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教授 吴大志

赵先生是最后一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合上了其历史的最后一页。

上个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充满悲剧。与其他悲剧不一样在于,这场悲剧的大量受害者是共产党人本身,这就使得事情有了更为复杂的面貌。为什么当周围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被排斥、被迫害,仍然有人前仆后继地坚持这项事业?抑或一旦自己解除了被隔离、被怀疑的状况,马上便会重新投入原先的那项事业中去?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简单地从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来看待它,是不全面的。想必这项事业中有某些十分吸引人的东西,人们在其中所得到的满足和成功,是由其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所不能提供的。

可以大致把这种吸引人的东西归结为两条:“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至少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是这样。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接受理想的人多少受过一些教育,而在中国受教育者的传统中,民本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来自传统文化的底蕴和西方左派同情社会弱者的立场一拍即合。我自己接触过这样的共产党人,对他们来说,人民的利益是一种宗教情怀,是高于一切的东西,是可以用来衡量和判断眼下的事情有哪儿不对头的最终尺度。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的确可以放弃个人的一切。

“社会进步”在中国也有着一个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古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到近代打开国门之后,中国有志之士感到中华民族的积弱,感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觉得应该有意识地、主动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使得中国能够跟上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趋势,这也达成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深刻共识,不仅仅是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进步”是该党吸取社会资源、赢得社会信任的重要口号。

虽然这两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但是由于它们侧重点不一样,有时候也有可能发生矛盾。一种乌托邦的社会理想,看起来可能非常先进,但是要把它拿到实际生活中来,很有可能完全破坏社会现有的肌理纹路,将整个社会拖进一种灾难之中,造成人民的生产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人民的利益受到根本损害。1958年的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便是。

如果反过来,仅仅强调“人民利益”,强调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要求,乃至以“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为借口,拒绝搭建表达人民利益的制度平台,排斥人民参政议政当家作主,压制新闻言论自由以及舆论对于政府、司法的监督作用,会再次把中国社会拖入野蛮、愚昧和落后之中。制度性腐败同时导致整个社会的全面蜕化,人心冷漠,道德堕落,精神虚无,暴力现象猖獗。

因此,光有“社会进步”这一个维度不行,光有“人民利益”这一个维度也不行。只有当这两个尺度同时存在,让它们互相制约、互相生发,同时得到贯彻落实,才能够保持共产党人所标举的先锋性、先进性。那些在不同时期奉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正是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视中国的社会进步为最后宗旨,于身后赢得了人民无比的尊敬和爱戴。

赵紫阳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他以自己的杰出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增添了光辉。现在还不是谈论他整整一生对祖国和人民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时候。由于当前的封锁和压制,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生平事迹,无从了解身边的人们对他的深情回忆,但是仅就举世皆知的两件事情上面可以见出,赵紫阳先生把“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这两大重任,神圣地担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七十年代末期他在四川工作,率先进行了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改革,让千百万农民能够吃饱饭,民间因此有“要吃粮,找紫阳”的美名。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做法,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乃至生命的危险。弄得不好,家破人亡只在咫尺之间。背后支撑紫阳先生的动力是什么?比他个人的政治生命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求!现在看来这一切多么简单,但越是简单的真相越是容易被人们掩盖。

1989年春天赵紫阳先生在广场上的那一幕,不仅仅出于个人的洁身自好,也不仅仅出于个人的良知;比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社会进步凝重的历史感,是对于我们民族到了1989年这一刻历史性前进的自觉意识。“我们老了,不中用了,你们还年轻”,其中所流露出来的,远远不只是个人生命的沧桑感,而是感到有一项重要的事业没有完成,感到这桩事业对于民族是多么不可缺失,对于民族的崛起和未来是多么重要,而它如今正在面临着强行中断的巨大危机,令人感到难以挽回的深刻痛苦。

1989年6月,赵紫阳先生这样来解释自己一个月前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时代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普遍增强……因此,我想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等新办法来解决问题。”“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自动地走。”(1989年6月批赵会议上赵的发言摘录,见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324页)

时隔十五年,我们今天读这些话,仍然如同洪钟般震响。“政治体制改革”是共产党人自己的提法,是他们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思路。赵紫阳本人没有离开这个思路,这并不是他的不足和遗憾;相反,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忠心耿耿的体现。这种忠诚是任何时代、任何人群中最宝贵的。即使在被软禁很长时间之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念念不忘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前途。在一篇未署名的题为《夏日拜访》的文章中,记载了2004年夏天与赵紫阳先生的一席谈,来访者看起来是赵的儿女们的朋友,其父母也是赵熟识的。其中写到赵紫阳先生谈到并不认为自己有机会和有可能搞成功“政治体制改革”。但如果让他来做的话,赵说“我会搞开明政治。我想过让民主党派发展,我说过,为什么只在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活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党派?反正共产党还占多数嘛。我还想过像解放初期那样,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还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赵提到把在某份正式文件中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改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去掉一个“下”字,为的是传达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是平等的美好愿望。据该文作者观察,果然迄今沿用的,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提法。

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夏天头脑所驻留的问题,既深关我们民族的历史进步,也深关共产党本身的生死存亡,触及了最为核心的那个问题。能否回应赵紫阳先生的呼吁要求,能否把“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当作共产党目前的头等工作去做,是今天的共产党是否能够延续自身传统、延续“共产党”这个称号的一个分水岭。未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正如赵紫阳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搞农民联产责任制的改革,代表了当时中国前进的方向一样,1989年和这之后赵先生所选择的立场,同样是我们民族走向再度新生、再度崛起的唯一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赵紫阳先生本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块试金石。按照赵先生所提出的方向去做,共产党则存;朝着赵先生所指出的相反方向去做,则共产党亡。而共产党亡,这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随之发生的全部事情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将倒退若干年?我们的人民将遭遇什么样的不幸灾祸?我们的制度、文化、精神、人与人的关系将遭受多少损失?这是一件令人不敢去想的可怕事情。

在那篇《夏日拜访》的文章中,最后提到了赵先生用了“终身软禁”这个词。当某位比较重要的人物,在该文的作者拜访赵先生之后,于某日出现在赵先生的家中。“老人听来人说过寒暄问候的话之后,突然说:“有一句话请你如实转上去,如实!因为我以前说过的许多话,传上去之后就变了样。我要说,我已经被软禁十几年了,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就是终身软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产党的影响将是很坏的!”

令人痛心的结果是,赵先生到临死也没有走出家门一步。那些幽禁赵先生的人,用自己的手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历史上可能发挥的进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赵先生是最后一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合上了其历史的最后一页。其后存在的,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它们的代理人。

赵紫阳先生永垂不朽!他将永远活在我们民族不灭的记忆当中!他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

我们这些儿女辈的人们,将会对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永远地传颂赵紫阳先生的不朽贡献,传播赵紫阳先生未竟的事业!

2005年1月21日

(《人与人权》2005年1月号)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