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上）
五十万人参加五一节大游行，锣鼓喧天，军乐队铜乐队吹吹打打。马路上断绝交通，一个贩羊的人牵了一群羊，等了半天，无法穿过马路，把羊系在路边的一棵树上。羊们披着一身骯脏褴褛的发毛，低着头把鼻子嗅来嗅去，在那棵洋梧桐下小小的一方泥土土寻找可吃的东西。它们对于人们的喧嚣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只偶而对另一只羊淡淡地看一眼。
游行的队伍停下来了，因为前面在那里耍龙灯。其实也并不是灯，只是一个布制的龙身，店员们新学着耍弄，像京戏票友拙劣地舞动飘带。远远望过去，只看见许多黑压压的人头上涌现一个蚯蚓式的白布圆筒，在空中一上一下。舞了一会，白布圆筒扯直了，暂时休息一下，那边一个淡青色的布筒又蚯蚓式地波动起来。
刘荃站在队伍里，无聊地望着路边的羊群。他很想抚摸它们，搔搔它们颔下含黯的鬈毛。
马路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小孩子忽然在一只羊面前蹲了下来，在它颔下捞一把了。
刘荃很意外地高兴起来。“可见是‘人同此心’，”他想。
那孩子蹲在那里对着羊的脸望着。“羊妈妈！”他突然叫了一声，把声音压得很扁，像羊的叫声。“羊妈妈！”
那只羊淡然漠地着了他眼，“咩！”了一声，随即掉过头去。
队伍又开始向前移动。刘荃和机关里的一个通讯员一同推着一辆囚车，囚车里是孔同志扮的杜鲁门。另一辆囚车是张励扮的反革命。乐队的调子一变，杜鲁门与反革命从槛车里冲了出来，戴着巨大的彩色面具跳跳踪踪，像西藏的“跳神”仪式。
各种卖吃食的小贩都挽着篮子，在游行的队伍里穿来穿去，轻声吆喝着，兜售油条、麻花、麻球、奶油面包、黄松糕。有时候拥不进队伍的中心，就在旁边陪着他们走。只有这些小贩，倒真是自动地参加游行。
游行者为了经济起见，大都是预先备下了早午餐两，揣在口袋里带着面包、冷馒头、山东千层大饼、白煮鸡蛋。排在刘荃这单位前面的是一家百货公司的职工。刘荃看着他们带来的食物大家交换着，每样尝一点，有时也彼此开玩笑，你抢我夺吃得津津有味。
“中国人反正无论做一件什么事，结果总是变成大家吃一顿，”刘荃想：“即使是像今天这样，大家都认为是苦役，也还是带着些野餐性质。”
然而无论怎样善于苦中作乐，从早上走到中午，中午走到下午，面前依旧长途漫漫，也就撑不住这口气了。
“我不行了，老陈，痔疮要发了！”刘荃听见他前面的一个店员在呻吟着：“早上三四点钟起来了，天还墨黑，就从家里出来——电车还没出厂，只可走——走到公司去集合。你算算看有多少路！家里住在提篮桥——足足穿过半个上海！”
“我也不懂，要那么早集合干什么？”那老陈说：“排着队站在那里，一等等了三个钟头才出发。下次带张小板凳来坐坐。”
“操那，”那人轻轻地骂了一句：“哪里带得了这许多东西？十里路走下来，一斤重也变成了十斤重。”
“谁说不是呢，连件雨衣都不好带。拿在手里累死了，穿上身上闷死了。这天气也说不定的，出起大太阳来，热得你走投无路。”
“雨是一定要下的。哪一次游行不下雨？”
这是一个老笑话了，说自从共产党来了，每一次大游行都碰到雨天。学习小组里早已指出了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变天思想”，分明是说老天与共产党不合作，共产党一定站不长的。
老陈没敢接口。老陈高高举着竹竿，竿顶缀着一只银纸飞机。他那患痔疮的同事也擎着根竹竿，上面却是一只纸糊的小白猪，像狄斯耐卡通中的人物，不知是什么寓意。
担任舞狮的一个学徒把那纸扎的青色狮子背在背上，疲乏地埋着头前走。那狮子完全直立了起来，腰身很长很长，屁股圆圆地坠在下面，虽然不十分像人，反正毫无狮意。
人们手里举着的红绿纸旗渐渐东倒西歪，如同大风吹折了的芦苇。大家一步拖一步，时而向地下吐口痰，像大出丧的行列里雇来的乞丐。
萧萧地下起雨来了。刘荃看见老陈与他那同事互相望了一眼，脸上同时泛起了苦笑。虽然是苦笑，也仍然带有一种满意的神情。
刘荃看到那笑容却有些憎恶，他觉得那是阿Q式的满足。
前面三叉路口有一个慰劳站，在那里大声喊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大兴公司的同志们。加油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
大兴公司的职工们微窘地苦笑着。雨越下越大了。红绿纸旗只剩下了一些光杆，一根根旗竿却都直竖了起来。慰劳站的店员同志们用洋磁漱盂从大缸里舀出冷茶，在密密的雨丝中递到他们唇边。
队伍继续前进。一个撑着大黑洋伞站在街沿上看着热闹的女人忽然走上前来，“喂”了一声，把一件旧雨衣向老陈手里一塞。
“咦？陈家嫂嫂给老陈送了雨衣来！”职工的队伍里腾起一阵哗笑。
“嗳，老陈，你太太真心疼你呀！你看，下这样大的雨还等在这里，怕你淋了雨受凉！”
“有孟姜女送寒衣，就有陈师母送雨衣！”
大家七嘴八舌取笑他，老陈涨红了脸说；“门人家老夫老妻了，吃什么豆腐！”
他把竹竿挟在胁下，腾出两只手来，一头走一头扣雨衣的钮子。黑洋伞已经走开了，游行的队伍已经走过了十几家门面，同事们也已经停止打趣他了，老陈却还在那里红着脸分辩：“我们是一点感情也没有的。回去从来一句话也不说的。”又打了个哈哈，说：“哪是什么心疼我——怕我伤了风过给小孩子们，那还差不多！”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是又冷又湿又疲倦。只有老陈旁边那人苍白着脸嘟嚷了一声：“痔疮一定要发了！我晓得不对——一定要发了！”
“吃什么豆腐！”老陈还在那里脸红红地抗议着。他显然十分得意，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
刘荃跟在他们后面走着，把这一幕看得很清楚。这些人都是在时代的轮齿缝里偷生的人，他怅惘地想着。眼前他们不过生活苦些，还是可以容许他们照常过日子，可以在人生味中得到一点安慰。像土地改革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要轮到他们的，他们现在只是偷生。但是虽然是偷来的，究竟是真实的人生。想到这里，刘荃突然感到一阵难堪的空虚。
前面的队伍转了弯。他远远看见前面火炬的行列在寒雨中行进，火炬头上的黄红色的火舌头缩得很小，在雨中流窜着，舐着那灰色的空白的天，像狗舌头惘惘舐着空碟子，有一下没一下。
刘荃大概是因为工作过度，那天淋着雨游行回来，就患感冒躺下了，热度久久不退。他们这机关里的人生了病，都是包在一家市立医院里诊治。刘荃到医院里去了一次，医生说有肺病嫌疑，叫他明天再来透视一下。
青年学生与干部患肺病的本来非常多，由于生活太苦。“个个干部身上都生臭虫，就称臭虫为‘革命虫’——那么肺痨菌应当叫‘解放菌’，”刘荃曾经这样想着。终于轮到自己头上了。
那医院的门诊非常挤，早晨七点钟就得去排班挂号，站在那里等着，下午二时起诊，轮到刘荃看了病出来，天都黑了。走到枫林桥那里搭公共汽车，车站上还有两个妇人站在那里等着，一老一少，刘荃觉得她们似乎有点眼熟，大概她们也是刚从医院里出来，不是病人就是探病的家属。两人虽然也一问一答地说着话，似乎并不是一路来的，也是在医院里认识的。那少妇穿著一件旧花布旗袍，十分寒素。另一个妇人有五十来岁，戴着眼镜，胖胖的身材，手里提着一只洋磁食篮。
这地段相当荒凉，桥边只有一盏黯淡的街灯，照着那灰白色的广阔的桥身，此外什么都看不见，连桥下的水都看不见。
刘荃忽然听见一阵息息率率啜泣的声音。是那少妇。
“郑太太，快不要这样，”那老妇人在旁边劝着。
“卢太太，你说他说的这种话叫人听了难受不难受，”那年轻的女人一面哭一面说：“今天又在那里说‘我不中用了，丢下你们怎么办，真得饿死！你无论如何要答应我，马上就嫁人，孩子一个也别留下，统统献给国家。’”她在呜咽中忽然发出一声笑声来。“我没好说的——这么点大，献给国家，国家要吗？真不要了！非得要等你把他们养活大了，哼，那时候一声说要，你不给可也不成！”
那老妇人起初没有作声，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却意外地强硬刺耳：“可不是吗？要等到十六七，十七八，中学毕业——那岁数的孩子，正是最傻的时候，真肯卖命，送了命都不哼一声！就是这时候最有用！我这孩子不就是这样，去年参了干，吃不了那苦，害了场大病，一生病马上给送回来了。嗳，有什么办法，我就是当当也得给他请医生吃药，好好的调养。后来总算好了，天天吃鸡汤呀，牛肉汁呀，养得他胖胖的，跟他回来那时候简直换了个人。与兴头头的走了。这回又害伤寒，又给送回来，反正做父母的就是傻，自己哪怕喝粥，也得想法子让他住医院，天天熬了鸡汤给他送去。这两天总算见好了。好了他又要走了！”说到这里，不由得也淌眼抹泪起来。
他们三个人只是三条黑影，映在那大桥的灰白色的驼峰上？刘荃稍稍走远了几步。很奇异地，他的第一个感觉仅只是：“上海人真是——还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大概一直对他们还算是特别宽容。在乡下或是别的城市里就绝对不敢这样乱说。——知道我是什么人？可能是政治保卫处的特务，马上可以逮捕她们。”
“非得逼着我，要我马上答应他！叫我说什么好，你说！”那少妇抽咽着说。
“不要难过了，郑太太，生病的人说的话怎么能当真？”那老妇人劝着别人，自己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她一只手提着食篮，一只手挽着皮包，提着食篮的手又抬起来擦眼泪，那空的洋磁屉子往旁边一侧，滑了出来，豁朗一声响。她低着头整理那食篮。“唉，好了倒又要走了！”她说。
洋磁屉子又豁朗一声滑了出来。
“我也和这老妇人的儿子一样，”刘荃想：“我们是幸运的，国家‘要’我们。现在全中国这样无家的青年总不止几千万，都是把全生命献给政府的。中国是什么都缺，只有生命是廉价的。廉价的东西也的确是不经用，”他悲愤地想：“许多人都是很快地就生了肺病，马上给扔到垃圾堆上去。”
明天他再到臀院里去透视，就可以知道他的命运。
公共汽车终于轰隆轰隆驰来了，摇摇晃晃载着一车的灯光。刘荃挤进那昏黄的灯下的车厢，方才觉得他又回到了人间。刚才那黑暗中的灰白的桥边，那两个妇人呜咽的声音，实在不像人境。
车上非常挤。现在一般人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延迟了，工时延长，下班后还要学习，所以每天公共汽车要拥挤到八九点钟，才渐渐空下来。
那桥边的两个妇人正挤在刘荃旁边。那少妇眼睛红红地向前面直视着。那五十来岁的妇人脸上倒还薄施脂粉，嘴角浮着习惯的微笑，只是眼镜玻璃的下缘汪着一抹泪痕。她们在车上一直没有交谈。
那洋磁食篮的边上黄黄的腻满了鸡油，正抵在那少妇身上，随着车身的震动，在她衣服上挨挨擦擦的。她憎厌地用力一堆。
“嗳——嗳——”老妇人生气地说，急忙托住了那滑出来的洋磁屉子。
卖票的油嘴滑舌在人丛中沙着嗓子喊叫：“哔，大家往里轧轧！都挤在门口干什么？里面又没有老虎吃了你！——嗳，请进去，请进去，客堂里坐坐！”
有人嗤嗤地笑了。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理会，只是攀着车杠站着打盹，把车票衔在嘴里。疲乏的苍黄的脸，玫瑰红的狭长的车票从嘴里挂下来，像缢鬼的舌头。
第二天！刘荃又是早晨七点钟就到医院里去排班。
内科病人排成一条长龙，在那暗绿粉墙的广大的候诊室里折来折去，转了好几个弯，一直排到甬道里。到了中午，排班的人有些就有家属来替换他们出去吃饭。
下午的门诊终于开始了。
刘荃忽然看见解放日报的戈珊匆匆地挤了进来，笔直地朝着诊室的门挤过去。
难道她有优先权？太不民主了
“怎么这时候才来？”一个排队的年轻人叫了起来。“我等得急死了，眼看着就要轮到了。”
“你看我把时间扣得多准，不早不迟，刚巧这时候来，”戈珊笑着说。她挟着一只深黄色硬纸大信封，里面像是装着X光照片。大概她也是肺病。
那青年生着一张白净的小方脸，肥厚的小小的口与鼻，永远攒着眉。刘荃记得刚才一直看见他焦急地向外面张望着。他也可能是报馆里的工役，一早到医院里来代替她排班。现在大家一律穿著解放装，也看不出他是什么身份与行业。
但是他掳起袖管来，却露出腕上戴的一只游泳表，一个工友是买不起的。“你看你看，都快三点了！”他把表送到她脸跟前，带笑抱怨着：“人家好容易请了半天假。下午还又要迟到——”
“谁叫你来的，叫个工友来不是一样？”
“老妈子们懂得什么；待会儿排班排错了，排到组织疗法那儿去，或是外科、产科，不是害你白跑一趟！”
她噗嗤一笑。“你倒是不会排错到产科那儿！排错了自会有人把你赶出来！”
旁边的人哄然笑了起来。那青年脸色微有些发红，也跟着笑。
“得了得了，还不快走！”她不经意地把那黄纸大封套像赶苍蝇似地拂了两拂，把他赶开了，她自己站到他的位置上。
刘荃虽然排在她后面，隔得很远，那队伍却是曲曲折折的，他就站在他们附近。戈珊一扭过头来，刚巧看见了他。“咦，刘同志！好久不见了！”她立刻跑过来握手。“我正找你呢，打电话给你打不到——”
“哦，对不起，我这两天请了病假。”
“怎么病了？不严重吧？”
“没什么，有点热度。”
戈珊一跑开，那青年只好又站到她的位置上去。他不耐烦起来了。“嗳，戈珊，我真得走了！”他向这边嚷着。
“戈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刘荃连忙问。
她把声音低了一低。“现在计画着要编几本小册子。最好能够突击一下。”
“哦。”
“你今天待会儿上报馆来一趟。我七点钟以后总在那儿的。”
她向他点了个头，随即回到她的岗位上。那青年现在可以脱身了，倒又站在旁边不走。“问得仔细一点，”他嘱咐着，仿佛怕医生诊断得不够详细。
戈珊只管把那大信封当扇子搧着，像是没听见他说话。然后她转过脸来，仿佛忽然看见了他，立刻把眉毛一皱，眼睛一瞪。“还不走！”
那青年忙在人丛中挤了出去。
刘荃看他们这神气，显然关系不同寻常。这青年男子却不像一个干部，而像一个普通的薪水阶级的人。当然也可能是被戈珊特别垂青的一个新干部。以她的资历与地位，也许也够得上像丁玲那样蓄有一个小爱人。
诊室的门呀的一声推开了，一个病人挣扎着往外挤。轮到戈珊进去了。
几分钟后，戈珊又匆匆地扣着胸前的钮子，走了出来。门上装着半截乳白玻璃，映出她的剪影，蓬乱的长发披在背上，胸脯挺得高高的，青灰色布的夏季列宁装，袖子卷到肘弯上，露出腴白的手臂。她真不像一个肺病患者。除了她的面颊似乎特别红艳，有一种“北地胭脂”的情味。
她别过身来，把她那黄色大信封略略向他扬了一扬，作为打招呼，然后就在人丛中不见了。
替戈珊排队的那青年从医院里出来，叫了一辆三轮车，赶到他服务的中纺公司。他一走进办公室，近门一张写字台上的一个会计马浩然就嚷了起来。
“陆忠豪来了！——嗳，你这位老兄，你倒写意的！今天大家帮着清点布匹，累得腰酸背痛，倒正好给你躲过了！”
陆志豪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个同事徐子桐便在旁边代他解释：“人家是正事，陪他令堂太太上医院去看病。”
大家玩笑惯了的，陆志豪一时放不下脸来，只骂了声“别胡说！”搥了他一拳。
一个红帮裁缝看见陆志豪来了，走过来向他收账。他们这里的职工上上下下统包给这裁缝，每人做了两套夏季解放装。
马浩然也还没有付钱，掏出皮夹子来，嘴里不断地抱怨着：“这趟真冤枉，都是为了游行，关照下来叫大家都穿新解放装——后来不是说，北京都是穿了西装游行！早晓得这样，压箱底还有两套旧西装，也好拿出来派派用场！”
“你知道北京为什么改变了政策？”那徐子桐是“天文地理无所不晓”的，立刻把肩膀一耸，头往前一伸，凑上来轻声说：“都是上次苏联作家爱伦堡到中国来，参观大游行，看见游行的人统统穿著解放装，就问旁边的译员：‘这些人都是干部吗？’译员说：‘不，是老百姓。’爱伦堡说：‘老百姓应当穿老百姓的衣裳，太整齐划一了反而不好，像操兵似的，不像是自动自发地参加游行。’所以北京这次游行，喝！男的穿西装，女的穿旗袍，高跟鞋，旗袍而且越花花绿绿的越好，听说那两天上理发店电烫，简直挤不上去。”
“唉，早晓得——”马浩然一面咕噜着，一面数出一叠钞票来递给那裁缝。
“嗳，老马，跟你商量，”陆志豪嘻皮笑脸把手臂圈在他肩上。“这两天有一笔急用，你通融个十万八万的，月底发薪一定奉还。”
马浩然忙摇着头把皮夹子揣了起来，笑着在口袋上拍了拍。“这点钱借给了你，家里开不出伙食了！”
“何至于？发了薪才几天？”
“哪，你不信，算给你听：按月的抗美援朝捐献——这也是你老兄指名向我挑战；民主挑战，我也只好民主应战，每月认捐一百个单位，一直到把美帝赶出了朝鲜为止。”
“对不起对不起，”志豪笑着说：“这回还是要请你帮帮忙，帮帮忙——”
“哪，一共剩下一百五十个单位，领了薪水走出这间屋子，人民银行就在过道里摆着小摊子，等着接受存款——算准了我们是哪一天发薪水。”
“现在真是无孔不入，”徐子桐也岔了进来。摇着头叹息着说：“人民银行在电影院门口也摆着摊子，专门吸收存款。这还不够，你看见没有，那种卖糖人儿卖吊袜带的玻璃柜二把手小车，也让人民银行租了去当作活动柜台——推着满街跑。”
志豪半天插不上嘴去，只得搭讪着走开了。徐子桐悄悄地把肘弯推了推马浩然。“老马，你也是的——‘财不露白’，明晓得他这两天逢人就借钱，见了他逃跑还来不及，你倒大把的钞票拿出来馋他！”
马浩然皱着眉说：“我就不懂，他有什么大漏洞，拖了这么一屁股的债！”
“还不是为了女人！”
“为个把女人，又何至于闹得这样焦头烂额。现在上海滩上，什么都不便宜，就是女人便宜。”
“你不知道，他这位对象，提起此马来头大——”徐子桐急忙住了口，回过头去四面张望了一下。
“什么大来头？最出名的交际花，现在也迁就得很。”
“嗳，你不知道，他这位未婚妻是个党员，以前在苏北搞过工作的，生着很厉害的肺病。现在在解放日报当编辑。自从认识了小陆，就搬了他家去住着，把二楼辟作病室，医药费也完全由他担任。”
马浩然有点将信将疑。“他们组织上不是管照顾么？怎么堂堂解放日报的编辑，生了病都不给医？”
“舶来品的针药该多贵呀。靠组织上给治，顶多来个什么‘睡眠治疗法’、‘运动治疗法’，指望不药自愈。”
马浩然闭着嘴吁了口气。“想必总是非常砾亮了，”他终于说。
“那当然了。不过听说脾气挺大。动不动抬出马恩列斯来把小陆训一通。”
“小陆这人也真傻。太不值得了。”
“我说他就像那些信佛的人‘请经’一样，把半部马列主义请到家里去供着。”
马浩然不住地摇头。“太不上算了！”
徐子桐却点头摇脑地微笑着。“据我所知，也并不完全是不上算。”
马浩然倒是一听就明白了，也向他作会心的微笑。
志豪看他们俩鬼鬼祟祟挤眉弄眼的神气，也猜着一定是议论他。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实在有点坐不住，看看表已经快六点了，今天索性迟到早退，滥污拆到底，大不了受检讨。早一点回去，在戈珊上报馆以前还赶得及见她一面，说两句话。天天总是他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出去了。
他站了起来，去拿他的上衣。这两天天气乍暖，大家在室内都穿著衬衫，把上衣挂在墙上的一只衣钩上。重重叠叠一件件蓝灰色的列宁服，完全一式一样，无法辨认。他把手在一只衣袋外面捏了捏，听见一包香烟的纸壳微微发出响声，掏出来一看着，并不是他抽的那种牌子。连摸了几只口袋，才找到一条蓝白格子大手帕，是他自己的，当然那件上装也是他的了。偶尔一回头，却看见一屋子人都向他望着。他不由得涨红了脸。
“不摸口袋，简直不知道哪一件是自己的，”他一面把衣服拿下来，穿上身去，一面喃喃地说着。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又低下头去办公，但是似乎对他的行动仍旧很注意。志豪觉得他无形中受了很大的侮辱。他默默地走了出去。
到了家，他母亲听见他回来了，在楼下起坐间里喊了一声：“今天回来得早！”他唔了一声，怕她唤住他说话，改作两级楼梯一跨，三脚两步上了楼。
戈珊在灯下坐着，把一只小电筒拆开来装干电，像是正预备出去。
志豪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刚才医生怎么说？”他问。
“还不是那一套。”她把电筒一扳，对着外面的阳台。酒杯口粗细的一道淡黄色的光，穿过那黑暗的小阳台。
他觉得她已经跟着这道光出去了。“又要出去了！”他用嘴唇轻轻地咬着她手臂上的温软的肌肉。“在家里休息休息吧。医生不是说的，顶要紧是静养。照你这样成天跑来跑去，吃药打针都是白费的。”
“白吃了，白打了，你心疼了。”她把电筒的光收了回来，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扫射着。
“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噢，我说错了，你不是心疼钱，是心疼我，是不是？——少肉麻些！”
她突然用力把他一推，沙发旁边的一盏台灯被撞翻了跌下地去，乳黄色水浪纹玻璃灯罩砸得粉碎。
“这是干什么？”志豪大声说。戈珊索性捞起一只茶杯来往地下一扔，当朗一声响，茶杯碎成三四瓣。“你不是心疼钱么？不心疼你嚷些什么？”
“志豪！”他母亲在楼底下喊着，似乎有些惊慌起来。“志豪！”
戈珊又抓起一只厚玻璃烟缸，对准了穿衣镜掷去。“倒要看你心疼不心疼！”她说。
志豪走到洋台上去站着，靠在铁阑干上望着下面的小院子。
戈珊把电筒揣在口袋里，走到那有裂纹的大镜子前面掠了掠头发，把腰带抽一抽紧，然后走出房去。
她下楼，陆老太太上楼，正在楼梯口遇见了。
“怎么了？”陆老太太微笑着问。“吓我一跳，听见唏玲晃朗响。”
“是我砸碎了两只碗，”戈珊笑着说。
“哟！让李妈来扫出去吧，在屋子里穿著拖鞋，别踩在碎磁上。”随即叫了声“李妈！”又说：“戈小姐不吃饭出去？就要开饭了！”
陆老太太见了面总是客客气气，但是她对于戈珊搬进来住是非常反对的，认为这样的人“惹不起”，等于引狼入室。然而反对无效，儿子也有这样大了，管不住了，又赶着这婚姻自主的年头儿，对方又是个共产党，现在正是得势，她也只好自己譬解着，倘若有这样一个媳妇，在这乱世倒也是个护身符，不失为“以毒攻毒”。
她这种心理，戈珊非常明了，并且就连志豪也不免有类似的思想。人类是奇异的动物；即使是最隐秘最真挚的感情里，有时候也会夹杂着一些势利的成分，在志豪的眼中看来，她是这城市的征服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是神秘英勇浪漫的女斗士。他不免有一种攀龙附凤的感觉。而最使她感到难堪的是：事实上她绝对没有他想象的那样重要。她的政治生命不过到此为止了，她自己知道。过去她为了党，把自己的健康毁了，而在全面胜利后的今日，她还得靠出卖她一点残余的青春给自己付医药费。这是她连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
她总告诉自己她并不是不爱志豪。不过她实在讨厌他那种婆婆妈妈的温情。永远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认为于她的健康有碍。她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毁灭她的蚀骨的欢情，赶在死亡前面毁灭她。而他不断地使她记起死亡。有时候他使她已经死了，他是个痴心的婴孩伏在母亲的尸身上吮吸着她的胸乳。
她是这弄堂里唯一的一个“夜归人”，隔邻都听见她每天深夜回来揿铃，叫门。今天却回来得特别早，还不到十一点钟。
而且不是一个人回来。她约了刘荃到报馆里谈话，商量着编写一些抗美援朝的小册子，第一本暂名“美帝侵华史”，把近百年中国历史上一切不幸事件都归罪于美国。
“美帝的爪牙是隐藏着的，不像德日帝国主义那样的显露，”戈珊解释着。
他们费了很多的时间商讨怎样证明美国是德日的幕后主使人。戈珊那里有一本书可供参考，但是刚才从家里吵了一架出来，匆忙中忘了带出来，所以这时候叫刘荃跟着她回去拿。
“你住在你们宿舍里么？”刘荃问。
“不，我住在亲戚家里。”
刘荃也没有再问下去。所有工作上接触到的同志们的底细，都不应当多打听，那是触犯纪律的。但是刘荃不免在心里忖量着，她所谓亲戚是否就是今天医院里的那个青年。他觉得很有趣。今天他在医院里透视过了，肺部完全健康，所以突然感到轻松起来，仿佛白拾到了几十年的光阴，心情很闲适，到哪里都像是观光性质。
戈珊这家亲戚住的是半西式弄堂房子，由后门进出。有一个女佣来开门。戈珊领着他进去，一同上楼，一面听见楼下房间里一个老妇人高声间：“李妈，是谁呀？”
“是戈小姐，”那女佣回答。
称戈小姐而不称同志，可见是一个标准小资产阶级家庭，刘荃心里想。楼下的穿堂里放着一只旧式的衣帽架，两边的房门都开着，射出灯光来。有一间屋子里开着无线电，是提琴独奏，那音乐很是凄凉宛转。
戈珊一听见志豪的屋子里开着无线电，就知道他算是负气，不在楼上等着她。那乐声越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越使她觉得讨厌。
（未完待续）
（皇冠文化集团，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