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这些年，最深的体会不光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还有思想自由。在国内学习和工作的时候，时不时就有党委书记来做形势报告。说我们形势大好，如日中天。说美、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单位里有党支部、政工组、辅导员，天天关注着群众活思想。回到家，又有带着红袖章的老大娘们瞪着大眼，盯着周围的人群，想认出几个反革命。以至于，我的思想就是人民日报的思想，就是支部书记的思想。没有了他们，我就会觉得头脑空空，因为我几乎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
来到美国后，一两年了，不要说形势报告，连党委书记是谁都不知道。系里没有政工组、宣传科，居住区也没有办事处。一个班20多个学生，没有团支部也就罢了，居然连个班委会都没有，谁来管我呀？一个个都像侦察员肖飞那样，成了单打一。我开始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心里凉了半截，没人关心我了。在中国养成的聆听别人教诲宣传的习惯，让我不知所措，好不自在。慢慢地，我意识到，或许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你只要不触犯刑法，就没人找你谈话，没人把你立案审查，没人把你送进秦城大狱。也就是说，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人们可以自由地想，可以自由地表达，可以自由地判断，可以自由地选择你认为正确的党派。于是乎，我忽然知道了大脑的用途——独立考与判断。人就像天上的鸟，可以任意去飞；人就像地上的鹿，可以随处取跑。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你可以批评总统，你可以讥讽时事，你可以更换党派，没人因为你想了点问题就来找你的麻烦。久而久之，我的大脑又恢复了想的功能，里边存储的信息大部分都变成我自己想出来的，不是被别人灌进去的。这毕竟是一种幸福，因为我距离正常的人性又接近了一步。
我开始想了，为什么香港出了那么多富翁和大亨？而且，里边不乏有从大陆移居过去的国人？为什么大陆却不分彼此，一起过着穷困窘迫的日子？如果在百万个移民香港的大陆人里，能出10个富翁，其几率就是10万分之之一，按这个比例，大陆应当有至少有1万个富翁。我知道了，那是因为大陆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资产阶级，消灭私有，使每个人都成为没产阶级的一分子。邓副主席重出江湖后，让他喜欢的那一部分人率先富了起来，解除了私有的禁锢。一下子，中国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亿万大户。而且他们有政府为后盾，从无到有的发家过程比香港人快了好几十倍。有的甚至在几天几夜之间就脱颖而出，鹤立鸡群。邓副主席的举措和结果证明了我原来的想法是对的。我虽然跟富没沾上边，但心里还有点自鸣得意，我会想了，还想对了。
蒙上了一回，我又接着想了。在自明末以来的几百年的世界历史中，从蒸汽机、汽车、通讯以及各种家用电器，都是西方发明的，我们中国人几乎没份。把原因归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委屈了他老人家，人家那时还没出生哪。后来我逐渐明白了，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势力造成的，传统约束了智慧。
按中国的方式说，人之出，性本善。进一步说，人经过教育就会聪明；按美国人的提法，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独立，天赋权利与生俱来。既然有天赋的权利，自然也就有天赋的智慧。也就是说，中国人原本不傻不笨。岂止如此，我们的祖先还聪慧得很哪。三大发明就是明证。公元前400多年，墨子就在宇宙论、力学、光学，数学等方面有了独到的见解。他的那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的预言至今仍然在指导粒子物理学家去探测比质子和中子还要微小的层次。公元100年左右，张衡在数学、天文、历法都有杰出的贡献。他制作的地震仪可以察觉千里之外的震动，在世界科学史中也出类拔萃，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后人不珍惜他的成就，张衡浑天仪中的动力和传动装置的具体设计在史书中没有记载。他写的文章也只留存片断。
由于传统观念的约束，自然科学在中国逐渐遭到冷漠甚至荒废。自汉以来，儒学思想占了统治地位。知识分子都把读书做官当成了唯一的途径与出路，把帮助封建帝王牧放百姓当成了神圣的历史任务，当然他们自己也捞了不少好处。中国在学术和思想界从先秦诸子百家的百花齐放一下子退落到一花独秀，其效果相当于政治领域的一党专政。最后演变成一花独朽，并且朽了一国。其实墨家在自然科学上的建树，法家在安邦治国上的手段，以及道家在哲学思想上的深度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可惜，因为封建体统治者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把这些文化遗产搁置不用。为了维护他的封建统治，拿孔圣人的礼法和道德来束缚人们的手脚以致头脑和智慧，眼巴巴地让生产力的革命和文艺复兴成了西方的专利。到了满清，人强我弱，彼兴我衰，中国堕落为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后来，还让后起之秀，东瀛的小日本强占了八年。一个智慧被束缚的民族，多窝囊啊。
中国不仅鄙视自然科学，而且重农轻商，让广大的人民大众劳苦于农田之间，形成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和封闭的社会体系。人与人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缺乏沟通。自给自足，把产粮和吃饭当成了至高无上的大事，即所谓“民以食为天”。直到10几年前，才开始停用了粮票，算是填饱了肚子。其实，商人对社会也有着进步的作用，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物贱之征贵，贵之争贱，各劝其业，日夜无休。”显然，中国小农经济体系也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思想的开拓，没有条件和财力对自然科学进行探索。
“学而优则仕”让文人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写文章，练书法，备科举，赴考场，对对联，当官成了他们唯一的追求。中国历史上出了那么多的诗人、文豪和书法家，相对而言，自然科学家和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却寥寥无几，少得可怜。当了官的，小人得志，一步登天；未得青睐的，借酒发疯，穷途而泣。政见不同的，又被关进大狱或干脆身首异处。无疑，这些社会因素嵌制了人们的头脑，好像一驾马车只能沿着一个方向驶去，舍弃了延其他方向埋藏的金银财宝。民国后，中国才开始有了西学。但是，由于不能摆脱传统私塾的影响，学生把考试放在第一位，死记硬背，限制了他们创造性的发挥。解放后，又强调先红后专，把作党的螺丝钉当成教育的目的，打压了个人对兴趣和爱好的渴望，限制了个人才智的发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之所以在文艺复兴后，快速发展和壮大，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社会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文明的基础是环绕地中海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以及耶稣的宗教。从古代始，他们就重视自然科学、绘画、雕刻与建筑。这种多样化的教育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代表性人物有阿基米德和毕达哥拉斯等科学的先驱。到了中世纪，高等学府已经出具规模。从16世纪开始，波兰的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意大利的伽利略建立了力学原理。到了17世纪，出现了牛顿力学和微积分，给物理和数学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飞跃。这时期我们中国正开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人，被女真侵略者奴役。接着又沉醉于小燕子和杜小月们热情歌颂的乾隆盛世。西方自然科学的突破引发了生产力的革命，从瓦特蒸汽机，狄塞耳内燃机，以及电磁波的应用。西方各国依靠前所未有的强盛，征服了半个地球。历史悠久的中国因为闭关锁国，因循守旧，成了被侵扰的对象。割地赔款，如江河日下，一蹶不振。独尊儒术，轻视科学让中国吃了大亏。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还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儒家的治民要术，甚至还要唱红歌，上井冈山，走回文革的老路。
除了教育和社会体制，宗教对西方文明也起了某种推动作用。西方人从上到下，信奉神的力量。因而要按神的旨意办事，更容易接受人人平等的概念。西方人在社会道德上比较自重。中国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更相信人的统治和力量。到了毛泽东的时候，居然还要与天斗，与地斗，三忠于，四无限，让老百姓象敬神一样去崇拜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把中国从错误的道路引进更深的迷途。因为推崇人治，统治者毫无顾忌，往往骄奢淫逸，贪图个人享受。在建筑学上，西方会用几代人的时间，完成以石材为主庄严宏伟的教堂，来供奉上帝；中国的同治者则偏爱木材为主的宫殿和王陵，因为他们急着要在有生之年来享受。因为尊人而不尊神，相对而言，中国人比较急功近利。
在传统和人治的阴影下，中国的政治家们头脑简单，思想僵化。一个强人脱颖之后，他首先想要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容不得列国分治，容不得多党合作，容不得一山二虎。于是你争我夺，打打杀杀，民不聊生。解放后，从独尊儒术改弦更张为笃信马列，其实，除了暴力革命和毁灭道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无特色的封建主义没啥区别。在外交上从万国相容简化到反美亲苏，拴住了自己的手脚。到了文革，连歌曲、戏剧、电影，甚至服饰口号都是清一色的共产主义。一切由国家垄断，老百姓吃着大锅饭，大家拿着同样的薪金，吃着1毛8分4一斤的八一面粉。最后这些举措不仅让统治者作茧自缚，路越走越窄，也抹煞了人性，压抑了思想，约束了智慧，限制了生产力，堵塞了公民应有的小康之路。
因此，中国人应当摆脱传统，结束人治的独裁制度，解放个体，解放思想，吸取西方教育的先进方法，从而能够让有各种专长的人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科学技术上逐步赶上时代的步伐。然而传统约束了智慧是几千年遗留下的老问题，又绝非一朝一夕能见功效。
传统观念对智慧的影响是多重的。一个好的传统会激发人的智慧，充分发挥创造性和才能；一个坏的传统又会束缚人的智慧，抑制人的创造性和才能；当传统被抛弃以后，人的智慧又会因为失去伦理道德的规范而被扭曲，或者被滥用。
辩证地来看，对儒学传统也不能完全否定，有关仁义道德的孔孟之道，对于一个不大敬畏神的国家，还是起了一定的导向作用。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些道德标准两千年来，使得敬老携幼、仁义礼智、言而有信等品质蔚然成风。商人也讲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使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解放后，毛泽东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安邦的传统与经验，一方面又以砸烂孔家店的方式废除了儒学一贯倡导的道德标准。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去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斗私批修，压制了私人合理的欲望与追求，要老百姓对党对领袖无限忠诚。这些貌似新潮的风尚违背了人的本性，虽然在短时间可以见效，但从长远来看，则很容易被推倒遭唾弃。毛泽东生性矜持，偏激暴戾，他的最大过错就在于二战以后，各国向前迈进的时候，他却驱赶着中国退向了黑暗。
1956年，把几十万说实话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1958 年又鼓励说假话，刮共产风。到了1966年的文革，天天喊着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天天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结果，徒弟打师傅，学生斗老师，父子划清界限，夫妻相互揭发，文革冲垮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相互尊重，相互依存。
文革摧毁了几千年传统的道德底线，扯去了蒙在脸上的仁义的面纱。然而，由于生产力低下，物质条件不充足，失去道德的恶果一时还没有暴露，最多也不过是公开的走后门，利用手中的特权，送子女参军，上大学，出国等。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道德的缺失，在加上金钱的诱惑，中国人的智慧被严重地扭曲。开始是制造假烟、假酒和假药；接着又在食品中加进苏丹红、孔雀绿，并且动用地沟油；后来又增加了科技成分，在奶粉中掺进三氯氰胺，采用了瘦肉精，牛肉膏，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伤天害理。他们貌似聪明，可是把智慧用错了地方。急功近利与金钱至上，使得商人行贿，官府贪赎，学位作假，圈地成风；撞了人再补一刀，甚至在被人搭救后又以怨报德，反咬一口。把智慧变成了愚盲。至今，我们没有几家可以和美国、日本，甚至南韩竞争比美的品牌，我们的智慧都用到了山寨版上，钱来得快捷，但是信誉和名声也随之扫地。道德如江河日下，政府却高唱和谐，强调稳定，有了问题不敢正视，不予解决，结果放任自流，越演越烈。贪者愈贪，骗者愈骗，狂者愈狂，污者愈污。不知何时才得解脱，才能把道德重新纳入正轨，让智慧重建光辉。
有传统时，传统约束了智慧；没传统时，智慧又误入歧途。有亦非，无亦非，然则何为是耶？中国需要逐步建立一个新的传统，或称哲学思想，在政治上推崇自由民主，鼓励个人智慧的发挥，把干部从人上人拉成普通人，让普通人也有成功的机会。建立一套道德标准，向美国的交通规则那样，人们自觉遵守，利人后而利己。建立法治观念，并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上大夫，礼下庶人。显然，对于一个13亿人口，贫富悬殊，特权横行的多民族的大国，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许当社会浑浑噩噩，走投无路的时候，人们才会迷途知返，才会出现一个头脑清新，能够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的哲人。
（选自《克斌杂文选》201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