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毁灭是从这里开始的，专制的丧钟也是从这里敲响的。在一代人参与营造的历史断裂处所开始的人伦重建，专制政治的基石，也正在一块一块地塌垮下来。
“民运”讯息透出的文化意义
当“民运”一词，已经被时下舆论传媒与“人士”本身添加进许多外在歧义之时，近期以来，几则不起眼的关于大陆“民运人士”的报道，却在悄悄地显示出某种不可低视的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独特意义。
报载：著名大陆异议知识份子陈子明身患癌症，却被中共当局在假释之后无理收监，在监狱得不到医药治疗的同时，还被官方冻结了他与妻子王之虹的银行存款。为此，陈子明在九五年十月十三日开始，在监狱内进行绝食抗议。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为了声援丈夫，也于十月十五在家中进行二十四小时绝食。在官方当局不予理会的情况下，王之虹与陈子明的父亲陈尔藏、吴永芳正式向北京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得到举行公开游行示威的许可。北京公安局在破例受理同时又拒绝了这一申请后，十月二十二日，王之虹和陈子明的父母一起，携带陈子明的照片在北京某公园向当局表示公开的抗议示威，要求准许陈子明保外就医。王之虹随即被公安人员逮捕，在现场拍摄抗议活动的香港有线电视与美国CNN新闻记者也遭到拘留。陈子明的母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不批准我们游行，因此我们在公园里进行抗议行动，我们只能这样做了。我会用种种方法营救我的儿子。”（路透社北京九五、十、二十二电）
与此同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在十月二十二日公布了数位异议人士及其家属致江泽民的公开信，呼吁释放大陆政治犯，实现社会宽容，改善中国大陆的人权现状。他们是：浙江王东海等十二人及其亲属；四川刘贤斌等九人及其亲属；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刘念春的妻子储海蓝等。（见九五、十、二三美国《世界日报》）魏京生随即在九五年十二月被无理重判十四年徒刑之后，魏珊珊及魏的海内外亲人又为他四处奔走，呼吁国际上人道力量的关注和营救。
在此以前，更著名的例子，则是北京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蒋培坤夫妇，为了给在“六四”血案中无辜丧生的儿子申冤，进而代表所有“六四”受难者家属，向联合国人权会议提出公开申诉，并顶着巨大危险，查访记录“六四”惨剧中受难者名单，参与救助“六四”受害者家属。丁子霖编写并在海外正式出版的《六四受难者名册》，成为记录这一历史惨案的最真实、最可靠的文献。为此，丁、蒋夫妇受到了官方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骚扰、迫害。在北京“世妇会”期间的八月十八日，丁、蒋夫妇被中共当局秘密关押在无锡张泾镇，一个半月后获释，丁蒋夫妇无惧无悔，在海外发表《幽禁记略》一文，矢言：“不管昨天、明天发生什么，今天我当继续！”（见95年十一月七日《世界日报》）
周锋锁：共产党几十年间对中国人干的最卑鄙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此！
以上报道的共同特征是显明的：在中共国家机器的巨大压力之下，异议者的亲属毫不畏惧，以亲情抗争，为亲人请命，不惜为此付出个人前途以至人身安全的代价。时代的巨人区别在这里显示出来了：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共产党话语独霸天下。在数十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人为了明哲保身、自求多福，最便利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亲人“交出去”——曰：“一切交给党安排”。由此，妻子揭发丈夫、儿女批斗父母、兄弟姐妹互相密告检举；更不必说，学生批判老师、朋友出卖朋友、晚辈欺压前辈等等，成为了那个“红彤彤”年代的流风时俗，同时也成为苏联、东欧到越南、北韩、古巴、柬埔寨等等共产国家“普适化”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最重要的表征。
北京官方最新的、但愿也是最后的一个宣传典范，应该算是“六四”后的大追捕浪潮之中，官方机器大肆宣传的那个“北京学运领袖周锋锁姐姐检举弟弟，亲自带弟弟自首投案”的故事了。恰巧，笔者不久前在纽约遇到周锋锁本人，他于半年前办理自费留学抵达美国。笔者特意向他详询了那个“姐姐出卖弟弟”的著名故事的原由。周锋锁气愤地说：这是共产党的惯用伎俩，完全是无耻的捏造！我当时藏在西安北郊，我姐姐从东郊想来看我，很远，向所在单位要车时不小心泄露了真实意图——她是一个不会说谎也没有多少政治头脑的人，结果秘密跟踪的警察闻风而至，带上她开车过来把我逮住了。是他们拿我姐姐作为引诱我现身的人质，完后就大肆宣传，说是我姐姐检举揭发了我。这件事，给我姐姐不知造成了多大的压力困扰。不知情的亲友骂她，单位的人孤立她，甚至全西安、全国各地都有人写信来骂她。她百口莫辩，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当时在监狱里并不知道这一切，出来后我就对我姐说：姐，只有我最知道真相，最有权利为你辩护。我姐姐的情绪才稍稍的宽解下来。周锋锁说：用虚假的“革命大义”离间骨肉亲情，又用虚假的“大义灭亲”摧毁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共产党几十年间对中国人干的最卑鄙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此！
“老三届”发出的人伦呼号
如果说，异议人士及其家属的抗争声浪，在大陆新闻封锁的情况下，在社会一般公众中难以激起反响涟漪的话，近期以来，以“老三届”为代表的经历过大陆文革的一代人传达出来的信息，却已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了。
在前不久的“老三届热”中举行的《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晚会上，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发表了一段致“老三届”的寄语：“……在诸多责任感当中，我还希望大家牢牢记住两点，第一是孝敬我们的父母，第二是教育好我们的儿女。这是我们能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的最大的贡献之一。当我们成为好儿子、好女儿、好父亲和好母亲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我们对于祖国，对于人民是无愧的了。”（见《东方》杂志九五年第二期）
笔者虽然对这种动辄仍以“祖国”、“人民”来笼罩“儿女”的话语方式略略感到“不适”，但梁晓声代表“老三届”发出的这一心声，其可圈可点之处正在于：“五四”以降，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激进的反传统、变伦常的“文化革命”中，其登峰造极者，当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及其十年文革为代表。而文革中成长的“老三届”一代人，恰恰充当的又是其中最激烈、最勇猛的角色。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妹、师生等等人伦关系的“彻底砸烂”，“老三届”正是亲身参与者、见证人与受害人。笔者成年以后，长时期难以摆脱的一种深疚是：十五岁那年，为了下乡能到可领工资、吃商品粮的兵团而不是更为艰苦的插队落户，主动向军宣队写过父母亲的检举揭发材料，并宣布“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虽然父母多年来一直都表示谅解，只有我自己知道：不能简单以“时代使然”的理由加以轻轻开脱，在“理想”的光环后面包裹着、诱发着的，其实是人性中最阴暗、最自私的一面。可以说，梁晓声代表“老三届”所言，既是一种忏悔，亦是一种回归。文化的毁灭是从这里开始的，专制的丧钟也是从这里敲响的——在一代人参与营造的历史断裂处所开始的人伦重建，专制政治的基石，也正在一块一块地塌垮下来。
“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把政治化的道德推向了极致
几十年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喜欢用“历史必然性”来解释共产革命在现代中国发生、发展的因果过程，并以此作为“打江山、坐江山”，“永保红色江山万万年”的合法性依据。这里暂且撇开那种“历史决定论”的谬处不言，归根结底，共产党革命，实际上是靠两件事情完成的：在文化心理上摧毁传统文化的中心价值；在社会结构上摧毁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所谓“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交替使用，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在这一点上最终归结起来：全然颠覆维系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经纬——以仁人、亲亲为核心的宗法人伦关系。
如果把儒学视为传统中国文化的精神主流，一部《伦语》，则可以“仁”字一言以蔽之。孔子说：“孝为仁之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中庸》孟子在《孟子·离娄》则如此诠释“仁义”：“仁者，亲亲也，义者，敬长也。”千百年来的孔门儒学，孜孜以求的正是这一种以仁孝为核心的理想人格。由“仁孝”出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结构由此建立起来，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礼教秩序也由此建立起来。“五四”的激烈反传统，“打倒孔家店”，正是建立在鲁迅所言的“礼教吃人”之上的——传统礼教已经成为一种束缚人性、束缚社会发展的惰性力量。但“吃人”的不是“仁孝”本身，而是“仁孝”的政治化。所谓“三纲五常”，正是将政治化的道德转化为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并将这种罩上道德光环的权力意志无限扩大化。可以说，政治化的“仁孝”过程，也是就扼杀“仁孝”基本精神的过程。可惜，“五四”的反传统变质太早，新文化运动还来不及从传统资源里奠基，生长出新的文化基质及其价值系统，就同样被迅速地政治化了。新的入通主中原的价值系统——毛式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宣布完全与传统价值“彻底决裂”，却把传统中充满惰性力量的道德化的政治与政治化的道德，推向了极致。道德、伦理完全抽离了人性内涵，而成为纯粹的政治工具。
孤立地看，所谓代表“共产主义理想”的“雷锋精神”：“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但是，它一旦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联系在一起，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联系在一起，进而和“做党的驯服工具”、“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等联系在一起，人性的光辉，旋即就转化为政治的狰狞黑暗。几十年来，所有的血腥残暴背后都站着一位崇高的“道德父亲”，所有的一党私利背后都立着一位博大的“人民母亲”，所有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藉着它们的“光辉”而得以畅通无阻。在私有财产“国有化”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连同人的思想也都“国有化”了；在传统社会的“家庭本位”向“一大二公”的“单位本位”的过渡之中，亲情、人伦的意义与需求也被彻底消解掉了。即以笔者自己的故事为例，为了“吃商品粮”而以革命的名义出卖父母，今天说起来当然耸然听闻；但具体分析起来，在当时，在唾弃父母与生存自保之间，可以容纳的选择空间是至为狭小的。一方面是“仁孝”的传统道德早已荡然无存，一方面是高悬于头顶的诸种“高于一切”的道德光环眩目诱人。追随过去，便可能获得“口粮”、“职称”、“党籍”以至“模范”、“标兵”等等后面的一大堆利益；回转身来，在人身依附的“单位所有制”之下，家庭、父母可以为儿女提供的有形资源已变得绝无仅有，仅有的亲情维系，便显得脆弱不堪。以亲情为依托的人伦道义、人格伦理，是没有多少力量与各种崇高化的私欲私念抗衡的。
正是在传统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家庭，以及最核心的基本价值——以“仁孝”为中心的人伦关系，被“党啊亲娘”与“单位组织就是我的家”所笼罩、所操控、所取代、所熔化的一刻，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全面专政”确实获得了“铁打江山”的真实涵义——“必然性”的大话，正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
人性高于“党性”，“亲情”大于“国情”
“人伦”高于“主义”，“道统”大于“正统”
余英时先生十几年前在一篇讨论中国文化重建的文章中，曾借西方学者克拉孔（Clyde Kluckhohn）分析德国“威玛宪法”的个案，检讨“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文化的缺失，指出：“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新求变，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德国一九一九年所颁行的威玛宪法便是显例。这个宪法作为一个孤立的政治文件而言是相当精彩的，可谓民主精神的充分体现。但由于它完全脱离了德国文化背景，因此施行起来便一败涂地，最后竟导致希特勒的崛起，酿成大祸。”（见《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史学与传统》第167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
以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为政治诉求的共产革命，却演变为彻底剥夺人民民主权利，视“人权”、“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的独裁极权统治——“中国革命”在进入世纪末以后几乎已脱尽了它的所有光环，其文化潜因，也可作如是观。
那么，能不能把“回到亲情”等同于“仁孝”的复兴，从而论定：回归“仁孝”即等于中国人格伦理的重建，乃至中国文化的重建呢？
历史的变革之路当然不可能是那样简单的等式；历史的重写与文化的重建，也并非只是在作烧烤饼式的翻案文章。不能永远只是停留在今人否定前人，今天否定昨天，你“颠覆”过来我“颠覆”过去的低层次上，去建立权宜性的历史共识。就这一个意义上说，如果对“五四”的反思“，导引出来的结论即是把五四”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此乃毛泽东最爱使用的语言），那我们的历史智慧，并没有超越”五四“先人以及共产党人的局限。同样，对共产专制的批判，如果只是重复毛式的”颠倒“观，那么，也就不过只是将一种话语霸权转换为另一种霸权罢了，最善意的譬喻顶多如同今天东欧俗谚里说的”把煮成的鱼汤再变成鱼“那样——那实际上是万难兑现也于事无补的。很难想象，在今天的”股民“与”追星族“中间，”大款“与”大腕儿“中间，”王朔“们与”卡拉OK“们中间，重新提倡”三从四德“、”父亡守丧三年“之类的”仁孝“伦理，会是怎样一种”无厘头“式的笑谈。可以说，随着”民间社会“的出现（上述”们“，正是表征），不可遏止地摆脱了以往人身依附式的”单位所有“，终于打破国家话语霸权的垄断而挣出了个体自由的部份空间。——告别”雷锋叔叔“以后，中国大陆社会的人格伦理重建，究竟可以从哪里开始起步，从哪里可以着力呢？
同在上文中，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基于我们今天对文化的认识，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这样大的问题自然不是单凭文字语言便能完全解决的，生活的实践尤其重要。”（同见上注，第169页）在当代思想史家中，余英时先生确实特具一种洞烛机先的眼光与视界。窃以为，这“生活实践”一语，就与今天林林总总“重建”的书生空论分出了高下。从八十年代反传统的“文化热”走到今天的“国学热”（虽然同样不无盲目），将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资源，已经成为今天中国一般知识人士的基本共识。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生活实践”也是我们的资源——甚至是更大、更丰厚的资源。近百年来的历史顿挫，近几十年来的血泪历程，生活实践给予两、三代中国人最大的训诫，已经从今天“民运人士”及其亲属的抗争，或是“老三届”一代的人伦呼号中体现出来，那就是——
人性高于“党性”，“亲情”大于“国情”：“人伦”高于“主义”，“道统”大于“政统”。学术文化的独立、发展高于政治需要，人道民主的保障大于维护政权或者更迭政权的功利需求。
笔者以为，不独“后共”时代中国的人格伦理重建可以从这里开始，“中国文化重建”的话题也可以作如是观；甚至，包括面对今天剑拔弩张的两岸关系，及其官方当局的“统一高于一切”的叫嚣，知识界人士的因应之道，也不能背弃“生活实践”早已昭告我们的上述血写的教训。
——一旦种种“党国”高于一切的“历史”终结，那个“必然性”的神话，也就自动解构、终结了。
（《北京之春》1996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