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至今快二十年了，但是那些在文革期间被中共政府迫害致疯的人们，至今得不到应有的人道治疗和待遇，不仅他们本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受折磨和摧残，同时也给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亲人带来长期的深重灾难与痛苦。然而，时至今日，中共政府对自己一手造成的人间悲剧，不闻不问。这里我说一说我哥哥被逼疯的真实故事。
三好学生遭批斗
我的哥哥闻达，在文革开始时才十六岁，是一个天真、聪明、求上进的好孩子，是上海市某中学的三好学生，曾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市数学竞赛，得过奖。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由于我父亲是上海某厂的私方代理厂长，被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历史反革命。由此而来的残酷迫害，降临到我家庭中每个成员头上。我家被抄五次。父亲被关押、批斗、拷打长达半年之久。由于老子反动儿混蛋，子女们也都成了“黑五类”子女，遭批斗、污辱、毒打、威吓、歧视……。我的哥哥闻达，当年是六六届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校里受到打击迫害最甚的一个，被校内红卫兵戴上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的“狗崽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等罪名，在校批斗会上，要他低头认罪，会后又被三个校红卫兵头头关进教室里，轮流打耳光，叫他在地上爬、学狗叫，爬慢了遭到他们拳打脚踢……。当天他回到家，脸肿得不像人，浑身是伤痕，母亲抱着他伤心地痛哭，我哥流着泪问母亲：为什么我会是黑五类……？在学校下乡“三秋”劳动时，班中几个红卫兵把他带去的食品全部吃光，又把他带去的药品（我哥哥患有气喘病）全部仍进河里。在多次遭批斗、毒打、侮辱之后，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忧虑、恐惧、自卑的精神压力导致了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毕业七年待分配
一九六八年分配工作时，他又因出身不好，而在家等待分配，一等就等了好几年。一九七三年十月他写信给街道政府，在要求工作申请书中写道：
“我自从六六年初中毕业后，到现在还没有工作，耽搁了七年之久，想想实在令人难过……，天天想着有一份工作，那时我以为待分配最多等八、九个月至一年，真想不到等了它的七倍，等了七年，到现在还没有工作……，自己年纪那么大了，连一个工作也没有。父已经快六十岁了，年老体弱，胃要开刀，母亲没有工作，身体也不好，耳聋，心脏也不好，一直在吃药打针……。请街道负责同志给我一份工作，分担家中的忧愁及家中的经济负担，排除在家的苦闷，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家人与政府多方交涉下，我哥才于七四年四月进厂做工。当时我哥工作车间做的是女用卫生纸，包装工作班里几乎全是女工，因此受嘲笑和歧视。为此我哥提出希望换一个工种的要求，在哥的多次恳求下，当时领导表示同意，并对他讲：“你明天不要上班了，在家等着，过几天我们会通知你到新的工种上班的。”他满心欢喜地回家告诉父母。
失去工作被逼疯
等了好几天，没有人来通知他，因而就去单位问领导，领导还是讲：“没有安排好，你放心在家里等着，总会通知你的。”又过了好几个星期，领导还是没有给他一点消息，他又去问，领导还是讲：“耐心一点，给你换工种，落实后会通知你的。”又过了几个星期，又再去问，但还是同样的答复，在此期间，父母、兄弟也曾多次陪同他去单位询问、要求，但领导都一直讲：“还没有安排好，再耐心等待，不久就会叫他上班的。”从一九七六年开始等，一直等到一九七九年，直到有一天他去单位报销医药费时，突然被告知：“你已被除名了。”并停发生活费及停止报销医药费。失去工作已使我哥精神上痛苦不堪，而现在却连最起码的生活来源、看病、治病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哥哥彻夜难眠，精神恍惚，认为领导在欺骗他，因而去单位和领导讲理，此时领导却厚颜无耻、无中生有地对他说：“你一直将近三年没有上班，现在作自动离职处理。”残酷的现实再一次使他对人生的希望破灭。在文革中，闻达被批斗、殴打。受尽侮辱，想不到在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当时，他再一次被共产党干部愚弄、欺骗，剥夺了他工作、吃饭、看病的权利，使他处于绝境。使他对生活、前途的希望全部破灭，他疯了，精神崩溃了。为此多次自杀，我母亲为此几乎哭瞎了眼，父亲为此愁白了头，全家处于悲愤与痛苦之中。据同情我哥遭遇的一位干部透露：类似闻达具体情况要求调动工种或因病待家的员工，全厂二千多人中共有十多人，在七九年整编过程中，中共人事干部陈某某强调：对待工在家的员工要贯彻阶级路线，工农子女给以照顾，适当安排；出身不好的子女不能照顾，干脆除名。因而认为我哥闻达其父是资产阶级，是“黑五类子女”给以除名，当时被除名仅闻达一人，其它的均予以保留或给予适当安排，因为他们出身不是“黑五类”。
为了讨回公道，恢复闻达的应有权利，让他有饭吃，能治病求康复的基本人权和人道待遇，为了要求中共政府彻底纠正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其子女受歧视、虐待的反动“血统论”政策，同时要求中共政府纠正官僚作风和欺骗行为，我们上告、上诉，上至北京中央，下至市、区、街道政府，上访达近百次，写信申诉达数百封，时间长达十六年，但结果是：要么就是石沉大海，毫无音信，要么就是转某某处理，不了了之，互相推诿，至今得不到解决。有据为证，从七九年至今，我们去信的单位有：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邓颖超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组陈国栋，上海市政协，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施平副委员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江泽民市长，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朱熔基市长，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徐匡迪市长，《解放日报》社，中共上海市某某区政府，中共上海市某某区政府某某街道党总支。
上述寄出均为挂号信，以上摘录的仅是一部分，大多数信件寄出后，如石沉大海，毫无音信，我们就亲自上访，要见到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是十分困难的，大多数接待我们的是工作人员，今天说：“过几天再来。”到了那又说：“今天有会议，没有时间，改天再来。”就这样叫我们来回跑，到了最后说：“你们反映的事现已转某某处理，请到该处联系。”类似这样踢皮球的游戏不知重复了多少回，重复了多少年。有时还遭到无理训斥，中共某某区委我们上访数十次之多，最后派一个人上我家中，那人用手指着我父亲大声训斥：“不许以后再写信上告，再写信后果你自己负责。”我父亲在上访申诉时，曾遭到多次刁难和无理训斥，在上访我哥单位时，该厂领导更是凶狠地指着我父亲谩骂：“你是什么阶级！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真是家破人亡！
文革时我才十四岁，抄家时被工纠队用皮带抽打，在校遭红卫兵殴打，被驱赶出校门；因家庭出身受歧视，被逼去云南插队；十多年来，精神上与肉体上的折磨导致我多次胃出血，营养不良和长期失眠导致贫血和神经衰弱，几乎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我的大姐原来身体衰弱，文革中受恐吓刺激，不久死去，年龄仅三十岁，二姐被单位造反派批斗，昏倒在马路上，现患有心脏病；二哥被红卫兵诬陷为是“五一六”反革命份子，遭毒打胃出血，送医院抢救才保全生命，不久又患上肾功能衰竭，几乎死亡；三哥闻达精神分裂，一家人几乎不是得病，就是死亡，可谓家破人亡。
十多年来，我父亲微薄的退休金既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又要承担起我哥闻达的几乎全部治疗费（每月四百多元），背了一身债，精神上、生活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悲痛，父亲为此省吃俭用，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患上了多种疾病，为上访奔走劳累过度，曾多次昏厥在马路上，经医院抢救才得脱险，现病痛缠身，病卧在床；母亲精神上受尽折磨，流尽了眼泪，、双眼几乎失明，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双腿痛风病，痛苦不堪，这一切不正是中共政府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吗？！
精神病院里的非人待遇
现在我哥闻达，仍处在水深火热悲惨的境况中，受着非人待遇和所谓的“治疗”，被殴打伤口溃烂，没有给药，给治疗，我七十六岁年迈有病的老母强咽着泪，含着悲痛的心情，迈着有病的双腿，经常必须赶三十多里路，往返六至七个小时，带着自买的药品、食品挤车赶往上海远郊一家精神病院，为他治疗溃烂的伤口；我姐曾跪着恳求该院工作人员和领导，给弟弟闻达人道待遇和治疗，遭到无理拒绝。我在九五年三月去探望他，哥已不像人，骨瘦如柴，站立不稳，扭曲着身躯，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我要出去，救救我，救救我……。”
中共政府的反动政策，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给千千万万个家庭及他们的子女带来灾难。我哥闻达仅是其中一例。据我耳闻目睹所知，就因为父母是“黑五类”而遭迫害的子女，其当时受迫害程度几乎与他们的父母不相上下，有的被关，被抄家，被逼死，最可悲的是被逼成疯！我在上海精神病院里，亲眼看到那些被逼成疯的孩子，那惊恐的眼神和绝望而又痛苦的呐喊：“救救我，救救我，……”他们的家人在一边悲痛地流着伤心的泪，这一悲惨情景，使人难忘，催人泪下，每当我想起这些，心剧烈地颤抖而久久不能平静。这些病孩的家庭都有被抄家、批斗的迫害经历，我父亲的一个民主党派支部二十个成员中，就有四个成员的子女在文革中精神失常。根据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及考虑到被害家属的顾虑和安全，在此仅举几例。
“中老年疯孩子”
例一：住上海南市区方浜中路顾姓家，父是小业主，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有一女儿，当时年龄仅十五岁，父母遭批斗，拉子女一起陪斗，精神上受到创伤，后插队落户去江西，又遭到贫委批斗，最后导致精神分裂，回沪经治疗康复，要求工作，长期不予解决，导致她旧病复发，生活无着落，人又得不到治疗，后跳楼自杀，送医院不久，就死在手术台上，年龄仅三十五岁。
例二：住上海静安区江宁路李姓，父是私人医生，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动学术权威，有一女儿，当时仅十六岁，在文革中遭红卫兵侮辱，在插队落户去安徽不久，被大队干部奸污，精神失常成疯，其父母由于害怕和顾虑，一直不敢向中共政府讨回公道，二十年来，一直把女儿关在小房间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病情越来越重，现年龄已四十四岁。
例三：住静安区北京西路张某，父是小业主，文革期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有一儿子是六七届初中生，当时十五岁，文革中受歧视，被红卫兵殴打，受刺激，后又不安排工作。多年来一直要求工作，但政府部门置之不理，他感到前途无望而食药自杀，经抢救脱离危险，现在既得不到治疗，又不安排工作，前途黑暗，无人生可言，现年四十五岁。
例四：住上海黄浦区汉口路张姓家，父解放前是国民党军官，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女儿被逼去云南偏僻山区接受再教育，备受歧视，父在狱中遭拷打折磨，病危住院，临终前，家人来电要她回去，父要看她一面，她提出要求遭拒绝，在农村艰苦条件下，她身体累垮了，又受到当地农村干部的凌辱，精神崩溃，回上海治疗康复后，到街道要求工作遭拒绝，日久成疯，生活不能自理，现年四十四岁。
够了。以上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共政府造成的罪孽。我想在此请中国政府统计一下，在文革中多少孩子精神失常？其中“黑五类”子女占多少百分比？如果这个数字统计出来了，中共政府是否会明白，自己施的是仁政？还是暴政？中国有没有人道？中国政府是否会懂得：受迫害至精神失常的病人，比你们拿枪杀了他更残酷！不但本人要受折磨和煎熬，同时给他的家庭，他的亲人带来永无止境辛酸的泪，忧愁与痛苦。二十年来，当时他们的呼声，至今不断在我耳边回响，难以忘怀，他们还活着？还是……？如果没有死的话，现在一般年龄在四十至五十岁，属中老年了，当时他们得病的时候还都是孩子，所以我想给这些人一个正确的名称“中老年疯孩子”，每当我想起他们，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为他们、为这些苦难中的“中老年疯孩子”。
现在这些至今可能还活着的“中老年疯孩子”在中共暴政下，已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中共政府说要彻底纠正文革错误，讲了十多年了，现在又讲改革开放，要改善人民生活，难道中共政府不应该对这些被你们错误政策受迫害，导致精神失常、现在仍在受苦受难的“中老年疯孩子”们负点责任吗？难道这样的人间悲剧还要继续下去吗？！
现在我要在世界上呼吁：救救那些在中国至今还在遭受悲惨命运的“中老年疯孩子”，并希望世界上善良、正义的人们，通过一切应有的可能，敦促中共政府尽快负起应有的责任，还给他们应有的人道和人权。
（《北京之春》1995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