾斜的瓶口浮在水面上，雨打在水滩时，瓶子随着起伏。水滩逐渐扩大到一旁的湿草地上，一旁是张军用毛毯，埋在泥堆中。在后方，是一整班的美国步兵，他们绿色的军服全都湿透，看起来像黑色，黏在身上。附近没有任何遮蔽之处，倾盆大雨无情地下着。这些士兵肩荷卡宾枪，显然在等候出发的命令，全都站着不动，不发一语。我能说什么呢？要我说他们英气勃勃地站着，坚忍不拔，昂然挺立，决心承担战争的重任，忍受恶劣天气的折磨？我再仔细观察，他们的眼圈和无动于衷的表情都让我别有所感。美国人乐天活泼的典型特质哪里去了？下雨会让他们想到家乡吗？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乡？在家乡，如果碰到这样的大雨，他们一定会用报纸盖住头，开始奔跑，大步跳过水滩，大叫大笑。现在，不就是同样的一整班人马气馁沮丧，不知所措，无法面对战争的悲惨与不确定？难道他们不是感官麻木、才智枯竭、无精打采吗？
无论如何，在我投到《大公报》的文章中，我必须强调光明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可以当面讲朋友的坏话。再说，描写我们仍然敬重的盟友已对战争感到厌倦，这样的文章会被退稿。毕竟，战争事关权谋。为了凝聚意志力，必须先从假象开始。不过我心中自有定见。
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桥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尸体。他的右手似乎握紧喉咙，以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他的双脚张开，头浸在水里。我赶上距离不过两百码的前线部队时，连长邱上尉告诉我，死者官拜上尉，一个小时前被我们巡逻兵开枪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枪，他给我看死者的军徽为证。死者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树丛上晾干。
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吉（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日军投降当天，郑将军和我人在昆明。重庆之旅令我们非常失望，蒋介石曾一再保证，郑在驻印军的努力会得到肯定。我们因此以为，一旦远征军回到中国，郑将军可以获得实质的指挥地位。我们在重庆一再等着他的下个任务。最后命令发布，郑将军再度担任副手。更糟的是，他是第三方面军军长汤恩伯下的副司令长官。汤将军并非出身黄埔，但他的第一副手张将军是，而且还是第一期生，和郑将军一样。张将军和汤将军搭档，已有很长的一段日子，可以追溯到汤将军带领十三军的时期。也因此，他们根本不需要郑洞国。副司令长官是个多余的职务，没有明确规定的职责。除非司令官指派他执行不痛不痒的杂务，否则他的急于效劳不会被欣赏，反倒引起猜疑。忠于汤将军的将领可能以为，有个外人打算攻进内部。事实上，我们在第三方面军时，或多或少被总司令部人员视为汤将军的宾客。
郑将军已预知这一切，因此不急着赶到柳州去向汤将军报到。我们改飞到昆明，借口很正大光明，就是视察驻印军的未完军务。实际上，郑将军忙着打麻将，我则和他的妻舅和两名侄女混在一起，他们年龄都和我差不多。
到了8月，世界局势转变，终于让我们得以付诸行动。苏联参战。美国投掷原子弹，日军投降。街上的报童天天叫号外。对我们而言，最振奋的消息是，中国被占领的地区划分成各个区域，每一区域大小和省差不多，各由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将领来接收。第三方面军奉令接收重要海港上海及国都南京。即使郑将军也觉得兴奋，他说，我们要在两天内飞往柳州。
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减轻我的行李。在回到国内之前，我曾飞往加尔各答。虽然是为后勤部队军官出差，但我也趁机添购个人用品。我在缅甸前线的几个月之内，存了不少卢比津贴，《大公报》的稿费又加强了我的购买能力。我预期国内物资短缺，准备了一年份的牙膏、刮胡刀片、刮胡膏和羊毛袜。我还买了一件英国羊毛衣、一件皮夹、两双长靴、一个网球拍、一堆宝蓝色的文具及几副扑克牌。这些私人物品加上额外的制服及内衣，全都装在储物柜中，由开进雷多的军用卡车运送到昆明。就算战争再持续一两年，我的物资需求也可以不虞匮乏。现在问题出在运输方面，多余的行李在国内搬运不易，而且如果郑将军无法独立发号施令，我对相关服务设备的吩咐权力也会减弱。我开始担心这件事，意外的是，昭和天皇决定投降，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
我委托郑将军的勤务兵童中士，拍卖储物柜内的所有物品，连柜子本身也一并卖出。在昆明，这根本不成问题。我所有的物品都很抢手，没有人追问货品如何运进来，或追究一名陆军军官为何会拥有这些物品。不过，我对卖这些东西却觉得很不好意思，即使换成现金也并非我原先财务计划中的一环。在世界政治局势的快速演变之下，个人的财务不过是小事一桩。扣掉佣金后，出售上述东西让我拥有成捆的大额新钞，有些仍然崭新，而且还连号，见证当时通货膨胀的速度有多快。随后在柳州时，我还从第三方面军领了两个月的积欠薪资，回溯自郑将军被任命时。纸钞塞满我的背袋，相当于两三本精装书的厚度。这些钱到底价值多少，我到了上海才有概念。
（未完待续）
（九州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