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85年文乔赴美，老朋友萧功秦到上海虹桥机场送行。
陈文乔：1947年生，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在美国创办了一家“为普通人出书，为平凡人作传”的柯捷图书社，逝世于2005年9月。
不知是哪一年，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爬到了山顶，陈文乔已经坐在那高高的山顶上，全神贯注地望着远方的丛林，他见到了我，轻轻地指给我看那美丽的白云、飞鸟，还有那远方起伏的山峦。那是一个绝美的境界。一个生活中从来不曾见到过的仙境。这个梦境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也许这个梦与我与陈文乔曾经经历过的一处情景有关。我记得那是1971年秋天，我与陈文乔在上海齿轮厂当工人时，我们两个人曾结伴去黄山。我记得他在黄山某一处野山顶上，突然发现一朵像雪莲一样的不知名的花，在那里孤傲地怒放着。他高兴地大声呼唤我快过去看，见到那朵凌空盛开的花，我们都兴奋起来。我们用从朋友那里借来的那架八块钱的破照相机，激动地把这朵花拍下来，留作永久的纪念。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这一情景我还历历在目。
陈文乔是最能从生活中发现美的人，他始终那样乐观，他的爽朗的笑声，是我们每个认识他的人都难以忘怀的。他幽默而充满智慧的话语，总在感染着我们每个人。我和他长达四十年的交往中，哪怕在文革最阴暗的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陈文乔悲观过。我记得俄国作家巴乌斯朵夫斯基在回忆俄国诗人作家格林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是每天在垃圾山上，看着美丽的太阳冉冉升起的。”陈文乔就是这样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陈文乔，那是在我们六五届七十个高中生分配到齿轮厂当学徒时，他讲的是一口特别好听的标准的北京话，性格爽朗，有一种很高雅的气质。后来，我知道他出身于爱新觉罗氏家族，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是1965年底或1966年初，那时还没有开始文化大革命。有一天，他突然剃光了头，穿着一双用草绳当作鞋带的旧跑鞋来到厂里。一副特立独行的样子。我后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看不惯那些拿了第一个月的学徒工资就上街理了个奶油小分头的人。所以要来个“对着干”。
陈文乔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浪漫主义倾向的左派。他曾经非常向往革命，他要走向新时代，要与过去，与自己的家族作最彻底的决裂。他的激进的左的革命观念，虽然出于一种对生活的幼稚的不成熟的理解，然而却可以说出于至诚，你可以从中感觉到一种颇有浪漫诗意的东西。后来他由于肝炎进了医院，他给我来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在这封洋洋洒洒、字迹潇洒的信中，他向往着中国尽快地进入共产主义，他把那种共产主义境界描述得非常诗意。他把八级工资制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想象着未来中国人在那个即将来到的人间天堂里，过着人人平等，人人没有私心的日子，由于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我就到医院里去看他，我们就辩论起来。后来我们也就在辩论中成为终生的挚友。也许我对与现实有关的理论的真正兴趣，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后来，文革大革命的灾难现实教育他，也教育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从那种对政治的诗情梦幻中觉醒了过来。他后来也开始认真地思考社会与历史，并与自己的浪漫的激进主义告别。在告别了他的人生的激进主义阶段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强烈追求。对知识的热爱始终支持着他，给他的生活以新的意义。他经常到我的镀铬间来，在那间小房间里，他总是向我兴奋地介绍借来的英文刊物上读到的世界科技的新发展，介绍他所看到的最新的“突变论”与“混沌论”。他还为我特别制作了一个自动温度控制仪，让我可以在上班时放心地看自己心爱的书，而不必担心温度失控。
在齿轮厂的十二年里，我们可以说朝夕相处，我们有好几年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每天晚上，我们各躺在在自己的床上，开始了风雨对谈，从小说到历史，从科学到哲学，谈论着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与《叶尔绍夫兄弟》。我们宿舍里同住的还有一位热处理车间的师傅“老山东”，他总是在车间里对别人说，一到晚上关了电灯，咱们宿舍里，陈文乔与萧功秦就要开始讲“克思闲话”了，在齿轮厂里，我被称之为“萧克思”，陈文乔被人们称之为“陈克思”，一开始我们很不喜欢这个从批判刘少奇的大批判语言中搬用来的“克思”称呼，后来也只能习惯了。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枯燥环境里，在充满对知识的热爱的“克思闲话”里，度过了漫漫的文化大革命的冬夜。
在高考恢复以后，我在1978年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陈文乔此后第二年也考上了上海原子核所研究生。从此，我们在不同的知识领域实现着人生的价值。后来他去美国留学，我也回到了上海。只要他回国，我们都会见面，长期的国外生活经历使他成为最热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当他第一次出国，见到外国那么富有，中国那么穷，而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外国人笨。为什么竟会如此，他甚至为此哭过。他永远有着一颗赤子之心。1998年我访问美国时，他与碧华开车到旅馆来接我到他们家住了一晚上。
陈文乔来上海检查肠癌的那一个月，就住在我家里，他始终那么自信，他说自己决不可能患那种病，为了证明自己的健康，他一定要与我的妻子小叶去几百米以外的水站去打纯净水，他还要小叶把所有的水让他一个人提着回来，我们被他的热情与自信所感染，也跟着相信他。然而，当他第一次带着彩色B超报告从医院回来时，在家门口，我发现，门外的他脸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然而，这只是一瞬间而己。他一进家门，就爽朗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到切片才能肯定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又恢复了过去的样子。就在这一个星期里，这位生化学博士却把我家里的那本厚厚的《陈寅恪纪念文集》全给看完了。后来医院的确诊已经下来，他仍然那样乐观自信。我说，也许你们母亲家族的皇族血统中就有着一种勇敢，否则，大概也不会有清王朝。他说，他们家的传统似乎是，不能有害怕，害怕就是一种耻辱。也许这是真正的贵族性格吧。
陈文乔回美国前，临别的那个晚上，我对他说过，你的浪漫主义，你对生活的诗意的理解，在很多时候是帮助了你，让你生活在乐观自信之中，你有对一切苦难的天生的免疫力，你是一个永远不知痛苦的人，但在关键时候，你的浪漫主义却也害了你，如果你对自己身上的病症哪怕能多一点点现实主义的警觉，你的情况肯定应该会更好得多。不过，当真的病来临时，别人可能会被击垮，而现在却是发挥你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最好时机了。我还说，希望今后的五年里，你能安然度过，只要过了这五年，一切就好了，多年以后，让我们共同庆祝我们八十岁的日子来临，他笑了，他说，我就记住你这句话。
陈文乔走了，他是离开我们最早去天堂的朋友中的一个。我们生活中少了一个真正有贵族气质的人，一个真正有诗人性格的人。如果真有天堂，我们所有的人总有一天也会去那个地方，我想，他一定会在那里等候着我们，他一定会像我在梦中见到的那样，把天堂里他所看到的最美丽的一切，一一地告诉我们，仍然发出我们都熟悉的宏亮的笑声，在那高高的山顶上，他会指着那里的白云，山峦，小鸟，还有那山野里的莲花。因为他是永远发现生活中的美的人，在他的性格中，有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在天堂里，也是如此。
萧功秦于上海，2005年11月5日星期六凌晨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