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司令部其中之一的领袖人物，代表著十七年的旧官僚阶层，受到许多同情。那么，实际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让我们先来考查一下表现在派遣工作组问题上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以及结果。
当时在大中学校的学生，对这场斗争一定记得很清楚。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继续——它宣判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的政治死刑。
众所周知，六月二日，毛泽东决定将聂元梓的大字报登报。
六月三日，刘少奇决定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紧接着，六月四日，向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进行“试点”。然后，就像毛泽东指示学生写大字报，冲击党委（党支部）一样，刘少奇指示学生涌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驻地，“主动”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们觉得布置得差不多了，他们于是毕恭毕敬地专程飞到杭州，向仍在苦思冥想对策的毛泽东“请示”。其实，他们是为了试探毛的虚实，同时也希望能就此用“群众强烈要求”和“右派大肆反党”的“事实”来迫使毛泽东吞下这个苦果，接受既成事实。他们知道一旦毛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毛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只有安心去做他的空头太上皇了。
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谋略家。刘少奇，再加上邓小平，都远非他的对手。请示后回到北京，对毛泽东不置可否的却又委托他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暧昧态度，刘少奇们却大为兴奋，以为时机到来，毛泽东已经黔驴技穷了。于是，他们开始发动掌握在他们手上的国家机器，准备像往常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仅仅是不听话，爱提意见，写大字报的年青单纯的学生，一下子打成“反党分子”，“右派”，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当今天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为当年那些挨了批斗的中共党政要员洒一掬同情之泪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一幕残酷的游戏呢？我们看到，刘少奇此时是何等威风，一声令下，从六月五日开始，半个月时间，北京所有的文教单位都进驻了工作组。全国各地也在统一的部置下，步调一致地行动。一场残酷迫害青年学生的行动开始了。
让我们来听听手上握有大权时候的刘少奇是怎样说的。六月十三日，文化大革命仅仅开始十二天，学生百分之百还在学校里，刚刚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幼稚地质问党委：为什么破坏文化大革命？其实，到那时为止，就是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内，谁也说不清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已经对学生杀气腾腾了。他说：“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著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他甚至连中学生也不放过，明确指出，对高中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看，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广大青年学生只是抱着共产党教育他们的信念，写了几张大字报，向学校党委领导问了几个为什么，共和国主席就已经把政治绞肉机开动了。他又要吞噬多少无辜的生命？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又一次针对青年学生，告诉工作组和他自己的儿女：“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
现在，对这个迫害事件，谁都绝口不提。似乎共产党镇压人民就是应该的，而人民那怕只是说了一声“造反”，就是罪该万死的。这个历史冤案今天难道还不应该翻过来吗？当刘少奇手上有权，要向人民开刀的时候，他是多么狠毒，他是多么坚决。还要我们举例吗？当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触及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根毫毛的时候，几十万的青年学生就已经注定了这辈子的悲惨命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首先表现为对人民发泄对政府和共产党的不满的支持，而刘少奇们表现为对人民，特别是单纯的青年学生毫不留情地下毒手。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仅仅写了几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就在刘少奇的（后来常常控诉别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们夫妇进行迫害的）夫人王光美直接干预下，打成了反革命份子，在学校受到身心的折磨。而刘少奇还咬牙切齿地对他的老婆和儿女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
文化大革命中实实在在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事实上，刘少奇们响应了毛泽东挑战，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不过，刘少奇显然过高估计了他的联盟的力量，更加低估了毛泽东的政治能量，所以，当他想跳出来与毛泽东作决斗时，他马上发现，他的联盟是那样脆弱，甚至连一个回合也坚持不下去。当然，毛泽东也没有估计到刘少奇们盘根错节的势力居然能坚持那么长时间。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运动的时间估计为：可能搞两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而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学校首先传达的是两个月，然后是半年。（半年后，刘少奇垮台了，但人民又起来斗争了）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难看到中央内部斗争的内幕。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因为毛泽东的斗争策略，他稍稍地退了几步，马上就让中共铁幕撕破了一个缺口，而正好给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刘少奇们的杀人者的面目。当毛泽东为了夺回自己的权力，不惜打破一切社会秩序时，刘少奇则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与权力，不惜以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来与毛泽东抗衡。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刘少奇表现出比毛泽东更残酷毒辣的面目，使毛泽东对他的打击具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一点几乎被所有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忽视了。如果我们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把毛泽东视为错误的一方，把刘少奇视为正确的一方，特别在现在毛泽东已经作古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于是就成为一部分群众（造反派）胡作非为的罪恶，共产党的受打击迫害，坚持真理的功劳（它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显然使我们的研究走到完全不符合历史原来面目的错误方向。而这正是中共至今仍然能够维持其专制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凡是评论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一定会提到刘少奇，都会用他的死，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专政的残酷无情。事实上，刘少奇（及其一类）之死，恰恰只能证明中共的专制本质，和这种专制的万分恐怖。
刘少奇曾经有一次很精彩的表演，使所有的评论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以此来证明刘少奇是群众专政的受害者，他本人却是伟大的反迫害者。那就让我们来再看一次这个表演吧。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为纪念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并配合发表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召开三百万人参加的誓师大会，同时分别在中南海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家中，召开批斗刘、邓、陶大会。
一直赋闲在家的刘少奇，这次真正尝到了被批斗的味道。他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终于也控制不住被侮辱的愤怒了。斗争会后，他一身狼狈地回到办公室，怒气冲冲的，叫来他的机要秘书，自己拿来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秘书说：“你记。我要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主席。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的制裁的。”
说得好！在当时，作为刘少奇本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他的认识是深刻的，抗议的呼声是尖锐的。但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就显得太肤浅，太不负责任，也太自私了。到这个时候，一直到这个时候，……一九六七年八月，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才为了个人的痛苦，搬出了被他长年废置的宪法。就在这样的时刻，仍然没有哪怕是顺便，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因为宪法的被遗忘而失去正常生活权利的公民们说一句公道话。他要摆的是国家主席的架子，要说明的是，他和王光美“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而且“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这样的人，是受害者吗？他还记得他派出（包括王光美亲自出马）的工作组，把多少仅仅写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不同的话的青年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吗？他还记得在“血统论”、“破四旧”中仅仅由于“出身不好”或在国民党中国里任过职，作过事就受尽苦难的人们吗？他还记得他指示人们斗争“黑帮”时的那些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的“黑帮”吗？他还记得“右派”们吗？他还记得“四类分子”，还记得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吗？这些人，正是在他这个国家主席的领导下，失去了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死的、伤的、残废的、关的、斗的、劳改的、劳教的、失去工作的、家破人亡的……，那时候，谁向他们讲宪法？谁告诉他们公民的权利？谁去倾听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讲话”的呼声？所有依照宪法的规定，去争取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的志士仁人们（这句话看起来有语病，但现实就是如此），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中共残酷的镇压。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功劳的话，我想，这就是第一条。文化大革命终于迫使我们的国家主席记起了：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本叫宪法的东西。宪法上还有一条“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在我们纪念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实在有必要大声疾呼：所有还记得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特别是目前还在“纪念刘少奇”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们，请牢牢记住这一点。这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血的教训啊！
刘少奇的觉悟太迟了，特别是对他自己的命运来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作为中共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他难道不应该对千百万死于非命的中国人民负责吗？仅仅由于他是中共内部某种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他就可以逃避历史的审判吗？被他残酷打击的无辜群众就死有余辜吗？当他是权力斗争中的胜利者的时候犯下的罪行总应该审判吧？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为“十年浩劫”以来，共产党的所有的舆论，就一直用刘少奇的死，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惨无人道。这显然是在颠倒黑白。中共仅仅用刘少奇们几个人的死亡，就可以证明千百万中国大众的惨无人道，就可以使他们遭受残酷的报复而被认为理所当然。但是，有谁曾经用过无数中国老百姓的悲惨遭遇，用过文化大革命中无数学生的悲惨遭遇，用过在血统论、破四旧中的受迫害人们的悲惨遭遇，来证明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的惨无人道呢？无数的冤魂会在这赞歌声中瞑目吗？时至今日，三十年过去了，远的不说，仅仅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他们真正失去权力之前，我们难道还看不出刘少奇们的毒辣的手段吗？
世人为什么如此健忘，为什么这么容易原谅残暴的权力者，而对苦难的草民就那么不屑一顾，那么勇于落井下石呢？
接下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以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来说，明火执仗的毛泽东胜利了，而试图把毛泽东对他的打击力量转嫁给中国人民大众的刘少奇失败了。这恐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可是，我们在“文革十年”论中却看到刘少奇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害者的总代表，有意掩盖了他曾经是迫害民众的总代表之一的真实身份。如果我们的智力真的连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失败者与受害者的区别都搞不清楚，至今还人云亦云地为刘少奇们耗费着脆弱的感情，而对被他残害的人们不负责任地义愤填膺的话，那么我们真不如去给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献上一束鲜花，然后充满深情地说一声：安息吧！二次大战的受害者。
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被人有意作了不公正的报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像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一样，他们的夫人，江青和王光美也在卖力地表演。江青到处煽风点火，而王光美则到处泼水灭火。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她们显得比他们的丈夫还要忙。特点是江青因为一直处于权力圈子之外，因此到处抢权，并为此大力扫除一切存在的和可能的障碍；同理，王光美因为一直处于权力中心，于是拼命保权。为此不惜打击一切“不听话”的人们。王光美真应该感谢当年的迅速失败，给了她后来以受害人的身份出来反控江青，扬眉吐气。这对于女人，特别是政治型的女人来说，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啊。但作为历史，实在显得有失公允，对同样是积极迫害民众的中国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这两个女人，却给予了接近“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的两个极端的评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像揭批江青一样，对王光美进行揭批，王光美会是一副怎样的历史形象？她还能够对着被她残酷迫害过的人民笑得那么开心吗？同时，在江青的问题上，也深刻地反映出中共对人权和人性的极端藐视。第一，一个政党，居然可以作出一个决议，来规定一个女人对他的丈夫“只准”如何，“不准”如何，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出身不好？因为历史不清？还是因为“酸葡萄”？反正，这是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关于人权的斗争。从江青到延安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到底有什么罪？但她却等于被剥夺了二十多年的政治权利，这对江青来说是完全无辜的迫害，对毛泽东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耻辱。第二，既然承认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为什么又不让她以夫人的身份出现？中共宁愿纵容毛泽东去玩弄、蹂躏无数的青年女子，来平衡他的性生活，也不让他有名正言顺的夫妻生活。如果说，毛泽东畸形的性生活终于还有补偿的话，那么江青就只有在党中央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面前受尽屈辱地守着活寡。而她做错了什么呢？就因为年轻的时候演过戏吗？这种长期的生理、心理、再加上政治的折磨，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一种病态的狂热，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似乎补过了一段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做夫人的蜜月。对此，我们尽可以哈哈一笑，把它当作一种病态。但是，对于一手造成这种人伦惨剧，并且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旁边幸灾乐祸的中央大员们来说，这算不算是一种病态呢？而这种病态，正是造成中国几十年的大苦难的心理根源。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从联动和大搞血统论的红卫兵身上，不是很明显地看到这种残忍的病态吗？
正确地说，刘少奇的惨死，一是由于他自己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惊慌失措，加上“盟友”们的出卖（刘少奇自己又出卖了多少人），使他败在了毛泽东的皇权之下；二是由于他自己代表共产党实行的专制统治激起民众的怨恨，所以民众对毛泽东的打破现存制度的号召会积极响应，对共产党的各级官员“有气的出气，有冤的伸冤”了。
六九年四月的中共“九大”，正式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中共党内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十七年”培育出来的旧官僚决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同时，三年文革中暴发的文革新贵族也并不满意目前的权力分配，他们觊觎的是中国与中共的最高权力。残酷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但这时，斗争已经与被流放到穷乡僻壤去的广大民众无关了。如果说有关的话，那么就是，每一次中共的权力斗争，都给中国民众带来一次新的灾难和痛苦。六九年十月，由在文化大革命中左右讨好，一心攀登权力高峰的林彪出手，乘实行“一号通令”之机，“顺便”把他的前任，现在对他虽无还手之力，但终有心理威胁的刘少奇“斩草除根”，赶出北京，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两年后，林彪也被周恩来赶出了北京，落得暴尸荒野的结局。不同的是，刘少奇还有邓小平帮他翻案，回到八宝山重享主席香火；林彪就只有永远在塞外的荒漠作他的孤魂野鬼了。写到这里，顺便说一句，如果从中国人的极其需要仁爱精神及海外流行的“落叶归根”的观点出发，是不是可以考虑让林彪葬回他的老家，从而让全世界体会一下中国式的博爱？这是题外话。）如果刘少奇敢于揭竿而起，直陈毛泽东的种种对中国国计民生的危害，提出新的出路，那么，他当然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可惜刘少奇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当面对毛泽东唯唯诺诺，背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设法把砍向他的屠刀，导向人民大众，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这种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但要忘却他的罪恶，还要对他表示虔诚的尊敬和怀念？
刘少奇死了，死于一九六九年十月。这时，文化大革命早已经结束，造反派和无辜百姓的尸体已经遍布每一个城乡的街头，塞满每一座监狱的号子。没有一个证据证明刘少奇死于造反派手上，但全世界都知道，刘少奇是死在造反派手上。曾经置无数中国人民于死地的刘少奇终于获得平反，而为中国民主自由而付出无数青春、鲜血、生命的造反派以及完全无辜的以千万计的民众（包括地富反坏右）却沉冤至今，使自己的亲友都不敢出头那怕仅仅说一句公道话。天道何其不公也。
如果在刘少奇死了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众终于可以像刘少奇一样，高举宪法，大声地宣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说话的权利。而不再有成为反革命等等的迫害随之而来的话，刘少奇也可以因为他当年的这一举动稍赎罪行了。
只是不知道中共是否愿意给予刘少奇这样的机会？
（《北京之春》1996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