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2日晚，于建嵘应邀在北京大学学术报告厅发表题为《中国信访制度批判》的演讲，在批判中国大陆的信访制度的同时，他也谈到了对于台湾社会的真实感受：“这次到台湾，我的体会非常深刻。我是专门研究社会冲突的。我到台湾开完会就到农村去了，我就反复地问那些农民：‘假如这个村长对你坏怎么办？’他第一句话告诉我：‘不可能的’。我说：‘假如他对你使坏，该给你的东西不给你，怎么办？’他还是那句话：‘不可能的’。我问了很多遍，我一直问这句话。我说：‘假如的确有这么个情况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到法院去告他咧。’我说：‘假如法院也腐败了怎么办？’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咧，法院怎么能腐败呢？’我说：‘假如腐败了怎么办？’他说：‘那这样吧，我到我议员那里去告他。我的议员可以问他你为什么腐败呢？’我问：‘假如这个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他告诉我什么你知道吗？‘我明年不投他的票了’。就这么简单！这个我和我们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黄晓仪（音）去的，黄晓仪发现我怎么问了几百个这个问题，不停地问。台湾那么乱，大家都说台湾乱，但是我访问了很多学者，他们告诉我，台湾是乱中有治。因为它整个基础在这里，法治的基础在这里。就是说他的老百姓起码想到了这一点。……一个国家假如没有这个信念的话，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连法治信仰都没有了，连法治这个底线都没有了，这很危险咧。所以我认为它（中国的信访制度）消解现代国家制度的基础。”
在于建嵘主持提交的调查报告《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由《南方周末》等公共媒体部分披露后，于建嵘受到了“逻辑混乱”之类的指责，他在回应这些指责时，再次提到台湾：“有人说人大一点权都没有，姓于的还要把信访机构归口于人大。我说为什么不能不让人大成为橡皮图章呢？台湾人不就去找议员了吗？议员不敢不见你，不敢不听你的话。他要当选就要去找你拉选票，甚至于还要给你送红包。应该赋予人大代表以权力。我历来主张建农会、建工会。有人说你姓于的只说人大，为什么不说农会、工会。我在报告中写到了这些内容，但是报纸不给登怎么办？有人说姓于的逻辑混乱，我说你看过我姓于的报告没有？你没有看过还说什么话？”
对于在中国大陆新闻不自由、信息不公开的制度环境下发生的雾里看花般的信访改革之论争，我在这里不想多说。我想说的是，对于于建嵘把中国定性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我是不大认同的。中国原本是一个民间宗教信仰极其活跃也极其多元的一个国度，中国的宗教信仰与西方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它注重于“绝子绝孙”之类的罚罪，而不是注重于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悲悯、公正和敬畏，这一点在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改造过的中国传统戏曲的文学剧本和舞台演出中随处可见，在曹禺的经典戏剧中也表现得既活灵活现又淋漓尽致。且不说当下的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较为完整地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即使在中国大陆的广东、福建、云南、贵州等地，也依然残留着丰富多彩的民间宗教信仰和民间宗教活动。应该说，是中国的党政当局用谎言和暴力最大限度地败坏了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更摧毁了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最低限度的信用意识和法治观念。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正是因为这个社会连最低限度的信用意识和法治观念都没有了，才有了政府当局对于依法上访的弱势公民的肆意侵权和野蛮镇压。在于建嵘公开披露的一张问卷调查图表中，就有这样的统计：参加问卷的632名进京上访农民中，被政府罚款的有38·8％；房子被拆或被破坏的有34·9％；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的有55·4％；自己被办学习班的有12·3％；自己被干部殴打的有50·2％；被游街挂牌示众的有6·9％；被关押拘留的有50·4％；自己被劳教或判刑的有19·2％；被干部诬陷的有72·5％；连累家里人被干部殴打的有40·2％；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的报复的有53·6％。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当局不惜动用黑社会来镇压本国公民的时候，这个国家离崩溃颠覆就不会太远了。
（《民主中国》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