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栋先生与妻子，图片提供于2019年11月访谈。
安东西郊有一座孤山，形如古代武士的帽盔，我小时听父亲讲薛礼征东的故事，说是谁戴在头上的帽盔，被白袍将军一枪挑下来，于是乎，便有了这“帽盔山”。由于在城边子，空山鸟语，所以非常僻静。后来，热闹起来了，许多少男少女都来爬山。原来是山下建起了一所学校，叫做“安东高级中学”，成为小城唯一的高中，也算是最高学府了。和后来的中学相比，便是“嫡长子”了，所以，排行“一中”。我就是一中毕业的，不过，没念几天书，就赶上了“停课闹革命”。闹到1968年，被赶下乡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岁月蹉跎，如今，这一代人都已垂垂老矣，想的是如何“岁月静好”，就像一首歌所唱的“在变老的路上善待自己”。然而，我这人犯傻，偏偏要“折腾”自己，从2019年开始采访我的师生——回忆文革。由于，瘟疫肆虐而受阻，日子一久，热情便有些冷却了。听说有的受访者已经卧床不起，令我感到如芒刺在背。望窗外江边空寂无人，因为，上边有令“足不出户”，所以，只有警车在捕捉“逾户”的人。已经连续六个早晨排队被棉签“捅嗓子”了（核酸检测），所幸“五一”开恩，“嗓子”暂且不挨捅了。老婆说，要包饺子，她冰箱里还藏了一块肉。这是她在雨中站立了三个多小时，花200元钱配给的一份“大礼包”，打开塑料袋子，里面是搭配的菜蔬，还有块猪肉，也不知斤两，拿回来又切下一块扔了，她说，根本不能吃，看着都恶心想吐，可是找谁去呀，用乡下的话，这叫做“槽子里有草饿不死驴”。人心惶惶，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唉——还是坐下来敲键盘吧，减轻一下“负债”的心理吧。
一
宋立栋老师是一中的早期毕业生，1954年建校，他是1959毕业的。在校时，赶上了1957年反右，档案里记下了“同情右派”。从此，他便背上了“黑锅”。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刚迈进高中大门，可以说，还有些懵懵懂懂的，怎么和“右派”扯到一起了呢？而且，这也是他在文革受害的源头，所以，他的口述便从这开头的。
那时，全市被打右派最多的是安东日报社和一中。安东没有大学，一中便被推上了“十字架”。六十余人的教师中，抓了11个右派——
首当其冲的是校长祁连，本来姓邓，乃是邓世昌的曾孙。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了中共，搞地下活动。二战时，他在国军做英语翻译。新中国之后，他调到安东一中任职副校长，负责主持工作，因为当时没有正职，不知为何没有一步到位。虽为副职，却是官至14级，那时候，这个级别的干部为数很少。而且，他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我个人对他也有崇拜的心理。
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人民抗议政府的示威游行，声势浩大，遭到了苏联出兵的镇压，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青年学生急切地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在许多学生的要求下，祁连给大家做了个关于“匈牙利事件”的报告。当时，反响很强烈。但是，他却犯了一个官场上的大忌。党支部书记是孙守祖（兼任团市委副书记），祁连不过是支部统战委员，作这种报告的惯例应该是书记，或是宣传委员，祁连有些“出风头”了。但，这个知识人浑然不觉。不久，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学们在学习此文时，发现很多观点与祁连的报告如出一辙。于是，越发敬佩，祁连的威望也越高。
由于，担心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先发制人”，用他老人家的话说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于是便搞起了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帮助党整风，并且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谁料到这却是老人家玩弄的“阳谋”。一中，作为安东教育界鸣放的首批单位，文教部长佟欣（注）亲临坐镇指挥。并且，一中成立了鸣放委员会，主任是祁连，副主任是孙守祖，祁连做了领导运动的“一把手”。然而，这个听党的话，带头“鸣放”的祁连，最终，竟然被打成了右派。
其次是，作为鸣放委员会副主任孙守祖，虽然是“党的领导人物”也被“划右”了。因为，指标未竟，他便成了牺牲品。
这二位学校的党政领导无一幸免，那么，“教书匠”怎样呢——
历史组有王凡、祁延婉、李兴文老师，只剩了一个于老师没有“划右”，但被划为“中右”。
语文组有两个身世不凡的老师，都成了右派：一个是孙松乙，曾经是民国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秘书，水平令人佩服。翻译古文不用字典，行文不打草稿，写大字报直接就拿来毛笔一挥而就。曾经是《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写过台儿庄战役的通讯；再一个是张梦庚，山东省立正一中学毕业，和张春桥是同学，粉碎“四人帮”以后，上边来人找他调查张春桥年轻时参加特务组织的情况。
数学组的涂正修，平时寡言少语，用台湾人的话说，乃“政治素人”。鸣放时突然活跃起来了，提出“学校党委制的四大弊端”，具体的“宏论”内容忘了。
化学组的王维礼，络腮胡子，刮的脸发青，一头曲发，像个洋人，学生都叫他“化学大王”。
政治组的杨洪年，上海人，仪表整洁，长的也挺帅，是个精明人。
外语组，教俄语的吴庚全。还有一个讲生物的老师，姓李的，名字忘了。
以上几位无一幸免，全被划分为“右派”。
二
祁连是一校之长，我不过是一个学生，根本不搭界，只是心里有些崇拜。打他右派时，其中有一条，说他讲“个性发展”，这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搞“大辩论”，说是辩论，实际上是打棍子，扣帽子。祁校长站在台前，只许接受批判，不许辩驳。我觉得既然说是辩论，那么，真理越辩越明，就不该以势压人，不让人家讲话，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嘛。我站起来说，辩论，不能“断章取义”。祁校长在讲“个性发展”时，他说的是，在又红又专的前提下，每个学生的“个性”都应得到发展，比如有的喜爱文学，有的喜欢画画、体育等等。记得他还引用了一句马克思的话，大意是，不能要求紫罗兰和玫瑰花散发出同样的芳香。哪知道，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我马上遭到围攻，说我为右派分子“辩护”。
1958年大跃进，学校组织“勤工俭学”，也就是下乡劳动，到东沟县去修黑沟水库。全市的右派都在那劳动，主要的活儿是挑土篮，土装满了后，便挑在肩上，爬上二十几米的大坡，还要连跑带颠累得呼哧带喘的。对于文弱书生来说，真是叫苦不迭。当时，我是劳动组长（高二），见祁连大汗淋漓，脸色苍白，我就给他筐里少装些土，叫他慢些走。开饭的时候，大家早已饥肠辘辘，一窝蜂似的疯抢。祁连走进食堂时，只是残汤剩饭了，甚至挨饿。后来，开饭时，我每次都先给他盛出一份饭菜来。于是，这便被成了“同情右派”。
1959年，毕业前夕，在填写报考大学志愿时，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填表不诚实。我愕然了，老师说你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而你填写的“市贫”。我解释说，听父亲讲过，我爷爷在山东有十几亩地，只雇过一个长工，被划为地主是冤枉的。再说，我生在安东，根本就没见过这个山东爷爷。接着，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还向组织隐瞒了——你哥哥（宋志成）是“右派”。这仿佛是晴天霹雳，我从未听说，因为，他不在安东，自东北军政大学毕业后，就在沈阳工作。我猜想，哥哥是害怕说了给家人带来压力。我感到很沮丧，入不了团，因为爷爷是“地主”。雪上加霜的是，哥哥又被打成了“右派”。所以，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夙愿，只好随风而去了。
三
后来，我被辽宁师范学院录取。毕业后，分配到了安东一中教语文，未曾想又回到了母校。
由于，梦想破灭，出身的烙印又无法洗掉，所以，我不敢再有任何“奢望”，只想好好教书，不要“误人子弟”，对得起良心。这样一想，心里反倒轻松了，从此便一门心思研究业务，力求讲好每一堂课。天长日久，学生对我的讲课有了好感，并且，教育局还搞了几次“观摩教学” 。除了上课，篮球、排球都是我的爱好，所以，下了课便和同学在一起玩，觉得很开心。
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一中搞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按照上边的文件精神，认为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而且，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相当普遍。一中算不上“高等”，但小鱼穿在大串上了。于是，一中语文组就成了“社教”的重点。而且，要寻找运动需要的“反面教员”，因为打靶总不能没有靶子。不幸，我被领导“选中”了。于是，在语文组对我进行了揭发批判，说我教学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
一是，在课堂上讲古文韩愈的《马说》：“世上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当时的课本并无此文，说我是“借题发挥”，发泄自己的“怀才不遇”。
二是，在讲《南京路上好八连》时，引用《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解释说，莲花身处污泥之中，却纤尘不染，不随世俗，洁身自爱，借此表现“自命清高”。
三是，在讲解毛主席诗词《沁园春 长沙》时，说毛的文科好而数理化不好，画“日出”，只画了一个圈，零分。尤其是污蔑毛，说他读书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拼命地嚼呀嚼……
还有，记不清了，反正是“凑碟”。不平则鸣，当然我不服，因为，都是在讲课，不过是断章取义，乱扣帽子而已。我不知道那些批我的“同行”心里头是怎么想的，这样下去，讲课岂不是要提心吊胆的吗……
我感到愤懑，便去找领导讨个究竟。
四
我去了教导处，我对方向生（主任）说，你们这不是整人吗，今后的语文课还怎么讲啊？是的，韩愈的《马说》教材里是没有，但怎么就不可以讲呢，这是语文老师的通常做法呀！你知道，高考的古文都不是课本上的。至于说毛主席的话，那是斯诺写在书里的，是毛主席对斯诺说的，又不是我的杜撰。可笑的是，批判我的人说，不管人家斯诺是如何写的，但你不能说，哎——这是何道理呀？再说了，我还讲毛主席“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呢，怎么不提啊？这不是专门“整人”吗……
方向生说，你消消火，批你也不是领导的本意，因为有学生揭发你。我感到惊讶，他便拉开抽屉拿出一封信来，说，孙书记（孙立新）让我把这封信给你说一下。于是，他一边看信，一边念着，我听后明白了：语文组批判的内容，基本皆出于此。这是哪个学生从背后捅我一刀呢？他没有说，但是，最后，他又念了一段，似乎谜底就藏在这里：
宋老师对我说，你看，我因为家庭出身地主，不但入不了团，也考不了好学校，那怎么办？难道我的人生奋斗目标就是教师吗？但不管怎样，总要挺直腰杆做人吧？显然，这是发泄对党的阶级路线不满。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男生，文理科的成绩都“冒尖”。而且，特有礼貌，见到老师行鞠躬礼，在校园外也是如此，而且，一定是双手下垂，恭恭敬敬的，而不是点个头了事。他的身世很不幸，据说，是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的私生子，那军官跑台湾去了，他的母亲也下落不明，从小是被一个舅舅抚养大的。这样的家庭背景，无需赘言，前途定是暗淡无光的，自然，精神上是压抑的。但是，他从不流露低沉的情绪，和同学是不即不离。所以，有人说他“虚伪”。每当他向我鞠躬之时，不知为何，我内心的同情总是油然而生。于是，在他找我辅导古文时，我说过一些宽慰的话。而且，我还买了几本书送给他。难道真的是他吗？一张温良的面孔，竟能背后捅我一刀，难道这就是他的“虚伪”吗……
五
事后，我照常讲我的课，“那个”学生也仍然找我辅导古文，和从前也没什么两样。两年后，他终于“出台”了。
1966年6月8日，这一天，是我的“黑色星期五”。
我平常是住在学校的，每到发薪那天，我都要回家，把钱交到母亲手里，次日回校。
那天早晨，我一进校园，发现学生见我不打招呼了，而且表情怪异，有的女生吃吃地笑。我心里感到奇怪，走进宿舍楼，推门而入，屋子里，只见崔老师一人坐着吸烟，神色阴郁。校长（刘也愚）的那张床空了，被褥都不见了。显然，人搬出去了。我的床上乱七八糟的，床头的书柜被打开了，里面空空如也，自己多年的藏书，还有，十几本日记都不翼而飞了。我急忙问崔老师：这是怎么啦？崔老师说，唉——昨晚学生抄家来了。你去前楼（教学楼）看看大字报吧。
我匆匆来到前楼，一进走廊发现两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写在白纸上的，也有写在旧报纸上的，顶端是大字横幅：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猛烈开火。而被“开火”的便是：宋立栋、崔天枢。有一个共同用语都是：“地主阶级的贤子贤孙”，因为家庭出身都是“地主”。
大字报的开头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以下的主要内容，不过是社教中“密告”信的翻版。但是，上纲上线，认为是在与党拉拢、腐蚀和争夺青年一代。最后一句是，让我们高举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把盘踞在一中的“黑帮”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大字报的末尾签署了几个人的名字，我看了一下，是高三级的四个文科“尖子”，也是我偏爱的“得意门生”：节苇（化名）、李志良、 谢茂良 、李洪明。领头的节苇——两年前的“密告”者。
六
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顿时，把我淋成了“落汤鸡”，我感到天昏地暗、不寒而栗。回到宿舍，满屋子烟雾缭绕，崔老师还坐在那吸烟。我是从不吸烟的，却向崔老师伸出手来，他看了我一眼，递过来一支。于是，我颤抖着划亮火柴，点燃了人生的第一支烟。这一年，我才25岁，崔老师四十几岁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为何上了“黑线”，成了一中最早揪出来的“黑帮”……
深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崔老师先是寂然无声，过了一会，便坐起来吸烟了。于是，我也从床上爬起来，崔老师又递过来一支，我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崔老师，这“小子”怎么这样呢？你说“节苇”啊？是啊。你对他呢？同情啊。为什么？你知道吧，我的愿望是报考北大哲学系，因为，我被哲学家罗素迷住了。痴者，入迷也。特别是那句话：对爱情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啊，所以，你就“同情”了。但是，万没想到同情心却惹了一身祸来。这，不怨他，怨你糊涂，忘了他是“吃狼奶”长大的……
崔老师说到此，戛然而止了，问我：方才说的这些“夜话”，不能变成“大字报”吧。哈，我也糊涂，忘了屋里还有个吃狼奶的……
七
在我和崔老师被揪出来后，第二周又揪出了刘占有、邱宝勤老师，第三周又揪出了辛勤老师，都是语文组的人，这都是工作组一手策划和导演的。当时，一中是本市第一个进驻工作组的学校。这些被揪出来的老师都被戴了上了“反革命”帽子，不但挨批挨斗，还要“劳动改造”。
小半年之后，开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被赶出了学校，同时，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被揪斗的老师得到了学生组织的平反。一个叫“抗大红卫兵”的“解放”了我，接着，我便参加了“云水怒”造反兵团，对了，前面还有“毛泽东主义”这几个字。颇有戏剧性的是，节苇也在这个组织。因为该组织是少数派，后来叫“反军派”，所以，屡受欺压，历经磨难。一次，我被另一派（一月革命军）的学生林丹东（原名林安东，军官子弟）手拿刺刀，刺的我鲜血淋漓，手表（上海牌）也砸碎了。受伤了又不敢住院，恐怕要追杀，所以，在学生陈赣、殷玉坤等家里藏身养伤。
1968年秋，军宣队在校搞“清队”运动——清理阶级敌人，包括清除造反组织里的“坏头头”。当时，采取“策反”手段，叫做“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于是，有人站出来“反戈”了，揭发我的第一人还是节苇，说我有两大罪状：一是攻击江青“文攻武卫”的讲话，说全国武斗是她煽动起来的；二是污蔑毛主席——读书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拼命地嚼呀嚼……而且，他还说，你以为烧了“黑材料”（工作组整人的材料），我们就都忘了……
由于“反戈”有功，他成了“宋立栋专案组”的成员。长话短说，后来，他跻身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这场浩劫中，我所受的伤害，不想多说了，毕竟都是过眼云烟了。尤其是，我一想到“替罪羔羊”这句话，也就释然了。但唯有一人，在夜深人静之时，想起来，仍然令我辗转反侧：钱理群教授所言的“精致的利己者”，原来，早已有之，只不过是于今为烈而已。那么，这是不是一个民族的不幸和悲剧呢……
宋立栋先生（1941年生于安东），图片作者摄于2019年秋。
附记：
1、祁连，被“划右”而下放劳动。“摘帽”后，在本市六中做英语教师。文革中不堪凌辱，辞世而去。
2、该文中记载，曾在一中抓右派的佟欣，文革中自杀身亡。据原市委书记的回忆，“（1968年）参加学习班的文教部长佟欣一上二楼，就直奔对面的厕所，打开上面一尺多宽二尺多高的小窗户，从里面钻出去，大头朝下地栽了下去。”（《求索——我在丹东六十年》原市委书记刘仲文著）
3、马克思《评普鲁士的最近检查书报令》中的一段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紫罗兰和玫瑰花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
（议报2022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