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秦晖 2014-01-14 (www.ftchinese.com)

【编者按】本文为秦晖先生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4“新年期许”论坛上的发言实录,作者授权FT中文网发布。

我觉得去年一年是非常戏剧性的,上半年可以用“七个不讲”来概括,下半年可以用“六十个要改”来概括。这个转折让人晕头转向,因此也引起了无数的猜 测。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春天发生的“七不讲”,使春天似乎不像春天;而秋天出现“六十个要改”,使秋天又有点像春天了,于是重新预言中国的未来又 成了一大热点。

其实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不想说是悲观还是乐观,我只是说不确定。应该说这“六十个要改”,比起“七不讲”,不管怎么说总是要更好,或者说给人的想象 空间更大。这“六十个要改”的核心就是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以前官方没有提到的。很多朋友都说,这是他们做了工作的结果,我相信也的确是这 样。

现在我们要认真分析一下这个话。这个话当然是没错的,但是假如说这句话意味着要让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话,这就有一个这“进一步”究竟该从哪里切 入的问题。总体来讲,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一直都是以市场化为方向,已经走了30多年的路程,应该说进展还是相当可观的。今天要讲我们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已 经是比较难说了。当然,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我觉得这可能和他们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关。

西方国家在福利与自由之间的选择

那么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国家呢?如果说西方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话,西方内部的差异其实是很大的。有像瑞典那样的,几乎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讲的是社会 主义党执政的国家(我们翻译成“社会党”,这个翻译是不对的,你看英文原词,就是“社会主义党”,不是“社会党”),那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当然也 有美国这样的,美国是西方到现在为止少数几个没有全民健保的国家,所以奥巴马要改革。当然,这里不涉及全民健保好不好,这个问题有很大争议。我只是说,西 方这两者有很大差异。相对于瑞典这种类型,美国一般被认为是比较偏向自由放任或者是自由竞争的典型。

但如果讲经济体的话,还有比美国更自由的,那就是我们的香港。

大家知道,这些年国际经济自由度排名中,香港往往是超过美国的,而且我们也知道,用衡量自由竞争的不少指标看,比如说赋税是高还是低,香港是很低税 的国家。再比如说一般老百姓对高基尼系数的容忍度,香港也是最高的,香港的基尼系数的确就是很高,但是一般人都不谈这个事。但是,即使是香港这样全世界最 市场经济、最自由,或者用我们以前传统讲叫做最资本主义化的地方,其实用大陆中国人的眼光看,它已经很“社会主义”了。我们大家知道,香港已经实行了英国 式的全民健保,香港义务教育不但有,而且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比大陆好太多。而且我们知道,现在大陆搞的所谓的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就是所谓的公屋, 也是从香港学来的,当然在我们制度背景下学走样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既缺福利,也少自由

那么有一个现象就很有意思。假如说在改革初年,香港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有很多市场机会,很多人跑到香港是去追求资本主义的竞争机会,那么现在香港的资 本家宁可跑到大陆来“剥削”工人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常识。反过来讲,中国人现在很愿意跑到香港,香港人觉得就是去和他们抢福利的。最近有两个最典型的例 子,一个就是2011年所谓大陆“双非”孕妇大量涌入香港生孩子的事,所谓“双非”就是父母都不是香港人的,纯粹的大陆孕妇要跑到香港生孩子。为什么?这 是追求市场竞争?当然不是,香港人说这是在和我们争福利。后来又发生大陆大量的学童跑到香港上学,原因就是香港的义务教育不但不收费,而且教育质量很高, 更重要的是不歧视外来人(比比大陆的农民工?)。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一个全世界最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在中国人看来居然是追求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天堂。

这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就是全世界最资本主义、最自由、最市场化的呢?当然也不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尽管我们搞了30多年的市场化,但 是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有钱人,我们的资本所有者,仍然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他们大量向外移民,向外转移资产,而且他们转移资产目的 很奇怪。我刚才讲,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征税很少,但是中国这些富人很少往香港转移资产。原因是什么?香港太近了,他们还觉得不安全。他们愿意去 哪些地方呢?愿意去澳大利亚,愿意去加拿大。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是工党长期执政,福利色彩非常浓,都是高福利、高税收的地方。对于这些资本家来讲,高税 收对他们是不利,但是至少税后财产是可以有保障的,那些地方没有强制拆迁,那些地方没有以唱红打黑为理由给你抄家没产,那个地方也没有国进民退,那个地方 就是高税收,税收以后你的财产是有保障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资本家到世界上最社会主义的地方保全资产,而中国的老百姓到世界上最资 本主义的地方寻找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相对意义上,我们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市场经济,或者说我们自由也少、福利也少。

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新解——限权问责

因此,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最近我参加好几次会,很多朋友表达了这么一个意见,说既然这“六十条”给了我们很多期待,我们最好是顺着杆爬,不要逆着 来,最好用政府能够接受的语言来表述我们的一些期许,不要说一些他们不能接受的话。我们有一位朋友怀着非常支持政府的动机,但是他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 “新权威主义”。按照他的说法,中国是实行“新权威主义”最优秀的典范,而且是一届比一届好,邓小平是1.0版本,后来又有2.0、3.0版本,现在“新 权威主义”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有一位和官方走得比较近的人说,你这个意思上面很喜欢听,但是这个词上面是不会用的,因为这个词和他们习惯用的词 不一样。

我现在就想用一个他们非常喜欢用的词,那就是这“六十条”也讲了的,我们三十年来一直在讲的,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觉得,对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解释有多种多样。对于有些朋友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只是烟幕弹,其实他们只想搞市场经济。对于另外一些朋友来讲,“社会主义”却是 一个紧箍咒,或者是一个控制市场的“鸟笼经济”。

我刚才讲了,中国既缺社会主义——我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当然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社会主义——也缺市场经济,或者具体说,既缺自由也缺福利,那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要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民众对政府的问责,至少政府责任不能低于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比如香港;要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限制政 府权力,政府权力不能大于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如果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不断限制政府权力,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追问政府责任,中国朝着宪政(宪政的要义 就是权责对应、契约政府)道路就不远。

现在很多人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上面所说的理解却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意味着给政府推卸责任,而社会主义意味着扩张政府的权力,这样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们期许就会越来越远。我现在讲,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这个比例可以是从 1%-99%,像香港、美国和瑞典那样,从社会主义很少到社会主义很多,都是可以的。

但真正的区别就在于我刚才讲的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这个距离非常之大,而且几乎是对立的。怎么解释呢?就是一些民主国家,老百姓只授予 它“市场经济的权力”,却要求他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而另一些国家却相反,统治者拥有社会主义甚至“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却只愿意承担“市场经济的 责任”,甚至连市场经济的责任都不愿意承担。一讲责任,他要跟西方比。比如最近我们讲养老,很多人都说西方人要推卸养老责任,我们当然也要推卸。但是,你 怎么不讲西方政府是有限政府,而你这个政府是无限政府?西方政府不能承担的责任你也不能承担,那西方政府不能有的权力,你为什么要有?对于无限政府就要无 限问责,在我看来就是要这样,这责要问到他负不起为止。

对于我来讲,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政府只应该有“市场经济的权力”,而我们应该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问责”。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做不到的,这的确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是必须有的,没有这个砝码就压不出权责对应这个我们希望的结果来。

因此,我不认为“社会主义”只是烟雾弹,它是完全可以讲的,而且它可以成为我们对政府进行问责的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我们这个政府以前讲“五不 搞”,后来又讲“七不讲”,以后可能还会发出四十个不讲,乃至一千个不讲,但它不可能不讲社会主义吧?既然他还是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不顺着杆子爬 呢?就对它进行社会主义问责,要求它承担比“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的责任,承担了理所当然,民众不必“谢恩”,不承担你就没有合法性,承担不起想要卸责, 你就必须先限权,这不是顺理成章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希望的。至于是乐观还是悲观?这个事情不是算命能够算出来的,就看我们的努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秦晖先生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 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经济史、改革与现代化等,著有《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共同的底线》等。 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

本文的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390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