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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大游行以后，母亲积极捆打行李，已联系好船票，急待东下。当时决定留一人在重庆，因为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如房子、家具、柴米油盐等，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亚妹并把她一起带回南京。妈妈这趟长途旅行需要有个得力的人照料，哥哥是老大，20岁了，会做事，这样的重任当然要他承担，最后决定我留下处理遗留事务和寻找亚妹。
十月末，母亲带着哥哥弟弟押运大批行李乘船东下了。据后来哥哥告诉我，他们乘船到武汉，转去湖南，到湘乡拜谒了祖母灵柩（祖母已于1940年逝于祖居老屋，享寿75岁）当时暂厝待安葬。又去宁乡与久别的外婆和次妹重逢，外婆已69岁，不肯再离家了，母亲给了一笔钱买谷米存放供外婆放债使用（当时钞票不值钱，农村都以谷子作账务往来）。带着次妹一起于1945年11月回到南京。那时南京家中就是父母、哥哥、小弟、次妹五人，等我和亚妹回去。
亚妹按家谱辈名诒琰（取汉才女蔡琰名）字亚钟，为家中长女，我们惯呼为亚妹。自幼聪慧招人喜爱，祖父最珍爱，父亲的许多朋友见了都喜欢她。田汉（寿昌）收为干女儿，原中央社总社编辑部主任唐际清（湖南武岗人）也收她为干女儿，实际她的干爹远不止这两位。亚妹从小能歌善舞，有表演天才。上中学时迷过京剧，跑戏院后台拜师学唱京剧（我们兄弟俩也一样）。后来又热爱话剧，当时重庆纯阳洞抗建堂每上演话剧她都去，后台跑熟了，戏剧界渐渐都认识这个小姑娘。也就在这时，她不顾家庭的训诫和管教，从家中出走。几次都被父母四出派人找回，但1945年春节后又出走，就没有找回来。亚妹的理想是参加剧团，但那时人家都认为她太小（15岁），有些人就鼓励她去江安读国立剧专，就这样她结识了一批剧专的学生。
我家搬去和平路火药局街后，旁边不远就是管家巷，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就在这里。后面是天官府，田汉，郭沫若都住在这里。田汉的女儿玛丽（田野）就在育才学校，她和亚妹是最要好的干姐妹。亚妹与育才的同学来往很多，这对于她投身文艺事业和离家出走都起了促进作用。而我，对亚妹是同情和暗中支持的。和育才的一些同学我也有接触，印象都很好。对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觉得很有道理。家里在派人到处找亚妹，其实她就在附近，有时晚上偷偷回来，我早已秘密准备好东西给她吃。
全家东下，我留守重庆，大权在握了，亚妹回来了。不但她回来，还带来一大帮男女青年，有剧专的，也有不是剧专的，反正都是搞文艺的。这时，我是空前的富有，家里存有为数不少的米、面、油、糖。这些人都可以在家吃饭，有的干脆也住在这里，自由自在。很快我家就成了文艺青年的集会场所乃至生活基地，搬来吃住的人多了，晚上打地铺全睡满了。这一批主要是青木关社会教育学院的，有林三（就是以后颇有名气的北京作家林斤澜），李雨农（后为北影演员，曾主演过影片《国庆十点钟》、《智取华山》等），黄子龙（后为中央戏剧学院形体教研室负责人），他当时正与育才一个女孩李家琦在热恋中。还有肖凡、许肯、盛达等，他们这是一帮。另一帮是国立剧专的，以杨德仁为首，有李永铎、熊孟远、熊秉勋等。我最要好的是熊秉勋，他和我同年，河南南阳人，我俩最谈得来。他需要钱，我就主动给他，那时我口袋里总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到饭馆去吃饭，总是我掏钱。有一次上饭馆，一大帮人吃完出门，我付完账最后出来，没有发现大衣里口袋漏了，钞票边走边漏，被路人提醒才发现。
说起这件大衣，又很不平常。战后，联合国有个善后救济总署，为欧、亚、非各地受战争创伤为害最烈地区的老百姓提供生活救济，分发奶粉、罐头、米面食品和衣物。这些物资多是美国人民自愿踊跃捐献的，在重庆善后救济总署也公开发过一些物品。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托人为我和哥哥备领到了一件衣物，哥哥好像是一套茄克衫裤，我就得了这件大衣。波兰呢，深灰色上有大方格，隐形纹，很厚，里子咖啡色，有八九成新，在内口袋里还有一张用英文写的纸条：“朋友，你是捷克人吗？或许是中国人？不管是那国入，我们都是朋友。战争结束了，让我们在和平生活中永远是朋友。一个美国青年。”我穿着这衣服，暖在心里，很感动。
国共谈判当时正在进行，李雨农、肖凡这些人每天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国共谈判。我突然发现他们的观点都是亲共产党的，而我的思想还是忠于国民政府的，认为中央政府是正统的，应该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切都该统一归中央。尤其是军队，共产党坚持要自己的军队，反对政令统一，军令统一，反对军队国家化，我很不理解。这些大哥大姐们就一点点地对我开导，使我逐渐懂得，蒋介石靠的就是军队，共产党只有掌握了枪杆子才有和蒋谈判的本钱，才能迫使他不敢随便打内战，坐下来谈和平并走向民主。没有政治民主化就不可能谈军队国家化。
这是我追求进步的开始，而亚妹实际就是我的领路人。她接触的青年全是左倾的。当时老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集团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官吏腐败贪污，社会黒暗，生产滞钝，百业凋敝。青年们和富有正义感的广大知识份子都对现实不满，思想倾向均偏向共产党，以为共产党是国家的希望。追求进步成为时代潮流。
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回延安去了。报上登了蒋、毛共举杯的照片，以为国家从此便可和平了，然后是民主建设。可是不然，华北、华中各地战争纷起，国民党军派往原沦陷区受降的部队到处受阻。铁路被破坏，华北高树勋叛变，马法五被俘，张家口、邯郸，蒋军都去不了。东北苏联红军接应八路军出关，国民党军空运船运都来不及阻挡八路军抢占大片土地。《中央日报》、《扫荡报》、《益世报》、《新蜀报》，也有表面中立“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还有一些附和的报纸，天天指斥共党、共军，还有一份小报《良心话》，血淋淋骂共产党。而《新华日报》每天都在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和违反“双十协定”的种种罪证，许多民主人士则四出奔走呼吁，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积极筹备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
熊秉勋这时天天和我在一起。他自幼就是孤儿，他最相信的就是“大哥”杨德仁，杨是剧专毕业生，熊则刚刚入剧专。杨德仁有三个最要好的同学密友：周牧、李永铎、熊孟远。这时周牧已经先回湖北老家，相约在武汉开辟一方阵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准备自己搞一番事业。亚妹也刚入剧专、也特别受到杨德仁的照看。杨也经常来我家。他个子不高，稍胖、湖北人，好像懂的事情很多，而且似乎什么事情都有办法。熊秉勋、李永铎、熊孟远几个人在一起，遇到问题都听杨德仁的。杨在外面好像关系很多，从育才学校，新华书店直到曾家岩周公馆，他都有联络，每天都挺忙似的。他不来我家时，李永铎、熊孟远就来照看我们。他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艺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莫斯科剧院，品评和赞美当时重庆舞台上的著名导演和演员，讲郑君里，沉浮、陈鲤庭、张骏祥、应云卫……评论各人的导演手法，谈得津津有味。当时的著名演员从江村、施超、蓝马、耿震、孙坚白，到陈天国以及“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秦怡、张瑞芳，无不在谈论之列。其次就是谈时事，和《新华日报》一个观点。
社教学院那一帮人中最健谈的是肖凡，他们那时正在等船准备东下。每天就是泡茶馆、打桥牌、天南海北地闲聊，他们与杨德仁、李永铎这些人都“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互不侵犯。但晚上我听肖凡他们谈论时事，也是和《新华日报》一个观点。
熊秉勋和我差不多，但他比我懂得多一点。我跟这些青年人的一个共同点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都希望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但走什么路能到达这个目标呢？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开始看《新华日报》，并且开始常去七星岗《新华日报》门市部和三联书店看书，我的头脑像忽然打开了一扇门，发现了新的世界，仿佛从一间阴暗潮湿发霉的房间里走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看到了灿烂阳光。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当我第一次听到“布尔乔亚”这名词时，觉得很有趣，他们都叫我“布尔乔亚”。后来熊秉勋告诉我：“布尔乔亚”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要打倒的，大家都不要当“布尔乔亚”，要当“布尔什维克”。这时起，我开始知道阶级，知道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要建立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等等革命启蒙知识。和他们在一起，很快被进步的文艺活动吸引了。他们带我去听民歌演唱会，看戴爱莲的舞蹈（那时戴从国外回来不久，到新疆等地采风，新到重庆），第一次看到《半个月亮》、《青春小鸟》等生气勃勃清新朴鼻的歌舞，初步懂得了进步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方向。
那时的重庆，军警宪特高压统治，加上美国兵驾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行。有些人发国难财、暴发巨富，而广大人民群众却生活贫困，度日维艰。报纸上充满着社会黑暗的新闻，投机倒把走私套汇，囤积居奇，一会儿是米潮，一会儿是“黄金潮”。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乞丐沿街乞讨，难民流离失所。大中学生不安于课堂，发起了“反内战，要民主”的示威游行，接着又举行了要求撤退驻华美军的大规模请愿游行。不几天，又来了一次声势更加浩荡的反苏反共大示威游行，人数之多，队伍之严整，前所未有。这显然是官方和三青团搞的，学生之外还有所谓工人，他们不断高呼口号，挥舞旗帜，而且捣毁了新华日报社和三联书店。那天我正在七星岗，亲眼看见他们把新华日报的员工抓出来殴打。有一个青年被拖到马路上，两人扭住他的双臂，另一凶狠的家伙举起一条板凳砸他的头，鲜血直流，惨不忍睹。我气急败坏地跑回家，喘个不停，我真恨死这些残暴的家伙了！
熊秉勋还带我上街去看黄包车夫、搬运工人、肩挑提篮的小贩等体力劳动者和社会下层人物的生活，体会他们的困苦艰辛。我们甚至去访查被迫出卖肉体的最可怜的妓女。一天晚上，我们特意到较场口偏冷的角落去。我俩吸着烟，故意慢步徜徉，看到穿红戴绿的女人被男人拥去。有一个姑娘靠在电线杆上，我们走近她，一看大约只有十五六岁，眼圈涂得很黑。我们想和她谈谈，熊秉勋刚开口：你今年十几了？那姑娘蓦地抬头，立即怯生生地跑了。我俩失望地互相对视，忽然一个女人不知从那里钻出来，紧贴近我说：“先生，跟我走吧。”我一看这女人涂脂抹粉厚厚一层，头发烫得像哈巴狗，吓得我倒退几步，被熊秉勋拉着急跑躲开了。回到家里心还跳个不停。
在这期间，我从青年朋友们口中听到许多新事，他们称解放区叫“山那边”，山那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军民一家，官兵一致，政府为老百姓办事，人民当家作主。正是在这时，产生了《山那边哟好地方》那首广为流传久唱不衰的歌。照国民党的说法，共产党似乎都是青面獠牙、洪水猛兽，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可我天天注意观察这些青年人，一个个都面和心善，热情可爱，一心愿为中国的光明富强和平民主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样巨大的反差促使我醒悟，坚决站到人民这一边来。
也就在这时，我也跟着学唱《团结就是力量》、《朱大嫂送鸡蛋》、《三十里铺》、《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山那边好地方》等等歌曲。
动荡的时局，牵动着千千万万爱国青年的心，全国人民都寄希望于政治协商会议。华中、华北、东北到处在打仗。重庆与此同时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召开政协，1945年的冬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共产党公布了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民主同盟，青年党等也陆续提出了名单，最后国民党公布政府参加政协会议代表团和由国民政府主席遴选的“社会贤达”名单。陪都各界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的组织（正式的全名记不得了），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并在沧白堂举办演讲会，请知名的学者讲演。有的是泛论，有的是专题，中心都是围绕和平民主建国问题，时间是每天晚上七点半到九点钟。特别是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在会上详细介绍会议情况，包括主要问题的不同见解，争论过程，分岐焦点，讨论前景等等，这样的演讲吸引了广大爱国青年。
就在政协即将开幕之时，忽然发生了昆明“一二.一”惨案，西南联大四名学生被枪杀，全国震惊，重庆立即掀起了抗议集会游行，更促进了民主热潮的高涨。然而华北、东北的战事越来越严重，战斗接连不断，政府指责共产党阻拦国军去沦陷区受降，破坏铁路，袭击国军……共产党指责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挑起内战……；广大人民一致发出反内战的呼声。美国也要求国共双方停战，马歇尔来华调停。一连串的大事，使时局更为大家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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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10日，蒋主席发布停战令，同一天，政协会议开幕，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中国的和平民主有希望了。
沧白堂的讲演会吸引了大批听众，我家离沧白堂较远，不能每天去，但还是去了几次，亚妹和熊秉勋都跟着杨德仁去了泸州演剧六队。这种演剧队是抗战刚开始时，许多流亡青年组织的宣传抗日救亡的队伍。后集中到武汉由军委会政治部收归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编成抗敌宣传队，共九个队，分散到全国各地演出宣传，同时培养了干部。以后几次改编，成为现在的演剧队，六队是其中的一支。他们穿的是军装（队长还戴上校领章），但实际是由共产党领导。每个演剧队内部都有共产党员和支部，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很有影响的一支队伍。杨德仁带领亚妹、秉勋去六队，是他们最高兴的事。
他们三人走后，我们还是去沧白堂，总是李永铎、熊孟远来陪我去。听的人很多，都是站着听。讲演的人就站在一张方桌上，堂里点着一盏雪亮的汽灯。每次都有特务捣乱，他们有时发“嘘”声或起哄，甚至扔石子打人。讲堂的听众挤在一起，都默不作声，也不鼓掌，只是用心听，特务起哄干扰也不予理睬。罗隆基、郭沫若的讲演我都没有赶上，只听说讲得极好。有天晚上我们赶去，天很冷，但沧白堂里拥有一千来人，很热。一个秃了顶的人，身穿蓝布长衫，戴着眼镜站在讲桌上正在讲演，汽灯的强光照得他的额顶分外亮，我问这是谁？听讲的人小声告诉我：“梁漱溟”。我知道他是“乡村建设派”，是著名的学者。正讲间，忽然起了骚动；人群像波浪似的涌动了一阵，特务又在捣乱地“嗡嗡”作声。梁漱溟安稳地站立着，静默少顷，咳了两声又继续讲，讲的是和平建国和民主政府的组织原则等问题。突然间，他“啊呀”一声，一粒石子打中了他的头顶，他用手帕捂着额顶，仍然镇静地打算继续讲下去。不料又是“啪”的一声，汽灯被打灭了，骤然一片黑暗。这下大乱了，人群轰然奔逃，但没有喊叫，只听得碎石乱飞打人。我和李永铎紧挽着臂膊一起跑了出来。这以后，沧白堂的讲演仍然举行，我们也仍然去听。
那时我们虽然穷，特别是李永铎、熊孟远那时真的很穷，但有好电影还是要看。孟远说：不吃饭也要看电影。永铎更是“当裤子也要买电影票”。重庆上演美国名影星克劳黛考尔白主演的《春风化雨》，我们一起去看了，他二人赞不绝口。我那时不很懂，在他们帮助启发下也大提高了。看却尔斯劳顿、却尔斯鲍育主演的《吾土吾民》，竟感动得落泪。还有表现义大利小提琴宗师帕格尼尼的《剑胆琴心》（亚历山大诺克斯主演），查理斯劳顿主演的《纽约奇谭》等，都看得很投入。那时没有译制片，我们看的都是英语原版片（大部能听明白），有字幕，能看懂。
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公布了“宪法草案”等协议档，人们都以为从此国家会好了，和平民主团结富强的新中国有希望了，大家都沉浸在一片喜悦里。
第二天是酉年除夕，满城鞭炮声。大年初一，龙灯就在闹市翻舞欢腾。
2月10日，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在较场口广场举行。这离我家很近，早早的，育才学校的同学就打着大旗欢欢喜喜地整队出发了，李永铎、熊孟远来和我一同去。参加大会的团体、学校都举着旗帜列队入场，广场上人已很多。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我看到了李公朴大胡子，郭沫若戴着眼镜，他们都穿着长袍。还有人不认得，有人告诉我那是马寅初，那是章乃器……快要开会了，我看见施复亮站在扩音器前，这时突然跑上来几个人抢麦克风。施复亮和另一个青年人坚持不放，高喊“不许捣乱”，台下群众也怒吼。可是主席台上又上去了许多打手，把李公朴打倒在地，郭沫若上前拦阻也被猛推，眼镜掉了，人也倒了，还有人踩在他身上。一位身着西装的小个子掌握了会场，宣布开会，他一连喊了几声“现在开会”，但没有人听他的，全场起哄嘘声，一时大乱。我站在靠台前，亲眼看到那帮特务打手举着棒子挥舞，从台上打到台下，有一个壮汉抡起一条大板凳，从台上跳下来抡向人群，我急忙躲开，屁股上仍给抡了一下，幸而轻微。李永铎拉着我说赶快走，我们急忙走出广场。天空起风了，会场上的横幅、旗帜被刮得呼呼乱飘舞，群众都匆匆散去。我们走在和平路上，看见刚乘汽车赶来的周恩来正在路边和几个人谈话，像是询问情况。接着又看见邵力子，他围着长围巾，也是长袍，只在听人叙述，镜片后的眼光沉默着。
这就是“二.一O较场口惨案”，我亲身经历了。第二天报上登出消息，才知道那位元元穿西装指挥打手又在主席台上宣布开会的“较场口英雄”名字叫刘野樵，头衔是“市农会代表”，此人因此而有名，载入史册，遗臭万年！
较场口事件，使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人的和平民主梦破灭了。
经历了较场口事件之后，我就急匆匆地准备买舟东下了。这时父母和全家均已回到了七七事变后离开的南京，亚妹已在泸州加入了演剧六队，我留守重庆的任务已经结束，旧存的生活资料柴米油盐已消耗得差不多了，我手头的钱也不能维持多久了。滞留在重庆的“下江人”都如潮涌地出川而去，家里来信也催我赶快回家团聚。于是我就多次跑民生公司打听船期和购票可能。社教学院那些朋友们已先期陆续离渝，杨德仁也找到一个关系从川北走了，剩下李永铎和熊孟远，他们约我一起去武汉。这时我“小布尔乔亚的狂热性”起了支配作用，决定与家庭分离，也不写信禀告父母，自作主张同意去武汉。买不到也买不起高价船票，只能想办法找门路。
有一天我和李永铎、熊孟远三人正踯躅街头，迎面遇见一位戴少将领章的军官坐在黄包车上，他急令停车，并叫住了我，下车问我怎么还没有走，妈妈来信没有，家在南京何处等等，并说有困难可以找他，然后坐上黄包车又走了。李永铎、熊孟远问我这是何人，我就告诉他们，这是我家一个远房舅舅，叫陈韵笙，本来是五服以外的远亲，但他早年就敬仰我母亲并极力靠近，口口声声叫“姐姐”。因我母亲叫韵篁，他就改名叫韵笙，以示亲近。李永铎问我：“他现在干什么？”我说：“是一个集团军的军粮储运处处长。”熊孟远说：“他管军粮储运，手里一定有船，找他想想办法。”我说：“那都是民船，运军粮又不载客，恐怕没有用。”熊孟远说：“民船也行，不坐轮船也可以，只要能走就行，反正比呆在这里好。”李永铎也说：“找他试试看，就搭运粮船，我们还可以接触一下劳动人民，能帮助我们转变思想感情。”熊孟远说：“你舅舅既然说有困难可找他，就肯定能帮忙，要能搭便船，我们可以少花钱，说不定还能不要钱呢。”第二天我们三人一起去军粮储运处，找到陈韵笙。舅舅一口答应给我弄船票到南京（不管票多么紧张，黑市票多么贵，他们这些官老爷都能弄到廉价的船票）。可是我说我们三人要一起走，这两位是我的同学。舅舅沉吟了一下，说这个比较困难。熊孟远赶忙说：“我们坐运军粮的民船也可以，请舅舅帮帮忙。”陈韵笙说：“运军粮的船是不许搭客的，再说那种民船很差，坐着不舒服，走得又慢，会很苦的”。我们齐声说：“不要紧，我们不怕苦。”舅舅注视着我说：“诒光吃得消吗？”我满有把握地说：“吃得消。”陈韵笙说：“那好，我想想法子，你们等消息吧。”
过几天再去找，他说：“行啦，你们就坐运粮木船吧，有条船后天就走，我给你们安排一下。”他叫来一个副官，说明意思，问是何人押运，然后叫副官去办，交待清楚，一定要保证安全，周到。张副官就陪送我们回住处，并说后天来接我们。我说不必了，我们直接到码头去，他说那好，约好了时间，他在码头等。
李永铎和熊孟远都是单身一人在重庆，除了一个简单的铺盖卷外，别无长物。我却还有一大堆家庭财产要处理，家具要卖掉，住房是用金条“顶”的，要算帐。现在我已经完全回忆不起来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大概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以最不值钱的价格卖掉了，或许根本没有处理就弃置而去了。总之我那天到码头是雇了两辆黄包车，一辆坐人，一辆拉行李，一只木箱一个网篮，一个行李卷。也不给家里写封信，并打算从此分手，不再回家，只身闯天下，开始“革命”去了。
就在一个薄雾迷蒙的早晨，我们启程离渝东下，告别了山城。
这条大木船装满了沉甸甸的大米麻包，就是睡觉的舱房里也垫的米麻包。有四个船夫，押运员叫马慕超，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穿一身洗得十分干净的灰布军服，打着绑腿，白袜黑布鞋格外分明，戴的领章是上士。他有一支驳壳枪，但不挎，还有一支步枪，都是为防卫应急用的。船老大他们都叫他小马，互相很熟，看来他们合作过不止一次了。小马是河南人，和我同年，眼睛乌黑有神，一笑两个酒窝，一排细密雪白的牙齿，令人一见就有好感。我和他很快就熟识起来，可是他很拘谨，张副官向他交待，我是处长的甥少爷，要周到服侍。因此他一直称呼我“少爷”。尽管我告诉他我讨厌这称呼，可以直呼名字，我们是朋友，我什至搂住他的脖子要他叫我名字，他只是憨笑，到头来还是叫“少爷”。
小马很少言语，常常用眼神和表情代替说话。在这艘船上，他是官方代表，具有最高权威，可是他没有用过这种权威。船在航行时，他总是站在船头，有时还全身披挂，持抢巡视，眺望远方，监视环境，显得十分尽职。他有一块手表（当时我们都没有），用来掌握时间，每天船的行止都由他下令决定，但他从不喝令，大多听从船老大的。然而由于他的职守和严肃的态度，船夫们对他都很敬重。
晚上睡在狭窄的船舱里，李永铎、熊孟远合盖一床被，我就和小马合睡，一人一头。他脚洗得很干净，一点气味也没有，而且脚白嫩好看。睡下后，他怕我嫌他脚有味，总是尽量躲开，我却有意靠近，甚至用手去扳他的脚，示意他不必躲开。几天后，他才松驰了戒备，不再感到紧张，也不必小心翼翼了。熟睡后，半夜醒来，有时发现他一条腿压在我肚皮上，一只脚伸到我嘴边，我也毫无反感。对他，我已经十分喜爱了。
几天的交谈，他言语讷讷，性格内向。只知道其父亲早在战乱中身亡，姐姐出嫁，哥哥被日伪抓去当劳工。他初中没念完主动入伍当了兵，一直在后勤部军粮处。家里只有一个老母，现在还通信，他还按时寄钱回去。等交通恢复，他也想回黄河边故乡去看母亲。
冬季水浅，船行甚慢。第二天过了木洞，在一处荒郊河滩，船忽然要靠岸。小马问怎么回事，船老大说：“三娃子要上岸去看看他姐姐。”小马说：“不行，这儿不能停船。”三娃子拎着个包，呆呆地站着，几个船夫替他求情说：“老总，让他去一趟吧，他们有好久没见面了，他姐姐病重，再不见怕见不到了。”小马立即从严峻转为和婉，憨厚的脸上现出同情说：“这怎么行呢？一耽误，今天晚上赶不到长寿了。”船老大说：“不怕得，赶得到，三娃子快去快来。”三娃子应声“哎”跳上岸急跑去了。等他回来开船，小马还问他姐姐怎么样了，三娃子说还在吃药。这天直到天黑才挨到长寿县城，小马还要去驻军机关报告（运粮船沿途有几站似乎有联络机关，及时通报情况），但他没有一句怨责的话，船夫们都说小马这个老总是好人。
我和李永铎、熊孟远三个人上船后，就自觉地接近劳动民众，体会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没有任何人“指示”叫我们这样做，完全是我们自愿的。我们既没有带扑克牌玩，也没有带小说书看，而是把主要时间用来和船夫们“打成一片”。帮助他们干零活，和他们谈心，熊孟远还帮他们写过信，李永铎体格棒还帮助摇橹，我则主要给小马帮忙打打零杂。小马发现哪个麻包有点破损了，立即动手缝补，真是自觉地克尽职守。船行江中，两岸风光看不尽，这不像坐轮船快速而过转瞬即逝，而是可以慢慢悠悠看个究竟，别有一番乐趣，当然这是在平缓行驶时的境界。有时我们还唱歌给船夫们听，熊孟远不会唱，我和李永铎都会唱，李的音色还相当不错。唱的多是民歌或戏剧舞台上的插曲，如《棠棣之花》、《牧羊姑娘》等，《康定情歌》和《大阪城的姑娘》这些歌我那时都不好意思唱，有什么“哥啊、妹啊”，“情啊、爱啊”，“漂亮的姑娘嫁给我”等等，这样的词句唱来都觉得脸红，唱“八十岁公公打藜薅”和“思乡曲”是最受欢迎的。小马好像也会唱，但他从来不唱，只是捂着嘴微笑着听。
船老大和船夫们受了小马的“指示”，都把我们当贵客。上船后我们就关照在船上搭伙，你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但船老大起先还是为我们添了肉菜，还有毛肚、煎鱼。以后才改成和大家一样了。给他们一笔钱作为我们三人长期的伙食费。每泊一地宿夜，我们三人就上集镇去下馆子吃一顿，尽管一再邀请，小马坚决辞谢，一次也不肯去，他说要留下来看船。有时我们也买些熟食带回船上给大家吃。
船上烧饭是一个“么妹”掌管，包括买菜、拣洗切炒，全他一个人。“么妹”是个男孩子，和我年龄相仿，黑瘦的脸膛，头上也缠着蓝布。小嘴有点瘪，牙也是雪白的，笑起来特别腼腆。因为他在船上岁数最小，所以叫“么”。又因为船上没有女人，而烧饭掌厨又该是女人干的，于是就把他权且当成女人，故不称“娃”而称“妹”，他长得也较好看，大家这样叫他还觉得很亲热。而且有趣的是他说话还是细嗓门，越发像“么妹”了。
“么妹”每天做饭，我总去帮他烧火拣菜。他起先很不好意思地推阻，不肯让我干，生怕贱侮了我这样的“贵人”。我就对他说，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应该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贵贱之分，是不合理的社会把人分成了阶级，穷的穷、富的富。为什么穷人要受苦，富人却享福，这个世道不好，不能总这样下去。大家要齐心合力可以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没有阶级，不分穷富，大家都过好日子。么妹笑着说：“那自然好，只怕是做不到，人世就是有穷富，那是命定的，啥子平等哟，尽是些梦想！”
“么妹”右手没有食指，我问他，他说是在乡下干活时不小心弄断的。可是后来，另外的船夫告诉我说不是那么回事，是他自己弄断的。我再问他，他承认是的，但为什么却不肯说。经我一再追问，他才说：“乡下拉壮丁，我哥哥早几年给拉去当壮丁，一去就没得消息，我娘到处求人也打听不到。前年又要抓我的壮丁，我们家穷，没得钱给保甲长送礼，硬是要抓我，我娘天天哭，我一咬牙，就把这个手指剁掉了。没得这个手指头，不能打枪，就不要当兵了，这才躲过这场难。过后，我娘怕得罪保甲长，就送我来这条船上做工。”我问他怎么下得了这样狠心把自己弄成残废？“么妹”说：“有啥法子嘛，我就是这个命。”我问：“你怎么剁的？”他比划着说：“就是放在硬板上，举起菜刀一下就剁掉了。”他说这些，一直带着勉强的微笑，但我心里却在流泪。
冬天水浅，下水的船有时也走不动，橹也摇不动，这时就只有拉纤。以前我只知道上水船要背纤，想不到下水有时也要背纤。这时船夫们都要赤脚上岸，只有船老大和么妹在船上，我和李、熊三人也主动要求去背纤。小马是要镇守，不能离开船的，但他和么妹拿竹篙在船上一人站一边撑点。我第一次尝到了背纤的滋味，纤杠横在胸前，跟纤夫们排成队，往前走，倒也不十分吃力，只是江边尽是山坡岩石，根本没有路，很难走，有时简直是四肢接地爬行。船夫们都赤脚，悬崖也能上，我们三个可苦了。我还算好，穿一双布鞋，还比较方便；熊孟远穿双棉鞋，就笨重；李永铎更糟，穿一双美国军用大皮靴，可苦了。后来，他居然脱掉鞋袜和船夫们一样赤脚，把大皮靴挂在脖子上，大家都笑，也都佩服他。
那时的川江，无数的险滩急流，行船是很危险的，全凭船老大的丰富经验和高超的技术，才能过了一关又一关。有时，江流湍急，白浪翻滚，船行极速。两岸峭壁蝗岩，而江流又是七曲九弯，前面看不见路。船像箭一样直向迎面壁立的巨崖撞去，顷刻就有粉身碎骨之险。就在干钧一发之际，船猛地一个90度急拐弯，正巧从巨崖边擦身而过，前面又是一片江水，一片新天地，这样的惊险真经历了不少。有时上下水落差超过一米，船行如飞，猛一头扎下又是惊险万分，江中也是巨石峥嵘，随时有触没之忧的。
沿途名胜古迹我们也都观赏了，过忠州特地买了名产腐乳。到云阳去看了张飞庙。至夔府专门爬上山顶谒白帝城，瞻仰先帝庙诸葛祠。过三峡，读江壁上残存的断续石刻。瞿塘峡如入谷底，最狭处两岸似均可触及，据说，以前山上许多猴子会掷石打船上人。巫峡神女峰只仰望，看不清。过了秭归香溪，西陵峡后就宽敞平缓了。走了20多天，船终于到了宜昌，平均一天要走七八十里。运粮船要在这里休息几天，要卸掉一部分大米，改装别的货物。
我们上岸住进一家小旅馆，李熊二人商议我们改乘汽车去武汉，快一点，就打电报给周牧，叫给汇路费来，我们住旅馆等。那天一起回船去取行李，突然发现船没有了。开走了吗？不会呀，一打听，说是一只运粮船沉没了。我们大吃一惊，沿江寻找，终于找到“么妹”和几个船夫。船沉了，小马和船老大都被抓去了查问原因，我的网篮被“么妹”抢救出来了，铺盖卷没有了，木箱漂出去很远，船夫们才找回来，损失惨重。
这时，我心中最惦记的是小马，每天打听他的消息，怕他吃官司，很希望帮他一把。可是，再也没有看见他，而他的音容却刻在了我心上，永远忘不掉。一直到晚年，我内心还时有对他的思念涌上心头，我把他也看成青春伴侣之一，占有我心的一角。
在宜昌，住在旅馆里等周牧汇款。欠了旅馆的房钱，每天看老板的白眼，茶房也非常不客气，一再叫我们搬出去。哪里去呢，只能装笑脸，说好话，赖在旅馆里。这时天气渐渐暖和了，衣箱泡了水没有衣服换，我天天晒木箱，晒衣服。早晨三个人睡在床上不起来，免得饿。中午出去买烧饼，起先还能上茶馆泡杯茶，来两碗“玻璃”（白开水），后来连茶馆也进不起，只能干吃烧饼，回到旅馆自己弄点开水喝。
按照往返行程计算，武汉汇出的钱应该到了（周牧来电报说款已汇出），但等一天又一天，钱还是没到。我们三个人身上都没有钱了，山穷水尽，一顿饭三个人合吃一个大点的烧饼，一天午晚共两个烧饼。最后连这也不行了，三个人一天合吃一个烧饼，路也走不动，大街更不能逛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饥饿的滋味。
店老板本想要我们去典当东西，但一看我们三个穷光蛋，竞连一样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他也没有办法。正在要命的危急时刻，谢天谢地，汇款到了。我们先结清旅馆的钱，进饭馆饱餐一顿。算了一下，车票太贵，坐船便宜些，就买了船票，收拾行装，启程出发，给周牧发了电报。
三月底，到了武汉。周牧在码头迎接，雇了几辆黄包车，先拉到他家歇息，在他家阴暗的客堂里拜见了他的父亲。老头儿瘦削长脸，戴着瓜皮帽，坐在正中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呼噜噜抽着水烟。听着周牧的介绍，既没有起身也没有说话，只抬眼看看我们，“嗯嗯、喔喔”几声，我们就暂时在他家吃住。
周牧原名雷汉洲，湖北黄陂人。父亲做皮革生意，在市内开设有作坊（那时就是加工厂，全是手工操作），由于资深望重，被选为皮革公会的头头（理事长或会长之类）。周牧在家是大少爷，穿着礼服呢面的驼绒长袍，时新的棉皮鞋，他对父亲是唯唯诺诺，不敢违抗。当时刚刚奉父命完婚，尽管十分不情愿，但父命难违，他真像高老太爷家的大少爷觉新。新娘是黄陂乡下一家门户相当的姑娘，比周牧大一岁。这年周牧才23岁。这桩婚事以后给周牧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解放后终于离异。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