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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躲警报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到重庆,正值日寇飞机轰炸的高峰时期,敌机每天成批来轰炸,有时整天不停袭扰。重庆市区高处都竖立木架,挂灯笼球作警报标志。每天一早,先看看挂没挂球。一个球表示有空袭,两个球表示敌机已起飞来袭,三个球紧急警报,“呜!呜——!”汽笛就鸣叫起来,赶快入防空洞。重庆多山,凿岩建洞,一般都很牢固。我躲过许多防空洞,内部设施大不一样。一般的就是石洞,地下潮湿,有积水,岩壁上渗水。最好的防空洞有地板、天花板,还有电灯,有传声装置讲解防空常识。在洞内,敌机投弹时有巨大气压冲击耳鼓,相当可怕。警报解除,出洞看被炸的街市,断墙残壁,有的还在燃烧。炸死的人更是惨不忍睹,有时在电线杆上(那时都是木杆),钉得有人肉碎末,电线上会挂着一条人腿,血淋淋的,使人不敢多看一眼。

防空洞内,空气稀薄,人很拥挤。1941年6月初,发生大隧道惨案,由于躲在隧道里的人超过定员容量一倍以上,又被反锁在洞内出不来,造成一千多人窒息死亡。善后清理时,我偶然路过亲眼看见从洞内拖出的屍体肚子肿胀得老高,可怕极了。匆匆避开,不敢看。

有个时期,敌机实行疲劳轰炸。警报刚解除出洞,还没等回家,第二批敌机又临(每批总有六七十架、八九十架),然后又是第三批……。整天不能出洞,饭也无法吃。那时,母亲烹制了一种油焖豆,将黄豆煮熟加油炒,加酱油、糖、香料等焖透,做成这种很好吃的油焖豆,带进防空洞。不能吃饭就以它充饥,既能止饿,又有营养。别的人家也都带些乾粮到防空洞里吃。这种艰苦的危难日子持续了不少时间,老百姓最苦。

在九中,和许多同学一样,一面学习,一面关心着时事。昆仑关之战、随枣会战(张自忠将军英勇殉国)、上高会战胜利等等,都很激动。希特勒在欧洲发动“闪电战”吞并波兰、奥地利,绕过马奇诺防线,法国贝当将军投降、敦克尔克大撤退等等,曾经使我们不安。但我们仍然相信,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最终一定会胜利。

在九中,我还读了不少课外书——《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陏唐演义》、《薛仁贵征东》等之类以及《家》、《倪焕之》、《子夜》《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等。

我本应该在1942年夏初中毕业,因为留了一级,便到1943年1月才初中毕业。校本部决定,我这个班20多人免试直接转入刚刚成立正在招生的师范(名单有我),全部名单已报教育部,不许再报考本校或其他学校高中。师范一切免费,待遇较好(读高中要缴一部分费用),但我根本不愿读师范。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等毕业证书发下来才突然宣布,让你来不及拒绝和另作选择。这样强制性的安排使许多同学不满,但又不得不服从(我本可以去找黄小漫,但我没有,那时我就厌恶政治,不愿去接近这类人物)。为这事我很气忿,回家向父母哭诉,二老理解同情我的想法,支持我不去师范班报到。上半年就辍学在家自习,准备考高中。但我这“许诒光”的名字不能用,不可以报名,只好不报考。过年时,我打听到有招收各地流亡中学生的进修班在青木关,通过补习可以转入国立中学高中,我便利用这个途径于春节后去了进修班。为避免追查,父亲给我改名叫“诒正”,光字改“正”字,父亲也是沿袭祖父定制,以宋名相命名,“光”字源出于司马光,“正”字则源于范仲淹“文正”公。以后我便用“许诒正”这名字,但与司马光原本有关联的号“温乐”却并没有改。

离开九中以后,对九中仍关心着。后来听说过学生稀饭中毒和闹学潮等以及江津航道“小南海”发生沉船事故等等。心始终牵挂着九中。

那时,著名的《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出任《中央日报》社长,他和父亲在杭州就是老朋友,父亲便受聘任《中央日报》主笔。一个冬天的夜晚,父亲带我去报馆认识胡健中老伯,他圆圆的脸戴着眼镜,很和气地笑嘻嘻和我谈话,问年龄读书情况,兴趣爱好,志向等等,并说可以到报社各处看看。父亲带我到排字房,印刷间,那时《中央日报》有对开卷筒印刷机,算很先进。我去看打纸型,将排好的铅字拼成版后,用一层一层毛边纸复盖上,一边喷水,厚厚的,用木棒敲打,然后用一块大铁板压在上面,通上电加热,水气蒸发,毛边纸迅速变成一张壳,铅字版全部在壳里,这就是纸型。然后到浇铸间,将纸型夹在两块石板间,溶化的铅水从缝里均匀灌入,很快冷却,便成为一块铅版模,就用这个上对开机印刷,印完这铅版再溶化成铅水反复用,那纸型就编号保存起来,随时还可用。这在当时是先进的印刷术,既保护原铅字不受磨损,又有纸型存用,铅料可反复用,降低成本。我看了全过程,很感兴趣。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对报社已比较熟悉了。一个冬夜我和父亲在报社已经很晚了,父亲还在编辑部和朋友谈论着,我就看报纸等待。可能已十一点了,我们正要回去,刚出大门,胡健中从楼上赶下来,要父亲看看报社新装修的门面,把几只反射灯和霓虹灯全打开,映照着“中央日报”几个大字分外耀眼,我站一旁傻看。胡健中和父亲两人就在冬夜的寒风里兴致十足地品评着灯光、色彩、亮度、气派等等,边谈边比划,两人谈得挺高兴。胡又拉我们进报社吃了宵夜才走。那宵夜品种多样,“红油炒手”太辣,胡健中不吃,我们便吃“醪糟沖蛋”,热气腾腾的。

1943年初,父亲应胡健中之请接编《中央日报》副刊,父亲定刊名为《夏风》,是华夏之风的意思,叫我设计副刊刊头。我找了一些参考资料,画了好几个图样都被父亲否决了,他说要有泱泱大度,并要我仿汉魏碑刻的车马,上立一骑士,修改几次,就采用了。还有一个是一个大钢笔笔尖,背景是稿纸上有两个“夏风”大美术字。这两个刊头交换刊在报上,我很高兴。还得了一笔不小的稿费交给妈妈。

1943年初春,我背着行李卷,搭乘无蓬的大卡车,沿着黄尘滚滚的公路到重庆西北约60公里的青木关。由于九中的毕业文凭不能用,我自己找机会弄到一张浙江衢州中学的证件,是高中部的,我便填上许诒正的姓名,写成高中一年级学生转学证书,依靠这证件进了进修班。这个进修班是个临时机构,完全是个大杂烩,各地来的学生云集,真假都有,各种班级的都有,而且最大的特点是男女同校不同班。教室是临时搭建的竹草房,当地大祠堂就改建成宿舍,男女生相距不远。这里虽然有时也上课,但乱哄哄,没有人认真听课。实际是个收容转运站,急于将陆续涌来的流亡学生分配走。大多数都是停留一个学期,因此基本上不大学习,也不考试。男女学生们成天聚在一起聊闲天,说笑玩、唱歌,交流各地风情见闻等等。但男女界限仍很清,女的和女的谈,男的和男的聚,虽然都能看见听见,仍不敢来往。有的同学自编小调唱,曲调是用“亲家母说媳妇”调,歌词是“进修班呀是一个好地方,远离那青木关就在那八庙堂,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南瓜汤,同学们拥拥挤挤闹闹嚷嚷,唉,你说这样下去怎么收场!”大意如此:还有些记不清了。在这里半年,见到来来去去的人很多,但没有几个比较熟识可留有记忆的。唯独有个女生却深深地印在我心间,她叫孟繁卉,年龄、籍贯一概不知,也是高一班的,我几乎每天可见到她。没说过一句话,也没有走近过,但不知为什么,她使我脸红心跳。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使我触电的姑娘。她有窈窕的身材,圆圆的脸,剪着短发,一袭“英丹士林”布旗袍,青布鞋,极其普通,在众多女孩中,她并不出众,既无姣好诱人的容貌,也不装扮显示自己。在众多女孩嘁嘁喳喳的话音里,她声调轻微平稳柔和,却异常吸引着我,牢牢记住了她的名字。每天都想看见她,而一看见便脸红心跳,又急忙躲着不让她看见我。这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是在进修班留下最深的记忆。四个月后(仅仅四个月)我们被分配到各自去的地方,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但孟繁卉这个名字却伴我一生,想忘也忘不了。

1943年暑假后,我按照进修班的分配去合川国立二中高中部入二年级。国立二中是江苏中学,是当时最负盛名不亚于九中的国立中学,以流亡的江浙两地学生为主,校长严立扬,说话扬州口音,有名的教育家。学校位于合川城外蟠龙山上,是一座大庙濮岩寺改做学校。学校建设比九中好,有较大的礼堂,两边墙上挂着古今中外先哲们画像和名言。东墙挂的是孔子、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祖沖之等等;西墙挂的是亚里斯多德、黒格尔、康得、雨果、莎士比亚、巴尔紮克、托尔斯泰等等。新建一些简易的教室,宿舍就在祠堂内。床铺是无序摆放的,因地制宜。这学校不像九中那样管理严,高中比较松散,学生籍贯有的对立,春季班与秋季班形成两大集团,叫做“春秋战国”。常为一点小事打架,从教室打到食堂,校方制止无力,约束无方,学习当然受影响。

二中有许多优秀的教师,辛勤地培育着人才。但可惜,我在二中两年,实在是没学到多少知识。一则自己蒙混,高中一年没学过,就转到二年,大代数首先就没有学好,解析几何和三角也就都不通,理化类也都不懂,考试只能依靠作弊(学校作弊风盛)。只有文史类学科没问题,国语、英语、中外历史、地理等课学起来得心应手。二则学校纪侓约束不严,对像我这样的学生缺少督教,放任不管,没有一位出色的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学校有一位校工老徐,搞文印勤务工作。带着老小住在学校,家境清贫。但老徐拉得一手好京胡,爱京剧,自然就围聚了一群爱好者,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和哥哥、亚妹在重庆就开始爱听京剧,亚妹尤甚,迷恋京剧并与有的剧院熟识,直接跑后台,并领我和哥哥也跑后台。最熟的是山东实验京剧院,院长是著名须生兼红生王泊生,我们看过他一些名剧《千里走单骑》、《打金砖》等。剧院当家旦角名叫关丽卿(男旦),大高个,身材扮相距理想旦角甚远,但却唱做俱佳,尤其是程派唱腔,委婉中含刚毅,听来令人击节歎赏,我们都以听他大段唱腔为极大的精神享受。其号召力上座率几乎超过、至少不亚于当时新崛起的程派名旦赵荣琛。剧院还有一位青年须生名叫丁英奇,当时属于“里子”角色,但很用功,唱垫戏或开锣戏也认真到位,严谨不苟。我们到后台和他越来越熟,交上了朋友,看戏不要钱。看得多听得进,慢慢也就学会唱一些戏段。我又会拉二胡,对京剧的行腔调板、过门、牌子曲等粗略学着拉拉,很感兴趣。并找京剧曲谱来试着学习演奏,对“一板三眼”或“板起板落”、“眼起板落”等等颇费心思钻研。后来又跟着哥哥去“一川”大戏院看厉家班,那时厉慧斌、慧良、慧兰、慧敏、慧森五兄妹正从“娃娃班”转入成年,崭露头角,以“斌良国剧社”之名在山城走红,有一阵我们几乎天天去看,相当迷恋。

后来我们家由石板坡燕喜洞迁去和平路火药局街新居,住二楼,不久楼下就搬来新邻居,是刘仲秋领导的“夏声”戏剧学校。刘本人据说是大学生,有一定的社会名望,他的老生戏唱得很有神韵,具儒雅之风。我看过他演的全本《琼林宴》、《八大槌》、《宝莲灯》等,唱腔优美,功力不瘟不火,有名家风。他的“夏声”剧校全是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还有不少更小一些的,每天由一位长鬍子师傅领着练功,我又认识了一些朋友,更进一步地热爱京剧了。这时在二中,遇到老徐这样一位京胡拉得漂亮的票友,自然十分投合了,经常去他家一起拉拉唱唱。后来发现,去的同学中真正会唱的很少,有的人去是另有事的。原来老徐负责油印,考试试卷就由他印,有的人偷偷送点钱给他,就能提前弄到一份试卷,这是极秘密的事,无意之中被我发现了。有次我在老徐家玩,说话中无心地可能说错了话(自己也不记得说了什么),第二天一个高个子的大同学就在老徐家盘问我,知不知道试卷的事,跟谁说过,有没有向学校报告等等,我不知所措,回答得结结巴巴,不知怎么说。那大高个子当着老徐的面“啪”的一声打了我重重一记耳光,脸上火辣辣的,从来没有人这样打过我,感到委屈极了,又非常气愤。可是那大同学身高力大,我当然打不过他。还是老徐劝解制止完事,以后我再也不去那里了,记住打我的那人名叫桑继志,是东北人。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在茫茫人海里,我再也没遇见这个人。

刚入二中,我才17岁(刚满16周岁),在高二班是年龄最小的。这里各地来的同学都有,有的年龄较大甚至20岁左右的。同班有个张福华就20岁了,是安徽人,知我是九中初中毕业的,对我最亲近。张大眼珠,板刷式头发,白晰的方脸,完全是成人模样,日常表现很稳重,讲话不慌不忙,很有点世故味道。他家境不富裕,也在沦陷区,却有个阔亲戚在重庆开一家卷烟厂,常得到一些接济。因而在同学中他经济条件较好,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衣服鞋袜没有破的。在二中不再有打赤脚穿草鞋的,整个生活水准都比九中高,虽还有穿补丁衣服的,但不多了。相对而言,我的行李服装用具显得较寒酸。在宿舍里,张福华在生活上常照顾我,他有自家做的肉酱,吃饭时总要给我一点,很好吃。我的毛巾旧了,他给一条新的。我的数理化功课跟不上,作业做不好,都是他帮忙做,我照抄,他好像都学过。我们两张床隔得很近,共用一张小桌,两人日益接近。但我对他没有好感,总觉得他是大人,不像同学。

天一热,宿舍里的蚊子就多起来,许多同学挂起了蚊帐。张福华有一个又白又大的蚊帐,他见我没带蚊帐就叫我睡到他那很宽敞的床铺上去,我一直没去。那晚熄灯后,我光着脊樑穿短裤躺在床上,盖被单还嫌热,蚊虫叮咬只好拍打,这时张福华伸手过来拉我,我就进他蚊帐里睡下,很舒服地睡着了。他对我好,常给我一些小东西,并告诉我老师同学背后说我的一些话。学习上也帮助我,特别是考试作弊全仗他,可我心里总是不喜欢他。

在二中,和同学们一起,继续唱那些抗战歌曲,但增加了一些上海沦陷区传来的电影歌曲,如《拷红》、《花好月圆》、《千里赶京娘》,还有电影《木兰从军》里陈云裳唱的“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乡?……”等等之类。

在合川城郊外江边,就是我们学校的蟠龙山脚下,有一座小小的邮电所。所里有一个业务员叫李克功,安徽无为人,他有一个好朋友胡某是芜湖人。胡在卫生署麻醉药品管理局下属的一个机构工作,在合川近郊,相距很近,常到李克功处玩。我不记得怎么和他们认识的,只是偶然的机会吧。那个邮电所是学校到县城去的必经之路,一下山就能到那里。他们知道我是九中的,便要认我为校友。因他们也是九中高中毕业的,都已是二十多岁的大青年了,还是单身光棍,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里。李克功个子不高,留小平头,为人很富血性,对社会上的不平经常很愤慨,也可能自身经历过一些挫折,心中苦闷,只能借酒浇愁,经常喝得脸红话多。对我又特别亲热,每次见到都要热烈拥抱并亲吻我,向我诉说许多的不满和苦闷。可那时我不懂这些,只能让他啰嗦说下去,我却没听进去。他要我经常去,几天不去就想得要命,甚至用恳求的语气要我多去几次,有时并流出了眼泪,似乎没有我他简直就活不了似的。有天在他那里玩,忽然下起大雨,没法回校,就睡在他那里,他搂住我在被窝里不停地亲吻,真怕他疯狂发泄,总算好,只是亲吻,没有别的举动。他那满嘴的酒气实在难闻,我极力躲着抵抗,但他硬缠住。非要亲吻不可。他亲吻着并诉说着,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当时不理解他这种感情,也许是一种病态吧。

老胡却和他完全不同,梳着大背头,不像李克功那样感情冲动型,而是比较理性。他对我好,但从来没有非礼之举。并批评李克功表现太过分,要求他自我克制。老胡也常带些水果给我吃,特别是一种瓶装药片,他说是红色补丸(硫酸亚铁),叫我每天吃。我吃了一些就忘了。在合川两年,和李克功、老胡一直保持着来往,形成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但他们在我心里并没有留下什么。

在二中还有一件事。不知是谁串联发动同学中一些湖南人,筹组湖南同乡会。大约有30多人,目的是加强团结互助,还开了大会。不知怎么回事,竟推选我当会长,常楚强为总干事。我一个十七八岁还不很懂事的小子,当时也毫无特别优势,也不敢出风头,怎能当这样的会长?实在莫明其妙。听常楚强说起来,倒是他瞭解情况,讲得头头是道,他就是带头发起人之一。说二中江浙人多,湖南人少,容易受欺负,组织同乡会就不怕欺负。常的父亲是一个宪兵团的团长,算有相当势力。他个子稍高,体型稍胖,脸上有麻子,讲一口长沙话。同乡会要印通讯录,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接过这项任务,说我爸爸在报馆,拿到报馆印没问题,同学们自然十分高兴。但是想不到,为这份同乡会通讯录,父亲把我训了一顿,交去的登记表报社束之高阁,一直没给排印,原因是没有交钱。我先已夸下海口,说印一份通讯录没问题的,这时怎能向同学收钱?事情便拖下来了。过了半年,常楚强催问得不耐烦了,居然领了几个同学跑到重庆我家中来查问,我只好向母亲央求,最后还是报社照顾,少收费,母亲给交了钱,总算印出来交了差。这事给我教训很大,以后再不对任何事情作轻易许诺。

4

在重庆,我们见到了小姑妈和小叔叔。父亲虽是独生子,但伯祖父有子,名许昌巳(慕劬),这就是我小叔叔。他比父亲小十来岁,在重庆见到,很年轻。那时尚未婚,他在贵州税务局(或盐务局)工作,京剧唱得极好,在贵阳登台,为著名票友须生。他到重庆只匆匆两天就走了。在湘乡胡家那芗铭姑妈就是他大姐。二姐芬铭就是小姑妈,姑父王舜耕是南通人。他夫妇都酷爱京剧。小姑姑青衣唱得很上规矩,也登过台。王舜耕姑父是家传中医师,还会针灸。他唱老生、花脸,声音宏亮。他还为我们表演唱《夜半歌声》电影之中插曲《热血》,还讲解用气、发声,他都有研究。但离开重庆后,再没有见到他们。八十年代我到南通,曾多方打听过,没有结果。

父亲以前有个部下(好像只是个勤务兵)叫李野苹,不知怎么突然来我家拜访。他做投机生意发了财,带不少礼品来看父亲,以后又带老婆孩子来。那时抗战正艰苦,老百姓生活普遍贫寒,包括我们这样的公务员家庭,日子过得都很拮据。而他们一家却衣着豪华,戒指、项链、耳环等金饰耀眼,手头阔绰大方。他六、七岁的孩子吃进口巧克力还常扔掉。妈妈说跟这样的暴发户少来往,他再有钱我们也不羡慕,发“国难财”的人是没良心的。尽管李野苹对父母很殷勤,并主动要借给我家一大笔钱,但母亲坚决不要。李来过几次后见对他冷淡,以后也就不来了。

去二中之前,就是在青木关进修班结业确定分配以后的那个1943年暑假,我们全家去北碚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那是三青团中央在北碚办了一个夏令营,康泽主持。他邀请父亲担任“营中日报”社长,我们就随父母一同去。我虽不是三青团员,也参加了夏令营的生活,打球、游泳、看电影等,我不会打球却爱看球赛。那时也不会游泳,在泳池浅水中与少年朋友嬉戏,也很有趣。我们住在“中旅社”的北温泉招待所,奶油色的二层楼精美建筑,整洁舒适。吃在小餐厅,饭菜品质很好,青椒肉片、宫保鸡丁、蕃茄鸡蛋这些菜我都喜欢吃。当时有一个西藏地方政府到中央的晋见代表团也住在我们这座小楼,也在那儿吃饭。他们都是西藏上层贵族,享受着特别优厚的待遇。

在北碚,我们随父母游览了著名的缙云山,见到了当时全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太虚法师,他主持着山上的宝刹大寺缙云寺。父亲带我们登山,拜见法师,法师延入方丈客室待茶。缙云山上出一种特殊的缙云茶,泡开后缓饮有明显的甘甜味,甜度类似甘草。太虚法师与父亲谈经论道,颇健谈,浙江口音。他又亲自引导我们入地下室参观那里陈列的珍品,有几世佛祖的舍利,有各式象牙、玉雕等名贵质地的大小佛塔,有锦缎装裱的佛经,有旗幡旌表,有法师访问印度受赠的大象牙、锦旗等等,还有许多照片,包括法师与蒋委员长的合影照片。太虚法师是浙江人,入世出世通达论者,不是远避凡尘不问政治的,实为政治和尚。

1944年暑假,父亲要我和哥哥初步接触社会,领略职业生活。他带我们去拜访当时的教育部常务次长赖琏(赖原是南京市长马超俊的秘书长)。穿过赖家葱翠丛树和花繁叶茂的庭院,长廊上每个窗户外均悬挂着遮阳的竹帘,听这三两声蝉鸣鸟啼,看这帘拢半掩,颇显幽雅。平房客厅内,绿纱窗上加白色纱帘,素色地毯,沙发和古色茶几,红木椅橱,橱内几上缀着青铜或花瓷古董,两柱高架花盆,壁上是配置得当的字画,很有一番气派。我们刚刚坐定,仆役奉茶,正欣赏字画,赖琏一迭连声唤着“君武兄”出来与父亲热情握手。他看上去不到40岁,乌发光亮,金丝无边眼镜,穿着纺绸的对襟褂裤,褂子上还悬着金色表链,脚穿干层底白黑分明的布鞋,摇着折扇(室中有一风量不大的吊扇),一副学者派头。他和父亲热情交谈,但声音不大,显得有修养。当父亲说请他介绍我们两兄弟去中央图书馆实习时,他转身仔细打量,我们都欠身施礼。他没说什么训勉的话,掏出名片就写,说去找蒋复璁,对父亲说:“蒋这个人是德国留学生,专攻图书学的博士,是我们国内这方面唯一的专家。现在是中央图书馆馆长。”再稍坐,我们就随父亲称谢告辞了。

父亲领着我们持赖琏亲笔简言名片到中央图书馆,去见蒋复璁。蒋秃顶,宽玳瑁边眼镜,个子不高,一身旧西装,不修边幅,也不热情,说话讷讷。看了名片,仍回到他那大木制转椅坐下,并微微转动,叫我们先回去,他安排一下,过两天听通知。没过两天,我们就去上班了,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图书馆。楼下有间很大的阅览室,每天开放,我也多次来这里看书。在这安静的大厅中,众多的读者里有一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是一个外国教士,英国人或美国人。高个子,面颊上有稀疏的黄须,深湛的蓝眼睛,一身破旧的黑色袍服,每天总是静静地在一个固定的角落看书。他借的都是大开本大部头精装的外文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常常带着烧饼来边看边吃,聚精会神,目不旁视。一直要坐到铃响,图书馆关门。他显然很穷,袍服很脏也不洗。有次我正在大柜台前借书,他也来借书,靠近我,突然闻到一股由他身上发出的令人掩鼻的酸臭味,我急忙躲开。但是他的声音很好听,他正在用比较流利的汉语向管理员小姐轻声讲话。以后我也经常看见他,还是在那个角落,还是在读大部头。虽然和他隔得很远,总还是要看上他一眼,内心不免有几分敬佩。

这次到图书馆去工作,我被分配到一个冷门阅读室。这里没有书,四壁的橱柜里许多小格子全放的小电影胶片。室中一架小型放映机,前面墙上一方小银幕,这就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文献缩微胶片阅读。将所需的文献胶片安放在放映机上,放映机的强光灯将文献放大影射到银幕上,就可以阅读了。这架老放映机开动还有轧轧声,虽然不大。强光灯还能冒烟,胶片的距离掌握不当会燃烧,所以要专人操作管理。

进门处有一张书桌,这就是我的办公桌了。桌上有木匣子装着检索卡片。各个橱格所有的资料全是外文的,除英文我还稍能看懂一点外,其余的我都不认得,有拉丁文、德文、日文、俄文、阿拉伯文、梵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甚至印地安人半画半符号的文字以及远古的人类文明记号等等,根本没有人来查阅。我记忆中两个月只来过两次人,来人查阅什么,找了半天放映出来还不对,就走了。我整天没事枯燥,又不能走,就把这些胶片依次拿出来放映,闻了不少胶片烤热的气味,银幕上的东西我一概不懂,索然无味。有时看看插图,也都是旧版画式的,单调没意思,从来没有找到过引起兴趣的内容。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到其他房间去乱串聊天,到处都很静。我只有借些书来阅读,这也正是读书的好机会。哥哥在另一个管资料的房间,我去过一二次,他也极少来。

第一次发工资,我把薪金袋交给妈妈,她高兴得逢人便说。我不记得发了多少钱,在我当时觉得钱是很多了。以后又发一个月工资,我就辞职继续上学校去了。

这一年寒假,我又回到家里,父亲正忙得不可开交。他那时是社会部专员兼部长(谷正纲)办公室主任,《中央日报》主笔兼副刊主编(副刊名“夏风”,刊头还是我画的呢),还兼任当时一个救济性的组织“两湖义民救助委员会”的总干事(会长孔庚)。在江北唐家沱设有一救济站,收容经贵州独山而来的湘桂大撤退难民。有一个父亲的学生安绍涛在协助办理此事。安家是四川的土财主,有钱就想要名,要找势力依靠,对父亲极力巴结。这时救济站的难民纷纷来信投诉,揭发办事人员克扣粮饷、贪污、发救济财等事,父亲应付不了大批的投诉信,又希望了解每封信的具体内容。我和安绍涛就将信件拆阅摘记,我念给父亲听。他已派安绍涛去救济站查处过,但安为人性格柔弱,从不能果断强硬处理纷争,父亲欲亲自去视察督查,但路远又实在抽不出时间,我就自告奋勇代父亲去跑一趟,父亲同意了。临行嘱我要小心,主要查实了解情况,不要随便决断,我遵命。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安绍涛陪同下,冒着凛冽的朔风乘船到了唐家沱,那年我17岁。

这个难民救济站只有一幢旧平房,在山坡上,作仓库和办公用,有上千难民都住在用席张竹竿临时搭建的大棚里,男女老幼依各家各户挤在一起,发给米、炭,各家自起锅火吃饭。船到唐家沱码头,就有救济站的工作人员迎接,要我先上山到办公室去歇息,我没听,由安绍涛陪着直接去席棚看望难民们。这时,大家早传开了,说是“总干事的少爷来视察了”,在我们上坡的路上堵塞着成百上千的难民们。大多衣衫褴褛,也有穿得整洁的,有白发老爹老太、拖儿带女的妇女、中年男子,也有棒实的青壮年汉子,他们呼喊着、簇拥着,我艰难地登着石阶,一面向大家点头问好。

进了席棚,到处是乱七八糟,无处可坐,有人搬来一个竹凳叫我坐,我没坐。地上全摊着行李,铺在蔑席上,各家之间全是通开无遮拦的,过道留的路很窄小。我站定了,有的难民哭了起来,有位老太太竟跪下了,念念叨叨“这些黑了心的家伙,一定要办他几个呀!”我听她说的家乡湖南话,就也用湖南话说:“老妈妈,您老请起。”向着四面八方的人群大声说:“乡亲们,难胞们……”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哽噎。这时嘈杂的人声逐渐小了,救济站的一个负责人开始讲“许总干事想亲自来视察,很关心大家,但实在太忙,抽不出身,今天特派公子代表前来,欢迎他给我们训示。”没有人鼓掌,但人们全安静了,安绍涛在一旁推我一下,示意我讲,并扶我站上了那竹凳。我在小学、中学都参加过大型的讲演,对在公开场合讲话并不生疏,不感困难,但今天这个场合,由于激动,实在讲不出来。我用家乡话喊了声“各位父老”,极力控制住想要哭的激动,让自己平静。我环视了一下四周,觉得自己的目光是炯炯有神的。接着用普通话说:“奉家父之命,谨代表他来看望诸位,表示慰问,我们都是不愿当亡国奴,离乡背井,为抗日而来,大家的心都是一样的。国难期间,救济的物资很有限,各位父老乡亲都受委屈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实地调查,有什么要求,大家只管讲,我带回去报告。”这时有人鼓掌了。安绍涛让救济站的人把大家分开,回到各家的位置上去,我们逐个查访。人们让出了路,我慢慢走着,安绍涛像保镖一样紧挨着我,救济站几个工作人员跟着。有人递给我纸条,我来不及看,装进口袋,有人拉我去看他们吃的饭菜,有妇女抱着瘦骨伶仃的孩子向我哭诉,纷纷杂杂。最终集中到米粮上,一个壮汉端出一簸箕米说:“看看,这米霉得这样给我们吃,我们是猪狗不如。”我蹲下去看,用手拨弄,米果然有霉,有的还霉成了团,我转过脸想问,还没开口,救济站的人就大声说,也为了让大家听。说米发霉的现像是事实,但并不都是,上面拨来的米本身不是很好,又没有适当的仓储条件,现在做仓库的破旧房子有时还漏雨,粮食放多了,总难免有点发霉,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了。一个青年拎来一杆秤,叫我看秤盘里的米,比按规定的分量少一两。救济站的人马上跟他争,说这杆秤不准,又换一杆秤,还是少半两多,人们纷纷嚷着“克扣、克扣”。我当时说,凡是短斤少两的一律补足。我又没和救济站的人商量,就和安绍涛大声说也让大家听,说今后每天发米由难胞派出代表自己分发,救济站只管从仓库大数发出,各家各户由代表和各家自己去分。并指着刚才出头的两个人说,他们就可以当代表。这时大家一致同意,说这样好,公平合理。我临走的时候也是挤出人群的。回来向父亲详细说了经过,并把收到的一些纸条都交给了父亲。那些检举材料比较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不久,这两个人都被撤换了。

唐家沱之行当时使我特别联想到读过的“冯暖客孟尝君”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下层民众,直接为老百姓办一点事。虽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当时在我幼稚的心灵中却感到一种满足。

在高中时期,我开始读一些翻译作品,如《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牛虻》、《普希金诗选》等,喜欢上了诗歌,雪莱、拜仑、歌德等等都读,还喜欢鲁迅的杂文《且介亭杂文集》、《华盖集》、《花边文学》等。

5

1945年初春,我回到合川蟠龙山,这是高中最后一个学期了。

这年初,兴起了青年从军运动,知识青年纷纷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报名参军,组建青年军(即后来的201-207师),号称“十万青年十万军”。蒋亲自讲演,视青年为自家子弟,给最好的待遇和装备。寒假过后,我刚回到合川县城郊外蟠龙山上的学校校舍,就忽然接到父亲的来信,令我报名参加青年军。说他已在中央机关(社会部)公开宣布,以实际行动拥护领袖号召,同时写信给学校,替我报名。校长室、训导处也列榜公布光荣参军的学生名单,把我也列入。校长在总理纪念会上,当众宣读了父亲的来信,称颂赞扬不已。那时我还不满18岁,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知如何是好。听同学议论,众说纷纭。有的说好:这是领袖亲兵,不会随便拿出去打仗,很少会有牺牲,前途远大。有说不好的:当兵没出息,历来当兵都是穷途末路,无处可投只好当兵,故总被视为低下。学校报名的都是些品行坏,成绩差的,夹杂着社会上的流氓光棍,坏人集中,被人蔑视等等。听这些议论,我无所适从。为躲避真正集中待训,我请假回重庆家中请示。回家向母亲一说,母亲坚决不同意,立即向父亲大吵。当时,哥哥在永川国立十六中读书,已主动报名参了军,且已报到入营。这时也回来了,穿了一身灰色的棉军装,帽子顶上还戴一副风镜,十分神气。刚入营,没有武器却已编连队。母亲一见大哭,死活不许走,更日夜与父亲吵。父亲让步了,出面找人交涉,使哥哥退出营伍,脱还军装,军队开走了,哥哥留在家中。我还没有自己报名,也没有报到集中,更没有入营,好办多了。四月间我回到合川蟠龙山上学校,报名的学生已随营开拔走了,我正好脱身未去。教务处却叫我去拿毕业证书。原来对报名参军的学生一律优待,像我这样已经到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只有几个月就毕业了,便提前发毕业证书,也不用再考试了。这正好,我拿了毕业证书,就打起行李回重庆,告别了学校,也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

也许正因为如此,几十年后的校友会,在45届毕业生里竟找不到我的名字,真糟糕!

5月间,我专程去沙坪坝(那里是大学校集中的地区)看看情况,准备考大学。父母都曾督促要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但他们那时都很忙,顾不了我们子女,只能说几句,不能具体抓。我们的学习从小都是母亲督教的,她本身毕业于北京女子大学,不出去工作,全心全意致力于教育子女,我们从小学到初中的课业都是母亲严加督导的,抓得很紧。到高中以后她就强调我们自己管,逐渐放手了。这时她正忙于将多年累积的辛苦钱套购黄金美钞,以抵御通货膨胀的激烈波动,到处奔走了解行情,在避免风险的前提下,要正确选择,谋求最好的利润。奔波劳苦,甚至还与人结伴去过三斗坪,也和人合伙做过生意。

那时整个社会都是乱哄哄的,投机市场兴旺,不少人成了暴发户。哥哥成天到市场转看苗头,也想突然发点财。我比较笨,没有这些心窍,但这时也读不下书,无心复习功课,对考大学感到希望很小。一天听到父母在议论,说抗战可能不久会结束,但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打算送我和哥哥到美国去读大学。当时哥哥开始谈恋爱,父母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父亲并指定要我学农业,到美国专攻农业科学。父亲有个老同学韩德章(君格),是复旦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教授。战前在南京和当时在重庆都常来我家,有时还带来他自己嫁接栽培的番茄、马铃薯等,并常讲美国农业的发达、先进等,父亲非常感兴趣。常说农业是立国之本,战后直到将来,农业要大发展,更需要高级的科学家。我相信他正是受了韩教授的影响才坚持要我学农业的。可是我自己不想学农业,不愿和泥土打交道,也不想谋求一官半职,无意仕途,也不屑经商求财。那时我的想像就是希望成为一个作家,不必去仰人鼻息,自由,愿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能出书,有读者,就有饭吃,还有名气,这多好!我也喜欢读书,经常在书店里站着看书,一连三四个小时也不疲倦。那时我已读过不少小说,后来又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易卜生的《娜拉》,安徒生童话,马克吐温的《野性的呼唤》等等以及朱自清的散文,徐志摩的诗等等,读课外书有时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时刻关心着抗战,薛岳指挥的三次长沙会战、1943年4月的常德保卫战,王耀武74军的57师顽强死守,全师壮烈牺牲,师长余程万带卫队亲自与敌拼杀,最终取得胜利。远征军在缅甸连奏凯歌,戴安澜师长殉国,孙立人仁安羌大捷等等。特别是1945年5月湘西会战的伟大胜利,大量消灭敌寇,全国人民极其振奋。

7月中,父亲奉派参加全国慰劳总会派往湘西前线的慰劳团,团长是东北耆宿莫德惠(柳忱),副团长是邓文仪将军,父亲是秘书长。那一天,重庆骄阳似火,我和哥哥去白市驿飞机场为父亲送行。第一次到飞机舱门前,向莫、邓诸位长辈鞠躬行礼,一直到父亲在机舱门挥手告别,迎着螺旋浆巨大的风流目送飞机腾空而去。在机场我们大开眼界,特别是美国特使魏德迈的一架巨型专机,我走到机翼下细看了一番。当时我的感觉是特别巨大,轮子就有我两个人高,一群戴船形帽的美国军士在专机周围忙碌着。机场上还有一些飞机也都是美国的。当时重庆的民用机场在珊瑚坝,九龙坡还有一个,但重要的飞机都在白市驿起降,这里也是美国空军的一个基地,这个机场是当时重庆最大而且最先进的机场。

“八.一五”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消息突如其来,重庆市民由不敢置信到半信半疑再狂欢庆祝,大街小巷到处是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小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人们直着嗓子吼叫、呼喊,宣泄着胸头积郁已久的莫名闷气。都邮街的“精神堡垒”被盛装打扮,晚上还亮起了霓虹灯。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兴奋的脸孔,素不相识的人都可以为这共同的话题而亲切交谈。这样的情绪不是几天,而是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抗战胜利紧接着来的问题就是建国。虽然“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标语已经挂了许多年,但建什么样的国,怎样建国,这些具体问题就复杂了。但总的趋势是民主建国,重庆当时民主空气特浓。共产党在敌后抗战,扩大了解放区,军事上强大,政治上也有力量,各民主党派都主张国共合作,和平民主建国。8月28日毛泽东应蒋委员长三次电邀,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一时山城轰动。第二天中苏友协举行欢迎酒会,我也赶去看热闹。七星岗一带人山人海,中苏友协门外交通中断,挤得水泄不通,都是想看毛泽东的,结果因为进不去什么也没看到。当时重庆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复员还都”。抗战八年逃难来陪都的“下江人”都纷做归计,“且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当然这时主要的目标是南京、上海了。许多人家都找热闹的地段摆地摊,售卖家中什杂,清理家当,带不走的东西都卖,从大件家具到坛坛罐罐,应有尽有。晚上,各家都点上一盏电石灯,一排排的地摊照得通亮。母亲这时也在忙于准备,也摆了地摊,哥哥在负责,我有时也帮着去照看。不久,母亲接到父亲的信,他已从芷江王耀武驻地随慰问团回到长沙后,又抵达南京,催母亲即领全家回南京去。

这时,买船票,收拾行装,托人联系等等许多事情把母亲累得喘不过气来,整天劳累不堪。而我们那时太不懂事,能帮的忙太少了。安绍涛、周辰这些我家的亲信帮忙出力奔走,和自家人一样。解决了许多问题。

9月3日被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重庆各界积极筹备在这天举行胜利大游行。街道两旁商店和住户都挂出国旗,清扫整顿,市容焕然一新。报载这天领袖将出巡检阅。早餐后我们兄弟就奔向上清寺方向,沿途军警已设岗警戒,驻足群众越来越多,到两路口已拥挤无法前行。那时的两路口还很荒僻,泥土马路,路两旁还有不少黄土丘,然而这时却挤满了人。十时左右,远远望见车队驶来,先有宪兵骑马宾士疏导开路,警卫摩托车全副武装,列成人字形缓缓行驶,然后是仪仗车队。最前一辆崭新锃亮的美式吉普车,一伟岸青年军官举着庄严的国旗。这旗帜并不很大,四周镶有黄色丝穗,有三名英俊宪兵肃立车上护旗,白手套,卡宾枪,端庄肃穆。随后是一辆闪亮的三轮摩托车,一军官端坐举一丝质方旗,斜垂前倾,旗边行上绣着白地黑字“国民政府主席”,红旗中央白圈一个大黑绒绣字“蒋”。随后便是蒋委员长的座车,窗帘全部拉开,可以清楚看见蒋委员长戎装黑斗蓬,频频举起戴白手套的手向道旁群众举手致意。并坐的一人,大家原以为是毛泽东,但驶近一看却不是,也是戴有金色领章的一位将军,第二天报载才知道原来是当时的参谋总长程潜。蒋座车后面紧随一吉普车荷枪实弹的警卫宪兵,再后是长长的车队,是些什么要人,没人去关心了。这时街道两旁燃放鞭炮,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市内群众游行,蒋可能是去较场口检阅游行队伍,我们就没有去了。

入夜,到处是灯光通明,满天焰火。都邮街“精神堡垒”被一串串彩灯包围,最新式的变色霓虹灯忽闪忽闪地在欢笑,许多行人都挥舞着小三角旗,领着孩子牵着气球,上街欢庆胜利之夜。舞龙灯的和舞狮子的更是伴随着鞭炮锣鼓在满街飞舞,舞狮子的每到商店门前,店主都要送红包并端茶送水慰问。有一家大公司从九楼挂下巨幅标语欢庆胜利。晚上舞狮子的来了,他们从三楼视窗拿竹竿挑出用曲别针联结起来的一张接一张崭新钞票,舞狮子的就用叠罗汉的办法向上爬,直到能拿到全部钞票才息劲,围观群众在锣鼓鞭炮声中欢呼助威鼓劲,真是热闹极了。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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