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唯色，女，藏人。出生于“文革”中的拉萨。籍贯为藏东康地的德格。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长期在拉萨任《西藏文学》编辑。出版作品有诗集《西藏在上》、散文集《西藏笔记》、游记《西藏：绛红色的地图》、图文书《绛红色的地图》等。因收有《尼玛次仁的泪》等文章的《西藏笔记》一书在中国被查禁，现为自由写作者。
1999年盛夏的一天，大昭寺仍如往常一样挤满了朝圣者和游客。尼玛次仁也如往常一样，在门口售票，或者随时准备用英语和汉语为远地来的游客讲解，这是他的工作，和别的喇嘛不一样，就像报纸或电视里对他的称呼：喇嘛导游。实际上他不光是导游，他的头衔很多，最特别的一个是拉萨市人大常委，所以在西藏或拉萨的电视新闻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俗装裹身、不苟言笑的官员中，夹着一个穿绛红色袈裟的年轻僧人，神情总是那样：平静，明白，自重。
突然有人通知他交两张照片给有关部门，用来办护照的。尼玛次仁被告知几天后他将先飞往北京，在那里和政府某些部门的官员会合，然后一起去挪威参加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世界性会议。挪威？达赖喇嘛不正是在那个国家被授予一九八九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吗？尼玛次仁隐隐地激动，又不安。在交照片的时候，有人对他再三叮嘱，谆谆教导，但看到他有些异样的神情，就说，放心吧，和你一起去的人都是有层次的，不会像我们拉萨的官员，什么也不懂。
很快地，尼玛次仁独自坐上了去首都北京的飞机。当然两边都是有人接送的。他已不太记得跟哪些人见过面，说过什么话了。两天后，他和十几个人一道飞往挪威，途中的记忆仍然模糊。这是尼玛次仁第一次出国，所见所闻本应该历历在目，可比较起“人权”这个字眼，很多记忆并不重要。还有什么比那样一个会议更让他心事重重？要知道，他是这十几个人的代表团中，唯一的一个来自西藏的藏人，唯一的一个穿着袈裟的喇嘛。
不过那十几个人确实不一样。那些都比他年长的官员们，果然和拉萨的官员不一样，个个都显得有知识，有修养，既不多嘴多舌，也不指手划脚。尼玛次仁至今还记得，那个在民族宗教管理局担任要职的官员，在他最为难堪差些抑制不住落泪的时候，只是轻声地问道“是不是不舒服”，便再也不多说一句。而当他终于泪流不止，没有一个人要求他做解释。无论如何，这算得上是一种善解人意，尼玛次仁为此充满感激。
如今提起那次会议，尼玛次仁总是省略许多不说。比如会议的进程、人员、内容，比如会议的背景、环境、氛围，以及会议之外的聚会、讨论、游览，等等。实际上，尼玛次仁是突然说起那两次遭遇的。很突然。就像是在心底憋了很久，终究压抑不住，他一下子中断了正在东拉西扯的话头，让已经事隔很久的遭遇脱口而出。
是头天上午会议结束去使馆赴午宴的时候。当然是中国大使馆。尼玛次仁一直存有的担忧，因为并未遇到有人为难他，提些让他不好回答的问题而舒缓下来。一路上，典雅的北欧街景赏心悦目，缓缓从窗外掠过，尼玛次仁开始和身边的几个老外闲聊，多少有些恢复他在拉萨时带着老外在大昭寺里转游的自在神态。所以当车戛然停住，车门哗然敞开，那人声，哦，那样的人声，那样多的人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扑面而来，尼玛次仁就像被重重一击，脑袋里“轰”的一响，整个人几乎如失去知觉一般动弹不得。
“加米（藏语：汉人）……”，“加米喇嘛……”，“共产党喇嘛……”。
使馆门口，几十张愤怒的面孔有着尼玛次仁再熟悉不过的轮廓，几十张翕动的嘴巴喊着尼玛次仁再熟悉不过的语言。那是几十个和尼玛次仁年龄相仿的男女，更是几十个与尼玛次仁血脉相同的族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境外的流亡藏人，而他，就他一个，是境内的“被解放”的藏人。此时此刻，在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城市，在中国大使馆的门口，他们和他，犹如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
他们的手中还高举着几幅标语，用藏文、英文和汉文写着：“中国人，把我们的家乡还给我们”……
车里的人在鱼贯而下。不理不睬。径直而去。但他不行。尼玛次仁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后来，他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他是怎样走过那一段路的，但那显然是他三十二年人生中最长的路，最艰难的路。他的西藏僧侣的袈裟如烈火燃烧，火焰烧灼着他藏人的身体，藏人的心。更何况火上浇油火更猛。那每一个鄙夷的眼神啊就是一滴飞溅的油，是飞溅的熔化的滚烫的酥油。尼玛次仁他低垂的头颅，弯曲的脊背，蹒跚的双腿，被一滴滴飞溅而来的酥油深深地烫伤了。
说到这里，尼玛次仁的声音有些尖利。“我怎么办嘛，我怎么办嘛，我穿着这样的一身……”他扯了扯阳光下显得醒目的红袈裟，连连重复着，近乎自语。
从那以后，尼玛次仁回忆道：“我再也没有开心过。整整四天，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热锅上的蚂蚁。”
如果真的是蚂蚁就好了。对于小小的蚂蚁，再热的锅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心一横，从热锅上勇敢地纵身一跳，就可以逃得远远的。但怕的就是到处都是热锅，找不到一块清凉的藏身之地。
尼玛次仁终于走过了那一小段备受煎熬的路，可他已经被烫得浑身是伤。浑身都是深深的烙印啊。这烙印使他疼得直想哭泣，却又欲哭无泪。使馆里的人都装作若无其事，或者说早已熟视无睹，谁也不提刚才的一幕。人们都在谈别的，一边有礼有节地聊一边有礼有节地吃，只有一个人什么都咽不下去，如鲠在喉。尼玛次仁，他可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见到那么多的骨肉同胞，或者说那么多的“流亡藏人”，虽然近在咫尺，却分明隔若关山。
肯定有不少人和尼玛次仁说过什么。那也肯定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不关痛痒的话，所以他似听非听，听过就忘了，因为他正是心如刀绞，魂不守舍。但他记得，除了车上的那几个老外不时满怀同情地看看他，只有那个一起来的北京官员轻轻地问了一句：“是不是不舒服？”尼玛次仁差一点点头承认。那人看上去温和而礼貌，因为他是整个国家的民族与宗教的官方代言人，在以“人权”为名的会议上总是众矢之的。
多日来的担忧才下眉头，又再次浮上心头。那是尼玛次仁在离开拉萨前就不断滋生的，难以排遣。此时更添了一份揪心，如果出门，会不会还碰见他们，被他们鄙视、讥讽或痛惜？在他们的心目中，完了，我肯定是一个“加米喇嘛”，“共产党喇嘛”，尼玛次仁苦笑道。
因此，当他忐忑不安、小心翼翼、硬着头皮走出大使馆时，他一下子长长地舒了口气，但旋即又有点怅然若失。那边，先前围聚着几十个群情激奋的同胞，这会儿已是空空荡荡。他们去哪儿了？
第二天平安无事。
第三天，尼玛次仁在会议上发言。这正是派他来参加这个会议的目的，以他的现身说法来证明西藏是有人权的，西藏人的人权是有保障的。而不是像前几次会议上，一说到人权在西藏的状况，中方的理由总是虚弱不堪，因为没有来自西藏的声音。可有谁知道，这正是尼玛次仁的心结啊。如何说，说什么，该说什么，又不该说什么？真是让他苦恼透了。虽然他向来清楚，穿一身绛红色袈裟的他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但他也不可能说得太离谱，或者出了格。他悄悄地向其中一个已有信任感的老外询问，老外也悄悄回答，别说具体的，笼统地说说就行了。
所以尼玛次仁完全是照本宣科。准确地说，是照报纸、照电台、照电视宣科。是国内的那些媒体上常有的如出一辙的言论，像藏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和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广大僧侣爱国爱教，等等，等等。所有的与会人员都在默默地听着。只有一人提问。那是一个美国人。他用英语问尼玛次仁，既然如此，那么你们有没有见达赖喇嘛的自由？尼玛次仁愣了一下。虽然他早有准备应付这类问题，但听到达赖喇嘛的名字，就像第一天有人指给他看达赖喇嘛接受和平奖的地方，他还是愣了一下。不过他马上就稳住自己，颇为聪明地答道：“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回答。”什么政治问题？一个西藏人，一个喇嘛，要见他们自己的达赖喇嘛是政治问题吗？但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提问，感觉像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他的处境、他的心情，尼玛次仁这样认为。
但是第四天降临了。尼玛次仁原以为这难熬的日子快结束了，没想到最大的打击在第四天降临了。
因为是最后一天，会议的安排是去挪威的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游览。挪威的公园确实很美，充满与自然并谐共存的魅力，让这个从小在世界屋脊长大的年轻喇嘛心生欢喜，左顾右盼。但突然间一个青年女子迎面走来，尽管是T恤和牛仔裤的装束，与周围的外国人打扮无二，尼玛次仁还是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藏人，有着典型的藏人的脸，藏人的味道，藏人的气质。
典型的西藏女子径直向尼玛次仁走来，伸着双手，带着久别重逢的神情。
一时间，尼玛次仁有些恍惚，感觉像是在哪见过，似曾相识，不禁也伸手握住那女子的手。但没想到啊，那女子不但一把握住不放，而且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用藏语说，古学（拉萨话，对僧侣的尊称），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跟着这些中国人干什么，你是西藏人啊，你要记住你是西藏人，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尼玛次仁又窘又急，又万分地难过，可又一点也没办法抽出手来，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人们都围上来了，都是外国人，看着一个穿红袈裟的僧侣被一个女子拉着哭诉，好奇极了。而一起开会的人，谁也没有围观，反而匆匆地走开了，一副像是与己无关的样子，其实倒像是一份难得的体贴。除了那个大使馆派来的人，这四天，他天天跟着尼玛次仁，只跟尼玛次仁一个人。这时，他开腔劝道，走吧，尼玛次仁，别理她。
西藏女子肯定听不懂汉语，但她一定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她气愤得要用英文骂那汉人，尼玛次仁赶紧阻止了她。尼玛次仁翻来覆去地对那哭着的女子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西藏女子哽咽道，你真的知道，就不要回去。这时候，尼玛次仁艰难地掏出了心里的话，怎么能不回去呢？那是我们的家乡啊，都走了，把它留给谁呢？说着说着，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最后来解围的是这样几个人，几个从西藏来挪威学习的藏人。在拉萨，有几个单位，如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图书馆等，都要定期派人到挪威学习或访问。尼玛次仁不认识他们，但他看得出来这是些和他一样来自西藏的藏人。可他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一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身份不同的藏人聚集在这里。不过当时他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他急急地从还在哭泣的西藏女子的手中挣脱而出，一边飞快地用袈裟抹去泪水，一边赶紧归队。
古学，那解围的人中有人叫住他，好心地出主意说，如果他们问你是怎么回事，你就说她家里有人去世，希望你回到拉萨以后在大昭寺为她的亲人点灯念经。尼玛次仁匆匆点头，再一次有了心如刀绞的感觉。可就像是早有商量，当他走近他们，那十几个人谁也没看他一眼，谁也没问他一句话，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说不值一提。
终于到了离开挪威的时刻。不过不是马上就走，代表团一行在机场等了很久，有两个小时还多。大使馆的领导和同志们把他们送到机场就回去了，包括那个四天来寸步不离尼玛次仁的人。在长长的时间里，在明亮、舒适、宽敞的机场大厅里，人们或坐或站或走，都显得十分地自由自在，不论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尼玛次仁也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似乎没有人管他，任随他想往哪去都可以。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如果不跟他们走呢？反正护照在身上，钱也足够，我或者另买一张机票去别处呢？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闪念罢了。前面说过，尼玛次仁他总的来说都是平静的，明白的，自重的。所以最后，他这个热锅上的蚂蚁还是跟他们一起回去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对他来说，这显然是最好的安排。但当飞机从奥斯陆的机场慢慢升起，渐渐地离开这个象征自由的国家，两行热泪悄悄地滑下了尼玛次仁瘦削的脸颊。
2000年8月于拉萨
（《民主中国》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