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城镇长大的。直到十三岁那年，我才结识了一个中国人。后来，我听说中国人“反过来”做事，或者说倒著做，与美国完全不同：中国书从后往前看，地址从大往小写，用餐时最后才喝汤。我还发现美国人觉得中国的不同之处很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中国神秘、异样，是个有待探索的地方，甚至美国的社会文化难题，可能会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神奇的答案。
大学毕业后，我在香港住了一年，那时我明白了，跟西方人一样，中国人也常说中国与西方完全相反。“我们中国人这样做”，“咱们两国文化完全不同”等。
然而，经过三十年对中国的研究，“不同”之说在我看来越来越肤浅。我越了解中国人，越觉得他们是否中国人并非重要。现在我看中国人的面孔和看白人的面孔感觉一样。除非进一步了解一个人，只从脸上看不出什么。我想知道的是此人慷慨还是自私，谦虚还是自负，诚实还是虚伪，聪明还是愚蠢，幽默还是古板，善良还是残酷等等，中国人各种类型的都有，西方人也同样。相比之下，文化差异虽然有趣但却不那么重要。我想一个来自外星的社会科学家能够很容易看出人类日常生活是由人的本性决定，而不是由人类文化差异决定。
那么，倘若如此，为什么人们却要强调文化差异呢？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人们觉得不同之处有趣，相同之处乏味，如果听一位同行学者的论述，我或许赞同其百分之九十五，但到了提问题的时候，我将集中在那百分之五有不同看法的问题上，因为这是有趣的部分。差异不仅使我们感兴趣，它也能使我们标榜自己。无论它多么无足轻重，它总会使我们为之自豪。如果我上的是哈佛，你就读于耶鲁，无论这两所大学在多少方面如何相似，其中的差异都会大为引起各自的骄傲。甚至我们会为了引以为荣而有意创造出差别。旧金山湾区有成千上万的棒球迷，有的是“A”迷，有的是“巨人”迷，他们为之无比骄傲。但从客观上看，他们的行为（去棒球场、挥舞锦旗、为队员加油等等）完全相同，他们球迷的本性远远超过他们之间的差异。
有时候我们人类需要有令人震惊的事件才能意识到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而差异是那么肤浅。旧金山遭地震袭击时，人们突然开始互相帮助。他们分享食物、饮用水及毯子，没有人问津谁是“巨人”迷，谁是“A ”迷。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举例，前几年经历过这么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早上，我在北京海淀区的友谊宾馆里头睡觉。电话响，太太听，回来告诉我天安门开了枪，杀了人。我穿上衣服，骑自行车到附近的人民大学的大前门去。那“堻]了广播站，从市区各方回来的同学一个一个上台说他们所看件的事情：”长安街上我看见了坦克车压死七八个堵路的老百姓“，”木樨地那“媔}枪杀了许多人，包括孩子”，“历史博物馆旁边突然扫射，有人倒在街上，一会儿有几个人回去帮助那些倒了的人，突然又来了一次扫射，回去的人也倒在街上”。这种故事不断地来，说故事的人有的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大声哭著嚷；有的用很低的声音，几乎没有嗓子，切齿痛恨。看到这种场合，听到这种故事，不能不受很深的感动。我看了看周围跟我一块儿听的人们。除了年轻学生以外，也有年级大的人。有许多人很显然不是知识分子。对面双榆树的铺子里的人出来了，马路上开卡车的司机也停下来了。进城卖菜的农民也过来了。我也注意到，我不是唯一的外国人。有几个法国学生，两个非洲学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本来很不同的、在日常生活里头对各种问题会有很多不同看法的人们，那天，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都显得出非常相同的“良心反应”。我看到一个中国农民，他看到我的眼睛；我再看到一个法国学生，他也看到我。几个人的眼神儿都是一样的。我不认识那位农民，也不认识那位法国人。但那天我们都觉得亲切。不需要说话，也不知道话怎么说，但就觉得亲切。
类似这样的经历可以使我们想起那些人类生活中我们共同享有大部分“乏味”的事实。如果一个人的指头给刺破了，他会感到痛，不论他讲那种语言，来自什么社会。如果父亲被关进监狱，一家人都会痛苦，不论事情发生在哪个国家。如果我看见一个母亲怀里抱著饿死的孩子，我想知道她的感触，还有必要问她的文化背景？
众所周知，政客及政府为了维持其政权，当他们统治得不成功的时候，总是夸大人的差异，这种情况在东西方都曾发生过，如毛泽东和希特勒，那只是我们这个世纪很多例子中最明显的两个。最近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他们说，中国习惯于专政，觉得舒服，西方人更喜欢民主，他们可以搞民主，谁都不应该干涉别人。
我认为全人类，中国人及非中国人，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和平地干涉任何政府以各种方式在任何地方试图对我们人类的同胞实行专政。
也许会有人说我的这一信念相当于“文化帝国主义”。无稽之谈。这种谴责可以从两点彻底驳倒，其实每一点本身就足够了。
第一，中国文化历来缺乏民权传统之说与事实不符。孟子时代，人们忿忿从暴君统治的王国向外迁移；孟子把这种迁移看作民众的自然反应，是残暴统治的必然结果。当然他没有用“权力”这个现代词，但因此说孟子认为人民无权对残暴统治作出反应，是对这位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政治思想家的莫大误解。后来中国历史和文化作品中充满了对暴力政治的谴责和反抗，全面论述有关这方面的中国传统思想尚需深入研究，远非此文所能及。研究结果，要是真都写出来的话，也必然会显出不少文化概念不同之处。中国和外国对基本和普遍的人道价值观的表现方法和语言形式自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这些不同和中国政权所标榜的“东方价值观”，即中国人天生具有顺从权威的本性（即使是暴君），不愿意表现自己的不同看法，等等，完全是两回事。共产党的这个“顺从别人”价值观之说，抑或是暴露了它对中国历史和文学惊人的无知。抑或（而更可能的）是表明了它为了政治利益而不惜说大谎的习惯。
第二，“文化帝国主义”的指责不堪一驳，因为它混淆了强制与自愿文化交流的界限，更简单地说，人类互相分享发明无可非议。中国人发明了太极拳，如果中国要侵略加利福尼亚，强迫加州人人练太极拳，那当然是文化帝国主义。但是加州人自己由于喜欢，要练太极拳，那只能算借入，不存在帝国主义。至于民主呢，的确很多现代民主之形成是西方的发明。这难道意味著中国人即使愿意也不许可引进民主吗？如果我作为一个西方人试图强迫中国人接受民主，那我是文化帝国主义。但是如果中国人来对我说他们觉得民主有吸引力，我必须要劝阻他们吗？我必须说：“不，不，你们不会要民主，或者说西式人权，因为这是西方的东西，只有我们西方人才该享有，我愿尊重你们的文化，不让这些东西干扰你们？”想想看，如果一个美国人向会太极拳的中国人请教，而这位朋友说：“我不能教你太极拳，因为它只是给中国人的。而且你们的华盛顿政府说你们并不真正喜欢太极拳，因为它是外国文化。如果我教你太极拳，他们会说我是文化帝国主义，干涉人们的内政。”这个美国人会是如何感受呢？
[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 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同有人的本性，我们分享著这个小小的星球，把它作为我们的家。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中国人权”理事。这篇文章基于他一九九四年六月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发表的演讲，曾收入他的《半洋随笔》一书。感谢作者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人与人权》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