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达，原籍安徽，生于台湾；在中原理工学院毕业并服完两年预备军官役后，赴美留学，一九八零年获得德州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为从事土木结构工程设计之工程师。自一九八六年底中国大陆爆发学生运动时开始，钱达即投身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先后担任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监察委员，民主中国阵线监事会主席等职，曾被授予“中国民联忠诚战士”称号。去年十二月，钱达当选为台湾侨选立法委员；在不久前来美东演讲期间，钱达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生正逢时
亚：首先恭喜您担任立法委员。从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说，您对台湾这次大选如何评价？
钱：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这次立委选举的结果表明台湾的选民素质大大提高了。在以往选举中出现的悲情与暴力的诉求已经失去了号召力。有人说政治都是黑暗的，我也不以为任何人，任何政党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腐化，但是民主政治的关键是有不断的民意监督，选民可以用选票来选择政治中的清流，抛弃腐败者。
亚：您担任立法委员之后，主要精力当然要放在台湾的政党政治上。有的朋友因此耽心您对海外民运不会再给予什么关注了。
钱：不会的。在我看来，工作有短期和长期之分，有本职工作和职外工作之分。作为中华民国的侨选立委，我在这一段任期内当然要在立委工作上多尽心。可是，我一直认为台湾或者中华民国的问题，从来不能跟中国大陆的问题脱节。只有中国大陆的问题解决了，台湾问题才会彻底解决。否则，永远是片面的。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民主事业工作，是我的长期的工作目标。
亚：这样说来，担任立法委员是给了您一个新的施展抱负的机会。
钱：我想是的。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我可以为了民族的兴盛而贡献一点力量，非常荣幸。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位朋友住处看到了中国大陆著名作家吴祖光先生的墨宝：“生正逢时”。这四个字在我心中引起了非常强烈的震撼，少年时代的我曾经感叹过自己生不逢时，认为没有赶上抗战年代去打鬼子。现在我觉得我们是何其荣幸地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虽然没有赶上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但是我们在青年时期亲眼目睹了共产政权的瓦解和垮台，冷战的结束，人类走出了核战争的阴影。
“民运元老”
亚：根据您的历史，称您为海外民运元老恐怕也不过分。不过您来自台湾，却如此深切介入大陆民运，可说是一位特殊人物。
钱：我确实是一个特例。过去很少有台湾出来的青年这样热衷于大陆事务。我记得曾经在纪念《中国之春》十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在我的观察当中，大部分台湾青年心中所想的只是投资赚钱，不论是对统一或台独，真正关心的人少而又少。大家主要的关切是只要中共不打台湾，能安心赚钱过好日子就行。鉴于台湾青年的民族意识淡薄，甚至台独思想高涨，我总盼望能从长远利益来启发台湾青年，这就是唯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才是台湾同胞安全与福祉的真正保障；只有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将台湾的资本和技术与大陆的劳力和市场相结合，才是整个中国的出路，也为台湾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开阔的远景。我本人投身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就是深信这一代中国青年的前途在大陆，而台湾青年的前途也在大陆。当时我发现台湾青年的民族意识比较差，而大陆出来的人对中国的抱负较深，现在我的这句话要调整，今天的台湾青年民族意识在觉醒。当然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没有变，就是一个真正爱台湾的人，要真切关注大陆的问题，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的；如果不彻底地解决中国大陆的问题，台湾永远笼罩着危机。整个中国的出路，包括台湾的出路是一定要把大陆问题解决好。
亚：您的第二个特点也许是，您在不同的民运组织中都担任过重要的职务，没有什么派系色彩。
钱：你指的是民联和民阵，是吗？在民阵成立时，我就觉得它与民联相比，在组织背景上有差异。民联较少明星，较多苦大仇深的小人物；民阵较多明星，有些人来自“体制内”。这样，在心态上两个组织的成员会产生很大的差别。民联的有些人会认为，过去我们受中共迫害时，民阵中的有些人还是中共的“帮凶”；民阵的人也会说，人家正在轰轰烈烈投身八九民运时，民联却在内斗“倒王”。不过好在两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认同一个大的目标：中国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双方的距离就会很快缩短。事实上大家也就很快达成了合作，我只是在其中穿针引线。
亚：据我了解，您不是一种和稀泥的角色，而是敢于表达比较尖锐的观点和意见的人；但是在民运组织的内部发生分歧或者“内斗”的时候，您却多次充当调停者。这是什么原因？
钱：我确实多次充当这个调停者的角色。当初在民联“倒王”事件中，我是最后的协调人；在《中国之春》的诉讼案中，我也是协调人和见证人；华盛顿会议事件中我也是协调人。很可惜的是，除了“中春”案件中双方达成庭外和解，我作为证人之外，多次协调都是失败的。
我没有参与派别斗争的一个原因是我一直把一个朋友的忠告放在身上，当我当选为民阵监事会主席时，这位朋友提醒我，说不要忘记自己是“客卿”，我也一再以此提醒自己。所谓“客卿”，并不是不要认真投入，实际上我是全身投入的，来自大陆的民运朋友也对我真心相待，没有把我当外人；我觉得朋友的提醒是叫我千万不要迷失自己，不要产生一种掌权和骄横的态度，要常常保持一种冷静态度。我认为争名夺利的人都是做不成长远的事业的，参加一个伟大的事业，不用一种宽宏的心态和正派做法不行。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不走正道走不远”。我觉得民主一定要妥协，可以反制对方，但要遵守游戏规则，不能用非法手段把对手打出局去。我承认政治要有技巧，但是我的技巧在于人家舞弊的时候我怎样与之周旋，而不是我自己去舞弊，去打击人家。
亚：说起全身投入，从八六年开始，您就是一个全心全意投入民运的成员了。在这个过程中您多次被老板解雇，对此您有什么感受？
钱：当一个人参与一个事业到一定的程度时，总会发生事业与自己的生计的某种冲突的。虽然我尽量避免在上班的时候从事民运的事务，但是在到了紧急的时候还是避免不了。所以我每次出去找新的职业都很容易找到，但是常常干不到半年就被裁下来了。加上美国经济不景气，老板要裁员首先是裁那些不安心工作的人。我连续被裁了好几次，后来我索性自己干，可是在美国工程市场，人家全部时间加班干还干不好，我这样不专心怎么做得好？我在大学期间是非常出色的学生，我的大学同学现在在工程方面绝大多数比我做得好。
亚：您把民运事业放在家庭生计之上，据说您有一段时间连得生活也有困难？
钱：当民运方面出现一些紧急的事情时，一定会有一个取舍，对家庭失去一些照顾，如果这个时候照顾家庭的话，民运方面的事情有可能砸锅了。我太太从来不参加民运，但是她对我大力支持，我被老板解雇多次，她毫无怨言。九三年华盛顿会议之后，我太太发现生有脑瘤，手术后恢复得很慢，家中收入一下减少，我到现在的债务还没有还清。
感兴趣的是社会大工程
亚：依您原来在工程专业上的学问，当一个好的工程师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多年来您的主要精力在社会政治上，这是什么原因？
钱：我自己的兴趣很广泛，工程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这几年中，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应该学工程，我更感兴趣的是社会的大工程。从小父亲给我的一个观念是“科技救国”，要救国一定要懂得科技。可是参加民运多年，我的一个感受是，工程对国家固然重要，可是有更大的工程——社会工程更加重要。所以我在读政治、经济、历史方面的书所花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读工程方面书的时间。（亚：是不是像当年中山先生那样，不从医而从政？）就是认为医国家比医人更重要——可能有类似的想法。当然在成就上我们比不上中山先生。社会的进化要发明家、宣传家、实行家。孙中山是发明家，我们不能做发明家，做宣传家总是可以吧。
亚：既然把社会当成一个工程，那么您在这一方面有什么设计？
钱：我的一个构想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股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为重建民主中华而奋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最终面对的还是怎样废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问题，香港是一个不得了的力量，香港同胞非常了不起，司徒华、李柱铭、刘千石、刘慧卿等等，这些朋友坚持奋斗很久。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联合起来。当然现在在组织方面的结盟不能勉强，目前的工作是大家对中国前途在长远目标上要建立共识。我认为大陆、台湾、香港民主力量建立联合阵线的未来不会太远。
亚：您还主张与大陆学生和学者沟通，研判中国未来的动向，并探讨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您有那些具体的设想？
钱：陈一谘先生主持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王军涛先生主持的中国战略研究所，还有加州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等等组织，都对于大陆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成就了不起。不过，学者们的探讨尽管非常深刻，但是一般大众是否能够接受这类思考？可能会有些问题。当年孙中山先生所做的重要事情就是把深入研究的成果变为大众能够接受的东西。我想做的事情也是努力把十分复杂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转化为社会民众的共识。
亚：您对海峡两岸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钱：我对中国的远期发展有非常强烈的信念：中华民族一定会站起来！一定会重建，走向世界的主导地位。这种趋势将无人可以阻挡。但是在短期内，很令人担忧。台湾某些领导人的刚愎自用，共产党没有明确走向政治经济同步改革的强硬态度，使得海峡两岸未来的危机非常严重。我们目前的奋斗要有信念的支持。还要有非常的耐心来对待。
亚：您很早就舆共产党直接交过手。一九八七年您曾经在上海被中共公安局逮捕审讯后递解出境。现在对于您的老对手中共政权和江泽民新核心的情况如何评论？
钱：那时“民联”总部得知中共当局将审判杨巍，我受“民联”主席王炳章派遣，以“中国民联”代表身份前往上海法院力争列席旁听对杨巍的审判，遭到公安局逮捕。就现在中共的情况看，刚刚重判魏京生，反民主的本性似乎与八年前没有两样。据我所知，中共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我希望任何一个未来中国的掌权者都必须认识到，他不可能长期以党的利益或者所谓的爱国主义来欺瞒民众。一定要主动启动政治经济的同步改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未来的道路。如果我们要避免中国的灾难的话，那就要有刚才讲的三股力量，加上海外侨胞中认同自由、和平、统一的力量，来支持中共改革派，使中共改革派在中共的改革中起主导作用，使死硬派的势力消退。
亚：您的意思是不拒绝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力量？
钱：绝对不能拒绝。如果一味打倒共产党，那么中国的未来的变革肯定就是灾难性的。也要说明的就是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改革派那里。中国人很容易犯这样的毛病：“他是改革派，我们全力支持他。”我们一定要把最终的方向认识清楚。预计到共产党改革派可能产生的变质，我们要给改革派压力，不给压力是不行的。
亚：从中共近年来的情况看，您认为与六四以后比较有什么变化？
钱：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中都会有起伏。我们首先要观察到大的潮流，大潮流没有观察好，看小潮流没有用。中国大陆的大潮流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是不行的。我非常同意白桦当年说的话，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就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一大一小，车子开快了就会翻车，开慢了在原地打转。中国就是这样周期性动荡不断。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出现的错误的模式是一样的。开放的初期，老百姓受益，到中期就出现极度的不平均，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大陆当权者口口声声说改革，我要问，在人权、民主上面搞了什么改革？
重新阐扬三民主义
亚：在您以前写过的“孙中山思想对明日中国的导引”的论文中，您认为海内外中国同胞尤其是民运人士，应当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从中得到启发。您是否主张以三民主义作为重建中国的思想基础？
钱：您说的那篇文章是一九九一年参加台湾的民主基金会举办“以民主再造中国”征文比赛，得了第二名（第一名从缺）。我不能说用思想基础这个词，我认为三民主义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我觉得，中国民主化的前途虽然艰难，但是仍然充满希望；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的许多理念对中国的未来仍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孙中山先生在整个民族面临巨大危机时一直抱持的和平、理性、务实的态度和永不气馁的坚定意志，是需要深刻体认和学习的。
亚：不知道您有没有考虑到大陆的一个实际情况，就是三民主义在一般民众中间的普及都没有做到，在大陆有多少人知道三民主义是什么？
钱：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即重新阐扬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原本，由十六篇演讲组成，高中学生就能读懂，深入浅出。未来我们就要从这种普及工作开始作起。共产党造成了断层，但是我们比起孙中山先生当年倡导三民主义时，情况谁优谁劣？我们的机会比孙中山当年好多了，而且还有实行三民主义的成功的经验。
亚：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从您的经历来看，您一向秉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您与其他朋友一起组建旧金山海外兴中会，还担任“抗战史实维护会”的总干事。近年来，中共也比较多的举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这样作？
钱：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建立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可是，爱国和爱党是有差别的。如果党和国的利益明确一致，当然我既爱国又爱党。如果党的利益与国民利益不一致，中共就要认识到这一点并调整自己。否则它的“爱国主义”就是用党的利益来欺骗民众。爱国也不是爱政府。爱国是爱中华民族的同胞，他们的福祉才是我的奋斗方向。其它利益与它平行，我非常支持；与之相悖，对不起，就要反对。对大陆的共产党和台湾的国民党，我都是这种态度。
亚：在您竞选立法委员的政见中，有“致力研究三民主义之更新与突破，为明日的中国重画蓝图”。您所说的“更新与突破”具体所指何在？
钱：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计划写一本书，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深入探讨三民主义的更新与突破，希望这个工作能够在我的立委任期内完成。
学习民主没有捷径
亚：作为民运的元老人物，愿不愿意谈谈对海外民运的看法？
钱：当然愿意。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崩解已是历史的必然，将来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和敌人，反而会是民运队伍自身；从事海外民运的朋友们必须一同深刻反省，自我改造，使自己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成为助力而不是阻力。我觉得虽然海外民运组织一致认为民主化是救中国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如何落实民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以及民运组织自身的角色定位诸问题上都还不够明确，今后必须在这些方面提出清楚的主张，对海内外中国同胞形成强大的说服力和号召力。
亚：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所谓有些人所说的民运“不景气”的情况？
钱：我觉得海外民运现在虽然处在所谓的“低潮时期”，甚至有人对它不屑一顾，但是我根据自身的体验认为，海外民运队伍中的很多人心中以民主救中国的愿望是真诚的，多年来在理论上的探讨，组织运作上的成功和挫败的经验，对中国未来的变革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尽管民运需要检讨、反省和改进，但是我相信大家不会气馁。民运有它的存在价值，民运的发展也有阶段性。
亚：说起经验教训，您认为最主要的有哪一些？
钱：我参加民运以来，长期作监察工作，多年来体认到在民运组织中作监察工作的困难，民运组织既没有执法机构来强化组织运作的约束力，又没有经费对一些案件作详尽彻底的调查，我约略地看到了问题症结所在，民运组织纷争中最大的问题不是章程不好，而是到了关键时刻，胡打蛮缠，弃章程于不顾。民运队伍中成员中最大的问题是共产主义斗争文化长期浸渍的毒素。台湾社会比较多元化，台湾青年自幼起就学习以“合作”为原则。相对而言，在大陆的共产文化中，斗争能力是生存的必要条件，社会是一元化的，在那儿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在斗争中胜利了，夺得大权在手，别人都会来依附。可是民主的、开放性的社会是多元的，权力的来源是自下而上的，人们不需依附权力，一个领袖人物，若没有诚信宽宏，是不会得到大家的支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学习民主，学会宽容。没有宽容，就就没有成熟的民主。
亚：您的意思是说海外民运队伍还是要不断学习民主。
钱：比如，要学会在民主体系中“君子之争”，开放性社会需要竞争来刺激进取心，并维系整个社会的活力。但是竞争一定要有公平合理的规则，而不是不择手段的恶斗。孔子说：“君子之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退而饮，不亦君子乎。”君子不是不争，而是竞争时，遵守公平的规则，心中坦荡豁达，态度有理有节，竞争完毕后，仍能共聚一堂开怀畅饮，不存芥蒂，没有怨懑。还有就是要认真学习会议规范和民主程序。孙中山先生曾经手著《民权初步》，其实就是一本会议规范，今天要学习民主，就要学习开会的方法。今天在海外从事民运，尽一切努力推动中国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学习民主。如果真有抱负要在未来的中国推动民主，那最起码得自己学好民主，实践民主。
亚：有的记者说您“刚换跑道就跑得飞快”，您自己觉得如何？
钱：我绝对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背弃了民运。说我“换跑道”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跑道换了，方向还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的民主。我盼望全球各地的中国青年，不论出生在港、台，大陆甚至海外者，都能携手合作，汇集一起，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共同奋斗。
亚：您的振奋的精神一定会感动许多同道的。谢谢您接受采访。
（《北京之春》1996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