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春小麦盆栽施肥试验是我第一次搞农业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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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二年级的课程主要都是专业基础课，如植物生理、土壤、农业化学等。这些课程不像一年级讲授的物理、化学等纯基础课那么枯燥，又有一定的理论性，很能引人入胜。当时我们用的参考教材全都是一边倒的苏联教材，虽然全都采用老师课堂讲授、同学记笔记的学习方式，但从理论到内容仍主要是苏联的。讲土壤言必称威廉斯，讲植物生理不是李森科就是季米里亚捷夫，而所有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及其学说，统统认定为唯心主义或是形而上学的，即使讲到他们的相关学说也都是从批判的角度重点讲它的问题所在。我当时也确曾产生过疑问：怎么世界上各门学科的奠基人、贡献者全都是俄罗斯人，别的国家科学家都不行？但课程如此，连图书馆也没有其它资料可查，问题很快也就丢弃在脑后了。
我肃反的问题这时处于所谓挂起来的状态。日常生活和行动倒无人干预，也无人过问，同学们则仍是以警惕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就像季羡林大师说的是“不可接触者”。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正是全国和北京政治上热火朝天的时代：贯彻总路线、加速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1955年7月和10月毛泽东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中央组织反右倾。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庆祝全市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学校的同学都去参加了游行；总之，到处都在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此外同学们还要经常接受些到机场迎接外宾或中央首长等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每次活动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去参加，但所有这类政治性活动我都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利。是怕我参加了搞破坏？还是以此表示我和其它同学仍有区别？我也弄不清楚。总之，每当同学们活动结束后欢天喜地回到宿舍，热烈地谈论着今天又见到了那位中央首长，忽抬头、看到宿舍里就我一个人在孤零零地坐着看书，欢笑声立即戛然而止，一双双警惕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这时，我也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涌上心头。
不过一向有点倔劲的我，心态还是很快就能自我平衡下来。我有个基本信念：是白的成不了黑的，是不是反革命特务我自己心里最清楚。除了承受这种同学异样的眼光和情谊上的冷落外，我更全身心地投入了课程学习之中，我发现这还真是一种最好的精神寄托和自我减压途径。学习，成了当时环境下我的一个世外桃源，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因为在那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种种人为的歧视；那里只有公平的探索与进取，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你每一分付出总能得到欣喜的收获与精神上的回报。就这样，我成天浸沉在书里，课堂内容不够学就上图书馆，充分利用我还有借书的权利。无论参考书、杂志，只要我能看懂的都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宿舍里某些同学间的关系也逐渐有所改善，由“不可接触者”成了“稍可接触者”。首先敢和我接触的还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调干同学，也许他们过去也参加过一些运动，知道中国的政治运动和审查对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和宿舍内的卜省三、张炳祥、廖多荃三位同学来往逐渐增多，直到毕业，互相成了大学期间较好的朋友。也就在这样一种气氛的环绕下，我完成了农大二年级的学业，各学期每门每次考试成绩，仍和肃反前一样始终都保持五分——优秀。
是1956年下半年，一天、班上那位女党员忽然通知我，叫我立即去学校党委办公室，有事。我狐疑地推开办公室大门，一位从不认识的老师接待了我，并通知我说：“你肃反中审查的问题，据我们调查结果和党委研究认为，问题已经查清，做了结论，希望你不要背包袱，好好学习”。可当我进一步询问详细调查结果时，他只是说：“是通过函调找到了陈笑，据陈笑说，当年南开中学退学时，关性天之所以破例发还给你们大部分学费，是因为陈笑托人向关性天说情后的结果，没有其它情况”。又说：“就这些，你回去吧”！他没有给我看详细的调查材料和组织结论，我那时候也不懂得这些都是被审查人应该争取的十分重要的权利，心里想；问题查清就行了，相信组织嘛，也就没有要求看结论。回到宿舍，当天下午开班会，散会前班上那位女党员又在会上向大家宣布说：“我说一个事。我们班上蔡方达肃反中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外调现已调查结束，没有发现问题。不过按照运动的要求和蔡方达的家庭与社会关系，通过运动进行审查也是必要的，现在问题查清了，这对蔡方达也是好事，按照学校肃反办公室的安排今天就这样向大家正式宣布一下。现在散会！”
总之，党领导的政治运动永远是正确的，整你是因为你自己有问题，活该！
把一个人当作反革命审了一年多，有形的政治歧视、无形的怀疑与精神压抑，开了多少大会、小会，今天就这么几句话宣告结束。总之，“揪之有理、放之有据、批判应该”，向来是我们党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做法。更何况还要保护积极分子的积极性！只是从来不去理会那些被斗人的心里这一年多来是个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散会后大家随即默默地走散了，谁都没说什么，也没人过来搭理我，更没有人来询问和祝贺我，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然、也可能是这消息不仅来得有点突然，更没有明确说明同学们对我今后应该怎样对待，大家也没来得及在心里仔细斟酌和消化，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要知道，那个年代，人们在政治问题上总是十分谨慎的。
但无论如何这对我应该说还是好事。何况我也刚才知道当年陈笑曾托人向关性天说情这么一个新的细节，也算是解开了自己心中的一个谜团。然而，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历史在这里又给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农大就肃反问题在我档案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尾巴：首先、在肃反的结论中详细罗列了对我怀疑和审查的理由，包括父亲是国民党官员、大姐去了台湾，个人社会关系复杂等等，然后列出了对关性天、陈笑的怀疑点和陈的函调证言，最后结论为“肃反中经群众检举，并根据现有线索组织外调，目前尚未查到该生有政治问题，就此结论。”天啊！明明所有整我的内容全部来自我自己过去写的向党交心材料，是组织上把我的档案内容散布给了群众，此外又有那一条、那一款是群众检举出来的新材料？同时，又把肃反运动中的主要会议纪录，所谓的各种揭发和交代材料，连章耘交代说，我曾告诉她土改时我曾带过枪等证言都收在里面，装订成册统统塞进了我的档案。我是在十年后的文革浩劫中再次被作为特嫌分子揪出来关进了“牛棚”，直至家破人亡、妻死女散，最终又重新获得“解放”后，1968年虎林农垦分局组织部的一位朋友，也许是出自对我人生遭遇的怜悯或同情，才违规悄悄给我翻看了农大的这一本材料，这位长期作干部管理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像这样的肃反结论实际上就等于说：‘蔡方达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特嫌分子，1955年肃反时群众就有大量检举，我们对他进行了审查，根据现有线索虽然这次没有查到问题，但还不能说他就是没有问题’”。在那个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岁月里，这话也就等于说：各级组织请注意，这个人永远该当“特嫌运动员”，需要随时对他提高警惕！
俱往矣！是谁？出自什么目的或考虑，给我整理了这么一份结论？这问题现在已毫无意义了。不过从这小小的事件中，倒能折射出中国人事档案制度和汉语语义的出神入化。在当时那种政治体制下，只要在不知不觉之中往你档案里塞上一张小纸片，写上几个模棱两可的字，它的威力绝对超过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或压在那猴子身上的五行山。因为无论紧箍咒或五行山，再厉害、再重！究竟还都是有形的，是那猴子自己知道的。而档案里那张小纸片是你自己一辈子都见不着的，不知道别人往里面给你写了些什么或放了些什么？也许其中的一张纸，甚至只是几个字，就有可能在某种适宜气候下，跑出来突然把你置于死地，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也正因为如此，聪明人对自己的问题进入档案通常是避之犹恐不及，也只有像我这样的大傻瓜，才会在解放初期对党一片虔诚的驱使下，那么认真主动地把这些原本就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无保留地向党交心的号召下，虔诚地自动送进去这许多可以供人任意抓弄的辫子。最后也等于把自己送上了血淋淋的祭坛，遭此报应，岂非活该！
写到这里，我眼前不禁又浮起了牛虻（亚瑟）临刑前那满是伤疤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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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政治结论的厉害，更没有想到他可以从此像鬼魂一样跟定我终身。因为我还自认为自己是党的人，我们是自己人。肃反只是一场误会，是北京的组织不了解重庆地下斗争的情况。何况反革命不是随便定的，是白的成不了黑的，问题最后自然就能清楚。因此，尽管成天生活在怀疑和歧视的目光包围下，生性倔强的我仍然一心一意埋头在学习上，我没有忘记离开团校时领导和同志们的嘱咐：“要为新中国的建设掌握科学知识”，没人剥夺我学习的权利，学习才是学生的主要任务。更何况，从心理上来说，这也是克服自己内心寂寞在被歧视包围的逆境下进行自我救赎的过程。
虽然我大学期间的各门考试课程最终都以“优秀”结业，但比较起来我最喜欢的要数植物生理和土壤。生理老师娄成后是国内外知名的植物生理专家，我特佩服他的讲课艺术，每次手里只拿几张小卡片就能有条不紊地讲上90分钟，每堂课还总是先简要地从复习上次的内容开始，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新课，听他的课就像听故事一样，真是一种享受。虽然我们的土壤属于外系课，但给我们讲课的华孟教授把看似枯燥的土壤学讲活了，从物质循环的角度突现出了无生命的土壤却是类生物体的特性。在兴趣的吸引下，课外我在这两方面翻阅图书馆的文献也就比较多，还逐步培养起了摘记文献卡片的习惯用以积累资料。在阅读中遇到了问题，也不管是课内还是课外的，都利用答疑时间向老师请教。除了找助教答疑外，有时候还直接找教授去问，娄先生的家里我就曾登门好几次。在所有的课程老师那里，我从来没有遭遇政治歧视的丝毫感觉，每次都能得到平等而耐心的讲解。尤其好钻牛角尖的我请教问题时老喜欢和老师争论，总觉得通过争论既能把自己不懂的地方暴露得更清楚，问题也就能理解得更深刻。学校不是提倡要独立思考吗？记得有一次把娄先生都问得有点烦了，他笑着说：“蔡方达，你的学习方法应该改一改，要抓主要的！人生有限哪！就像我们给人家做思想工作，并不需要从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讲起是一样的！”说罢，我们两人都会心地笑了。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娄先生那个灿烂的笑容连同他善意的规劝，至今在我眼前仍然那么亲切，好像就在昨天。
到三年级已是以耕作、栽培和遗传育种等专业课为主了。也许是我此前对生理和土壤课的偏爱，也许是我原本对大自然的向往，还或许是当时看了李森科的某些遗传学文章，特别是他的微粒说觉得过于玄虚，简直不像是生物科学倒像政治哲学。因此我更喜欢耕作和栽培。尤其讲耕作的孙渠教授，能用相当朴实的语言科学地剖解中国老农民的经验，就一个土坷垃他能讲上几十分钟，非常吸引人。但栽培课却使我有些失望。其实讲栽培课的老师也都是国内的知名教授，如给我们讲玉米的李竞雄、讲小麦的郑长庚等等。问题可能是在当时的教学大纲上，一个作物就讲那么十几学时、甚至才三、五个学时。每个作物除了介绍一下生物学特性外，就是轮作、整地、施肥、播种等措施要点。内容比较单调枯燥，我戏称之为“栽培八股”。记得有一天，我偷偷地溜进一位苏联专家向农大研究生及青年老师们开的栽培学讲座，听来听去结果也差不多，不同的只是他讲的是苏联采用的技术措施。我忍不住在他最后向听众征求问题时，大胆地写了一张纸条问：“什么是栽培学理论？栽培学除了不同地区的各种技术措施外，还有没有自身学科的理论？”他接到纸条后略有沉思，但立即很巧妙地作了回答：“作物栽培学是一门科学，当然有它自己的理论；栽培学也正在等待它自己的理论家”。这话虽然回答得很像外交辞令，但对我却深有触动，同时也更使自己产生了今后要搞耕作栽培的想法。虽然也知道如和育种比较，搞栽培不仅更艰苦、也更具挑战性。
当时，农大为了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在高年级中开展学生科研小组活动，可以自愿组合或参加，再找指导老师提供课题与试验物资。虽然这时班上已经宣布说我的肃反问题查清了，但在群众中我仍然只是一个稍可接触者，本专业的各个科研小组没人来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小组，我只得和两三个敢和我接触的同学自己组成一个小组，找到外系教我们农业化学课的彭克明教授做指导，按他提出的方案做了一个春小麦施肥盆栽试验。试验方案比较简单，可以说就是一个不同施肥期的试验，但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独立地系统做农业试验，从亲手选盆、装土开始，一直到试验的管理、调查和总结，三个月里无论在科研方法和研究意识上都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最后的试验结果与报告彭老师也相当满意。
此后的一天，我在图书馆的作物学报上读到了一篇鲍文奎的试验报告。他也是做了一个盆栽春小麦肥料试验，处理方案也十分简单，也只有不同的追肥时期，但他不是就此局限于得出一个小麦应该什么时候追肥的措施建议，而是通过各部位干鲜重的测定，提出了植物在不同生育阶段存在着不同生长中心的理论，该中心又直接左右着营养物质的转移与分配，从而为人工控制产量提供了可能的结论。在五十年代明确提出这一观点还是相当新颖的。这文章对我震动很大，以至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仍如此清晰地记得其中的主要内容。它使我震动，不仅仅是因为我也刚做完了一个类似的小麦盆栽肥料试验，甚至各试验处理都和鲍先生的大致相同，但鲍先生竟然能通过试验和调查得出了如此重要的试验结果并升华成为理论性的结论。它使我震动，更主要的是我还从这里似乎看到了所谓栽培学理论研究的曙光，栽培学可以不是单纯就措施论措施，他可以建立自己系统的理论为技术措施的应用提供指导。
鲍文奎其实是一位遗传育种专家，由于他坚信孟德尔遗传学并从事单倍体育种，在当年被认定是唯心主义者。在云南受到残酷的学术迫害，强行砸烂了他十多年辛勤积累起来的育种材料。为此不得不移居北京，先后在农科院和农大，实际是被迫改行才做了这么个肥料试验。鲍先生此后还接着就此内容在作物学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系列文章，我都如饥如渴地查找、阅读和认真地做了笔记。
在此启发下我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所有的农业栽培措施实际上就是在调节作物的生育（产量形成）规律（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和当地具体的自然环境条件（供给）发生的矛盾。能清楚地掌握作物需求和当地环境条件这两者的相关规律，也就可以说掌握了作物栽培学理论的入口，而鲍先生所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说，这一认识当时虽然还十分朦胧，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似乎有点雄心勃勃，暗暗地希望也能参与攀登栽培学的理论高峰，完全忘却了自己已是一个在政治上被打入了另册的人。
也基于这个朦胧认识，我觉得应该利用在农大的机会，更多地学习一些有关植物产量形成的基础知识。除了继续在图书馆查找和阅读相关图书和文献资料外，又自行去旁听土化系的植物生物化学课程，该课程我们农学系不开，每周四节，其中有两节正是我们的空课，但另两节和我们的植保课冲突了。我放弃了这两节植保课去听生化，但同时在课外用双倍的时间和多份同学笔记自学补上了我缺的植保课程。因而无论植保课堂上提问或考查测验，我都能顺利应对并照旧取得优秀成绩。但这事最终还是被人向系里告发了，系办公室找我谈话，从遵守纪律的角度要求我必须停止植保旷课，可是生化这门课自学实在感到枯燥，缺课后自己就难以补上，在每周缺听两节课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了两周以后，我只得无奈地停止了对生化课的旁听。
栽培课讲完后，作为农学系的一门主课，同学们可以自愿参加做课程论文，现在看来实际只不过是写一篇文献综述。由老师出一些题目，学生选题自作。我选的题目是“论华北地区冬小麦冬春死亡的原因及其防治措施”。按照前面所说的我对栽培理论的朦胧思路，我从三方面收集资料：首先论述了当前植物寒（冻）害形成机理上三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及其对冻害防治的意义（这是作物需求规律），接着又收集和分析了华北地区冬春气温和降水规律、土壤条件及灾害成因（这是环境供给规律），最后由此列项分析了以壮苗为中心的各项农艺措施对寒（冻）害的防治效果和具体例证。共写了两万多字，所列参考文献一百多篇，并送交指导老师郑长庚，他虽然总的认为写得不错，无论在内容或篇幅上都大大超过了课程论文的要求，但也正确地指出了我在采用抗寒品种的论证上不足。看来真是光想着要搞栽培了，我这人呀总是容易失之偏颇！
总之，在这两年里我仍没有想到应该总结或吸取肃反的教训，向党员们靠拢，随时汇报思想，甚至向他们检讨自己过去对某些党员的不够尊重，或者像有的调干同学那样言必称自己要争取党的领导。而偏偏自认为自己没错，环境再恶劣，我也要迎着风雪攀登！就这样，忘我的学习几乎成了我农大四年生活的全部内容。对这四年，如果说在我的心灵上，有什么值得我终身留恋的话，那就是我的学习生涯。那种一心想攀登科学殿堂硬顶着沉重的政治歧视压力、迎着阵阵红色风暴冲击的拼搏。为此，我也同样怀念：为我这种生涯和拼搏提供过帮助的那座灰色的罗道庄校园图书馆，以及那几位曾经亲切指导过我的老师们。除此之外，“北京农大”这个名词带给我的人生回味和联想，却几乎除了苦涩就是酸痛！因为我的倔强、不会随声附和和鉴貌辨色，也就注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将遇到更大的挫折，即使在标榜革命、竭力批判旧作风的新社会里也是如此！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外加地理的间隔，从离开农大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罗道庄那座图书馆和上面所说到的多数老师们，甚至连照片都没有。只有教我们耕作的孙渠教授，六十年代应农垦部邀请曾多次去北大荒指导，他几乎每次到牡丹江垦区都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相约会面、聚谈，有一次还给了我一份他为研究生准备的耕作方面的参考书目，我打开一看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真不知道向他说什么好。七十年代农大刚从延安回来，我凑巧来北京，曾专门到学校去拜见过他，他住在一个玻璃温室里，有一只木床腿是断的，还是用他成摞的精装外文书垫起来的，可他还笑着对我说，这很好，这就很好了！唉！当年中国名教授的处境啊！更遗憾的是，当1991年我迁居北京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想再找他们谈谈、请教请教问题，交流交流看法都已经再也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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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和57年无论国际或国内都是一个多事之秋。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时，突然作了震惊世界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公开谴责斯大林。在此引发下，从6月28日到10月23日接连发生了所谓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工人学生闹事的事件。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在56年11月15日至57年3月12日仅仅四个月期间作了三次重要讲话，提出了要用整风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并公开宣称：国内“大规模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通过报纸和舆论的宣传，从1957年的元旦到春节，国内的政治空气确实是逐渐松弛下来了，出现了费孝通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这时，正值我们三年级下学期，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随后报纸上的各种向党提出的建议或意见逐渐热火朝天。这使我想起了1953年我在西南团校校刊编辑室时反官僚主义时的情景，以为这次党真的是想听听群众的意见了。接着5月11日农大党委书记施平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动员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安排停课学文件、搞整风，集中向党委提意见。校园里很快出现了不少大字报。某日、班上那位女党员又通知我去学校党委办公室参加所谓肃反对象座谈会，征求对农大肃反运动的意见。会上几乎每个人都被点名邀请发言，由于全是肃反中被误审的对象，在相互启发下发言的情绪很快就热烈起来，有的还比较激动。我也发了言，不过说句实在话，我那时候的思想仍然相当正统，尽管受了一年多的委屈，但对党对新社会我还是十二万分的信任和爱戴的，因为那是我们拼死拼活争取来的。因此我的基本认识是：凡中央决定的一切肯定都是正确的，有错那是下面执行的不对，“是小和尚把好经念歪了”。所以我在发言时，首先肯定了中央发动肃反运动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农大党委执行上有偏差，尤其根据自己的感受，强调了农大肃反的善后工作做得不好等等。所以需要整风，希望党委认识肃反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
回到班里，气氛已十分热烈，我又参加了班里的座谈和发言。后来那位女党员又再三动员大家写大字报，并亲自找来纸和笔说：别的班都写了，咱们也不能落后。还说：可以用全班名义，由一人执笔，意见大家凑……。乱哄哄中不知怎地就推荐成由我执笔写了张《看！肃反中农大党委的主观主义》的大字报。大家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地凑词，其中当然确有相当一部分是我自己的发言内容，此外也引用了一些当时报纸上的语言。写成了一张有两张纸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有：一、农大的肃反有主观主义，“家家点火、村村冒烟”，好像台湾派来的反革命分子每班都会有一个似的；二、不重视善后工作，有官僚主义，好像把人打了一顿棍子，宣布一声“打错了”就算完事；三、由于善后工作没做好，使肃反运动在同学和同学之间、党员和一般同学之间造成了隔阂、好像有了墙，这也是一种宗派主义。最后署名是农三三班全体。
我们参加学习和整风运动的时间还不到一周，集中提了两天意见，全年级的同学就要编队搞暑期生产实习了。我分在芦台农场。也许由于整风带来了班上政治气氛的变化，同学们似乎又和我拉近了因肃反运动在情感上的警惕和距离，我忽然又变成“可以接触者”了，还被大家推选为芦台农场实习队的队长。随即同学们都离开了学校，分头到各农场进行暑期实习。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政治气氛的变化即将引发一场新的暴风雨。真如《庄子》所说：“安危相易，祸福相生”，我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到农场不久，从报纸上很快就感觉到形势迅速发生的变化。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重要社论，报纸上用大量篇幅刊登了许多工人、农民、战士反击右派言论的文章，而且用词越来越狠、调门越来越高。一场被称为“政治战争”的反右运动已是风雨欲来，我们远在河北省的农场里都听说北京大学的大辩论已经十分激烈。整风怎么会整成这样？谁都不明白。随即6月19日农大仍由施平书记召开全校大会作了《明辨是非、反击右派》的动员报告。全校决定停课停考两周，开展反右派运动。我们也接到了暂停生产实习，全体同学立即返校参加运动的通知。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早就布置好的一场“诱敌深入”的“阳谋”。早在5月15日，整风刚开始不久，他就向党内发出了由他亲自起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见《毛选》五卷），作为内部指示明确提出了反击右派的安排。这时，农大的整风还没有形成高潮，我们的大字报更还没有写呢！我不知道我们班上那位女党员、或农大党委事先是否知道这个部署。今天写到这里，想起她当时是那么笑眯眯地极力动员我去参加党委召开的肃反对象整风座谈会，还亲自热情地找来笔墨纸张动员我主笔写大字报等情景，我直感觉到背上阵阵发凉。这又是在对付谁？当时农大党委用党的崇高威望结合所谓的阳谋诡计，来诱使幼稚的、廿多岁、对党一片坦诚的天真学生，毫无防备地掉进那“引蛇出洞”的政治深渊，这手段又是何等地卑劣啊！
从实习农场回来，立即投入反右运动。整个北京各大院校的校园里已成一边倒的态势，满校园都是批判右派的大字报。我们的运动也就直接进入了揭发批判右派言论的主题。班上的运动仍由那位女党员主持，矛头很快就又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除了那一张由我起草以全班名义张贴的有关肃反的大字报是批判重点外，有人还揭发出我曾在一次学习会上发言提过问题：“苏联出兵匈牙利是不是算是输出革命”？说这是明显煽动反苏言论；还说我曾在下面和同学说过那位女党员学习不努力，这是损害党的威信、挑拨党群关系、破坏党的领导等等。不过这一次我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坚持进行了自我辩解，特别对于反党的帽子表示坚决不接受。我以我在校党委办公室召开的肃反对象座谈会上的发言为依据进行自我辩护。在那里我曾反驳了某些人认为肃反根本不应该搞的言论；强调肃反还是应该搞的，说明我没有反党。只是觉得农大的肃反工作做得不好。因为肃反整了我，我对农大党委怀有个人情绪，这一点我可以承认。尽管我的解释受到了更猛烈的批判，说我态度不好、避重就轻不老实，但我还是这样坚持着。因为这是事实，我当时确实没有反对共产党或反对整个肃反运动的任何想法。
反右学习进行了约半个月，在又交了一批思想检查后，问题再次被挂了起来。大家继续进行尚未完成的暑期实习，这次我被分配去柏各庄农场，当然原来的实习队长早就撤了。实习结束，也就进入四年级毕业班的学习了。
总之我又成了班上运动批判的重点，而且再次在这种精神牢狱里耽了一年多，直到毕业。说实在的，虽然最后并没有把我定为右派分子，我也咬牙把大学的学业坚持了下来，可这次运动对我思想和自信心上的冲击却是肃反无法比拟的。尽管肃反时我承受的外界压力很大、时间也很长，但终究自己心里有底，我不是反革命你怎么闹我也不怕。而现在却不同了，思想和言论是“软”的，同样一句话、不仅别人可以加以各种不同的解释，自己也难以保证：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就可能会冒出一句能够解释成反党的话来。记得在解放前的重庆、国民党的杨森市长大搞白色恐怖，吓得茶馆里都贴上一张“莫谈国事”的纸条，我们还对此编唱了《茶馆小调》进行讽刺，可那时禁止的终究还是公开骂政府的言论或牢骚，也没见过只是因为说过几句话，提点建议或意见就被认为是敌人，可以立即按敌我矛盾处理的。更何况这意见还是你让大家提的！不是一直在谆谆教导我们：要“襟怀坦白”“言者无罪”吗？这种做法岂不比封建皇上杀谏臣更卑鄙了吗！？
但那时候我绝不会去作这样的类比。因为党的巨大光环仍绚丽地闪耀在我心中，党永远是正确的。更何况我还自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党、自己的政权。一个幼稚、天真仍怀着一片诚心想为国家、为革命出力的青年，在党的强大威望和运动气势的压力下，问题只能强往从自己身上找。结论也只能是自己的思想可能真在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就像那时开始流行的那句话：“尽管民主革命还是革命者，当社会主义革命到来时就不适应了，甚至反对革命了”。但扪心自问觉得我真没有任何理由要反对社会主义啊！不是还在做地下工作时我也把社会主义想得那么好，那么民主自由，怎么现在竟成了这个样子？总之，我在政治上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迷茫中，虽然怎么也想不通，可又要强迫自己想通。为了寻找答案真想这时有人能和我推心置腹地谈谈，然而这人又在哪儿呢？我是那么想念曹贞干等那批清华中学地下社的战友们，要是他们现在在我身边那该多好！再不然有西南团校的同志在也行，尽管那个王梅很严厉、还特左，但她是耐心说理的、亲切而从未歧视过人。然而他们都不可能在身边了，因为我现在在北京、在农大！尽管有八十多位同窗四年的同学，但决不会有哪个同学能够或愿意和我推心置腹地来探讨这个问题。在这种几乎绝望的孤独中，只能通过学习和自省去找答案，我不知道多少遍反复阅读了当时报纸中的相关文章，特别是毛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还是找不到真正的答案，甚至感到其中不少提法前后矛盾、难以把握。如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就是一个例子：明明白纸黑字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可实际上阶级斗争却越搞越大、越搞越急！我真不知道怎么来解释眼前这一切。自己的思想出路又在那里？经过多日痛苦思索，只能又从家庭出身、知识传授等方面给自己扣帽子。尽管我们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也要无条件接受毛泽东说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应该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用一个人的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和我过去在团校学的马列理论对不上，但这是革命领袖说的，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只能强迫自己尽量认识上去。就这样，我接受了一块沉甸甸的‘铅石’从此压在了自己的心底。
也基于这一认识，在年底处理我整风反右中的言论时，我确实诚心实意地作了检讨：主要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挟持肃反中挨整的个人情绪，攻击了个别党组织（农大）和个别党员（我们班上的那位女党员），但我确实不是反党。在批判会上大家的发言还是认为我态度不好，甚至还有人大声呵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真会狡辩”，但也许正是由于我确实在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过肃反还是应该搞的这种话，并有记录在案，侥幸没被定为右派分子，只是很久以后才知道仍被划成了“中右”，也算是躲过了一劫。而据农大校史记载，当年全校有143人被定为右派，包括教我们土壤的华孟教授，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5%，正好达到了上级规定的右派比例。其中青年学生有95人，包括我们年级一班的两位年青的学友、何xx和卢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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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年来就是1958年。全国大跃进热火朝天，人民公社好！大炼钢铁热！似乎每天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我们青年学生也都热血沸腾。但同时使我感到迷茫和不理解的事情却也越来越多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早稻亩产三万六千斤。作为一个学农的学生，从公布的高产措施中，一眼就能看出所谓的掇秧技术实际就是把几十亩水稻在快成熟前挤栽到一亩田里去。这不是公开造假吗？可那是权威的《人民日报》啊！是我们一直奉为形同圣旨的党中央的喉舌啊！而且很快就有专家发表调查文章证明，掇秧就是比留在原地长得好。既然这样，那我这个20多岁的学生还能怎么说呢？更何况自己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只能睁着惶惑的眼睛看着这一切，感到自己确实跟不上形势了。此后全国水稻卫星越放越高，一直冲到亩产十几万斤，只是在报纸上占的位置和篇幅却越来越小，具体措施也见不到了。但各种惊人的热闹消息却依然层出不穷，大食堂啦、深翻土地啦，直到要赶英超美……。不仅眼花缭乱，而且一时间让人感到共产主义真是好象快到了。但难道我们这样的生活就要共产主义了吗，不是说要“物质极大丰富才行吗？”总之我也说不清楚，在党不容怀疑的巨大威信面前，只能感到自己的认识可能真是落后了。
与此同时学校里也同样够热闹的。2月19日全校掀起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施平书记又作动员，要求所有师生都要制订跃进规划。4月11日又动员开展向党交心活动，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接着学校还搞什么“思想展览会”，各班也都进行“红专辩论”，针对同学中存在的思想，重点讨论是应该“先红后专”还是“先专后红”，并批判白专典型。除了讨论外还要大家写大字报贴在宿舍门前，可以写自己、包括红专规划，也可写别人。在一次讨论会上班里那位女党员又把我作为所谓的“白专”典型在班上解剖说：“你们看，在肃反运动中那么一种情况下，蔡方达还照样能埋头念书、门门还要拿五分，你们说，他这种一心想成名成家的白专思想都到什么程度了”！对此我又茫然了，眼前浮起了1954年我们入学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为完成五年计划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团校送别我们时的动员，难道学习不正是祖国交给我们学生的政治使命吗！在审查我的肃反运动中我还能继续认真学习，这不正好说明心中无鬼吗？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对此我只能哑口无言。不过她这一番话，也许正是大学四年来我和她两人不同学习态度的一个总结。会后她又主动找我，要我“引火烧身、用大字报向党交心”。还说这是对我整风反右以来是不是接受运动教育，能够认识自己错误的一个证明。我明白这是要我用大字报作公开检讨，主动当运动批判的典型，借此推动班里的运动。农大四年、从肃反到今天，政治上我在同学眼里早已成了臭狗屎，再加上几张大字报倒也无所谓，不是说这又是一次自我革命吗？我的问题正等着处理呢！于是第二天我就写了一张相当长的大字报，题目叫做《粉红色的逻辑》。主要内容说：我一直有这样的认识，在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前提下，一个人对国家做出贡献的能力主要取决于他业务技能的高低。大字报一贴果然遭到同学们的猛烈批判，说这就是典型的“白专”，前提是假的，想个人成名是真的等等。不到两天，宿舍门前的砖墙上都贴得满满的，不过这阵势原就在我预料之中，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双反”运动结束就转入组织处理阶段。班上的团支部讨论我在整风反右中的问题。但我仍然坚持我没有反党，除了这一条别的什么帽子我都接受。有人因此气势汹汹地说我态度还是不好，这么长时间了仍然拒绝接受组织的教育，应该加重处分。在当时那种宁左勿右的气氛下，支部最后通过了给我开除团籍的处分，待报团委批准。
运动结束，我们进入了毕业班的生产实习。这次是到北京郊区各公社。不知是巧合还是背后有什么考虑，我和班上那位女党员编在同一组，全组只四个人，分到中日友好公社。好在一人一个大队，平时互相接触并不多。我所在的大队叫杨庄。实习中我主要协助大队完成了麦收，还帮助他们成功设计建造了一个沼气池等等。实习中也亲眼见证了公社里那种生产瞎指挥、跃进会上的胡乱浮夸吹牛等情况。但这时我已是一个惶惶然的戴罪之身，除了埋头干活，什么话也没有说。
从1953至56年，北农大的校址其实一直没有选定。先从罗道庄拟迁肖聚庄，也就是1954年我们入学时住的大一部。1955年又迁回罗道庄。1956年3月决定在马连洼建新校址，经过两年建设，1958年2月农业部正式批准迁校。所以这次毕业实习结束后就回到了新校址。新校址的房子很漂亮，但我们很快也就要毕业离校了。所以我们这届同学对学校印象最深的还数北京玉渊潭旁的罗道庄。
1958年7月康生曾先后多次到农大视察并指示。他的地位决定了他作的指示能实际反映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央领导的思想，现根据农大编纂的《百年记事》，不惜篇幅转摘部分于后，就此替代我对当时历史背景和学校形势的描述：
7月1日.2日.6日康生三次来农大展室参观，与学生谈话，提出：“学生应当是学校的主人，应当管经济”。“以后学生应当是能搞3000斤毕业，学生不应当仅当学生，应当同时是工农兵学商，不然的话，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要你们的”。
7月19日康生来校检查工作，听了学校汇报后说：“你们的力量很大，一个学校最低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能找那么十几块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也有科学，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也不能脱离理论。一个院长要兼好几个长，……你们再分、口径与社会的要求对不起来。（这也就是当时人民公社必须工农兵学商、样样都要行，实际取消社会分工的具体表述——方达注）
“农大毕业生不管考几分，能搞3000斤的就是3分，搞2000斤的2分，1000斤的1分，搞4000斤的是优等，搞5000斤是特优等。现在这样定，将来生产增长了还可以提高。教授评级也要这样办，搞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不管是美国毕业的还是苏联毕业的，不管你讲我实用主义也好，农民再跃进我还要提高，修订标准，这不是形而上学而是辩证法。”
8月6日党委书记施平在全校大会上传达毛主席对学校工作的指示，要全校教师、干部、同学均下放农村一年，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支援农村，奋战一年，又红又专，为建设共产主义农业大学而奋斗。施平说：这是7.19康生来校检查工作向主席汇报后，主席对我校工作的指示。并宣布组成8个下放大队（京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青海、宁夏）。8月22日全校下放师生干部举行了誓师大会。各大队先后于8月25至28日出发。
8月2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统统搬到农村去。”……
这也就是我们当时中央领导人对教育、对农业科学、对人才培养以及对形势的认识，其影响、其后果在这里似乎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由于我们是毕业班就没有参加学校的下放大队，而是抓紧毕业分配。学校里乱哄哄的，各下放大队早已开拔，校部只有少数留守人员。我们毕业生的重点分配方向是边疆地区。其中包括农垦部王震部长为开发北大荒向学学校要的20名毕业生，这一项即占我们系当年毕业生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宁夏、河南等地，只有极少数人留在北京。分配的原则绝对是以政治标准为主，所有的共产党员几乎全部留在北京、主要是留农大当老师，只有我们班上那位女党员随爱人去了中国农科院下面的一个研究所。出身不好和有问题的去边疆。今天想来，这种分配方案实际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实施党员自己的优厚特权，不是吃苦在前，而是抢占优越的社会资源；更何况、在当年体制下，这种分配更基本上是一次定终身的稀缺资源。某些与党员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分配上当然也得到了照顾。
某些与党员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分配上当然也得到了照顾。
为体现大跃进精神，毕业前全年级三个班共八十多人，在校园里挥汗劳动搞了一亩深翻地。取名卫星田，作为向学校的毕业献礼。采用当年长葛县创造的人工深翻地方法，全面深翻一米五，一层土一层粪，大家干得很是卖力。这样的献礼也真具有时代的特征。现在回味起来，当年浪费了不少汗水和粪肥倒是次要的，只是作为农业大学的学生，这种献礼究竟是笑料还是嘲讽可就说不清楚了。
我当然是分配到北大荒，通知书上的报到地点是黑龙江省密山县铁道兵农垦局。作为南方人，我不知道密山县在那里？更不知道北大荒又会是什么样？但我对这分配还真没什么意见，只想早点离开这学校，离开四年来曾在一起念书的大多数同学们，一个人走得远远的，走得越远越好！谁都见不着才好！回想四年前我兴冲冲地报考北京农大，还在入学考试时写下的那篇豪情满怀的“我的志愿”，心中泛起一阵刺心的酸痛。
因为师生都下放了，偌大的学校早已空空荡荡。同学们全都在忙着办理各项离校手续。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学校团委转青年团的组织关系，因为至今仍没有人通知我最终的正式处分决定，更不知道团委是怎样批的。接待我的是一位不认识的老师，他把团员名册翻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抬头诧异地看着我。我心头一紧，什么都明白了，扭头就走出了团委的大门。院子里空落落地，一阵风刮过，灰沙和纸片在空院子里打着旋，我觉得是灰沙迷了眼睛。才九月份，可今年北京的天气怎么那么冷？！我禁不住接连打了几个寒战，下意识地紧了紧衣服，揉了一下眼，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从1949年在重庆参加地下组织以来，我一直认为我是组织里的人，组织才是我真正的家。在那以生命相搏的日子里，这种意识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原本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当生我养我的那个家和组织这个家有了矛盾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毅然丢弃了原来那个生我养我的家，伤害了亲情，今天回味起来当时我的某些做法既非必要更不应该那么绝然。新中国成立了，我们的处境变了，但自己这种意识并没有变，不管实际上党怎么看待我们这样的人（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真正认识到的），但我却自然而然地仍把这个政权看成是自己的政权，把组织看成是自己真正的家。不然的话，又能把自己摆到哪里去呢？难道要自我否定过去以生命相许所做的一切？那不成思想和信念上的一种背叛了吗！也正因为有着自地下时期开始的我和家庭那一段纠葛，大学四年中我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完全是靠每月的助学金交了伙食费后剩下的六块钱维持穿衣和学习，甚至连通信和家里也几乎是零。可现在连组织这个家也把我赶出了门，我一下子成了一个完全无依无靠，没人要的孤儿。这种打击和精神上的失落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的，更不是我用文字所能说清楚的。
夜里我和卜省三对坐在大操场草地上，谈到很晚很晚。他是我仅有的几位能多少谈谈心的同学了，他虽然也分配去北大荒，但明天要先回山东家里去。我们相互谈了大学四年的感受。他最后送给我两句话：“以后别人没说过的话你千万别说，别人没做过的事你一定不要做！”我知道他是真为我好，甚至这个临别赠言对我也十分中肯。但我口头上虽接受了他的建议，却又知道按照我的性格这肯定做不到。况且一个人如果真“深沉”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他的全部生活也就只剩下两个字：“活着”了！
我想念曹贞干等重庆民协社的战友们，想念当年那热火朝天的岁月，也想念团校的同志们。但是我又怕再见到他们，今后我实在没脸和他们再作任何联系了，我更后悔我来到了农大，如果仍在重庆，那肃反和以后的一切也许都不可能发生了，这实际说明我那时对社会和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根本没有任何认识。我就希望，从此以后最好一个人孤零零地埋没在北大荒那片大荒野上。所以也没想把我的去向和情况，告诉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当年为了革命背离了家庭，今天落到这么个结果，难道还有脸告诉家里？！……
宿舍里的同学大多陆续走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先回家然后再到工作单位去报到。而我已经没家可回了！宿舍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空落落的学校、空落落的院子、空落落的宿舍，地下一片凌乱，此情此景更突显出了自己空落落的心境下那种孤独和凄惶。是该走了！快走吧！走到一个谁都不认识、谁也都找不到我的地方去更好。
在小店里用五毛钱买了个大木板包装箱，把书和四年来的笔记、和我那些心爱的读书卡片都认真装了进去。还咬牙花了半个月的生活费，近三块钱买了一套植物生物化学。我不知道这些书、特别是那套植物生物化学到北大荒还能有什么用，但这终究是埋在我心里的一个情结，所以仍然禁不住自己那么做了。
学校总务处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服务，预支了路费，还用车送到前门火车站。在汽笛的一声尖叫中，我孤身奔向了那茫茫的北大荒。在车轮和钢轨“咔哒、咔哒哒”的撞击中，我的心连同那探索栽培学理论的梦，一齐被撞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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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农大！
写《回味》农大篇，往事历历、心潮澎湃，夜难成眠。忽见屏幕上闪烁的字符凝聚成一首小诗，遂记如下：
我来了！——
迎着新中国灿烂的朝霞，
怀着参与改变神州农业面貌的理想，
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
我走进了这座学府殿堂。
浩瀚的书卷确曾令我心醉，
诱人的学理更曾使我疯狂；
我是多么地希望——
希望能用自己整个儿生命——
攀登这深邃古老的殿堂！
我走了！——
怀揣着“疑似特嫌”的档案，
头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帽；
手拿着四年各科全部优秀的成绩单
上面盖着“白专”的大红印章。
过去、我曾因自认为革命——
遗弃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家，
天、自以为是自己的那个革命的家
又同样为了“革命”——
挥手把我驱逐、如对敝屐一样！
我成了一个地道的孤儿，
背负着学友鄙夷的目光，
回眸告别这壮丽而又冷峻的殿堂；
茫茫然——
茫茫然地奔向那茫茫的北大荒！
“孩子！”——
空中忽传来一老者遥远空旷的喊声，
“不能怨我，不能怨我啊！
“我自己也是身不由己，
没看到四年中迁了三次校址，
就盼望能找到一个好点的地方，
建设得不辜负这殿堂的称号。
“好不容易这里的新楼刚刚盖起，
却又说农业大学建在城里那是见鬼！
过几年就要把我发配到大山沟里
那个被称为‘圣地’的地方！”
“孩子，你我都认命吧！
当今的华夏、它不需要文化！
你是出生在了这个错误的历史里，
又来到了我这个错误的殿堂！”
5
整风反右是新中国建国史上永载史册的重要事件。各种专著已然很多，涉及方方面面，再不需要在这里饶舌这段历史过程以及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了。有人说这是一场政治战争，有人说自那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精神炼狱。除了被正式打成右派的55万人，连同被批判的、牵连的、还有他们的家属子女，伤害的更何止数百万人。泯灭了多少人才和精英，以至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仍是一段等待面对的历史。有不少人仍在呼吁：要求平反、道歉甚至赔偿。构成了政府“维稳”中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之一。
作为个人对历史的回味，我更关注于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体会到反右对党群关系及政治体制的变化。经过长期痛苦的思索，可以认为，经过反右：表面上党的威信空前提高、社会主义政治高歌猛进，其实它是最终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封建性的一党专制的倒退。突出表现在：1、在政权建设上，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独立性被彻底摧垮，成为政治花瓶，共同纲领规定的联合执政、互相监督终成空话。2、党占有全部社会资源，党领导一切实际就是在各单位、各部门占有一切，分配一切，从此人民所得的一切均来自于党，或代表党的党委、领导的赐予，正像我们那时候常爱说的话：“我们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党的恩情比天大”，国家的主仆地位从此分明；3、各单位党的一把手成为党的化身，对他的任何批评或意见都可以定为反革命右派，也就是典型的政治思想犯，他所统管下的一切实际就相当于分封给大小诸侯的领地，在该领地内他就是王者。4、党员不再是吃苦在前的先锋，而是某种身份，理所当然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冠冕堂皇地占有优先权，比如我们的毕业分配就是一例，从此以后，入党自然成了晋升或取得某种特权与利益的阶梯。5、公民的民主与自由被彻底扼杀，堵塞了言路、控制了舆论，实际拒绝了任何监督。从而自然而然地使各种告密、奉承、吹牛，以至腐败由此蔓延。又一个新的‘党国’由此形成，就其专制性来说，许多方面较比当年国民党恐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实在的，写下上面这段话，我的心是颤抖的。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无法接受上面这样的论断。几十年来，我一直自豪地坚信我们是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家、是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和我们曾全力推翻的腐朽的国民党专制政权相提并论？去进行某种党国的类比？……然而，正如有人说过的：一打宣言和纲领也不如一次实际的政策和行动！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在那个年代里，上面说的那一点、那一条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现代汉语词典》对专制的解释是“独自掌握政权，独断专行、操纵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写得好：“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那么试问：当时这些自由权又在那里？实际是不是独断专行、顺我则昌、逆我则亡。尤其59年的庐山会议，这种专制作风更发展到了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包括上书和建议同样要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直到将对方肉体整死为止，成了完全的一言堂。可以说这时候实际上已从新民主主义倒退回了封建的独裁专制政体，不论表面还穿着什么样的外衣。
这种倒退过程符合中国的封建基础，同时也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的神圣地位相呼应。看到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领袖世袭制，我甚至感觉到了二者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有民主诉求的知识分子却会是推行这种体制的主要阻力。正是感受到了这一点，为此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就提出了：
“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进一步提出所谓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实际就是要崇拜他。且明确认定“我国当前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中的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种把知识分子明确划入敌对阶级的分析结论还正式纳入了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决议（以上均摘引自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各相关条目）。估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多数知识分子喜欢独立思考，而不愿意盲目崇拜、服从专制。
从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炼狱也就建成了。
历史就这样和我开了一个大玩笑。我1954年入学、1958年毕业，短短四年时间里，正值中国的政治急剧倒退。1954年是面对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热潮，尊重知识、需要技术，甚至邀请了不少海外学者归来；而到1958年已是精神万能，“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并且要堵绝一切民主诉求和批评建议！科学和知识都严重贬值。我正是在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于1954年入学，又在知识贬值的1958年毕业，一个时代的落差正好被我赶上，个中的滋味也真是“谁能说得清”了！
然而，更可悲的是这些党的决议和伴随其间的政治脉络，我只是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才初步有这么一个较为清醒的整理和认识。相反，虽然当时我遭受着红色风暴的沉重冲击，但由于既往的思想和信念，使我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年青人一样，对党对新中国的心依然火热。我不可能想到，取得政权后的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党了；我更不可能认识到当时所要创建的共产主义，实际可能是一个贫穷、愚昧而又专制的“大同世界”！因此，尽管我像许多历史故事中的痴情女子一样，自认为是值得以身相许的自己人，对党对新中国依然满怀着热情、憧憬与期待，却根本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真正命运和在这个“天国”中我应该选择的适当位置，终于在随后的十年浩劫中招致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
农大四年对我此后的人生轨迹起着支配性影响：它提升了我的学历，但也使我从此带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它在学科理论上赋予了我一种业务专长，但也在现实生活中使我从此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十字架。这不仅仅是指档案中“疑似特嫌”和“中右”的政治结论，这点我自己当时还不知道，也不完全是指仅仅因为我对肃反提了点意见、写了张大字报就遭受开除团籍处分；而是在这四年时间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没完没了的检查检讨，使我在政治思想上滋生了严重的原罪意识。由于那时党在自己心目中仍有着巨大的威望，当发现自己的思想竟与政治现实发生冲突时，自己本能的反应只能是否定自我、尽量寻找问题的所在。于是、如果说解放初期我因为当时的种种原因产生了对自己家庭许多偏激的反应，那么这时我就又给自己背上沉重的“自我改造”十字架。偏偏从小养成的个性就只知道要堂堂正正的做人，既不会摧眉折腰、更不会溜须拍马，结果只能在自我改造道路上进入了某种所谓“痴愚”的状态，丧失了政治上的自信，像个负罪的苦行僧，却仍想有朝一日能够通过剜骨剖心、修成“正果”。这是我这一生中的极大悲剧，也对此后的人生道路起着重要影响。诚如北大教授宗白华说的：
“独立思考的人们能够通过忏悔而觉悟，净化灵魂。本来是好事。但是所谓忏悔，不能一概而论，有诚心诚意的自由觉醒的真忏悔；有各种压力下的虚假的忏悔；有精神奴役下的愚民的忏悔。第一种是真忏悔，第二种是假忏悔，第三种是愚忏悔”。
而我那沉重的精神十字架正是这种愚忏悔。
此外，还值得记上一笔的是当时对我的组织处分和问题定性。因为这两项始终没有人代表组织正式通知我，我更没有看到书面的处分决定，只能自己根据团支部会议上讨论的情况和离校时又没能办成组织关系，就认定自己受到了开除团籍的处分。显然这是不符合组织程序的。到北大荒后我每次填表也就这么填了，别的还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可当1978年中央决定对右派进行改正时，我想这开除团籍处分是否也应属于可改正之列？就请求当时所在的牡丹江管局科研所党委发函给农大党委查询此事。谁知不久就收到了北农大的正式回函，称：“经查、我校农学系1958届学生蔡发达（原文如此），于1958年初在我校错划为右派，请你单位按中央政策给予改正”。科研所党委接到这回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干脆把回函交给了我。这“蔡发达”是谁？农学系1958届80多位同学中没这个人。是我蔡方达当时曾被打成了真正的右派，而不是所谓的“中右”，只是由于名字写错了结论没放进档案？真成漏网啦！总之谁也说不清。然而和一个人的命运如此性命攸关的事却又做得如此莫名其妙，手拿着这份回函我真是既哭不出、更笑不起来！
正如前所说，离开农大后我彻底断绝了和一切亲友的联系，包括过去清华中学的战友和团校的同志。只是退休回到北京后，才在相互寻找和串联中，逐步恢复了部分联系，同时也知道了许多过去根本不知道的令我吃惊的情况。下面记下这些事情，因为它在我的人生旅程中还确有耐人回味之处：
重庆清华中学的同学曹贞干，是解放前清华地下民协社负责人之一，家庭出身自耕农。他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我参加地下民协组织的介绍人。当我54年进农大时他已是重庆市团工委组织部长、年青有为，57年他任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反右中也因向市委领导提建议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四川长寿县监督劳动，摸了二十年的鱼，1978年才改正。与此同时，原重庆清华中学地下新青社负责人李普杰也同样被打成右派、下放改造。我们民协社的另一位负责人，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张运富，反右时任重庆市南岸区负责人，竟也在整风中被打成右派。而且不顾他有严重风湿病，囚禁在阴凉的地下室连续批斗，终于折磨致死。连那位解放前在清华推行民主办校的傅任敢校长，后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授，也一样被打成右派。这一连串消息实在令我万分震惊，为什么过去以争取民主作为自我标榜的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就会那么容不下那些有民主主张，并在解放前确曾为此冒着生命危险反对蒋介石、为新中国建立做出过贡献的人呢，据说对原地下工作者就是有歧视和排斥的内部文件。难道就是因为从反蒋时候开始，这些人总是希望有言论的自由，从而也就同样不适合已经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了吗？！
其实九十年代媒体上有一个广泛报导的故事，使国内许多人都知道曹贞干的家庭，因为曹的爱人就是天天代替患残疾的外孙女上学的那位老外婆——董士芝。也为了想给这外孙女治腿，1994年曹贞干来到北京。听到这消息我简直兴奋极了！当年那种热血沸腾的日子似乎又回到了我眼前。四十五年啦，我们终于又能见面了！我特别为他打开了一瓶上好的四川泸州老窖，准备在家里好好聊聊，再重温一下过去那激动人心的日子，说说别后几十年的事情，总之我觉得要说和可说的事太多了！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身体不错、精神也可以，就是话变得特别少，我俩对着酒桌坐了三个多小时他始终没说几句话。只是在我兴高采烈地回忆当年在重庆清华中学地下活动的时候，他才冷冷地插了一句：“那时候我们也太天真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工人阶级怎么实施这个领导呢”？话到此又嘎然而止。我只能瞪瞪地望着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临别送他出门，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我伫立在马路边上很久很久……。思索着会面中我俩的谈话，恰恰说明即使到了今天，我政治上依然十分天真和幼稚，竟还抱着如此飘浮的热情及幻想。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现在是局级离休干部，学会了一手好字画，天天画画，挂满了家里的所有墙面。我们常有电子邮件来往，但他现在绝口不谈与时事或政治有关的任何话题，即使你主动和他谈他也不理，无论是过去的或是现今的。
以上这些事情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对我刺激很大，使我经常陷入深深的沉思。他们中不少人出身比我好，参加革命早，觉悟更比我高，而且根基和工作都没离开重庆。1958年我受处分时还以为他们的处境一定很好，我甚至羞于再见他们。我不懂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清洗，不在于某个个人的遭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专制需要服从，对那些喜欢独立思考，热爱祖国、具有民主传统、不习惯惟命是从、好提个意见和建议的知识分子；尤其对那些曾在蒋介石白区从事斗争的地下工作者，由于这些人似乎历来有一种酷爱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传统，进行全面整肃是巩固这种专制政权所必需的重要措施。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的：
“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意志的人们。在僭主看来，只有他才能有尊严和自由。”
明白这一点就可以想通很多事情！
我们那时候在白区真是把革命、把政治想得太简单了。自己简单得就像一团火一样。真以为当“山那边”到来的时候，真会像他向白区的青年们宣传的那样实施平等、民主和自由。因为替右派同学辩护也被打成右派，仍不认罪，终被逮捕枪毙的北大才女林昭在监狱里就说过：
“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过去我一直不信，当悟出真理时已经太迟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是的，林昭已在被枪决20年后平反。但这显然不是林昭个人的悲剧。
况且，平反又能挽回一个年青、鲜活的生命以及她对祖国那热血般的梦吗？！
毕业后和农大同学也基本没什么联系。1998年9月北京的同学张罗组织毕业四十周年聚会，这是第一次组织学友全国性聚会。起初我很不热心，经某些学友劝说还是参加了一点工作。全国各地来了四十多位学友，报到时很热闹。因已四十年未见面双方首次握手时常要互相猜猜姓名，引来一片笑声。我们班上那位女党员也来了，她毕业后分配在中国农科院直到如今。那天我正巧在报到桌旁，当她和我握手时有学友问她我是谁？她想了半天直摇头，口直心快的陈昌煜在旁边说了一句：“你想不起谁也不应该想不起他来呀”！这话让她更急了，满脸通红，可还是想不起来，我赶紧自报姓名才得以解围。此后在三天的聚会中，有好几位学友跑来告诉我：那位女党员在下面找了好些人问：为什么陈要说她想不起谁也不该想不起蔡方达来？这话是什么意思？最后还是邓xx向她详细回忆了大学四年里在她主持下我几次挨整的全过程，她才似乎有所理解。第三天我们游圆明园时她主动找我谈话，主要是对我说：当年班上没打一个右派，足以说明她没想整人。又说：“报到那天陈昌煜说的话不对，蔡方达的脑子我那能搞得过他”？我不知回答什么好。也许她说这话并没有其它含义，可我却联想了很多，心头却是一紧，“怎么！难道搞得还不够吗”？不过我对她个人还真没什么意见。因为那是历史！她只是历史的工具。这件小事也许正好说明了她当时作为推进运动的工具，那些挨整的同学，在她眼里只不过是运动中的符号或是她走路的阶梯而已，当然早就不记得他们的模样了。这次聚会后结合寄校友通讯，我和她互相通过好几封信，2000年她给我寄来了两张照片。我回信谢谢，并祝福她和她的儿女们都好。
邓xx，我们三班的班长。大学期间各方面都比较努力，积极靠拢党组织表现进步，努力参加运动。由于某个原因毕业时也分配到北大荒，在合江农垦局曙光农场。文革前我们虽在该农场见过一面，但并无什么联系。后来他回家乡湖南。八十年代中我突然接到他一封信，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我地址的。信中主要是说：在大学期间运动中积极地参与整了我，对他当时的发言和行为表示道歉；还说这是他自己在文革中也挨了整才体会到被整的滋味，觉得应该写这封信。接到此信我和张逊都非常感动，虽然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有没有这道歉信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它却让人看到了一颗善良自身的心。此后我们每年都有电话或信件联系，他退休前在湖南农科院。
乐光锐，我班团支部委员、特喜欢唱歌。在学校时我俩来往并不多，但整风反右期间在团支委会研究运动安排时，支委会上他坚持认为蔡方达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连带被定为思想右倾，受到严重警告处分。毕业时也被分配到北大荒，在八五二农场。遗憾的是我对以上这些情况始终一无所知，他也从没和我说起过。直到1978年全国进行右派改正期间，有次他顺路过我家坐坐，我当笑话向他说起有关农大对我反右期间的处分回函的事。他突然跳起来说：“那你的问题都改正了，我的不更应该改正吗？我该怎么找呀！”我这才知道了此事的由来。可悲呵，中国的组织原则和言论自由！光锐文革后回到家乡贵州，退休前是贵州省农科院油菜所所长，至今我们经常保持联系。
退休后我还读了不少有关右派分子的自述或纪实作品，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没有想到这场运动其规模之大、迫害之深，伤害忠良、远远超乎我过去的想象。这里有北大当年1500名精英学子的遭遇；有众多知名的才气横溢的青年学者；更有在监狱里坚持写血书，最后仍被枪决，刑后当局还上门向她母亲要五分钱子弹费的才女林昭。还有……，每次翻卷我都不忍卒读。和他们相比，就个人的历史遭遇来说，难道不应该说我还是属于幸运者？
不知怎的，正读着，耳边却响起了南唐李煜的诗句：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