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亚红被警察逮走后,尽管我估计她不大会牵连到我们,卫宁也来说,那次只不过是饭店保卫部门的一次突然清查,警方只是协助,并不是真发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还是采取了些预防措施,停止了活动,分散居住。我住到方方那套房子里。吴迪从那天晚上后,对我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她还是经常来找我。她十分矛盾,加上我无事可做,也不象前些时候那样冷遇她。有时还骗骗她,说我和其他女人早断了来往,使她将信将疑,愈发难以自拨。

“我可以不在乎,你过去干过什么我都可以不问不管,只要你从现在起对我好点。”

“挨揍打呼噜——假装不知道。你说不在乎,现在你是不在乎,将来呢?我可以向任何人公开,就是不能授柄于我的老婆。”“你打算和我结婚吗?要我当你老婆?你不必忙于答复,我不催你,只要将来有一天就可以,我就等你。能给我点希望吗?”“你都听什么了?”我不想给她哪怕是一根稻草,“我不会跟你结婚的。不是不跟你结婚,跟谁都不结婚,我根本还没考虑过结婚。”“……”“其实,你也是鬼迷心窍,你跟我结婚有什么好?

要说结婚,你还是找韩劲那样的老实小伙子结婚好,一定会对你好一辈子的。我可就说不准了,即便现在喜欢你,一旦你老了,十之八九会去另觅新欢。“

“我也知道。”她凄凉地说:“我不是不知道韩劲爱我是一心一意。那天我一个人夜里在街上逛来逛去,伤心得不行时,也想过去找韩劲。”“为什么没去?”“他那么好,那么相信我……我不忍让他喝人家的洗脚水。”“什么?这话也出来了!闹了半天,你新潮来新潮去,骨子里还有这么多封建积垢。白念那么多书了,都尿出去了?”

“这不是封建!”我们谈话常常这么结束,我讽刺挖苦她一顿,她忍泪生气而去。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吴迪的学校门口等她时,陈伟玲从校园里出来,要和我谈谈。因为陈伟玲上次给了我一个愚蠢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犯了一个本来不该犯的错误,以为她是受了韩劲之托前来说项。后来吴迪坚决地对我说,韩劲不会这样做,就象她不会这样做一样。我倾向于相信她的说法,这就更使我当时显得傲慢粗俗,低级下流。

“谈什么?是咱们俩的事呢,还是别人的什么事?”我先这样轻薄地问她。“吴迪的事。”“噢,吴迪,我认识她,而且不是通过你认识的。”

“的确,”她平淡地说,“我也没有你这样的朋友可以介绍给她。”“你很清白。”

“直说吧,我认为她认识你后,并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她的学习成绩,精神状态都下降、变糟了。”

“你不是她妈妈吧?我猜你现在连她的朋友也不是。”

“是的,”陈伟玲脸上掠过一丝痛楚,“我没什么权利指责你,指责她。我只是想对你提一个请求,一个忠告……”

“请求我不要再纠缠她?忠告我不要再打扰她?我很乐意照办。”我微笑地说,“其实我也曾为此做过努力,问题是她,不是我,是她在纠缠我、打扰我。”

“我知道,是她不能自拨。”陈围玲沉着地说:“我并不是请求你躲开她,离她远的。

我是来请求你对她好点,要是你真……爱她——起码你也该做做样子。就是你不想理她了,也委婉点,别把她当成个婊子!“

我沉吟片刻,乜斜着眼看看她:“我想,这也是韩劲内心发出的饱含痛苦的请求吧?”

她没说话,实际上是气得说不出话。

“既然你这么赤诚以待,我也无妨肝胆相照。请你转告韩劲,我也觉得我不能给吴迪带来什么益处,给她以‘向上’的力量——用句时髦话说。她最合适的配偶应该是韩劲,这话我也跟她说过。我愿意和韩劲合作,使吴迪弃恶从善,真的,这是肺腑之言。我可以保证,从此不再来找吴迪,不再给她打电话,甚至我可以搬家,使她找不着我,彻底忘掉我,完壁归赵。”“我过去,”陈伟玲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一直认为你是个高级恶棍,文明流氓,倒也讲究个方式,讲究把事情做的尽可能得体。现在我才明白,你其实和街头歪着膀子遛去的,‘小晃’没什么太大的高低之分。要说区别,就是那些‘小晃’还有点江湖义气,有点令人钦佩的担事的勇气,而你,整个就是一个大混蛋!卑劣无耻,彻底堕落的坏蛋!过去我总不大信,总认为有些书里描写过份,左了,谢谢你让我长了见识。”我目瞪口呆,尽管竭力想克制自己,可血液还是一齐涌上来,脸红得近乎紫涨。“你真是堪称炉火纯青了,脸红得多么及时,恰到好处。练这一手要很长时间吧?一般小无赖可真不行。”

她转身走了。吴迪迎面走来,正要对我笑,没笑出来,害怕地看着我脸问:“你怎么了?”

我冷笑一声,没说话。

她扭脸看远去的陈伟玲:“她跟你说什么?”

“她骂了我一顿,为你。我还没他妈叫人这么侮辱过呢。”

“我去找她,她管得着吗,我早告诉她别管我的事。”

吴迪转身要追陈伟玲,我一把拉住她:“算了算了,我倒不生气,别惹麻烦了。”“我说,”我们在城里一家饭庄吃晚饭时我问她,“你和韩劲最近怎么样?”“吹了。”我叹口气。从饭庄出来,我已经有点醉醺醺,扶着吴迪问:“你觉得我坏吗?”她搀着我,低头小心翼翼地走路,没回答。“坏,是坏,的确坏!”我嘲笑吴迪,“你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夏天晚上看足球赛是一件很够刺激的事。特别是对方是一支有点实力的外国球队。十万人往凉风习习的体育场密密麻麻一坐,喝着汽水,吃着雪糕,说喊一齐呐喊,说哄一齐起哄,跺脚吹哨扔瓶子,热闹个不亦乐乎,还冠冕堂皇地爱国。换个地儿,姥姥也不成呵!且不说没处找那十万人跟你同仇敌忾,警察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任你足折腾。那几天,北京来了支欧洲国家甲级队,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售票房外打了一夜扑克,买了几张票,方方、我带上吴迪和另一个街上捡来的姑娘一起去看球赛。吴迪是凑热闹,我和方方是真正的球迷,业余场外指导。那天中国队踢的也挺窝囊,我和方方差点喊破嗓子,到底让老外赢了两个球,散场时我心里这个气呀。坐在挨着老外球队进出场口的看台上的球迷袭击了正在退场的外国球队,水果、汽水瓶雨点般地砸下看台、汗涔涔的外国球员抱头鼠窜。我们发疯地怒吼助威,顺势往简直是国耻的中国队员头上扔了一通汽水瓶子,使观众普遍的沮丧、愤怒演变成一场骚乱。穿着白制服的警察蜂拥冲向人群。同闹事的青年人扭打起来。我拉着吴迪的手翻过看台间的栏杆,跑向别的骚乱没有漫延到的看台出口,边跑边回头看着混乱场面哈哈大笑。挤出体育场出口,我的心情已经相当愉快了,和方方、吴迪有说有笑。这时,人群中一个人狠狠撞了我一下,撞的我差点趴下。

“你他妈乱撞什么,瞎了。”我破口骂。

已经过的一群小伙子哗啦转身围上来:“你骂谁?骂谁?”“干什么干什么,想打架?”我往后退,身上已经挨了几下。方方跑过来:“谁想打架?”气势汹汹揪住一个小伙子。

“你们干什么?”吴迪也冲进圈,猛推逼住我的两个小伙子。我怕吴迪吃亏,正要拉开她,一眼看见了韩劲,立刻明白了,这帮寻衅的年轻人都是他的同学,忙拽住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要动手的方方。我知道方方是经常带刀的,这些大学生尽管人多,可能也打过群架,但他们决不是方方的对手。由于吴迪横在中间,他们也停了下来。

“我不是怕你们,”我说,“但我不想打架,有什么话好说。”

“少废话。”一个小伙子说,“人这么挤,碰了你一下,你小子就出口伤人。”“甭跟他们废话,”方方手插着裤兜说,“打了再说,居然还有找茬跟咱们打架的,不知道我是谁。”他没看见韩劲。

“别打,方方。”我按住方方的手说,“这是打架的地方吗?打了咱们谁也跑不了。”

我又走到韩劲面前说:“有什么话咱们改天再说,我随叫随到。这地方不合适,你们是学生,在公共场合闹事的影响也不好。”“学生怎么啦!”旁边有人说,“学生急了也不吝秧子。你得对人先道歉。”“可以,我刚才骂了谁啦?对不起呵。”韩劲阴郁地盯着我,我笑着对池说,“没事,我不在意,我理解你,我并非有意触犯你。我跟陈伟玲讲了,如果你乐意,我可以完壁归赵。”

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韩劲本来没有参加同学们气不忿采取的突发行动,刚才斗殴将要酿成时,还是他拉住了为首分子(这是后来我听说的)。但在此刻,我道了歉,说了那些“入情入理”的话后,其他人冷静下来,他却忽然挥拳打了我。人群忽拉散开,一队警察包围了我们。

“我看到的,是这帮流氓无故打了人家。他们撞了人家,人家还跟他们道了歉。”“真不象话!一大帮人欺负一个人。”

围观人群中有正义感的人激动地向警官竞相述说。

“是这样吗?”我们全体被带到派出所,一个警官问我,“他们先挑衅打的你?”“不是,”我说,“我们刚才在球场里就吵了架。”

“为什么吵?”“因为我们说中国队被进的第二球是守门员犯了臭,不该跑出禁区。他们说是后卫笨蛋,没有及时回防。争着争着就吵起来了。”“那你挨打是活该。”警官说,“看球你进就好好看吧,瞎起什么哄?往台下扔瓶子了吗?”

“扔了一个。”我说。“你们扔了吗?”他问那些大学生。

“扔了一个。”“都扔了一个?好,罚款。一个瓶子十块钱。”

我们纷纷掏钱交罚款。这时,一个老警官从门外进来,看到我,象是想起什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张明。”我慢腾腾地说。

“家住哪?”“过去进来过没有?”“没有,我一向规矩。”

“规矩?”老警官哼了一声,背着手往门外走。走到门口,他一下停住了,看见了正嘟嘟囔囔交罚款的方方。他冷不丁转身又看了一遍我,眼睛亮了一下,旋即眯缝起,我知道他认出了我,他就是在“燕都”抓走亚红的那个警官。

第六章

第二大早晨,我们从派出所放出来。我做的姿态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吴迪当着她的同学们面,公然挽着我一起走了。那个警官的问话使我知道亚红没有暴露我们。由于我把真实地址告诉了他,为了在可能接踵而来的调查中不至引起怀疑,我回了家。吴迪对我很温存,做了点吃的,安排我睡下,用“麝香风湿油”为我涂抹身上的几处瘀肿。我对她也很好,一方面是感激她在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一边,另一方面是受到粗暴对待后砺受到了屈辱而产生的悲天悯人以及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并短暂地愿以身作则。那些天,我们相处得很友爱,很和睦,很亲密。我认识到了我对韩劲那种殷勤的愚蠢,他对我失去冷静的一击,也使吴迪彻底和他离心离德。暑期考试临近了,吴迪天天带着功课到我这儿来温习,很多时候就住在我家。我也开始看“函大”寄来的法律教材,认真完成作业。从派出所回来的第二天,管片民警就由居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领着来了一趟我家。名义是办理居民身份证事宜,实际是来明察暗访,我心里明白,外表不动声色。我这套房子是父母去世后,父亲机关给调的一套较小的房子,虽然在公共住宅区,但属于机关宿舍。而且这一带是新建住宅小区,派出所和居委会不完善,加上居民年龄平均较轻,老人又多有工作,“小脚侦缉队员”数量不够,尽管也勤勤恳恳地工作、巡逻,终不及老城区街道严密、可怕。我又一贯小心谨慎,自然居委会的老太大们反映不出什么情况,派出所的那位年轻民警我更是连见也没见过。房间已由吴迪整理过了。方方那天也在,整套公寓俭朴、雅洁,摆了很多法律、文艺书籍。我和吴迪眉目清秀,良民打扮,彬彬有礼,这一切都无法不给民警以好印象。他和和气气同我们聊了会儿,喝了吴迪沏的绿茶,得知我是个身患疾病,仍不断进取的“有志青年”(我正在函授学习法律课程给了他尤其深刻的印象)。吴迪是我的女朋友,一个前途无量,忠于爱清的大学生。

我们靠微薄的收入和父母的一点遗产生活、相亲相爱,默默无闻。民警很有些感动、钦佩了。这简直是新时代的一曲凯歌,够上小报的了。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当然他们还要去我的单位调查,去吧,我在那个单位就没上过几天班,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我。领导也只知道我有慢性肝炎。长期休养,再过一个月,就该吃劳保了。一切都无懈可击。只是他们临走时,居委会的老太突然问:“老停在街角的那小轿车是你的吗?”

“不……噢,是我的。”我很快镇静下来,否认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可以很快查到车牌照的主人。一辆汽车倒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小心翼翼地补充回答:“那是我前年从大红门旧车场买的。”“多少钱?”民警仅仅是对一辆私车卖多少钱感兴趣。

“四千。”“不贵呀。”“是啊,现在可没这么便宜了,大摩托都三千多,我捡了个便宜,但也把我爸爸留下的那点钱折腾得差不多了。”

民警笑笑,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我很热情地邀他“有空来玩。”“会出事吗?”管片民警走后,吴迪忧虑地问我。

“出什么事?没事。”我坐下来继续看法国人勒内、弗洛里奥着的《错案》。“别干了,好吗?”吴迪请求我。

“不干什么?”我抬头看着吴迪,装糊涂。

“我收拾房间,看见了那些军装、警服和证件。”

“打算告发我吗?”“不,只是希望你今后别干了。你要缺钱,我给你。”

“我不缺钱。”“那为什么?”吴迪嚷起来。

“逗逗闷子呗,要不干吗?”

“可这太危险了,早晚有一天了会被人抓住,犯法的人干到最后没有逃脱的。”“那是你的错觉。抓住了,大家都知道了,天网恢恢,恶有恶报。没抓住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干过什么,以为他一辈子奉公守法。只要干得小心点,艺术点。”

“亚红不是已经被逮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霍然变色。

“你那些事,我没不知道的。”

我点起一支烟,没有说话。我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本来只想让她泛泛知道我坏,现在倒好,她连具体事情都握了。我最近怎么搞的?接二连三犯错误,过去我总是很有分寸的。

看来,我们的关系不能这么暧昧地拖下去了。

“好呗,我听你的,往后不干了。”我先稳住她。

“真的?”吴迪笑逐颜开,搂着我脖子。

“真的。”我亲亲她。“就是,干吗要干违法的事,你什么事不能干?又不笨。”

“也不聪明。”我含笑说。

“我们唱歌好吗?”我们缠绵了一会儿,吴迪松开我,拿来自己的单放机,戴上耳机,笑嘻嘻地说:“我特爱戴着耳机跟着磁带里的歌这么唱,自我感觉特好。”

“不学习了?”“玩会儿再学。”“好吧,”我痛快地答应,“干脆我们俩录盘个人演唱会吧。刚有录音机我常录自己的歌,那会儿我以为自己也能当歌星,好久没这么玩了。”

“找磁带找磁带。”吴迪听着耳机里的歌边哼边说,十分兴奋。我在磁带上找了找,没有空白带,就拿一盘已经不太听的音乐带放进桌上的大录音机里:“开录啦?”

“你坐好你坐好。”吴迪连笑带说,煞有介事,迫不及待。

方方进来时,我和吴迪笑得前仰后合。“什么事,笑成这样。”方方找了杯水喝。“我们录了盘个人演唱会,给你听听。”

“谁?你,你们俩?饶了我吧。”

“听听,挺地道。”吴迪把磁带倒回来,按下健子,磁带开始转动,我们笑着注视方方的反应。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我的声音:“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民爱戴,曾荣获海尔,塞拉西勋章……唱啊!”

“我……”吴迪的声音颤抖着出来,“我第一次遇见你,你放风筝在蓝天……”我的声音仍在里面混杂着:“吴小姐很激动,她第一次回到祖国,回来的蝙蝠。”“线儿依旧攥手里……”吴迪笑得唱不下去,“我不会唱这首歌,不会词儿……”“我唱,下面由青山他哥蓝天演唱: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我们人民群众最热爱的。”

我的声音走调走得一塌糊涂,吴迪在录音机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长得跟人民币似的。”方方瞅我说。

“谢谢。”我模仿广东话的声音,“多谢各位。”吴迪笑声不停又咯咯笑起来。“真寒碜,”方方笑着说,“快把这附近的公猫全招来了。”

“他不懂艺术,别理他。”吴迪笑着跟我说,看方方。

录音机还在转,叮咣的爵士乐奏着。

“我找你是跟你说件事。”方方说:“我们那片的片警找我了。”我伸手啪地关了录音机:“你怎么应付的?”

“装傻呗。没事,那片警是我哥哥的同学,就跟我说了说,以后注意点,别惹事。”

“我们这儿的片警也来过,我给他糊弄了。吴迪装蒜也够会装的,吴迪。”我笑着转脸找她,“你干嘛呐?”

“没事。”她把那盘磁带从录音机里取出来,冲我笑笑。

第七章

亚红回来了。我刚刚送走吴迪,她放暑假回南方探家。

“我不在,你好好的啊。”在嘈杂鼎沸的列车站台上,她叮嘱我。“嗯,好好的。”我笑着说。方方笑着退开几步,以示没听。“别去胡来,老老实实等着我,要不我就不嫁给你了。”

“——你别当着人这样,我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呀。”“那我不上车。”吴迪紧紧攥住我的手,越靠越近,踮脚仰脸。我满面通红后躲,左右张望:“别别,五讲四美。”

发车令响了,列车员摘下车箱号牌上车,吴迪悻悻地松开手、紧跑两步上车,旋即,站在列车员身后笑吟吟望着我。我退后几步,和方方并排站在一起。

车头给了信号,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吴迪的脸贴上玻璃。列车晃了一下,开动起来,我和方方冲吴迪挥手,她的小手也五指张开地举起来。列车象弹奏的手风琴一节节叠并在一起,又一一展开在远方。

“她对你可真是情意绵绵呀。”方方说。

“你说,我跟她结婚怎么样?”我将目光从远去的列车收回。“当外汇可以,她很不错,我们走吧。”

我们走下地下通道,边走边说。

“你当真想结婚了?”“说着玩呢,你见我什么时候认真过。”

“你不是挺喜欢她?”“这不假,我的确喜欢她。”

“亚红!”我们回到家拧开门,亚红笑着站起来。

“你出来啦!”我和方方又惊又喜,把刚才的一切全抛到九霄云外。

“老天,他们没拷打你吧?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坚贞不屈的,是不是象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那样?”

约莫一个月后,早晨,我正在睡觉,被一阵激烈的对话吵醒。朦胧中听到方方在劝阻什么人:

“他不在,我跟你说他昨晚出去了没回来。”

“那你叫我进去看看呀。”这是吴迪的声音,我一下全醒了。大概方方已经阻拦了她半天所以她的声音又尖又恼火:“我看看不行吗?他在不在你得让我看看。”

糟糕,我想昨天下午我接到了吴迪的电报,说今天早车回来,让我去车站接她。我因晚上去一家饭店“干活”,给忘了。“里边有别人。”“我不信!里边准是他,你放开我。”

吴迪的声音已高到足以引起邻居注意了。我在屋喊了声:“方方,让她进来。”门“哐”地推开了,吴迪闯进来,穿着短裤地方方无可奈何地站在门口。亚红也醒了,下意识地往身上拉拉毛巾被,懵懵迷糊地问:“怎么啦?”

我问吴迪:“有事吗?”

她直瞪瞪地呆视着亚红。

我赤膊下了床,点上一支烟走过去:“噢,我忘了去接你,对不起啊——咱们到那间屋子去吧。”

她猛地甩开我扶着她肩膀的手,嫌恶恐俱地后退两步。

“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嘛。”

方方忙插进我们俩中间,对吴迪说:“算了算了,我不是告诉你别进去。你回去吧”他把我推进屋,关上门。

“你想和我睡觉吗?方方?走,我跟你睡去。”

我一下拉开门,吴迪抓住方方魁梧的身子,浑身哆嗦地往另一间屋里拖:“走,走呵。”

“你冷静点,冷静点。”方方说。

“你要想用这个报复我,只能毁了你自己,我根本不在乎。”“嗷——吴迪象母狼一样龇牙冲我狂啸一声。

“你他妈给我滚回去。”方方冲我怒吼,拼命抱住吴迪。

我回到屋里,门外传来一阵扭打声,玻璃器皿、瓷器唏哩叭啦纷纷摔在地上,吴迪歇斯底里地喊:“我宰了他,我宰了他这个狗娘养的,我非宰了他!”她被方方抱进另一间屋子,门砰地关上,喊叫声微弱了。

我转过身冲亚红笑笑,亚红满脸怒容,边穿衣服边说:“你他妈真不是东西!我早说过,别把我掺和进你那些臭事。好了,这下她要连心一起恨了。”

我把嘴上的烟吐到地上,一脚踢飞了地上的一只皮鞋。

“你少给我看脸色。”亚红扣好裙子,从皮包里摸出支口红往唇上抹了抹,抿匀,关上皮包往外走:“我可不尿你那一壶。”亚红走了,公寓里变得十分安静。过了很长时间,门推开了,方方进来,吴迪垂着头跟在后面。

“她想跟你谈谈。”方方说。

我点点头,站起来。吴迪走进屋坐在一张椅上,方方关上门出去。沉默了片刻,我开了瓶可乐,倒进杯里,放在她手旁,泡沫滋滋地进碎、化漾。她开始掉泪,一滴接一滴,又大又沉,我递她一条手帕,手帕很快湿透了。

“伤心了?”

她捂着眼睛点点头。“以后还跟我好吗?”她拼命摇头。“这么说,结束了?”她点着头,哭出了声。

“这样也好,我这个人本来不配你,不值得你这么哭。”

“你说,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是的,我一开始就是骗你,就是有八的地勾引你。”

“那么,你过去说过的爱我的话全是假的?”

“……”“你说,是不是全是假的?”

“是——是又怎么样?你难过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故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人,我告诉你,本来无一物。不要意气用事,你这样报复不了谁,只会毁了自己。”“我完了。”“别这么认真,想开点,现在刻骨铭心的惨痛,过个几十年回头看看,你就会觉得无足轻重。”我笑了,“你还年轻,依旧漂亮。”吴迪抓起杯子扔了过来,重平面砸在我脸上。

第八章

我自认是个超脱的人,在长期危险动荡的生活中,在与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人物交往中,养成了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沉着性格,因而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同期下水的朋友们已先后纷纷落网,我却始终逍遥法外,可这一次,我有点沉不住了,当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再次遇到吴迪,我终于失去了冷静。本来我觉得我已经基本忘掉了吴迪,并克服了由内疚带来的烦恼产生的想去找她的阵冲动。亚红和方方也不再对我脸上的青肿冷嘲热讽。那天晚上我和方方穿着警服闯进一家饭店十层的一个套间时,惊谔地发现,那一对如火如荼的男女中有一个竞是吴迪。她推开那个臃肿的商人,赤裸裸地坐起来,抱膝看着我。我不能说她那副表情有“洋洋得意”,但肯定毫不慌张或者“感到难堪”,准确地说,“挺友好”。我什么也没说。头脑昏了。那个肥胖的商人提抗议时,我殴打了他,无情地、置其于死地地殴打了他。接着一个人冲出了房间。我在“白茹”车里不开灯坐着,过了会儿,方方匆匆赶来,坐进车里,正要发动汽车开走,我用刀顶住了他。

“这事是你干的?”他的手扶着方向盘没动,轧过脸面无表情地说:“不是,我跟你一样,不喜欢刚才的场面。”

“那是谁?”我咆哮起来,“谁把她卷进这种肮脏的勾当?”

“不知道。”“去找亚红。”“据我所知,不是亚红干的。”

“那去找卫宁。”我咬牙切齿地说。

方方踩动油门,小汽车刮风般地驶向卫宁家。“谁呀?”卫宁在门里问。

“我。”卫宁打开门:“你们怎么来了?”他脸上带着笑容。

“你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进来说吧。”他发觉苗头不对,想往屋里退,我和方方两柄匕首夹住了他。

吴迪从屋里出来,见状护住卫宁。“干什么你们,有话跟我说。”“没你的事。”“你回去吧。”卫宁说,“没事,我跟他们说说。”

“告诉你,”卫宁推开她,跟我们下了楼。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卫宁说:“是她来找我的,她说缺钱,想挣点省事的钱。她说她跟你没有关系了,一点没有了,所以我才答应帮她牵线。要说出了什么误会,不能怪我,她是那么说的。”

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方方也收起了刀。

“怎么,你们还没断?”

“她干多久了?”“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晚上她让把她的房间号告诉你,说跟你开个玩笑。”“你也跟她睡了吧?”“睡过。”卫宁说,“她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这儿住。怎么啦?”

“没怎么,对不起,卫宁。别生气。”

“没事,上去一块儿坐坐吧。”

“不啦,我们走了。”“对不起,卫宁。”方方也和卫宁握握手。

“你要是不愿意让她干,以后不再安排她。”

“算了,她乐意干就让她干吧,别管她。”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口笑着对方方说:“我真成感情冲动的傻瓜了,真窝头翻个儿。”

方方看看我,没说话。

我吹口哨,吹得不成调。

“臭流氓,你怎么不出牌?这流氓,也不知又想什么呢,又在街上看见什么迷人的小姑娘了?”

吴迪披散着头发,描着蓝色的眼影,搽着厚厚的口红,叼着一支香烟,把骨牌出的啪啪响。她现在已公开和我们搞在一起,晚上去各大饭店拉客,白天和我们整日鬼混,谁想和她睡觉她都吟吟地躺到人家怀里,放荡、淫乱比亚红她们有过之无不及。对我却日趋刻薄,还不叫我的名字,一句一个“流氓”,“松货”。当着众人面对其他姑娘说:

“这松货没劲透了,我可知道,蔫的还不如七十岁的老头子,跟他睡觉简直活受罪。我怀疑他有病。”

“你甭理她。”方方私下劝我,“这姑娘已经完了,不要脸了你能怎么办。”“我没事。”我笑着对他说:“我才无所谓呢。”

我真是从不跟吴迪执气,她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踩乎我就踩乎我,我不吭气,或者跟着笑笑。只是晚上到大饭店“干活”时,我开始揍那些嫖客,有几次方方不得不拉住我,使我别把人打坏。我也抛弃了一贯小心谨慎的做法,经常喝得醉醺醺地穿着警服在饭店里瞎转,惹人注目地调戏女招待,言语冲撞饭店工作人员,甚至向外国游客挑衅。后来,吴迪更加放肆大胆,大白天也到饭店拉客,在餐厅和外国人一起吃饭喝酒打闹。一晚上和好几个客人同时睡,这房间出,那房间进。乘挂外交牌照的汽车兜风,在外交公寓一住就是几天。方方不得不严重敬告我,必须立即和吴迪脱钩,不许她再来我们这里,她已经在屁股后面招来了几十个侦探。我于是也得停止活学,各大饭店的警卫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对方方的警告置若罔闻。一天晚上,我没出去,方方和亚红不在,卫宁又把吴迪领来了,还带了两瓶外国酒。吴迪这段时间很少来,她显得既疲惫又憔悴,妆化得乱七八糟。我们把酒喝了,没说几句话,她就跟卫宁到另一间屋子睡觉去了。半夜,我突然被吓醒,一个人紧紧抱着我,低低地啜泣。是吴迪,她什么也没穿,大概是赤脚偷偷溜进来的。

“你怎么啦?”我板着她脸问。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把脸深深地埋下去,紧紧拥抱我,哀恸地抽泣。

“出了什么事?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她只是哭,伤心痛苦地哭,难以自抑地哭,哭了很长时间,泪水湿遍了我的胸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卫宁在另一间屋里叫:“吴迪,吴迪,过来。”

我搂住她,她推开找,下了床,拿枕巾擦干了脸上的泪,鼻子堵塞地说:“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她打亮台灯,俯脸凝视我。她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仔细地把我看了又看,凄凄地笑,关灭台灯。屋里又陷入一片黑暗,她走了。那最后一闪而逝的是张什么脸哟!那样娇好、美丽,又充满深深地绝望和惨淡。那天晚上,我们都感到了巨大危险的迫近和前所未有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我和方方从“丽华”饭店的一个房间刚出来,看到服务台前站着几个警察和饭店保卫人员。跑是没处跑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迎着他们走过去。他们注视我们,我们注视他们。“等等。”我见过两次的那个警官从背后叫住我们。我慢慢轧过身去,方方悄悄按亮电梯呼唤板。一个年轻的警察飞快地向我们刚出来的那个房间跑去。警官走上前来:“你们先别走。”“有事吗?”“有事。”他冷冷地点点头,眼珠在我们脸上转来转去,“我们见过。”那个年轻警察跑回来向警官报告:“房客说,罚走五千元。”电梯降下来打开门,一群客人拥出。方方一拳打倒警官,转身跑进电梯,其他警察冲过来,按住电梯呼唤板,使电梯不能开走。用电警棍击倒方方,拷上他。我也被两个警察死死扭住胳膊戴拷,疼得脸都抽搐了。警官从地上爬起来,整整警帽,不动声色地说:“把他们带定。”饭店大门厅里的客人和工作人员纷纷站住看我们。四个魁梧的警察分别夹着我和方方。从嗡嗡议论的人群中穿过。警车灯在门外闪转着,街上也围得人山人海地看热闹。我被推上警车,车里的一个警察踢了我膝盖一脚,喝令我低头蹲着。方方跟着被搡进来,蹲在我身后。又过了会儿,亚红和别的姑娘也被塞进来、车门关上,警车拉着警笛开走。

当天夜里,卫宁也在“燕都”被捕。我们分别被关在市局看守所的房,根本见不着面,只是在预审时看到预审员出示他们的口供,提到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这次不是偶然的兜抄行动,而是作为重大案件立案后,周密侦查进行的有步骤的破获,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

我对所犯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两个月后,我被正式逮捕,案件移交人民检察院。又过了一个月,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和方方作为犯罪集团主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卫宁和亚红作为犯罪集图从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分别处以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在预审始起乃至最后判决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听到吴迪的消息,似乎她不在我们一案中。我真有点纳闷,从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和同案人的口供(包括我自己)看,她决无脱逃可能,我不懂警察为什么有意疏忽这一重要线索。后来到了劳改农场,遇到卫宁,才知道。警察没有抓到吴迪,晚了一步。那天我们走后,她反锁在屋里,用刀片切开了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血流了一地,没有遗书。

(待续)

(《啄木鸟》,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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