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处于封闭社会中的当代中国文学，无法设想在传统的文人作家之外，当代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还能以其他方式存在。然而，在今天，个人作家与流亡作家及其文学却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开的现实，虽然这种公开性至今还无法做到真正的透明。
它之所以是现实的，因为今天在座的文学同行们，其中就有不少流亡作家与个人作家，只要你们继续存在着，写作着，那么这种文学的现实性就已获得了根本性的保证。公开性的隐蔽与晦暗在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知道，作为一名流亡作家，你们的名字、你们的声音，在你们的祖国是被迫消失的；如同一个作为个人作家的我，虽然身处自己的祖国，在今天，仍然不得不处于一种近乎匿名状态一样。
这种作家的亚文化状态有其别扭、难堪之处，因为没有一个作家，天生愿意自己的作品只为少数人、一个小圈子知晓。这似乎就是存在于作家心中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结，或是一个永恒的神话：文学属于全人类！而在此之前，首先属于自己的母语世界。
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促使个人作家、流亡作家的出现，这里既有无法回避的客观原因、又有可以选择的主观原因。它是自由写作与自由表达的冲突与分裂结果，只是在现实表达严重地成为自由写作的障碍时，主流文化成为了威胁作家的心灵自由时，作家这才会自愿去选择成为一名个人作家或流亡作家，并自觉地承担下其全部的后果与命运。
自由写作其实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实际上，在中国，也从来都不缺乏自由写作，但是，从一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我们几乎难以寻找到这种真理的存在。由于儒家与科举的绝对权威与现实诱惑，道家、佛学的精神性补偿与迷醉，结果使得自由表达在中国主流文化中始终只能处于匿名与逃亡之中，只能以我们身边的歌谣、野史、遥远的诗与神话，作为一种亚文化的方式存在着。与此相对，主流文化则造出了一代又一代既没有自由写作、又没有自由表达的中国文人作家，并且，即使到了这种文人作家的价值与地位，已经受到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潮，以及生气勃勃的中国大众文化的有力冲击与挑战，中国已从封闭社会走向了半开放的社会，这种文人作家也还仍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今天，一种独立的、能够成为社会制衡力量的、西方意义上的知识份子并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而在我们寻找、瞻望于中国知识份子的未来时，我们自然也无法指望这样的文人作家，因为在他们放弃了写作与表达自由的同时，他们的文化便先天性地受制于了主流文化的权力结构。在这样的框架之内，任您怎样“辩证地批判”、“无限地反思”、“顽强地抵抗”、“代换性再生”、“进入新状态”，又怎么能够清除掉官方意识形态的致命性污染呢？实际上，这些人本身就构成了知识份子在中国出现的主要障碍，是知识份子的对立面。
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那种属于个人作家、流亡作家的亚文化的无限价值。在他们放弃与主流文化合作、撤回对于文人作家集团的支持、从而创造出、生活于各自的亚文化之中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开始找到、并赢得了一个知识份子的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写作与表达的绝对自由。
显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是巨大的，因为放弃主流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合作，同时，这就意味着一种孤独、冒险生涯，放逐中的命运的开始，内在的、或外在的。也就不用说是与自己既有的、或可能显赫地位、舒适的生活的暂时性或永久性的远离了。而这一切，本来以他们作为一个智者的秉赋，在与同时代的文人作家，尤其是与占据主流位置、垄断地位的文人作家的角逐中，很方便地就能获得。并且，这也是真的：自由并不必然意味着真理，相反，它反倒常常只是迷茫的同一词；同样的，自由放逐并不必然就是解放，是注定的幸福，它更多地倒像是在预示着一种不幸。
但是，这一切比较起我们心中的对于被奴役、非正义的恨，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一种恨就像一种爱一样，都是心中挡也挡不住的激情。人一旦获得了这样一种激情，那么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也就开始了。
正是从这种由心中的激情所带来的命运的含义中，我懂得了何为自由。
当自由表现为消极的时候，这是我们处于放弃、合作的阶段。因为这时候的我们，还只能以一种恨的态度，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消极面。这时候，我们唯一拥有的自我解放的手段，也就是只有远离这种消极面。实现自我放逐。然而，一当我们在这种自我放逐中，开始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本性生活的亚文化时，这时候，自由就成为我们内在的一种肯定的声音了，这是一个主观激情与沉思的阶段。而在这时候，自由也有可能带来一种危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激情与沉思都是走向道的内心呼唤。无限的主观性既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也有可能就是一条领导我们重新返回世界的真正大道。自由只是在这个时候，它才是充实的自由。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真正命运。
在世界充满着危机与灾难性的时刻，出现了中国的个人作家与流亡作家，这些年来，通过一种自由写作与自由表达的亚文化，他们也写下了自己的本性生活，并实现了他们自身的命运。
而成为一个知识份子，就是把自己的命运，成为社会的命运，使得真理与自由不再仅仅属于少数人。
为此，我展望中国知识份子的成长！□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北京之春》199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