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可·沃尔兹/Michael Walzer
正视伊拉克的威胁以及萨达姆的残暴是不是就有强硬的理由支持第二次波斯海湾战争？反对这场战争是不是就等于站在反对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干涉原则一边？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可.沃尔兹不这样认为。反对这场战争的正确理由，在他看来，在于美国尚未穷尽一切非军事外交手段就动用武力。可是，90年代以来对伊拉克实行的非军事多边扼制由于没有美英以外其它安理会成员国，如法国、俄国和中国政府的支持而流产。那么，这场战争能完全责怪到美英名下吗？没有多边支持，何以能靠多边主义扼制萨达姆？
反对向伊拉克开战，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很简单，但是错误的；第二种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却相当艰难。
采取第一种方式的人否认伊拉克政权是一个异常邪恶的政权，认与其它主权国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人或许会争辩说，不管伊拉克政权有多邪恶，但它并没有对其邻国或者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他们认为，就算伊拉克政权事实上的确在图谋获取核武器（即使萨达姆本人拒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其它国家也同样在这样做。这些人继续争辩说，即使伊拉克制造核武器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常规慑制方式来处理，就象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互相慑制对方那样。
很明显，如果这种方式是正确的，就没有理由攻击伊拉克了。而且也没有理由去搞一个严格的武器监查体制，或对伊拉克实行贸易制裁，或在伊拉克搞南北两个“禁飞地带”。这恰好正是美欧一些激烈的反战运动的组织者所采取的立场。在一些大型的反战示威活动中，大部分讲演者都表达了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大部分参与示威的人并不赞同这第一种观点，人数更多的那些不满布什外交政策的人也并不这样看。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反战运动一旦政治化便面临一种持续不断的诱惑：佯装危险的敌人并不真的存在。
这种佯装自然把问题变得很简单，但从无论哪个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伊拉克政权的暴虐残忍广为所知，无法掩盖。不久前它还使用过化学武器；它对伊朗和科威特不顾后果地发动侵略；它不断从巴格达发出恐吓和使用暴力的叫嚣；还有九十年代伊拉克政府蓄意阻挠联合国的武器检查；91年海湾战争后对起义民众的无情镇压；对政见反对派的屠杀和酷刑折磨：所有这一切，如何可以被一场严肃的政治[反战]运动所忽略？
谁也不应该舒适安然地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让伊拉克拥有核武器，但使它受到核威慑从而不能使用。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对萨达姆这样的政权核威慑会真的起作用，还因为处在形成期的核威慑系统也将十分不稳定。因为这一系统不仅涉及到美伊两国之间的问题，也将涉及到以色列和伊拉克之间的问题。如果允许伊拉克制造核武器，那么以色列则必须获得其目前尚未具备的第二次出击的核军事能力。这样一来，就会出现配备上核武器的、时时处于一触即发警戒状态的以色列军舰游戈地中海和印度洋。这也许是“常规”的核威慑，但是去期盼这种格局的来临则是丧失理智的作法。
正确的反战方式是认可目前的核武器扼制和监控体系正在发生作用，而且可以加以改进使其更为有效。这就是说，承认伊拉克政府的残暴及其造成的危险，然后通过非战争性高压手段去化解这种危险。但要为这一政策辩护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高压手段是必要的，以及为此我们要付出多高的代价。
首先要提到的是目前实行的贸易制裁：这是可以也应该作出调整的，一方面允许更多平民生活所需品进入这个国家，同时又继续禁运大规模杀伤武器研究制造所需的军事供给和技术。然而不管贸易制裁制定得怎样“高明”，仍然会造成部分封锁和强有力的贸易限制，再加上萨达姆挥霍其资源的方式，这些制裁不免会给普通的伊拉克人民带来艰难困苦。可以公平地说伊拉克政府对带来这些艰难困苦有责任，因为他们可以把钱花在不同的地方。但这并不能减轻这些困苦。营养不良的孩子，缺乏药品的医院，寿命率的下降，所有这些都是贸易制裁的（间接）后果。
其次要提到的是“禁飞”地带：要防止伊拉克飞机飞越差不多占这个国家版图一半的地带，这就要求美国飞机不断地巡飞，还要求平均一周两次对雷达和高射炮设施的轮流轰炸。至今为止，美方还没有损失任何飞机或飞行员，我相信几乎也没有平民在这些空袭中丧生或受伤。可是这仍然是一件既危险又花钱的事。如果说这离战争还“差一段”距离，那么战争只不过是咫尺之遥。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允许萨达姆在南北部任意妄为，对付库德人和什叶派教徒，其结果很可能是萨达姆对这些人的镇压十分残暴，以至一场人道主义军事干涉战争不仅有其正义性，而且十分必要。而那将会是一场全面出击战。
最后要提到的联合国武器核查：这种核查不得不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成为伊拉克地区的一件常规事务。不管核查员是否能够找到并销毁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其中有些武器是很容易掩藏的），核查员本身就为部署这种武器造成障碍。只要他们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行动不受限制、毫不手软地来回巡查，伊拉克受到的限制就会增加。但是这种核查必然会瓦解，它在九十年代就已经瓦解了，除非有明显的武力后备威胁来保证武器核查的有效进行。这就意味著，必须有军队在近处驻守，也就是美国政府目前派军队就近驻守这种办法。很明显，如果驻军不仅仅是美国军队，则更理想。然而，同样道理，不管是谁来维持这种军事常备状态都是既危险又昂贵的。
支持贸易制裁、美国飞机在禁飞区巡逻和联合国武器核查，是反对战争和避免战争的正确方式。不过这种观点会受到以下反驳：一场快速战争可以结束贸易制裁、每周的轰炸以及武器核查机制，与“避免”战争的作法相比，这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均更可取。一场速战，一个新政府，一个非军事化的伊拉克，食品和药物涌进伊拉克的口岸，这难道不比一个永久性的遏制和监督系统更好吗？或许是这样的吧。但谁能保证这场战争会速战速决，谁又能保证这场战争在这一地区或者别的地区造成的后果会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呢？
人们通常说战争是“最后的一招”，这是因为战争往往会带来不可预测的、难以料到的、并非有意制造的、不可避免的可怕后果。实际上，战争并不是最后一招，因为“最后”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状态，是在实际生活中永远无法达到的一种状态：在采取最后的手段之前，总有一些其它的手段可以采用，或者重复已经用过的手段。“最终性”这个概念，是一种警告，一种必要的警告：在“放任战争的狗犬”之前，极尽所能寻求其它的解决方式。
至于现在，即使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仍然存在除了战争以外的其它办法。这是反战的最强的理由。我相信，这是一种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理由。虽然不易在反战示威中使用。你在游行标语牌上写什么？呼喊什么口号？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复杂的反战运动，参与者有思想准备承认他们所采取的政治立场的艰难和所要付出的代价。
或者说，更佳的反战运动是一场不仅仅关注战争的运动（这场运动在战后还能继续下去），而是一场增强某种特定国际体制的运动：这个体制能够击败侵略扩张，制止屠杀和种族清洗，控制大规模杀伤武器，并保证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的人身安全。现存的三管齐下对萨达姆政权的制约仅仅是一个例子，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表明这里描述的这种理想国际机制应该如何运作。
然而一个国际体制必须是很多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国家努力所能成就的。必须有多边国家愿意为了这个体制的成功承担责任。今天，联合国的武器核查小组之所以能够到伊拉克开展工作，完全是因为美国部署实力来威吓要对伊拉克开战。许多美国自由派和左派人士以及许多的欧洲人指责美国在玩火。没有这种恐吓，联合国的谈判代表也许至今还在和伊拉克的谈判代表搅缠不清、谈判来谈判去，但永远也不会在武器核查的细节上达成一致意见；核查员们恐怕甚至还没有打点行装呢！（而大部分的欧洲领导人恐怕还在佯装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尴尬地意识到，我们所反对的战争威胁恰恰是今天强有力的武器核查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而今天的强有力的武器核查的存在又恰恰成为反对向伊拉克开战的最好的理由。
当然，我们宁可美国的这种战争威吓没有必要，宁可这种威吓来自伊拉克的主要贸易伙伴：法国和俄国。法、俄两国不愿正视萨达姆、不愿支持联合国的武器核查计划，这正是造成九十年代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国际主义必须具备的前提是：除了美国以外，其它国家要对实行全球法制担负起责任，并以这一目标为指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做好行动准备。美国有不少我们这样的国际主义者，但还不够多。我们应该批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冲动，拒绝与其它国家在许多问题上合作，包括全球升温、国际刑事法庭等问题。
但是多边主义须要来自美国之外的国家出力。如果国际社会上还明显地存在其它的势力，这些势力在巴斯里亚、卢旺达和伊拉克这样一些地方出事时，既有能力独立行动，必要时又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并为其行动后果负责，那么我们的立场也就更容易辩护一些。如今，在我们反对这场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同时，也应该搞一场促进这种多边主义责任感的运动。这就意味著，我们不仅要向布什当局提出要求，也要向其它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求，比如法国、德国、俄国、中国：这些国家过去曾经在不同的时期对萨达姆采取安抚政策，当然它们现在开始表示支持继续扩大武器核查。如果这场可以避免的战争最后未能避免，所有这几个国家与美国一样都有责任。战争结束后，应该向所有这些国家追究责任。
（作者Michael Walzer是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政治哲学家，著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等书。英文原文“The Right Way”载《纽约书评》2003年3月16日。抱石译。特此感谢作者本人许可本刊翻译、转载此文。）
（《人与人权》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