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就不是一只蚂蚁?

“哎哟瞧这个小不点儿,脑袋跟我的拳头一样大。”大表姑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孔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第好几百代的孙子,所以大表姑姓孔,她把我的第一个帽子套在他的拳头上。

医生嫌我尺寸不够,放我在暖箱里象烤面包一样烤了好几天。

几天之后抱回家,医生交给大表姑一份菜单,大表姑就开始在厨房里转圈,所有的东西经她又切又剁又熬都变成汤灌进我嘴里。一个月后,她看看我:“这孩子胖得有点儿不对头,脚脖子粗得连脚都显不出来啦!”

她捏捏我脚脖子下面的脚趾头,然后冲我笑、招手、做鬼脸儿。

我没有反应。

“妈呀可不得了啦!吃傻啦!”

我又被抱回医院做人工体操。

一个月后我瘦下去有了脚;

再过一个月我往长里长了;

再过一年我能哭能笑能坐能站能说能走能跟蚂蚁说话了;

再过几年蚂蚁搬家的时候,我能拿开水把它们全烫死了;

这儿就是我的家。

“大米饭,炒鸡蛋,吃了一碗又一碗,吃了一肚肚、拉了一裤裤,上河边、洗裤裤,蛤蟆钻了一裤裤,钻裤裤,咬屁股。”

大表姑哼着歌儿抱着我边摇晃边在院子里走。爸爸妈妈的呼噜声冲出北屋大窗子,太阳照在海棠树叶的虫卵上。“大表姑今天吃什么呀?”“吃藤萝花儿。”

前院的藤萝架,只剩下藤萝遮住太阳没了花香气。大表姑把藤萝花儿们拿个大杆子捅下来,撮进箩筐,放在蒸锅里蒸熟了,拌上大蒜和盐,还是紫色毛绒绒的、香气扑鼻,但不知是花香还是大蒜香。

“哩咯楞、哩咯楞,有个小孩儿叫孔融,从小就会谦让人,吃梨专挑那小的,大的全都让别人。哩咯哩咯楞楞哩咯楞。”大表姑把小人书全编成歌儿唱,难怪吃梨时谁都不愿先拿,谁先拿谁就得当孔融。

我一睡着就长个儿,一长个儿就梦见从悬崖上掉下去呼悠的一下,吓醒了,大表姑就说:“又长个了。”

毛毛虫趴在桃花下盯着我脖子;羊在枣树下盯着猫;王八从水缸里爬出来拱进土里逃命;刺猬看着葡萄冒酸水;兔子偷吃了牡丹花······大表姑把四合院办成饲养场,哥哥非要在门前种麦子。春节时全家吃那个地窖里存了半年的西瓜,根本是一盆汤,大表姑还是说“吃个新鲜!”北屋正房里放着一个夜里会发光的塑像,是伟大领袖却长得象我妈!“这孩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可不敢!”大表姑瞪着小眼睛吓唬我,她肉笑皮不笑。

“你们是祖国的花朵,你们是世界革命的希望,你们要学会文明礼貌,明天外宾来的时候要主动抱住他们亲,谁放屁了?”幼儿园的老师问。

小朋友们互相看。

“好,现在你们互相闻闻屁股,谁的屁股臭就是谁放的,然后要把放屁的人揭发出来。”

我们开始互相闻。每天老师都能教给一个互相揭发的新游戏。敢揭发的人就是好孩子。我闻出旁边的宋力的屁股是臭的,他说:“你要是敢揭发我,放了学我就打你。”

我没揭发他,老师让我们互相揭发时,宋力就把我“揭发”了。

“好,你去操场上晾晾臭味吧。”老师冲我说。她表扬宋力敢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她说小朋友们从小要学会揭发坏人坏事!

我不敢揭发宋力,只好替他去操场上晾味儿。

人干嘛长鼻子?它从脸中间凸出来又恶心又难看,还老闻臭味儿。放学的时候,公共汽车上的那些大人们拼命挤在人群里偷偷放屁,每人揭发。如果需要,只要我们小孩儿能当英雄;我们个儿矮,老被挤在屁股们中间,还专门学过“闻屁股”。真正长得好看的人绝不会长鼻子。

妈妈带我去考那个著名的小学,它有上百年培养大人物的历史,第一个考试题就是:“笼子理应该关人还是关鸟?”

收到入学通知书就成了领袖们的关心对象。领袖们请老师吃雪白的猪蹄子还送外国来的洋娃娃,洋娃娃们在专门的展览室里锁者,老师说中南海里的猪蹄子比外面菜场里卖的白多了。

领袖们挥着铲子在照片上做示范劳动,诚心往衣服上补大补丁。大表姑照相时穿旗袍和皮鞋,她攒了一箱子“处理品”,平常舍不得穿。

“我想当只苍蝇。”我在作文里写。

和我分数一样高的作文全钉在墙上作示范了,只有我和娃子的例外,她的理想是当“大师夫人”。老师当场一念,全体大笑,娃子就哭了。后来她再不要当大使夫人,永远在作文里写要当捡破烂儿的。

语文老师说我有语言天才,但除非我把苍蝇当阶级敌人写否则不给上墙展览。她让我加上:“让严冬把我们给冻死吧!让火把我们给烧死吧!让下水道把我们给冲走吧!让苍蝇拍把我们给拍烂吧!让毒药······”

啊哟喂。

“头悬梁、锥刺骨·····”班主任老师说。

“万恶的旧社会·····这课书的中心思想是·····”语文老师说。

“刘文学为了保护公社的白薯牺牲了是不是?反正,白薯的薯字要注意,不要写成著作的著字!”书法老师说。

“雷锋叔叔每天写革命的日记,你的日记能拿出来发表吗?如果不能发表就说明你的思想有问题!”少先队辅导员说。

“苏联老大哥、中国小弟弟,见面握握手,要钱买糖吃。”跳皮筋儿的小孩唱。

“胡吣什么?要死了你?不知道苏修早修了?”一个老太太过来给了她一巴掌,揪着她耳朵回家了。

“其实人在一天天走向坟墓。”历史老师在退休前最后一堂课上突然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小人儿,一个离坟远、是我们,一个离坟近、是他。“不信你们每天早晨起床时仔细想想看。”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我吓得睡不着觉,用被子堆成个棺材想像怎么去讨饭。胡同口那家人坐在临街的门坎上吃晚饭,香死了。

“这孩子真漂亮!”?!为了蹭车和拍马屁,跟爸爸跳舞的女人咧着图出来的血盆大口冲我笑。

“戴上校徽!”值日生说。

“吞下肥肉!”班主任老师说。

“洗手洗手洗手!”妈妈一进家门先叫。

“大人说话小孩不许听!”大表姑把我从所有正说话的大人身边拉开。

“今天要变天。”胡同口拉三轮的老头儿看着太阳捶着腿,他每天早晨站在胡同口的公共水龙头旁刮舌苔。

“副食店来卫生纸了。”胡同口所有的大人小孩儿都去排队抢购妇女用卫生纸。

“磨剪子——镪菜刀——”中午全胡同都午睡,这个声音能跳过高墙穿过四合院钻进北屋。

我成不了一只蚂蚁,长了一个凸出来的鼻子还会闻味儿,也没法当苍蝇让下水道冲走。革命理想加标准体重;“德智体”加红领巾;我就等着跟领袖握手啦。“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外国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搭救”;“美帝国主义专制造高跟鞋和摇摆舞毒害人民”;“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我们家是住在全世界人民向往的最中间儿。

“你死的时候如果穿一身好寿衣到了阴间那儿,也要闹革命把你当地主婆打。”妈妈对姥姥说。

“那我就火化吧。”姥姥本来死活不火花,一听妈妈说就死活不要穿寿衣还死活要火化了。她早晨还吃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中午就笑着死了。

写小说?黄哈哈看着稿纸发呆。想写又写不出来的东西活活撑坡脑袋,是思想还是故事?或纯属憋不出来的疯话?冲着墙说出来就忘,不说时又想起来。

“哼,一辈子穿这种带小山羊图案的毛衣,自以为小山羊。”她坐在地铁火车里盯着对面一个年轻人心理一通“踩咕”。车厢里又暖又闷,“小山羊”一直打盹儿。黄哈哈“踩咕”完“小山羊”,又用眼睛找别的“踩咕”对象,反正她看谁都有气。

可能怪伦敦天气不好。

哈哈住惯了北京,觉得伦敦无论天气或人全阴不阴阳不阳,下雨的时候,人们的表情更透着像恐怖电影里的。太阳好不容易出来,想趁机光光胳膊和腿,风一吹,关节炎就得犯。

可是伦敦好呀,全世界的人都往这儿涌,说是寻找自由。人愈来愈多,自由被抢得直涨价,愈后来的人愈找不着。哈哈常听老古这么唠叨。

哈哈是来伦敦上学,托朋友帮忙租了间便宜房间。除了去大学听课,回到家转来转去都是她一个人。在伦敦没朋友,中国来的人更忙得工蜂似的。哈哈拿着助学金,正好闲得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把伦敦的好处全想没了,甚至忘了她来这儿是干嘛来了。那些想不清的东西就成了一张网,网着她进了课堂,还网着她去和麦克约会,不仅把课程隔在网外,也把麦克隔在网外,把所有想跟她说话的人全隔在网外。

她自我陶醉在网里。书桌对面通向阳台的落地窗,窗户上没有窗帘,每天晚上得拉上那些能折叠的木板挡住窗户。拉它们的时候她必得照着小时候听到的北京老店铺关门时的吆喝声说一句:“下板喽——”那些老店铺从前到处都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变成大玻璃窗里站模特儿的时髦商店了。北京刚变的时候,站在街上看那些彩色砖墙和霓虹灯还真挺高兴。那时候住四合院的人全盼着搬到新楼房里去住,等都搬到新楼房里整天在单元里转的时候,才发现缺了地气!坐在地球这头的伦敦,更品出地球那头的北京味儿来。哈哈经常留念六十年代——两分一个糖人儿、五毛钱一大包“萨其马”、红糖造的“核桃酥”、专业擦屁股黄草纸(擦之前得揉揉纸、擦之后得揉揉屁股)、老得抢购才有的妇女卫生纸、小金鱼、蟋蟀、大切糕。“咳——呸!”连卖切糕的老头儿往地上吐痰、用手擤鼻涕再把手往裤子上一抹又去抓切糕的样儿,她都想着带劲。

现在她坐在窗前望街道。街上那些闲了没事的老太太脑门上顶着欧洲古老文明的余光颤颤巍巍在阳光下散步。她又想起小时候那条街:阳光下的革命老太太们都觉得自己比太阳还亮。她们挺胸抬头直眉瞪眼地在街上巡视,惹了她们或她们瞧你不顺眼,你就完了,教训你时还得搭上:“别忘了这是首都,是不是?”伦敦的老太太刚要说:“别忘了······”儿子们马上就会说:“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保守派······”吓得也只剩下在街上和“流氓”们分享阳光的份儿。伦敦人供着古董各行其事,北京人捡起打碎了的古董碎碴子,要不卖、要不砸人玩儿。哈哈又开始乱给生活找定义。

伦敦——北京——古代雕塑——歌剧——家族——周口店——猿人——安娜·卡列尼娜——王宝钏。小时候从老师那儿学来的准则时她衡量所有的东西都费劲儿。因为那个准则老有个“胜负”“对错”问题,不是输就是赢,不是东方为王就是西方为贼。曹雪芹是不是非得战胜莎士比亚?李白是不是非得战胜歌德?我的毕业论文是不是非得一鸣惊人?我要是这件事干错了是不是从此没戏了?我是不是得这样?他是不是得那样?他怎么那样呀?我不这样就不行了。

黄哈哈在纸上写满了“对、错”二字。这两字跟了她几十年,无论干什么都被它们盖上公章,生活凭空增加无数是非与烦恼,她用“对错”惩罚自己和别人。

其实她有什么想不开的?“哈哈”这个名字是爸爸给起的,有超脱之意。可爸爸喊了一辈子“难得糊涂”最后还是自杀了,而妈妈在这之前说过“坚定的共产党员绝不自杀”。爸爸用行动把那个准则给取消了,她豁出去不当那个“坚定”,同时把妈妈及哈哈连她自己都豁出去了。哈哈一心要乐观,以不辜负“哈哈”这个大名及小时算命先生说的“天庭饱满地河方圆”“大富大贵”的天命。她一边“哈哈”着,一边在纸上写“对错”。

“妈呀,可不得了啦,这孩子们全造反啦!”大表姑挥着炒勺说。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绝不是瞎编出来的数字,那时候全世界发生的事都不是胡说八道闹着玩的。如果地球真像老师说的是个会转的圆圈儿,那早晨发生在我们这儿的事晚上肯定会发生在美国。不信你看,我们这儿所有的报纸都宣布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文化革命”;晚上打开电视一瞧,美国人在大街上示威游行已经开始“革命”了!我们说“领袖的话句句是战鼓”,电视里的非洲人就跟着鼓点喊“万岁!”,虽然那可能是演员装的。但是那些抢购“著作”的外国人横不能也是装的吧?据说全世界的人都人手一册“语录”了,就是那个每天在公用水龙头下刮舌苔的老头嫌它贵,结果他变成了地主。太阳早晨晒地球这半边儿,晚上晒地球那半边儿,让哪儿红哪儿就得红,你能拒绝太阳吗?当伟大领袖接见我哥他们那些穿军装扎武装带的红卫兵时,估摸着全世界的人都疯了。听说连英国学生都留长头发骂街了,但他们全没搞对,他们应该打听清楚再“革命”,因为我们这儿长头发高跟鞋与猫狗兔子同算阶级敌人,谁敢留长发除非他敢割自己的喉管自杀。外国人搞不清楚“大方向”,这可能是太阳的照射度有问题。地球不像地球仪那么好拨拉。

“我也要当红卫兵。”我梦想穿军装扎武装带戴袖章的威风。

“玩儿蛋去!”哥哥说。

“这孩子你怎么骂人呀?”大表姑瞪了他一眼。

“你看过鲁迅吗?”哥哥反问。

“妈呀,我就差鲁迅没看了。”大表姑吐吐舌头诚心说。

“鲁迅写的《论他妈的》你们看过吗?”哥哥开始瞪眼睛。

我和大表姑只好“对眼儿”,小学老师没教过。

“连鲁迅都说他妈的是国骂,不会说国骂怎么干革命?”哥哥连脖子都横了。

大表姑不服气,用“狗屎黄”棉布作了一身小“军官装”给我穿,四个兜带肩章带,什么也不比那种真“军官装”少。只是那“狗屎黄”更让哥哥哼他妈的鼻子,说是国民党当兵的才穿那个,算了去你妈的哥哥,我穿上假军装照照镜子作了个革命姿势发现我能当舞蹈演员。

我舞蹈着往大门外走,大表姑在后面叫:“早点儿回家!”

“别管我他妈的了!”终于“他妈的”从嘴里出来,但好像没用对。

“混蛋!该挨打了你!”妈妈突然出现在院子里。

她穿着旧男式中山装显得胸高腰细屁股大。我撒腿就跑。

满大街都是红卫兵。刚跨出我们家那个全胡同最大的大红门,就看见胡同口住的那个每天要在公用水龙头旁刮舌苔的前三轮车工人现今的“老地主”正被一群红卫兵打了个鼻青脸肿。“老地主”前几天还是拉三轮的工人,这几天突然变成了地主,可能就像他曾经是地主某一天突然变成拉三轮车的工人一样快。据说红卫兵从他们家翻出一张写着“乾兑离震”等字的怪图,有人说是迷信、有人说是反革命标语,还有人说是地契。最后判定他的最大罪状是每天早晨站在公用水龙头旁刮那些黏糊糊的舌苔是诚心破坏革命群众的胃口,因为革命群众每天早晨路过他身旁看见他的舌苔都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割掉。他“罪行累累死不悔改”,所以红卫兵命令他吃土,让他那个“地主阶级”的舌头变成“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还把他老婆的头剃成一半黑一半青的阴阳头。我一看见他在地上爬着吃土、脑袋上沾着血和泥、脸肿的像个鬼那副样儿就吓得顺了拐,我腿肚子冲前打抖、一个劲儿想吐、宁可看他每天早晨刮出一斤舌苔来。

我顺着拐绕着那群红卫兵走,他们年龄都和哥哥差不多,个个都厉害得不得了。不过他们真漂亮,洗得发百的老式军装,宽武装皮带、回力牌球鞋、军用书包,还有红袖章上那三个草体字:“红卫兵”······哥哥说凡是在“八·一八”接见后加入红卫兵的都不是正牌儿,要是明年再加入就更是“杂牌儿”,所以好赖得今年当上。他还说伟大领袖是为了他们“八·一八”红卫兵才戴上袖章的,所以我根本不配在电视面前瞎激动,那场面确实动人,革命导师一挥手我就哭了,我知道他没冲着我挥手,可要是五洲风云都为他激荡了我怎么可能不哭呢?我得去当真红卫兵,真去天安门广场上冲领袖哭去,不能老让哥哥说我不配。他觉得我只配跟在他屁股后面帮他们卖小报,去“维护革命的交通秩序”,在公共汽车上大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也不知道是谁发明得让小学生在大街上或公共汽车上冲着所有不认识的人大唱革命歌曲大喊“最高指示”,我们嗓子都喊哑了也没见有人给我们鼓掌。干嘛呀?也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份馊主意,现大眼了。

“嘿,你来学校干吗?”小汀在学校操场上问我。

“来当红卫兵。”我看看教学楼,学校早停课了,只有看门老头儿还在给花儿浇水。

“我也是来当红卫兵的。”她嘴里嚼着奶糖,连门牙都是“虫牙”。以前上课的时候她老爱拿个铁丝从她的一颗虫牙洞里穿过去,表示她的虫牙厉害得不一般。

“不知道有什么条件?”

“填张表就行了,像咱们这种家庭······”她突然顿了一下,“你们家庭没问题吧?”

“当然没有。”

“那没说的。”她一下笑了,黑牙上黏着奶糖。

我知道她家肯定“没说的”,她爸爸是个将军,她妈妈专给“中南海”里的人治病。她的牙显示出她妈妈为了革命“破私立公”了,就像当年我妈妈为革命把我早产了一样。

我们小学唯一的红卫兵组织起名叫“八·一八”,当然是“正规军”的意思,司令部设在教学楼原五年级一班教室。我和小汀探头探脑,刚一走进去,“啪”的一声皮带响,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儿轮着皮带似乎在等我们。

“干嘛来了?!”他的一只脚蹬着椅子。

“来报名。”我颤颤巍巍地说。

“参加红卫兵呀。”小汀的奶糖还没有嚼完。

“就冲你们这副样儿还想当红卫兵?!”他瞪着小汀的嘴。我突然发现四周穿黄军装的男女都是高年级的学生。

我只要一站直,就不自觉的挺胸塌腰撅屁股,那是老师拼命要求我们挺胸的结果。哥哥说要模仿大人就得驼背,愈驼背愈威风,可革命形象到底是挺胸还是驼背呢?我干脆坐下了。

“你怎么坐下了?”男孩儿的眼睛更大了。“站起来!”

站起来。索性像做广播体操似的挺胸塌腰撅屁股。

“你多大了?”男孩儿上下打量我。

“十一。”

“十一?就他妈的十一你还想当红卫兵?”他横着脖子,他也不过十二。

我把两个脚尖撇成八字沾着,看着在布鞋里能动的脚趾头。

“你的出身?”他又问。

“革干!”我抬起头。

“革军!”小汀声儿更大。

“嗯。”男孩儿把踏在椅子上的一只脚拿下来,仔细地看了我们几眼。他的眼睛真是不小。

“会说他妈的吗?”他走到讲台桌前去拿表格。

“······”我俩没说话。在家白练了。

“啪!”男孩儿又用皮带抽了一下椅子。“敢打人吗?”

“······”我俩被他吓了一跳。

“敢用鲜血捍卫红色政权吗?”他的眼睛又放大了一倍。

“······”我想起刮舌苔的老头来。

“怎么不说话?哑巴啦?!”他突然发怒,狠狠地用皮带抽起桌子来。

“还不快回家去?你们太小了,什么都不会,带你们只能是累赘。”一个五年级女生说。

“嗨,哥们儿何必认真?她们还是小孩儿。”另一个五年级男生冲大眼睛男孩儿说。说话的人比我个子还矮。

“回家过了生日再来!”大眼睛男孩儿还是瞪着眼睛,好像他在忍着不笑。

玩儿蛋去。我突然想起哥哥说我的话。

我和小汀逃出教室,半天谁都想不出话来说。

“为什么?”到了操场上我才问。

“(口)害,你还看不出来?因为咱们不会骂人呗。”

“那怎么办?”

“那还不好办?练呀。”

“怎么练?”

“来。”她拉我到墙角,“我先说一句,你跟我学,咱们俩比赛看谁说得好。”

“行。”

“他妈的。”她说。

“他妈的。”这句我会。

“你妈的。”

“你妈的。”

“你他妈的。”

“你他妈的。”

“你他妈的蛋。”

“你他妈的蛋。”

“你他妈的混蛋。”

“你他妈的混蛋。”

“滚你妈了个蛋。”

“滚你妈了个蛋。”

“你他妈的王八蛋。”

“你他妈的王八蛋。”

“你妈——”她突然停住不说了。

“你妈——”她笑起来。

“说呀!”我也笑。

“你妈——bi——!”她突然小声说出来。

“你妈——”说不出来。“我不行。”

“你看我敢大声冲着操场喊。”她两腿叉开,大笑着冲操场运气,像是准备跳水。

我捂着嘴听。

“你妈——你妈——你妈——bi

哥哥烧邮票时我骂了声“操”以为他没听见,其实他听得真真的,过后还奖给我一套真正的柞蚕丝男式军装。

我挽起袖子和裤腿,身子在衣服里面直逛荡。

系上最宽的武装带,皮带绕着腰围了两圈儿。

挺胸。

白“回力”像两条大船。

小辫儿支在头两边,军帽盖住眼睛。

衣兜里是月票、零钱、手绢、语录、笔记本、果丹皮。

胸前是闹钟大的像章。

跳“造反舞”是动作要大方,两手叉腰两脚叉开头跟着节奏狠狠地甩。

走在街上目不斜视只看大字报。

肚子里装满革命新闻。

连走带跑。

大口呼吸。

面带微笑。

够格儿了吧?

再去报名。

但是,又晚了。

学校里出了一个比我的骂人词汇多几百倍的英雄,他写了一张批判老师的大字报,从头到尾两张大字报纸上有四百句骂人的话,没有一句是重复的。围观这张大字报的人把通向操场的那条路都堵塞了。“八·一八”的人拿望远镜从远处研究它,最后得出结论:只有这种好汉才配当“八·一八”红卫兵。

他叫什么名字我也弄不清,总之是个英雄好汉,拖着两条大鼻涕在学校大门口接受众人的目视。

我算了吧,只有回家去。说实在的我不崇拜他,他连鼻涕都不擦,我只想回家去。

路过他身边,他突然冲我说:“嘿,你想不想当他妈的红卫兵?”

“?”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我要自己成立一个组织,自己当他妈的司令,我才不他奶奶的当八·一八的跟屁虫呢。”他吸了一下左边的鼻孔,左边的鼻涕被吸进去了,右边的鼻涕流得更长了。

“行……啊……”我犹豫不决地看着他的鼻涕。我不太想跟他一块儿“干革命”,可红袖章又的确有诱惑力。

“你有钱吗?”他直接问我,就像从前上幼儿园上小学时男生常问我:“你有糖吗?”

我总是有,这会又问着了。我掏出准备买月票的五块钱。

“这么多!”他一下全拿过去:“这下能印他妈的好多袖章,还可以买他妈好多证件,还他妈可以刻一个咱们组织的公章盖了他妈的帽儿了!”

“可那时我买月票的钱,你给我留两块去买月票,剩下的我全拿给你。”

“干革命还他娘希皮的在乎这两块钱?回家跟你们家老头儿老太太再要两块!我让你当他妈副司令!”

“副司令?!”我忘了他的鼻涕。

“走吧,刻图章去吧,明天咱们开始他妈的招红卫兵!”他终于用手擦了一下鼻涕。

我用一个脏字换来哥哥一套军装,又用五块钱换来“红卫兵”外加“副司令”的头衔。

大鼻涕其实是个天才,他用我那五块钱把该买的都买了,还撬开教学楼一个套间的门,搬来桌椅书架还有床,扫地洒水擦玻璃、贴招兵的大广告。没两天,我们就成了一个大组织,还招来了一名老师,他一来就主动申请当“政委”,理由是他认字比我们多。

政委比大鼻涕能说多了,大鼻涕只会骂人,政委一说话唾沫就聚在嘴角上左右两堆。

我们组织成立没两天就接到任务:看管一个要“遣送回乡”的“地主婆”。

“接收”她的时候,我们正在“天和顺饭庄”吃午饭,“街道家属委员会”的造反老太太们和派出所的人一块儿押着他到“天和顺”来找我们。他们跟大鼻涕司令和政委交代了一百来句,就让“地主婆”坐在我们附近咳嗽,他们则去抢购为冬天储存的大白菜。

“地主婆”坐在我们饭桌附近不停地咳嗽,然后从她的破篮子里拿出一个带盖儿的缸子,打开盖儿,吐痰进去。这让我觉得我是在吃痰,只好再不抬头看。

“你们听说小弟以前每天上学时把零钱给一个捡破烂儿的老太太吗?”大家开始议论。

“真的?”

“就是她。”

“小弟不知道她是地主?”

“他以为他在学雷锋做好事儿。”

“她是劳动人民啊。捡破烂儿的。”

“她以前是地主。杀刘文学的那种地主。”

“咳,闹不清。要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家老K是地主——”

“那真是太可怕了!我只好自杀!”

“是不是非划清界限不可?”

“问题是怎么死不疼?”

“怎么都疼。”

“吃安眠药呢?”

“据说吃了想吐,特呕心。”

“应该找本书看看。”

“回家问我妈,我妈是医生。”

“你们说这个干嘛?怎么没事净想死呀!”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小汀笑着唱。

“晚上”,政委敲着桌子发话了,他吃得眼镜上都是汗。“晚上要有人值班,明天要有人押送她去车站,这中间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我们的计划,也要警惕她搞阶级报复或逃跑。”

“她他妈的病成这样逃到哪去报复谁呀?”大鼻涕吸吸鼻涕。

政委瞪了他一眼:“第一分队今晚值班,第二分队明天押送。”

“晚上值班的得回家拿棉被把?”

“拿棉被带语录。”政委托托眼镜。

“带他妈语录干嘛?”大鼻涕喝着汤问。

“没有最高指示我们能统一思想统一斗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嘛?”政委突然加重语气,把唾沫星子和最终没咽干净的饭粒全喷在我们饭桌上了。

他也不拿缸子接着。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打倒反对……路线的人!”政委停下来好像在等鼓掌。“地主婆”突然“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个不停,我们全看她,她最后“卡”的吐了一口痰在缸子里,结束了“咳”,小声哼哼喘气。

“你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政委瞪了“地主婆”一眼,又瞪了大鼻涕一眼,就去给他老娘排队买大白菜去了。

“地主婆”边哼哼边点头,政委早走了,她还在点头。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说他妈的语录?”

“我说了吗?我他妈没说他妈的语录呀?”大鼻涕边喝汤边吸鼻涕,也不知他喝进去的是鼻涕还是流出来的是汤。

“哈哈喝回好喝。”小汀嘴里塞了两个包子,一直没说话,一说话,包子就从嘴里望外冒。

“你说什么?”

大家全盯着她,直到她把嘴里的包子嚼完咽下去喘出口气露出黑牙来,才听到她说:“你他妈的没少说,气得政委的脸像擦脚布一样。”

“去他妈的臭老九,我们可以马上把他打倒。”

“得了吧,我们谁也达不到,谁都能把我们打倒。”说话的是娃子,自从她为了想当大使夫人被当众耻笑大哭一场后,曾诅咒发誓当掏粪工,现在又想当芭蕾舞演员,一年四季穿一双练功鞋。她吃完饭,正把鞋脱下来整理一团塞在鞋尖部位的烂毛线,这团毛线使她用脚尖走路时脚趾头不疼。她现在只关心怎么用脚尖儿走路。

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就没人去接话碴儿。

大街上的广播车开过来开过去。我们的耳朵竖起来又倒下去又竖起来又倒下去。人走来走去。

“地主婆”还在点头。

回家抱棉被去吧。

“你要是跳井,淹死前可憋得慌啦。”晚上值班我们还在讨论怎么自杀不疼。“地主婆”被锁在楼道对面的小屋里。

“可一吸进水去,人马上就会死。”

“要是你会游泳就永远不可能去吸水。”

“那更可怕,又上不来又死不了。”

“哎呀!太难受了。”

“还记得以前上课的时候讲的共产党员的故事吗?我要是被抓起来宁可自杀也不想受刑。”

“我就不明白人干嘛自杀?”

“不自杀活着更受罪呗。”

“老师说有时为了保密也得自杀。”

“比挨打强。”

“不过也可怕呀。”

“我妈妈他们从前都上过怎么自杀的课,为了让他们当地下党。”

“我也想上这种课。”

“干嘛?”

“老说自杀自杀的,万一哪天需要,又不知道怎么办,到时候再杀不死自己,白受罚。”

“上吊呢?”

“可能快吧?”

“得了,我们院儿的小孩儿老爱玩儿上吊自杀,把绳圈儿套在下巴上,一蹬椅子,看起来真像上吊。结果有天有个小孩儿刚一蹬开椅子,那绳圈就从下巴滑脖子上去了,他真的差点儿吊死!幸亏他用脚踩住旁边的暖器才没事了。”

“那种死,死了以后眼珠也突出来舌头也吐出来,跟鬼似的。”

“我奶奶说那是憋得,肯定死前特难受。”

“我可不愿意死后变成那样儿。”

“吃安眠药。”

“听说吃了会吐,再说一片片往嘴里放,那不愈放愈害怕呀?”

“可就这种最安静,也不难看。”

“我看还是手枪快,砰的一抢完事了。”

“万一打不准呢?”

“······”

“我给你们他妈的讲个故事吧。”大鼻涕裹着棉猴背靠暖气坐在地上。“以前有个人犯了他妈的法,法官就他妈给他判了死刑。但并没杀他,而是要他妈抽干他的血,就他妈的弄了几个人,把他的眼睛先他妈的捂上,然后拿个针扎进他妈的血管里往外抽他妈的血,那头儿是个桶,让他听着他他妈的血从他妈的针管里流到他妈的桶里,他他妈的就只好他妈的听着,嘀嗒、嘀嗒……”

“哎哟!”女生们吓得往被子里缩。

“别捣乱!”男生们在对面叫。这是个大教室,男女生各占半边,中间用桌椅阁成墙。

“他他妈的就这么一直听,刚开始血他妈掉进桶里是通通通的,后来就他妈成了嘀嗒嘀嗒的了。通通的时候证明通他妈是空的,嘀嗒嘀嗒的时候不就说明桶满了吗?他他妈愈听脸愈白,最后身上也他妈凉了,做后就他奶奶的艮儿屁了。等他他妈的死后再他妈看那个桶,全他妈是水,根本就没有血!”

“为什么?”

“他他妈是被活活吓死的,法官成心捂上他眼睛让他听,他他妈就以为那是他的血,傻帽!其实法官是叫人往桶里滴水,那个针根本就没有抽他他妈的血,这叫他妈的心里学。”

“呵——”

“我想上厕所,可是我不敢去。”小汀说。

“关于厕所,你们听过在公共厕所里的故事吗?”又有人开始了。

“求求你,现在别讲。”小汀说。

“你要上厕所,有个鬼脸会冲你笑!”

“噢!”小汀把棉猴的帽子拉倒头上。

“话说有一天,有个女的去上公共厕所……”

我也要上厕所,拉起小汀的手飞快地跑出教室,免得再听。

厕所的窗户永远是开的,冷风往里灌,灯泡一闪一闪地亮,蹲下来后关于大黑手的故事就涌上脑门。故事里说大黑手常常是从马桶得水箱后面伸出来,我们拼命大声说话,决不敢在厕所里多停,提着裤子就跑出来,在楼道里面边走边系。

路过“地主婆”的房间,里面黑着灯,什么声音也没有,外面门上挂了把锁。

刘文学为了保护公社的财产……辣椒?还是白薯?……被地主杀了……怎么杀的来着?

呜——,一股冷风从厕所窗户外钻进来一直追到我们屁股后面。我们俩打着大冷颤推开教室的门,钻进去,把被杀的可能赶紧关在门外。

“结果所有上那个公共厕所的女人都被杀死在茅坑里了。”教室里的故事刚结束。

“听说过吃人肉的故事吗?”又一个要开始了。

没人杀我们,我们自己杀自己。

“关上灯讲吧!”还嫌不够劲儿。

“不行,开着!”

“有个人晚上起来夜游,早晨醒来满嘴都是血。”

“我知道,他夜里吃了死人肉!”

“人死了还有血吗?”

“新鲜的。”

“人肉好吃吗?”

“听说是酸的。”

“看!”我突然尖叫,“窗户外面有人冲咱们笑!”“噢!”全体人都钻劲被窝里去了,有人“啪”地把灯关上。

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始互相吓唬,到后来什么也不可怕了,就睡着了。

早晨有股真的血从教室外流进来,我们打开门,血是从对面小屋里流出来的。大鼻涕赶紧掏出钥匙打开锁,推开门,“地主婆”正躺在血泊里面喘粗气。他的脖子被刀割开,一喘气就从脖子里往外冒大泡。满屋都是血腥味儿,男生把学校里的工人找来抬她去了医院,工人们在地上找到一把刀片,说她是自己割了自己的脖子。“喉咙管儿差点就断了,断了不也就死了得了?她又没劲儿把它弄断,这么个小刀片在脖子里乱搅也没弄断喉咙管儿!”“自杀也不容易,你得知道怎么弄。这下老太太惨了,净流血了。”工人们议论个不停。

这就叫自杀。显然她没上过那种课,所以只杀了自己一半儿。她离死还差一截儿路,还得用那个破脖子喘气,干脆也不用喘,气直接就从破脖子钻进去了。她得看着自己的血边流边冒大泡,闻自己的血腥味儿,疼,等着有人愿意或来得及把那个破脖子缝上,无论死活这叫“畏罪自杀”,无论死活这叫“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死了也没葬身之地,要是她活下来……活下来……活下来……······

“想死的人你把她救活她会恨你。”娃子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书上写的。”她看着脚尖。

我感冒了。

(未完待续)

(文汇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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