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世界的潮流与中国的响应
在后冷战时代，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潮流。在那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已经取代原来的主义，成为新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当然，在这些国家中兴起的民族主义内涵不一，其造成的结果也各异。在俄国，民族主义同一种强烈的怀旧感联系在一起，它激发起人们对于一个（至少在俄国人自己看来）强大帝国的美好记忆和憧憬，无论这一帝国是在彼得大帝还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在高涨的俄国民族主义心态下，俄国共产党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并且有望重新夺回它失去的政治领导权，并不令人意外。在前南斯拉夫，由于多样的族群意识和宗教信仰，再加上不同族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德国侵略者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的不同表现所造成的历史创伤，民族主义成为分裂和血腥内战的思想根源。在东欧和中欧地区的民族主义则是反俄主义的民族主义，它引导各国重新寻找其立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同这些国家的民族传统有关，各种中间偏左的意识形态，例如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似乎正在占据上风。
在亚洲，民族主义的昌盛的背景更为复杂。首先同后冷战因素有关，这一点在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特别真切。随着社会制度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亚洲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需要调整其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之更具有民族特色，也更具有说服力，因而也能更为有效地捍卫其政权的合法性。其次，亚洲民族主义体现了一种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这是一种较具进攻性的西方普遍主义和较具防守性的东方特殊主义之间的冲突。西方国家的舆论主流坚持以现在在西方普遍盛行的人权价值标准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来批判性地衡量东方各国的现实，这种举措引起了东方各国官方以及不少独立知识分子的反对，他们均以东方特有的文化因素来反对西方普遍主义的宣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东方式特殊主义的宣称，也在西方一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中得到共鸣。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显然同时具有以上所说的两种因素。从党国的角度来说，民族主义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必须补充。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其自己的特点，而在毛泽东那里，这种民族特色更加发扬光大，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一九六零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曾经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得到过勃兴。今天，西方所推进的“和平演变”往往以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宣称为先导，而为了抗拒“和平演变”，民族主义也是方便的法门。可以说，民族主义真有一箭双雕之效，它即可以凝聚中国人（无论居住在什么地方）的民族认同，又可以抵御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
因此，人们普遍传说，新科智囊人物、复旦大学政治系的王沪宁教授进京之后所进的第一策就是“民族主义可以利用”。事实上，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反对所谓“民族虚无主义”就已经成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附属品了。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第一个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性文化活动就是关于儒学的学术会议。基于各种早已建立的有关儒学的官方、半官方的学术机构，新的机构又在不断的建立，并且开始吸引在大中华圈甚或更广泛的“儒教文化圈”（包括韩国、日本等）内在经济资源，而且这类新机构大多受到来自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多位退休的原国民党和国家高级官员担任要职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就是其中的一例。
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彪兴
就当今中国知识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观察者都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股蔚为声势的潮流。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九八零年代声名大噪的反传统主义者们大多数消声匿迹了。当然，有些昔日的反传统主义者，例如刘晓波和包遵信，曾经卷入过六四事件，因而他们的言论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一政治因素不能全部解释反传统主义思想在一九九零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近乎绝迹。事实上，在现在的中国，言论空间相当宽阔，反传统主义的声音理论上不难找到发表的场所。况且，并非所有的昔日反传统主义者都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而言论不能自由，例如当年以基督教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激烈而又深刻批判的刘小枫，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他的新文字在香港和大陆的各种流行刊物上频频出现，但是在这些新文字中，其反对传统主义思想没有继续深化的迹象。
昔日反传统主义的一个思想基础，是对西方文化的浪漫化理解。对这一点，刘晓波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就曾有过自我反省，他称自己在一九八零年代关于西方文字是“对西方的‘献媚’。”（参见《明报月刊》，一九八九年七月号，第十三至十六页。）但是，中国反传统主义者对于西方的“去浪漫化”，很少引致他们对西方的深入研究。对西方“去浪漫化”的直接结果，要么是走向肤浅的文化保守主义，要么是陷于思想彷徨的境地。无论是何种结果，现实的表现就是反传统主张的退潮。只有极少数昔日的反传统主义者，例如刘小枫，在今天投入到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更深入的研究之中，但是他现在的这些研究是否能够在今后为深化其反传统主义提供思想资源，还有待观察。
第二，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或情绪正在高涨。之所以说“心态或情绪”，是因为在当今中国（中华文化圈），还没有产生世界级（甚至中国级）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
虽然各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就开始得到散布，但是真正使这个辞藻流行还主要归功于在一九八九年后迅速兴起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它是在一九八零年代末期“新权威主义”的一种更加保守性的思路延伸。在政治上，它所强调“渐进主义”几乎可以等同于“维持现状”；在文化，它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维护政治秩序现状上的意识形态作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之所以浅薄就在于，它赋予中国文化的只不过是一种符号性的作用，仅能提供一种具有政治功用的认同而已。
有不少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路，不是简单地乞灵于笼统的传统文化符号，而是诉诸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特有的因素。主要发展于香港和台湾但在大陆有不少信奉者的新儒家思想，注重弘扬从孟子到王阳明的儒家心学传统，强调道德主体性的滋养。由李泽厚倡导的“审美新传统主义”，试图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性层面，从而赶上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潮流，尽管他也喋喋不休地强调他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层面。事实上，在中国大陆，能为当今文化保守主义者提供灵感的传统文化中的因素，真是五花八门。有两汉经学，有明清实学，有魏晋玄学，有术数之学，也有道教、佛教等等，其中有些东西一向被认为是属于“封建糟粕”或“迷信”。最具有耸人听闻色彩的是作家张承志所宣传的、姑且可以称之为“英雄个人主义”的主张，其思想根源除了在他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之外，还在中国传统的荆轲式的狭义精神。他提倡血性，厌恶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所体现的懦弱和犬儒主义。不同的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同因素来挖掘不同的现代因素，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又大相径庭。有些人对现实政治秩序持批判态度，有些人则维持现状。
第三，所谓“国学热”或“儒学热”兴起。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在一九八零年代有一股又一股的“西学热”，大批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思潮以及翻译西方学术原作的丛书相继出版，给出版和编译们都带来可观的物质和精神收益。在当时，靠翻译出版了一本好的西方名作就在知识界占据一席之地的大有人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等书，印数都突破十万，超过其作在母国的印数。连知名度稍逊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人论》，也居然上了个体书摊。
在一九九零年代，“西学热”显然风光不再。相反，若干套有关“国学”的丛书相继出版，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有些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例如北京大学的陈来教授，似乎是嫌现在“国学热”的热度不够，不能同一九八零年代的“西学热”相媲美，因此不愿承认“国学热”的存在。他们的理由是，今天的大学生中，对于所谓“国学”的兴趣没有显示出提高的趋势。这样的观察当然是离实际不远的。事实上，在今天的大学生中，最热门的是电脑、外语（尤其是英语）、商业、法律、甚至财会等能直接展示经济效益的专业。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学热”是仅就中国人文知识界而言的。“国学”在这个小小的圈子内一花独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人文学术圈子，西学已经不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而争当所谓“国学大师”成为中青年学者们追求的首先目标，品茗下棋、吟风弄月、谈玄论理成为中青年学者们时尚的生活方式。有不少原来治西学的学者也转行研究中国的学问。当然，尽管有不少中青年学者狂妄自大，但是在圈子内，人们普遍的评价是：在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出现真正“国学大师”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以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为好者，也难免东施效颦或附庸风雅。
第四，在知识界，反西方的情绪悄然上升，这种情绪存在于社会科学到人文学的各个领域。这种情绪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宣言；换言之，反西方言论的发表是出自许多知识分子们的自主意愿，而不是官方授意。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反西方言论的理论基础，也不是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源自西方的各种思想，从源远流长的各种保守主义到各种昙花一现的激进主义思潮，应有尽有。最为显着的是有一大批从西方留学归来，或者接触过西方思潮的比较文化研究者，运用流行于西方学院中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东方主义等时髦理论，发动对西方文化的大批判。相当一些这类大批判发表在一向被认为是自由派大本营的《读书》杂志上。
很多反西方的言论听起来振振有辞，而且大多直接诉诸西方列强羞辱中国的历史，再加上作者们大多抛弃了官方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因而颇有感染力和诱惑力。例如，醉心于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教授盛洪最近在散布各种新保守主义思想为重点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起一些争议的长文，来论证西方文化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他的基本思路是，西方文化持双重标准，对外（当然也包括对中国）实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内才实行一定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因此，救中国当然不能指望靠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混乱的是，这篇文章在气势汹汹地抨击西方对中国实行强权政治的同时，却忘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其文章中所说的西方文化对内的一面能否有助于中国人解决某些自己问题呢？很显然，反驳盛洪的文章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而无法抓住其文的要害漏洞予以痛击。
第五，学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所谓“学术民族主义”是指强调中国的学术优于西方学术的情绪。在八十年代，向西方学习的心态是十分普遍存在的，但是今天的中国大陆学术界，人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即“我们的研究也不比老外差”，云云。有一个说法在知识界十分流行（当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困惑和反感），这就是所谓“学术本土化”，主要意指从中国的经验现象中提炼出全新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以取代当今种种流行的西方理论。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也不仅是中国学者，也是世界上以中国研究为职业的学者的共同愿望，但是不争的事实是，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在短期内也没有人有迹象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当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讨论“学术本土化”时，他们的口气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这种在理论上也凌驾于西方的企图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似的。
每当年末，当诺贝尔奖获奖将要宣布时，中国的文学界和文学评论界就会患上一种“诺贝尔奖获综合症”，首先是渴望，然后是失望，最后是愤怒和狂妄。这种症状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没有客观的文学标准，没有客观公正的理由要求中国作家以及靠他们吃饭的人不认为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但是，非常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种“诺贝尔奖综合症”正逐渐出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狂妄地宣称，中国人将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独特，而且中国将在下一个世纪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因此一定有中国经济学家根据中国的经验创造特殊的理论，从而夺取诺贝尔奖。但他们似乎没有考虑过，日本的发展也并非不独特，而且它也早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为什么日本人没有获得过、而且近期内似乎也无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令人不解的是，这种学术民族主义观点的论证者，并不是经济学上没有造诣的人，他们曾经撰写过非常严谨的、逻辑清晰漂亮的学术论文。
由于在中国知识界中流行的各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过于繁复，党国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可以说无心也无力控制。很显然，在种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绝大多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尽管相当一部分可以同马克思主义相容甚至相互补充。因此，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令某些所谓的“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恼火。充当卫道士毕竟是他们的职业。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发难，对他们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的“文化保守主义”进行大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例如对李泽厚的批判）中还夹杂着文人之间的种种义气之争。他们宣称当今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便是从孔子到曾国藩的儒家思想。
这些批判在海外一些不明大陆实情的人看来，似乎又是大规模意识形态和政治整肃的先兆。其实，大陆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们已经年轻化、官僚化了，一方面，他们有邓小平有关“不争论”的上方宝剑，另一方面，对于他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只求无过，对发动意识形态运动完全没有兴趣。更有趣的是，他们似乎对于现在这种在总体上倾向上偏保守、但在具体内容上又乱七八糟的意识形态情形相当满意，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在他们看来“很热闹”、“很有戏”。
中国知识界民族主义兴起社会和智识原因
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占据一定的地位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后共产主义时代，民族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最好替代，能够为现有的共产党政权提供坚实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然而，在知识分子当中，民族主义的兴起却有非常复杂的根源。
首先，我们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来找原因。一个非常显着的事实是，在大力鼓吹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当中，绝大多数曾经在西方国家留过学或做过访问学者，而且他们大多数在西方国家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一般是从半年到两年。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中国学术界曾经小有名气，而在外国短暂的停留期间，却饱经个人的挫折。或许是他们语言上有障碍，或许他们学识不足，或许他们习惯于在国内获得的大量听众和掌声，或许以上因素兼而有之，他们在国外遭受（他们自己感觉遭受）到冷遇。这种个人的挫折感极易触发他们的自尊心，而这种自尊心便以民族主义的话语表达出来，他们对西方原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彻底破灭了，然而这种幻灭的结果却是同样不可救药的民族主义幻想。
很多原来在中国学习西学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个人挫折感更为强烈。由于种种原因，这批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学问领域无法同他们的西方同行竞争。他们在中国都是专家，而且由于研究的是西方的思想家，因而他们自己自觉不自觉地自视为有思想的人，然而他们到了西方后却无可避免地成了学生，而且还常常因跟不上其西方老师的思路而遭受有形或无形的白眼。于是，相当一部分原来学西学、治西学的知识分子，回到中国后马上转而研究“国学”。不管怎么样，一方面，在研究“国学”上，自己多少还有一些优势，好歹语言上占有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国外亲眼看到，大多数所谓“汉学家”的功底并不深厚，而在中国访问学者中，治“国学”者更受到西方学者的尊重。他们比以往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的道理。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也是人，他们关心的不仅是社会、国家、历史、真理等，他们也关心自己的切实利益和他们在其社会中的权利。对于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学术圈子内获得文化权利，因而他们的民族主义话语也不过是这种文化权利的语言载体而已。法国哲学家傅柯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的理论用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倒是十分合适。
第二，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认识日趋现实。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民族主义的彪兴同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态度没有关系。事实上，大概所有在西方生活过的东方人都会同意，西方人对东方人的种族歧视的确存在。正如东方亚洲人对非洲黑人的种族歧视也的确存在一样。此外，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内心深处并不愿意看到东方人富强起来。事实上，愿意帮助竞争对手提高水平的人不是没有，但却很少。其实，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但是在一九八零年代，当中国知识分子处在对西方的浪漫化时期，他们对这些人之常情却毫无体会。而在一九九零年代，当他们同西方世界的接触多起来时，他们对这些属于人之常情的东西，还是没有常态的对应。
一位现在中国工作的资深外国中国专家告诉我，中国知识分子中民族主义情绪似乎是在一九九四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之后突然兴起的，两年前，他们还在为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而莫名地兴奋。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失败使他们相信，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不愿让一个正在苏醒的巨龙得到一个腾飞的机会。西方提出的人权问题，不过是掩盖其狭隘心理的借口而已。因为几乎所有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支持申办奥运会。在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们的见解同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不谋而合。
西方对俄国的态度更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这一认识。按照西方的标准，俄国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西方获得了“冷战”的胜利。然而代替“冷战”的却是“冷和平”。西方各国千方百计地试图消弱俄国的大国地位，对于俄国内部艰难的改革拒绝（或吝于）伸出援助之手。虽然在国际舞台上，西方各国对俄国民主领导人笑脸相迎，但是实际上，西方执行的却是彻头彻尾的“遏制俄国”的战略。中国知识分子有理由担心，即使中国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发生了政治变革，与俄国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中国。碰巧的是，在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五年，美国舆论界出现了“遏制中国”的论调，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心得到证实。实际上，很难让人相信，这种“遏制中国”的论调究竟是企图遏制共产主义，还是遏制中国。
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怀疑由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al P.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亨廷顿提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不是意识形态冲突，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来自伊斯兰和儒家文明，因此西方尤其要提防伊斯兰和儒家文明的联合。这种论调在美国华人学界和香港，都曾激起过反弹。大陆知识分子的反感尤甚，在一九九五年数十篇反驳文章发表，其作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原来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一本文选，将批驳亨廷顿的文章汇编起来。
第三，极少数知识分子在接触到西方文化后，亲眼看到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因而对西方现代文化本身产生了怀疑。他们秉承中国传统中所特有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心态，试图在东方文明中寻找另一种“现代性”，一揽子解决现代化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以超越西方文明。当然，这种世界主义的抱负并非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相当一部分外国的汉学家也有同样的情怀；这种抱负也不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所有的，事实上，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一支，新儒家，就以世界主义为特征。
走向自由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曾经在一九八零年代受到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鞭挞。在当时，时髦的论调是，正是民族主义的高扬妨碍了启蒙运动在中国推进。中国在步向民主的道路上如此艰难，民族主义是罪魁祸首。当时宣扬这种论调的正是反传统主义和所谓“自由主义者”。
这种论调的理论弱点就是过分强调个人主义，而且把这个人孤立化（或称原子化），否认人具有社会和文化归属性。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每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同其民族无法分割了。却有一些中国人以当中国人为耻（这指的是民族认同，同公民权无关），但是除非他们整容，否则他们无法摆脱中国人痕迹。
事实上，本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英国的历史学家伊赛亚·柏林很久以前就探讨了“自由民族主义”的可能性，他强调“价值多元论”，承认并且尊重个人民族归属感。而在当今西方的政治哲学界，社会和文化的归属性成为最热门的讨论对象，自由主义日益开始重视研究这些问题，也日益抛弃原来对民族主义的绝对拒斥立场。
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也有极少数人已经认识到，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同追求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矛盾的。他们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者对西方的怀疑但是他们反对用诉诸民族主义情绪，在中文舆论阵地同西方舆论界进行意识形态笔战或对骂的方式，来回应西方的咄咄逼人。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民族主义的话语，在实质上并没有超越义和团的水平。既然我们认识到西方人实际上是东方人的对手，而且是远为强大的对手，那么中国的智慧早就告诉我们对付强敌的两条良策，这就是：第一，卧薪尝胆；第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了今天，我们对“技”的理解，当然应该扩大到各种管理社会的制度（institutions）上。
当然，不幸的是，这批极少数“自由民族主义者”现在在中国处于最边缘的位置。他们关于全面学习西方管理社会制度的主张，因为有所谓“自由化”之嫌，无法得到正常的发表机会；而他们对于民族主义的坚持，又使他们不易得到西方的支持，使得他们很少有机会对西方的社会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海外的中国人，又往往对这些思想温和的知识分子不甚了解。但是，这批极少数人没有放弃他们的奋斗，为了中国，也为了他们自己。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