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雨川，字鸿辉，原籍广东台山，八十年代最早支持“中国之春”海外民主运动的在美华裔；一九八五年创办“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次年开始举办“中国傑出民主人士”评选。日前，作为中国海外民运前辈的黄雨川先生愉快地接受了记者亚衣的采访。
出生于中国最动荡的时代
亚：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从一九八六年起举办中国傑出民主人士的评选，至今已有十年。您是基金会的创始人，我想先请您作一个自我介绍。
黄：好。我是广东台山人，生于一九一九年，就是很有名的五四运动那年。我这一生可以说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年代。从我出生起，军阀内战就没有停过。后来是日本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七七庐沟桥事变”，八年抗战胜利后又是国共内战。记得“九一八”事变时我刚进中学，经常随高班同学及大学生下乡宣传抗日和参加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一九三七年我进入国立中山大学读经济，一九四一年大学毕业后在国民政府农林部、财政部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及财政金融统计等工作，之后进入时兴潮出版社任编辑。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回到广州，一九四六年初受聘到加拿大温哥华侨校教书，两年后到纽约大学继续攻读经济。一九五零年六月我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工作，一九六三年末来到香港做研究，然后接受加州大学的聘请到美国，约满后从事商业一直到现在，已经到退休年龄了。
亚：四十年代您在美国纽约曾经和留学生一起组织过“学群座谈会”。
黄：那是在居留纽约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和几位留学生组织了每逢星期三晚上三小时的“学群座谈会”，探讨国家前途，参加者多为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留学生。当时国内国共内战已经很激烈了，以中国人的观念来讲，在经历过了八年抗战的灾难摧残之后，中国应该很好地和平建国，可是事实上却是国共两党全面开花打了起来，这是中国人民的大惨剧。对日抗战的时候有一个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现在中国人与中国人不仅打，而且是大打。在这样动荡的时刻，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一直在思念这样一个多难的国家。一些比较关心国内情势的朋友，一有机会就会聚在一起讨论，从零星的讨论开始，到了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就定期举行了。名称叫“学群座谈会”，可能是受共产党的“走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主人”这种观念的影响吧。对参加者没有什么限制，有兴趣的我们就欢迎，做正式会员也可以，不做会员也可以，每个礼拜三晚上七点到十点，坐下来就谈，晚饭自己解决。在讨论时我们是很认真的，谈的内容就是中国往何处去，国民党的结果会怎么样，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和共同纲领那些共产党的概念等等。我们还讨论留学生本身的前途问题，如果回中国会怎么样，好不好，什么问题都谈。每次围绕一个主题，结束时确定下一个礼拜的题目。参加者每次一般有十来人，风雨无阻，座谈会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一年左右自然解散，因为许多参加者回国了。“学群座谈会”的参加者前后有约三十人返回大陆参加工作，祇有三、四位留了下来。留下来的有一对夫妇，男的已经快要写成博士论文了，坚持要拿到学位再走，女的很积极，急着要回中国，不肯再等待，两人无法调和，女的终于自杀，是在我们举行座谈会的五层搂公寓窗口跳下去的。我们夫妇俩是在一九五零年暑假双双回大陆的，那时我的妻子怀孕在身，还决定要让胎儿在“新中国”诞生呢。
离开美国回中国 为了参加和平重建
亚：当时这个座谈会是自由发起的，还是在共产党的什么背景下形成的？
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从我们的座谈会的会员来看，里面什么人才都有，有点像美国的一些团体，没有什么党派的名义。我们在美国享受言论自由，没有什么与共产主义有关系的行为引起FBI的注意。不过实际上呢，其中也是有党有派，有国民党的人，也有共产党。当时共产党人没有公开露面，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后来回到国内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人。还有一些人言必称马列，很像共产党员，人们也以为他是共产党员，其实不是共产党员。在座谈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的活动，如到外面演说，讲讲中国国内的形势。我们还演戏，排一些简单的独幕剧在学生会里演出，演过“白毛女”，出过一个油印的定期通讯，介绍大陆的新气象，包括解放军“不拿人民的一针一线”等等。一九四九年十月在纽约华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游行中，我和其他留学生高举巨幅五星红旗参加了游行，这个红旗还是我妻子漏夜赶制的呢。在这些活动里面已经有共产党的影响了。可是有趣的是我们回到大陆以后，共产党又把我们看成国民党的什么人。
亚：从当时的学群座谈会的政治基本倾向来说，是不是比较倾向共产党？
黄：对，可以这样讲。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无可否认是很腐败，抗战的胜利的果实没有去巩固，贪污得一塌糊涂，对这些问题国民党自己也承认。那时候我们已经厌恶了国民党的腐败。对共产党，就座谈会的参加者来说，除了少数人厌恶共产党外，大多数人对共产党建设新中国抱有一种希望。
亚：当时是什么力量推动您和您夫人离开美国，回到“新中国”的？
黄：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这些人回中国不是为了一个党，而是为了这个国家——中国人的中国，是为这个多难的，经历了长期战争损害的中国效劳而回去的，绝不是为共产党而回去的。我们回去参加中国的和平重建工程，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光荣的责任，我们不在意物质上的享受，主要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当时有一个亲友问我：“你认得周恩来吗，是他请你回去的？”我觉得奇怪，我回到家乡还要谁请我回去吗？我不需要他来请。朋友说：“那你麻烦了，难道你不怕共产党？”我说怕什么？我一不求利，二不求荣，三不求名，回去也不要当什么大官，当大教授。大学教不了，中学、小学总能教吧，办民众夜校，办一个小小的书店总可以嘛。当时主要是一种创业精神。但是完全没有想到回去以后没有一两年，整个情况就改变了。事实证明我们原来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给总理写信获平反 北大荒逃过死亡关
亚：是不是说您刚回去的一两年间情况还比较好？
黄：从表面上看，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战争，看不见炮火，是一种和平和建设的景象。但从我第一天踏上国门起，就有一种很不对劲的感觉，这倒不是“事后诸葛亮”。我是学经济的，我当时感到一种恐怖，是对社会上一种没有理性的做法的恐怖。我一回到广州，在我的家乡，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就看到一种极端的做法，政府对大小商店，一律不准你关门，如果谁要关门，就说是在搞破坏。我的亲戚当时开了一个很小的冰淇淋店，没有生意也不能关门，硬要你做下去，否则就要罚款，几千上万的加税，搞得生意人没有一点办法。共产党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经济政策，是陈云的经济政策有效，我不以为然，在经济上强行控制其实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方法，它可以造成一两年表面的繁荣。当时我虽然觉得这种现象不对头，但是我不敢讲话，因为一讲不同意见就是“破坏党的政策”。还有土地改革政策，我的一个党员朋友参加土改回来就直摇头，说在土改中对地主富农要杀就杀，要打就打，非常残酷。有人后来在批判文革时回忆说五十年代初期是中国大陆的黄金时代，我看那时并非黄金时代，文革不过是共产党过去一贯政策的延续和扩展。
亚：回忆在中共独裁政权之下受到的迫害是痛苦的，不过，我还是想请您谈一谈自己所受到的这方面的遭遇。
黄：回国后的十多年中，我先后在北京和山西的几个新闻出版单位担任编辑和采访工作。由于中共不断制造“阶级斗争”，我也一直被卷入其中。我一回到国内就遇到“审干运动”，也叫“忠诚老实运动”，所有机关干部都被调查一遍，什么事情都要坦白交代。假如你有一点点海外关系或者以前与国民党有什么关系，都要被调查，而且使用的方式淩厉，有点恐怖。一九五三年开始了三反运动，以后又是借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掀起的肃反运动，更其激烈。我被怀疑是特务，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关了起来，被斗争、审查了半年。我被关在房子里，除了吃三顿饭，不能自由行动。这是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之间。我难以承受这种状态，就把自己受到的遭遇完整地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寄的是挂号信。后来这信居然起了作用，党组织给我平了反，还向我道歉。可是到了“反右”的时候，我给周总理写信的事情又被翻了出来，党组织说我居然给周总理写信，就把我打成右派，算是“罪行最轻”的一种。
亚：您后来还被送到北大荒去了？
黄：是的。我被打成右派的几天之后就被送去北大荒。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我被送到北大荒的一个劳改农场，名义上不算是劳改犯，不带手铐，每月还给几十元生活费养家，因为毛泽东把右派算作“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我们和劳改犯一样干活。加上我们这些犯错误的人要“自觉改造，戴罪立功”，就需要“更加严格的要求”，劳改犯逢年过节有的半斤肉，我们却没有。我亲眼看到那些有名有姓的人，就有五、六个人死在那里，最后倒下来时候，身上一点汗都没有，是活活累死的。由于自己的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力，我逃过了死亡关，可以说，我这一条命是拣来的。
在香港民间研究机构中工作
亚：您离开大陆之后先到香港？
黄：从一九六三年到香港，一共住了六年，可以说香港是我的第二故乡。那时我在香港友联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到台湾时，一些大陆知识份子在香港办起来的。这些人很关心祖国，但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统治，不愿意留在大陆，也不想去台湾，就来到香港，起初搞了一个友联出版社，出版儿童读物。后来办刊物，进一步搞了一个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共方面的研究。研究所主要是收集中共以前和当时的各种资料，订了许多大陆的报刊，订得到就订，买得到就买，然后像图书馆一样，按照政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把资料分类。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封闭，许多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来到香港，看到有这么好的出版社和研究所，而且是公开的，中外学者都喜欢去看资料，订购他们的出版物，所以说友联研究所很受国外学者欢迎。社会上开始有一个误解，认为友联研究所是有什么政治背景的反共团体，其实不是。我本来以为自己知道不少共产党的资料，到友联一看，觉得他们的东西比我瞭解的还要多得多，还要清楚。我在那里写文章，利用了那里很多可贵的资料。
亚：在友联研究所您主要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
黄：我在任职于友联研究所当研究员期间，除撰写中共经济概况文章外，还编着了《中共节育运动》（一九六八年）和《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一九六九年）两书，协助一位美国学者编写了《刘少奇选集》英文版。《中共节育运动》一书批判了中共人口政策的严重失误，探讨中共人口问题，颇受好评。友联研究所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几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和中共资料的收集和保存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徐东滨先生担任过研究所所长，还作过《星岛日报》的主笔，几年前他写过关于友联研究所的回忆文章。中美建交之后，大陆陆续开放，国外学者要进大陆不稀奇了，友联研究所就结束了，它的全部材料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接管。现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大陆学者和国外学者还到中文大学去查阅资料。一九六九年我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再次来到美国。我对香港很留恋，不仅是因为它那明珠般的美丽，在它成为世界级金融和旅游中心的背后隐藏了多少中国人的血泪；几十年来，上百万同胞为了自由逃离大陆，来到这个美丽的小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他们却要为重新丧失自由而彷徨。
创建“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
亚：在海外大陆留学生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时，您是在美华侨中最早起来支持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请您说说那时的情况和感受。
黄：我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底下来到海外自由世界，对在国内这一段时间所受的迫害和恐惧，总想把它忘掉，实际上忘不了。我在离开加州大学的研究机构之后就从事商业活动。就在此时，突然看到王炳章在大陆的海外留学生中第一个站出来，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要反对这个专制独裁制度，喊出了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口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当时的报纸也作了很大规模的报导。我就主动与他们联系，愿意为海外民运出一份力量。当时全球的反响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许多人表示愿意出钱出力，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心情很激动。
亚：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逐年举办傑出民主人士评
选，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曾经被人誉之为“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创建民主基金会和设立傑出民主人士奖的原由和过程？
黄：“中国之春”运动后来尽管发生了一些波折，但是它的历史的功劳是很大的。我在离开“中国之春”后一直继续关心国内的民主活动。我想作一点有实效的事情，通过一种方式对在中国从事民主运动的人物和事情作一种公开的肯定，来提醒更多的人的注意。于是我和郭台鉴、杨云、孙鲁正、梁冬、江文、林剑明等人一起，一九八五年在加州成立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作为非盈利的民间团体，争取捐款。基金会成立后，我曾经到加拿大、东南亚各国和台湾、香港等地宣传和筹款，并邀请评选委员。说到筹款，虽然获得过几万美元的承诺，但是结果分文未收到。我们成了没有基金的基金会。即使到今天，基金会筹款还很吃力。从第二年开始，基金会开始评选“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有傑出贡献之人士或著作”的奖励活动，后来就简称为“傑出民主人士”奖。在聘请评选委员方面很成功，委员们都欣然接受，义务担任，连得前来参加颁奖典礼都是委员们自费的，令人感动。
亚：这里所说的中国，不光是指中国大陆。
黄：我们一开始就确定每年要有三名获奖人，第一届的获奖人全是大陆的，第二年起包括大陆和台湾、香港三地的人选。台湾在民主政治上当然比大陆进步，但是不尽善尽美；香港是殖民地，地位特殊。李拄铭说过，大陆、台湾和香港是相互影响的“铁三角”，是关系到中国前途的不可分割的三个地区。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中国大陆的民主问题更为国际社会关注。
为了传播现代民主理念
亚：基金会叫“民主教育基金会”，是不是对教育事业有特别的支持？
黄：这里所说的“教育”是广义的概念，主要是对整个民族的民主理念的教育起推广作用。我们希望大家在对一些人的活动行为作出评价和奖励的过程中来推动中国民主运动，传播现代民主理念，为社会树立楷模。对于傑出民主人士的评选，我们基金会的理事会无权投票，而是专门设立了评选委员会，最初有十六人，评选委员是没有党派色彩的关心中国民主改革前途的学者专家和媒体代表。第一届的评选委员中有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教授许倬云、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教授夏志清、作家白先勇、香港《争鸣》杂志总编辑温煇、《百姓》杂志社长陆铿、《中国之春》杂志主编王炳章等人。在候选人提出之后，我们经过调查核实和比较，再提供评选委员们投票表决。第一届获奖者是魏京生、王若水、刘宾雁三人。
亚：台湾和香港的获奖人士能否也介绍一下？
黄：第二届傑出人士大陆是方励之，香港是李柱铭，台湾是费希平。在台湾和香港，挑选获奖者的余地小得多，因为在那里从事民主活动起码不要像在大陆冒生命危险。费希平是国民党的大老，也是民进党的创始人，在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上作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多著作。他与雷震一起，受尽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迫害。一九九一年的台湾获奖者陶百川，曾经被提名多次，九十岁那年才被选上，这么大的年纪还在为中国的统一问题奔波。一九九零年的台湾获奖人柴松林教授，虽然没有参加反抗专制的民主运动，但是在台湾建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联谊会，跑遍台湾，很得民众欢迎。台湾有一段时间对掺假商品没有办法，法律上也没有制约，柴松林教授就开始作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事情，这是广义的人权保障，坚持多年，那些掺假的厂商、奸商就受到社会的批评和监督，我们颁奖给柴教授，就把民主的理念拉宽了。王军涛之所以获奖是在于他与陈子明一起作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显示了民众意见的重要性。基金会成立以来我连任三届会长，一九九二年七月获得理事会同意辞职，杜维新先生被选为会长，我被提名为荣誉会长。基金会的现任会长为贾育台先生，我还担任理事。
民主是世界潮流 中国不需要暴力
亚：依据您的丰富的生活经历，您对中国当代政治变动，比如江泽民主导的共产党政策有什么评论，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有什么见解？
黄：自鸦片战争以来，千千万万中国人为追求国家的繁荣富强和自由民主而牺牲，在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浩劫之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厉行改革，开放党禁、报禁；而中共则继续推行阶级斗争，使中华民族几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近年来中共强调对外开放，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获得很大成绩，值得称讚，但是中共强调四个坚持，拒绝政治改革，破坏自己制定的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这样经济改革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和舆论监督，必然导致官倒横行，贪污泛滥，社会矛盾加剧，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明证，去年揭发出来的北京官员的特大贪污案更不用说了。我认为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不顺应这个潮流的专制制度不会长久。近百年共产主义的衰落证明了孙中山先生的卓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希望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能认清这一潮流。对江泽民我谈不上研究，江泽民是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亚：依据共产党的官方说法，他是第三代领导核心），很抱歉，我一直把邓小平和毛泽东看作一代人。现在的一代与以往不一样，多少吃过资产阶级的洋荤，是被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过”的人，很难再走共产党原来的阶级斗争道路。当然，共产党的习惯传统又要求他们依照阶级斗争的理念去统治，这是很大的矛盾。江泽民不是延安出身，不是军头出身，看上去做得很累，他能否跳出共产党原有的局面，看来没有那么大魄力。
亚：现在不少人把中国的希望寄託在中共和平演变上，您的看法如何？
黄：我觉得不管叫演变还是演进，还是希望和平地进行，否则就是暴力演变了。中国民族一百多年来内乱外患，实在够惨的了。对几千万中国人的死亡，除了日本人，共产党应当负责，国民党也有责任。到了今天，如果共产党还不利用国际的和平环境和国内人心思变的大好形势进行政治经济同时改革的和平转变，还要靠暴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那绝对是不会长久的。不管怎样，中国需要和平演变而不是诉诸暴力，如果诉诸暴力，绝对不是任何个人或整党能够控制得了的。对中国社会来说，暴力不可取，最好的办法是和平转变。在目前海峡两岸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弄得不好就会炮火连天，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机会就会消失。我不希望这样。共产党万万不能动武，谁动武就是千古罪人，中华民族的灾难已经够深重的了。
亚：年青时代您曾经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中日关系和目前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您有什么看法？
黄：中国政府的对日本政策使人非常失望，也很难理解。八年抗战时共产党也受日本人的屠杀和欺负。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为了日本的一些贷款，就屈膝得那么厉害？国内老百姓提出对日本索赔，政府就压制。共产党现在是利用中国的经济市场玩日本牌，以对付欧洲和美国。中国当然可以欢迎日本投资，但是不能忘记历史。
搞民运、做生意都要有毅力
亚：您是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多年参与者，现在还担任民运组织的顾问，对于海外民运的现状是否愿意作一些评论？
黄：说起民运组织的顾问，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说明一下。我历来喜欢参加民运的实际活动而不喜欢挂名。“民联阵”在旧金山开二大，选举王若望为顾问，也要我当顾问，我当时列席了大会，在最后选举时没有参加。徐邦泰后来对我说大会选我作顾问，我说多谢大家的好意，但我没有时间，不想担任这个职务，请他把我的意见告诉大家。那次选举时我不在场没有机会跟大家说，希望借助贵刊帮我更正一下。对海外民运的现状，我想从华盛顿会议谈起。我和许多人一样当时对大会寄予很大希望，但是结果出人意外。事隔三年，还有许多经验值得汲取。我们现在在海外从事和平理性公开的民运活动，但是原先在专制统治底下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还存在；除了客观环境外，有些人在主观上努力不够，也值得反思。民运组织的会议我参加了不少，在一些年会或者某些重大的会议上，与会者应当非常认真。但是有些会议开成了台湾人所说的“大拜拜”，不少人不在会场认真开会，而是在外面聊天的聊天，抽烟的抽烟，到选举时候又一下子沖进会场。看到这种情形我很难过。其实民运开会应该是辛苦的，不是八小时工作，而是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参加者应当在里面讨论问题，争取发言。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些事情还难过。也许这是在大陆独裁政权下造成的会议风气，来到海外就不能改吗？还有，民运团体不管有多少人员，一千，五百，三百、两百，这些人缴了会费没有？真正做事情的人有多少？民运组织遭受失败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要有毅力和耐力，克服缺点，力求上进。
亚：现在不少在海外的中国学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商业活动，作为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和建议？您还做生意吗？
黄：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做生意了。我年纪大了，有点发言权。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对自己要有足够的评价。不管是搞民运还是赚钱，都是自己的自由，都应当得到尊重。看到当年天安门出来的人不搞民运而去做生意，我们不必过多评头论足。当年他们对民主运动的贡献应当肯定，现在他们要赚钱也完全可以，任何个人的选择都要被尊重。这是第一。第二，做生意也要付出代价，从来没有听说不付出代价就可以有收穫的，有些人毅力不够，三分钟热度，不够投入。抗日时日本人曾经讥笑中国人是“三分钟热度”，我们一定要有毅力。还有第三，就是要讲信用和责任感，搞民主要讲信用，在赚钱上也要有信用。借钱不还，为自己赚钱而损害别人的利益，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事情都不好。至于有些人已经消极，却还陶醉于过去的成绩而不肯继续前进，那更使人惋惜。
亚：谢谢雨川先生语重心长的教导，祝您健康长寿。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四月号
后收入亚衣《流亡者访谈录》一书，2005年香港夏菲尔出版，第456-465页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