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车厢里的广播机播送着解放歌曲与苏联音乐,从早到晚无休无歇,震耳欲聋。火车轰隆轰隆向前面疾驰,但是永远冲不出那音乐的氛围,随它跑得多么快,那闹轰轰的音乐永远粘附在它身上,拉不完扯不断,摔不开。

天黑了,车上亮了电灯。广播机播出一个尖锐的女音:“现在——开始——供应——晚餐——现在——开始——供应——晚餐——”

乘客开始骚动起来,听从那尖锐的声音的调度,按照车辆的号码,分批轮流到餐车去吃饭。

吃饭时间过了,窗外一片漆黑。广播机里奏的是一个苏联红军的军歌,金鼓齐鸣,喊声震天。听众仿佛被关闭在黑暗窒息的留声机匣子里面,卷在那疯狂的旋律里,毫无闪避腾挪的余地。

幸而中国人一向对于喧嚣的声音不大敏感。大家依旧打盹的盹,看报的看报,在那昏黄的灯光下。广播机里的女人突然又锐叫起来:“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大家——提高——警惕——保卫——黄河——铁桥!——大家——把窗子——关起来!——大家——保卫——列车!——保卫——黄河——铁桥!”

车厢里一片砰砰的响声。大家纷纷站起来关车窗。

张励与刘荃本来倚在椅背上打盹,也都惊醒了。刘荃坐在近窗的一面,睡眼惺忪站起来关窗。但是那扇窗户嵌牢在里面,涩滞得厉害,再也推不上去。张励也站起来,帮着他扳,也没有用。

“乘务员!乘务员同志!”张励叫喊着。

不看见乘务员。只有一个解放军背着枪在车厢里出现,缓缓地在座位中间的一条甬道里踱过来又踱过去。

刘荃继续用力扳那扇窗户,火车正在疾驰,风力非常大,另一个关窗的人随便向外面吐了口痰,立刻被风刮到后面去,刘荃正把脸探到窗外,落了几点唾沫星子在他脸上。他皱了皱眉,伸手到口袋里去掏手绢子。

然后他突然注意到那解放军紧张地端着枪对准了他。他衣袋里的那只手不敢拿出来了。

显然是以为他是在掏手榴弹,预备炸毁铁桥。

火车轮轨轰隆轰隆的响声突放大了一百倍。车子正在过桥,浓黑的窗外不断地掠过较浅淡的灰黑斜十字架,钢铁的桥阑干的剪影,仓皇地一瞥即逝。

“乘务员同志!”张励还在着急叫喊着:“这扇窗子怎么回事,关不上!”

最后的一个灰色斜十字架在黑暗中消逝了。轮轨的隆隆声突然轻了下来,恢复正常。解放军放下了枪。刘荃也松了口气,手从口袋里拔了出来。也忘了刚才是为什么要拿手帕,只软弱地用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

“同志们!”广播机里那尖厉的声音又叫了起来:“列车——现在——已经——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充满了喜悦,仿佛刚打了一个胜仗似的。

这一段路轨常常出事吗?常常有游击队或是特工人员炸毁铁桥,经过抢修后又照常通车?如果有过这类的事,报纸上当然不会刊载,大家也无从知道。刘荃不禁和张励互相看了一眼,彼此心里都想着:“刚才真是想不到,原来处在这样危险的境地。”

但是刘荃随即想着:“真要是那样倒又好了,至少可以觉得中国的地面上并不是死气沉沉。但是恐怕不见得有这样的事。不过,也不怪共产党这样神经质——不要说中国才解放了一两年,就连苏联,建国已经三十年了,尚且是经常地紧张着,到处架着机关枪,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每一个国民都可能是反动分子与奸细。”

广播机还在那里莺声呖呖欢天喜地庆祝列车安渡黄河铁桥。跟着乘务员就出现在车厢里,提着水壶替乘客们的茶杯添水,也仿佛寓有“压惊”之意。这乘务员是个瘦长身材的青年,穿著一身稀绉的蓝灰色布人民装,精神萎顿,一路斟茶斟过来,不住地冲着乘客的脸打呵欠。大家都厌恶地别过头去。

“看他瞌睡的那样子,”张励微笑着用肘弯推了推刘荃。“今天白天走过的一个小站,你看见没有那黑板报,表扬这条路上的乘务员,爱国加班,连续工作二十七小时以上的,不算一回事;三十小时以上的,从月初算起有三次,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两次,”他满意地背诵着:“甚至于有三十九小时的。”

刘荃看着那乘务员踉踉跄跄一溜歪斜地走过来,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单纯地追求效率也不对,工人的健康也要注意。”

“这是工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热情嘛,领导上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各处工厂里都是这样的情形。”

那乘务员睡眼朦胧站在他们桌子前面,一只手揭开了张励的玻璃杯盖,一只手高高提着那糊了煤烟的黑色硬壳的大水壶,远远地朝着那玻璃杯灌下去。那一尺长的水苗发射得不够准确,统统浇到张励的腿上了。

张励是一个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但是这袭击实在来得太突然了,顿时粉碎了他的钢铁意志。

“嗳呀——嗳哟嗳哟——疼死我了!”他跳起身来,那乘务员猛不防被他一撞,一壶滚水失手掉在地下,都泼在脚上,也有一部分溅到张励的脚背上,等于火上浇油。

那乘务员也大喊起来了。

“他这是诚心的!”张励红着眼睛嚷着:“好家伙,这样飞滚的水,闹着玩的呀,瞪着眼朝人身上浇!这要不是诚心的才怪!找车上负责同志说话去——出了特务了!”

那乘务员疼得蹲在地下直哼哼,也顾不得答辩。

张励也疼得眼中落泪,脸上直颤抖,心里像火炙着似的。“妈的准是特务!妈的。老子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一条命差点送在你手里!革命还需要我,你知道不知道?”

“算了算了,张同志,快到医务室去,找卫生员给上药,包起来,耽搁了倒不好!”刘荃拼命解劝着:“这家伙交给我,放心,跑不了!”

张励也不敢耽搁,骂骂咧咧扶墙摸壁的,也就挣扎着到车尾的医务室去。两个卫生员倒都是女的,长得也不坏,替他数上药,包上绷带,陪着他聊了回子天,又约着明天再来换药,张励的气也就消了一半。

他回来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搭上了卧铺,大家都躺下了。刘荃特地把下铺留给他,因为他伤了腿,爬梯子不方便。地板上湿腻腻的,刚用拖把拖过。

“妈的,非向铁路局提意见不可!”张励站在那里解钮子,向睡在上铺的刘荃说:“什么爱国加班、突击加班、竞赛加班、义务加班、无限制地拖长工时,闯出祸来谁负责?领导上只晓得要求‘消灭事故’,照这样怎么能不出事?乘客的生命安全一点保障也没有!”

刘荃没有作声,似已经睡熟了。全车都沉入不习惯的静默中,因为那广播机终于静默下来了。只剩下那轰隆轰隆的轮轨声,于单调中也显得很悦耳。一节节的火车平滑而沉重地抽搐着,颠耸着,向无穷尽的黑夜中驰去。

第六章

刘荃坐在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等候着。桌上的电话铃叮铃叮响了起来。没有人接。一个戴着黄色玻璃框眼镜满脸面疱的青年从旁边一张桌上站了起来,走过来代接。

“解放日报馆。”他说:“戈同志不在这儿,一会儿再打来吧。”他把耳机搁回原处。

外面天还没有黑,这庞大的房间里已经需要点灯了。桌上一盏碧绿玻璃罩的台灯,照在一张粉红吸墨水纸上。那吸墨水纸非常鲜艳而干净,上面没有一点墨水渍。

“资料组的工作想必比较清闲,”刘荃想。

也许别的部门也是一样。

“听说现在报馆里的人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想:“一切新闻都由新华社供给,用不着出去采访。编辑拿到了新华社的稿子就照样发下去,一个字也不能改,连标题都是现成的。”

然而这广厅里依旧空气很紧张,无数的写字台上时时有电话铃响着,工作人员轻捷地跑来跑去。抑低了声音谈话,充份表现出“党报”的森严气象。

刘荃是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派他来的,要求报馆里供给他们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暴行的图片,作为宣传材料。这里的资料组长到资料室去找去了,叫他在这儿等着。

电话铃又响了。隔壁桌上那小伙子又跑了过来。

“戈珊同志走开了,一会儿就来。……嗳,一会儿再打来吧。”

刘荃已经等了很久很久,觉得很疲倦。向那边望过去,一盏盏绿莹莹的台灯,在那广大的半黑暗中像荷花灯似的飘浮着。

然后他看见那资料组长戈珊远远地走了过来。刘荃略有一点诧异地看着她。刚才没注意,这女人原来长得很漂亮,像一个演电影或是演话剧的。是在舞台与银幕上常看见的那种明艳的圆脸,杏仁形的眼睛。鼻子很直,而鼻尖似乎锉掉了一小块,更有一种甜厚的感觉。但是她年纪似乎不轻了,颔与腮的线条已经嫌太松柔,眉梢眼角也带着一些秋意了。她的头发是烫过的,养得很长,素朴地向耳后拢着,身材适中,藏青呢的列宁装里露出大红绒衫线的领口。

刘荃站起身来。她向他的椅子略伸了伸手,表示让坐,一方面也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翻阅着她带来的几张照片。

她递了给他。照片拍得很清晰,而且一望而知是实地拍摄的。第一张就使人看了触目惊心,是一个半裸的女人被捆绑在一棵树上,一个淡黄头发的青年兵士叉着腰站在旁边看着,另一个兵士俯身拾取树枝堆在那女人脚边,显然是要放火烧死她。

“没有美国兵的照片,”戈珊说:“只有德国兵的。”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刘荃问。

戈珊略点了点头。

“是在什么地方?”他注意到那被缚在树上的女人也和那兵士一样是黄头发,脸型也显然是高加索人种。

“在欧洲,”她简短地回答着,随即探身过来指点着,“女人的头发需要涂黑,兵士的制服也得稍微修改一下。——这儿这一张是美国兵在那儿上操,制服的式样照得很清楚,可以做参考。”

“可是——”刘荃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那一个部门里没有会修照片的,”他终于说。

“这也并不需要什么专门技术,”戈珊笑着说:“而且事实是,照相馆里修照片的也就管替女人画眼睫毛,叫他改军装,也不一定在行。”

这女人似乎过过长期的都市生活,刘荃心里想。

她又用铅笔指指了照片上那女人的胸部。“这儿可以涂黑,表示Rx房被割掉了。”

刘荃怔了一怔。“完全涂黑么?”他不能想象。那变成像乳罩一样。

“不是。斑斑点点的黑迹子,看上去像血淋淋的伤口。”

她看他仿佛很为难的样子,就又耐心地解释着:“很简单的。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阶段的印刷技术还需要改进,这照片在画报上注销来,不定多么胡涂。能不能看出是个女人来,还是个问题。主要还是靠下面的图片说明,要做得醒目。”

刘荃虽然唯唯诺诺,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戈珊也觉得了。她顿了一顿,把脸一仰,用空蒙的眼睛淡淡地望着他。“你也许觉得,这跟帝国主义的欺骗造谣有什么分别。”

“那当然两样的,”刘荃红着脸说。

“有什么两样?”她微笑着追问。

“本质上的不同。”

她仍旧淡漠地微笑着望着他,带着一种嘲弄的神气。然后她把铅笔倒过来,不经意地用尾端的橡皮轻轻敲着桌子,用平淡的语气说:“是的。首先,我们确定知道美军的暴行绝对是事实,而我们宣传这件事实,单靠文字报导是不够的。群众要求把报导具体化。所以照片是必要的。”

“对。我完全同意。”刘荃很快地拍照片收了起来,立刻站起来准备告辞。

她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含着微笑。他发现她似乎用一种鉴定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感到不安。

“以后我们经常地保持联络。”她突然欠起身来,隔着书桌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脸上现出典型的共产党员的明快的笑容,露出整排的洁白的牙齿。

刘荃伏在书桌上改照片。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张励到医院里去看褪去了,他腿上烫伤的创口溃烂了,到现在还没有痊愈。

忽然有一个勤杂人真走了进来。

“刘同志,周同志找你。”

“在楼上?”刘荃问。

“嗳。叫你上去一趟。”

周同志是办公厅副主任周玉宝,也就是办公厅主任赵楚的爱人,刘荃可以说是他们的直接下属。他们夫妇俩就住在楼上。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的会址新近迁到这座花园洋房里,地方既幽静又宽敞,于是一些领导干部都搬了进来住着,按照地位高下,每人占据一间或两三间房间。

周玉宝是管照顾的,房间与家俱的分配自然也在她经管的范围内,因此他们夫妇俩虽然只分到一间房,却是位置在二层楼,上下很方便,而且是朝南,墙上糊的粉红色花纸也有八成新。房间并不大,搁上一套深红皮沙发,已经相当拥挤了,此外还有一只桃花心木碗橱,与书桌、书架、双人大床、两用沙发、衣橱、冰箱、电炉、无线电,这都是玉宝的战利品。单是电话就有两架,一只白的,一只黑的。冰箱的门钮上牵着一根麻绳,另一端系在水汀管上,晾满了衣裙与短袜。水汀上也披着几件湿衣服。一进门,只觉得东西满坑满谷,看得人眼花撩乱。近窗还有一架大钢琴,琴上铺着镂空花边长条白桌布,上面搁着花瓶与周玉宝的深蓝色鸭舌帽。为了这只钢琴,刘荃听见说周玉宝和主持人事科的赖秀英还闹了点意见,赖秀英是秘书处处长崔平的爱人,她也要放一只钢琴在卧室里。据刘荃所知,两位太太都不会弹钢琴,不知道为什么抢夺得这样厉害。

玉宝是山东人,出身农村,一张紫棠色的鸭蛋脸,翠黑的一字长眉,生得很有几分姿色。头发是新烫的,家常穿著一套半旧的青布棉制服,腰带束得紧紧的,显出那俏丽的身段。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是男的,有两三岁了,保姆抱着他凑在粉紫花洋磁痰盂上把尿。玉宝自己抱着那周岁的女孩子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面哄着拍着她,一面侃侃地责骂着炊事员孔同志。

孔同志站在房门口讪讪地笑着,把帽子摘了下来,不住地搔着头皮。孔同志因为革命历史长,全面胜利后虽然仍旧是当着一名炊事员,已经享受着营级干部的待遇。

“你不能总是这样老一套,搞工作不是这样搞的!”玉宝扳着脸说:“现在城市是学习重点哪,路也该学着认认!”

“唉,就吃亏不认识字呵!”孔同志说:“早先在部队里,生活苦,也顾不上学文化。行起军来,背上背着三口大锅一气走七八十里路——是指导员真说的:‘你当炊事员的,保护大伙的饭锅就跟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得了得了,别又跟我来这一套!一脑袋的功臣思想,自尊自大,再也不肯虚心学习了,犯了错误还不肯接受批评!”玉宝的声音越提越高,孔同志不敢回言了,把鸭舌帽又戴上头去,一只手握着帽檐,另一只手却又在脑后的青头皮上抓得沙沙地一片声响,这似乎是他唯一的答辩。

刘荃在孔同志背后探了探头。“周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

“哪,刘同志,你告诉他,八仙桥小菜场在哪儿。——早上已经白跑一趟了!”

“八仙桥小菜场——”刘荃想了一想。“离大世界不远。”

孔同志不认识大世界。

“靠近八仙桥青年会,”刘荃说。

刘荃对于上海的路径本来也不很熟悉,也就技穷了,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我给画张地图吧?”

“掩不会看地图。”孔同志眼睛朝上一翻,满心不快的样子。玉宝对他尽管像排揎大侄儿似的,他也能够忍受,那是服从纪律;要是连这些非党员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也要骑在他头上,那却心有不甘。他把帽檐重重地往下一扯,这次把帽子戴得牢牢的,头皮也不抓了。

“他不会看地图,你让给他听吧,”玉宝说。

现在轮到刘荃抓头皮了。“算了算了,掩去找个通讯员带俺去一趟,下回不就认识了。”孔同志不等玉宝表同意,转身就走。有刘荃在场,他的态度比刚才强硬了许多。

玉宝把孩子抱在手里一颠一颠。“乍到上海来,过得惯吗,刘同志。”她每次见到刘荃,照例总是这几句门面话,却把语气放得极诚恳而亲热。“这两天忙着搬家,也没空找你来谈谈。我很愿意帮助你进步。”

“希望周同志尽量地帮助我,不客气地对我提意见,”刘荃敷衍地说。

她的意见马上来了。“刘同志,你文化程度高,孔同志现在进识字班了,他年纪比较大,记性差,你有空的时候给他温习温习——”

刘荃不觉抽了口凉气,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难题。孔同志怎么肯屈尊做他的一个绿窗问字的学生。

“——你帮助他进步,我帮助你进步,好不好?”玉宝向他嫣然露出一排牙齿,呈现着典型共产党员的笑容。

“好。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请周同志多多指教。”刘荃只求脱身,匆匆走了出去,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茫然地向写字台望过去。

这不是他的写字台。

起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子。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腿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色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着一条深而阔的裂缝,那一道裂缝里灰尘满积,还嵌着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

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着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抽屉里。他急忙抽开那张小桌子的抽屉,两个抽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交代。他可以想象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眼睛空蒙地嘲弄地向他望着的神气。

他走出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子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道。

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着周玉宝的孩子在楼梯口玩。那保姆说:

“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

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壁。办公室的门开着,刘荃探头进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帘。迎面放着一张墨绿丝绒沙发,紧挨着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

刘荃走了进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

“你问干什么?”赖秀英突然出现在通卧室的门口。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身材矮小而肥壮,挺着个肚子,把一件呢制服撑得高高的,颇有点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着女干部的本色。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

“我有点东西在这抽屉里,没来得及拿出来,”刘荃陪着笑解释,一面走上前去,拉开第二只抽屉。

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

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

“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

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

“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

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着,像一只狗看守着它新生的小狗。

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

“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

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干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总万无一失了。

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

“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

“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

“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着你搬!”

“我认为……还是先将就着用着吧。”刘奎觉得很为难。“现在那一张,小是小一点,也还可以对付,就是抽屉上要配个锁,为了保密——”

“配什么锁,那么张破桌子!楼底下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万一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太不象样了!你马上去把那一张给我搬回来!”

“赖同志一定不让搬的,刚才我去问了一声,已经不高兴了,”刘奎只得说了出来。

“你这话奇怪不奇怪,凭什度自己屋里的东西让人家拿去了,还一声都不敢吭气?”玉宝瞪着眼向他嚷了起来:“青天白日的,有本事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屋里搬!成天只听见他们嚷嚷,说现在机关里‘正规化’,‘正规化’,不能再那么‘游击作风’了,这又是什么作风?——成了强盗?也不是什么游击队!”

她立逼着刘荃去和赖秀英交涉。刘荃在革命队伍里混了这些时候,人情世故已经懂得了不少。他知道赖秀英这样的人决不能得罪,但是上司太太还更不能得罪。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赖秀英的办公室走去。

房门仍旧大开着,迎面正看见秀英坐在书桌前面,低着头在那里办公,也不知是记账。她的短而直的头发斜披在脸上,她把一绺子头发梢放在嘴角咀嚼着,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男子咀嚼他们菱角须的梢子。

刘荃在门上敲了敲,引起她的注意。“赖同志,”他硬着头皮说:“关于这张书桌——”

赖秀英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把他吓回去了,他倒又来了。

“怎么着?”她大声说:“是我叫搬上来的——你打算怎么着?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我是不像有些人那么眼皮子浅,什么都霸着往自己屋里搂——什么钢琴呀,冰箱呀,沙发呀……你瞧瞧我们这沙发,弹簧都塌了!分给我们的汽车也是旧的,好汽车轮不到我们坐!我是一声也没出——我才不那么小气!可是你不出声,真就当你是好欺负的!”

她越说越火上来,翻身向书桌上一坐,弯着腰把桌子拍得山响。“有威风别在我跟前使!什么东西!解放上海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崔同志救了她男人一条命,她还有今天这一天呀?就凭她那块料,要是没有她男人她也当上了副主任,我把我这‘赖’字倒过来写!”

刘荃走出去,周玉宝早已抱着孩子站在她房门口等着。

“在那儿嚷什么?”她皱着眉问。

“赖同志坚决地不让搬,”刘荃又笼统地回答了这样一句。

她其实是明知故问,早已都听见了:“什么旧汽车新汽车——还有脸说!他们崔同志拿了去就给漆了一通,里里外外都见了新,这该多少钱,你算算!这不是铺张浪费是什么?又是什么崔同志救了我们赵同志的命——告诉你,当初在孟良崮,要不是我们赵同志救了他一命,那崔平早就死了,她也嫁不了他,也抖不起来!要不然,哼,就凭她赖秀英,什么人事科。连人屎也轮不到她管!”

刘荃没有作声,在楼梯口站了一会,转身下楼去了。玉宝却又唤住了他。

“等孔同志回来了,叫他帮着你去搬书桌。非换回来不可!这会儿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搞这个,一会儿还有民主人士来开会。”

刘荃猜她也是借此落扬,当时也只有含糊答应着,走下楼去。

“还没有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先感到了大家庭的苦痛。”他想。

他回到办公室里,张励刚从医院裹着了腿回来,一看见他就问他们的写字台到哪里去了。刘荃只约略地说了两句。他这种地方是寸步留心的,话说多了要被称作“小广播”,要被检讨。

但是刚才听周玉宝赖秀英提到她们的丈夫过去的历史,不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谈话间就随口问了一声:“赵楚同志和崔平同志是不是都曾经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

“是呀,他们都是团长,他们那两团人并肩作战,都是由虹桥路进上海的。”张励虽然也是初来,他神通广大,已经把上司们的来历打听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常找着那炊事员孔同志套交情,孔同志看他是个党员份上,也很乐意和他聊天。孔同志是赵楚的老部,所以源源本本把赵楚的全部历史都讲给他听了。

“说起来真是可歌可泣,”张励四面张望了一下,很神秘地把椅子向刘荃这边挪了挪。“像赵楚同志跟崔平同志、真够得上说是生死之交了。在中学时代就是最要好的同学,一块儿考进大学。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块儿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在半路上崔平害痢疾,非常危险,幸亏赵楚日夜看护他,总算保全了性命。到了延安,两人都进了抗日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派他们俩化装穿过沦陷区,到江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队里干政治工作。又遇到皖南事变,赵楚的腿上了一枪,没法逃走,崔平舍命忘生地去救他,两人一同被俘,囚在江西上饶。然后抗日战争发生了,大批的囚犯都得往里挪。半路上走到赤石,犯人暴动起来,赵楚受了伤,崔平背着他逃跑,从福建的赤石镇一直背到福建江西边境的武夷山顶。”

刘荃默默地听着。他所知道的赵楚与崔平,已经是一副“革命老油子”的姿态了,但是他也能够想象他们是两个热情的青年的时候。

“在一九四七年的孟良崮战役里,”张励继续说着:“赵楚是华东野战军里的一个营长,崔平是他那一营里的政治指导员。崔平在火线上受了伤,赵楚又冒了生命的危险爬上去,把他救了回来。一九四九年解放上海的时候,他们一人带了一团兵由虹桥路进上海,赵楚受了重伤,又是崔平舍命忘生救了他的性命。”

刘荃不由得为这故事所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两个人是为了一种理想流过血的,而他们的友情是这样真挚。这两个人的妻子彼此嫉恨,也是人情之常吧,因为她们的丈夫屡次为了救朋友,差一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妻子的对这样的朋友当然没有好感。

她们只是极普通的女人,刘荃心里想。他最初见到她们的时候,的确是觉得惊异而且起反感,因为她们身为‘革命干部’,而竟是这样世俗、贪婪、脑筋简单。现在也看惯了。她们是精明的主妇,不过因为当干部的永远是东调西调,环境太不安定,所以她们是一种犷悍的游牧民族的主妇……

“真是伟大的友谊。”张励忽然把声音压得极低,秘密的说:“甚至于同爱一个女人,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然后他连忙解释:“当然这也是因为一个干革命工作的人。工作的热情比爱情更——”

“那女人是谁,是周玉宝吗?”刘荃有点好奇地问。

张励一句话说了一半,被打断了,略有点不高兴,微微摇了摇头。

“难道是赖秀英?”也许那时候他们是在一个极荒凉的,女人非常稀少的地方。

“不是。——是他们在抗大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女同学。两人同时追求她,后来是崔平胜利了。可是那时候他还是下级干部,没有资格结婚。后来他跟赵楚两人被派到江西去了,那女人在延安,由组织上给做媒,嫁了个老干部。”

这一类的故事刘荃听得多了,常常有年轻的男女一同参加革命,两人发生了爱情,但是男方不能结婚,需要耐心等待,慢慢地熬资格。然而事实却不容许女方等待那样久。无论她怎样强硬,组织上总有办法“说服”她,使她嫁给一个老干部。

每逢听到这样的事情,他总是立刻想起黄绢来。她能够等他等多么久呢?自从来到上海,已经陆续地接到她三封信,但是信的内容是那样空虚,仅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韩家坨的土改已经胜利完成,她已经回北京去了。因为土改工作努力,已经被批准入团,最近被派到济南的团部里工作,生活虽然苦,精神上非常愉快,对于他也仅只是勉励他努力工作,完全是一派乐观的论调。他明知道她信里不能够说真心话,因为组织上随时可以拆阅一切信件。不但信里不能发牢骚,信写得太勤或是太像情书也要害他挨批评的。其实他自己写给她的信也是一样!永远是愉快积极而空洞的。但是每次收到她的信,总是感到不满。这样的信,使人越看越觉得渺茫起来,仿佛渐渐地不认识她了。

也甚至于现在已经有人对她加以压力,要她嫁给一个有地位的干部。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她的信里也决不会透露的。当然这一类的话也在不能说之列。同时,她一定也不愿意让他感到烦恼。但是因为他知道是这样,反而使他一直烦恼着。

被派到上海来搞抗美援朝工作,也许他应当觉得他是有前途的,被重视的。张励大概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他们当时曾经被“冲昏了头脑”,来到这里不久,他就清醒了过来,感到自身的渺小了。现在全国的宣传员的队伍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单说在这机关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压在他们头上,一个个都是汗马功劳的。他们在这里的地位还抵不上从前衙门里的一个师爷。

隔壁房间里忽然地板上咕咚咕咚,发出沉重的响声,震得他们这边桌上的茶杯都在碟子里霍霍响着。是隔壁办公室里的一个职员因天气太冷,在那里蹦跳着取暖。

窗外的天空是纯净的一色的浅灰。外面园子里,竹篱笆圈着一块棕黄色的草地,红灰色三角形的石头砌的一条小路穿过草坪,一块块石头因为天气潮湿,颜色深浅不匀。在那阴寒的下午,房间里的空气像一缸冷水一样,坐久了使人觉得混身盐潮卤滴,如同吃食店里高挂着的一只卤鸭。刘荃与张励每人在棉制服里穿著两套夏季制服,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住。张励找了点废纸,在铜火盆里燃烧着取暖,然后索性把整卷的朱丝栏信笺稿纸都加上去。办公室里别的没有,纸张是丰富的。他们这边屋里分到这么一只火盆,大概也还是沾了周玉宝的光,因为她是管照顾的。

听说这座房子本来是一个阔人的住宅,沦陷时期被日本人占用了,胜利后也就糊里胡涂当作敌产接收了下来,解放后又被共产党接收了去,所以饱经沧桑。像楼下这间办公室,就破坏得相当厉害,白粉的天花板上有一块块煤烟熏的黑渍子,是烧饭的煤球炉子熏的。地板上也是斑斑点点,都是香烟头烫出的焦痕。那粉蓝色糊壁花纸上也抹着一条条臭虫血,又有没撕干净的白纸标语。刘荃瑟缩地向着火,忽然想起黄仲则的两句诗:“易主楼台常似梦,依人心事总如灰。”以前在学校里读到,倒也觉得平常,这时候却颠来倒去放在心里回味着,觉得和自己的心境非常接近。

怎么会忽然耽溺在旧诗的趣味里,真是没有出息,他想。但是也许并不算没出息,现在从毛主席到陈毅,不都是喜欢做诗填词吗?动不动就要横菜赋诗一番。似乎中共的儒将特别多,就连这里的赵楚崔平两位同志,不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吗?——他们并没有作了歪诗送到报上去发表,刘荃认为这也是他们的好处。但是也说不定是因为他们只做到团长的地位,官还不够大。

他看到赵楚与周玉宝的家庭生活,不免有时候想象着,不知道他自己和黄绢有没有这样的一天。他现在虽然消极得厉害,总仍觉得做和黄绢如果处在赵周的地位里,多少总可以做一点有益的事,因为现在根本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有许多措施完全是由个别干部决定的。

当然一方面仍旧不免要造谣、说谎,做他现在干的这一类的工作。但是至少晚上回到家里来,有黄绢在那里,在他们两人之间,不必说违心的话,不会觉得是非黑白完全没有标准,使一个人的理性完全失去凭依,而至于疯狂。

要是有一天能够和她在一起,也像赵楚与周玉宝一样,有孩子,有一个流浪的小家庭,也就感到满足了。然而这是一个疲倦的中年人的愿望,在一个年轻人,这是精神上的萎缩。

这样的愿望,已经最没出息的了。然而,还是没有希望达到目的。

火盆里那一点红红的火光很快地已经要熄灭了。刘荃心里异常灰暗。张励又去找些纸来烧,背着身子站在那里寻找燃料。刘荃突然从衣袋里摸出黄绢最近的两封信,连着信封用力团成一团,丢到火盆里。火焰突然往上一窜,照亮了他的脸。

他倒又觉得空虚起来,开始计算着几时可以收到她下一封信。

(未完待续)

(皇冠文化集团,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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