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算个荣誉——我作为N城红卫兵,被选出来到北京去接受毛的检阅。

这种检阅的场面以后几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商标。电影拍到文化大革命,一闪回,少不了闪出这样的画面:毛穿着军装,站在徐徐开动的吉普车上,有时笑,有时不笑。他的右手举过头顶,五个肥胖的指头松松地张开,泪流满面的红卫兵们便疯了一般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这一年共检阅了八次红卫兵。这八次检阅是毛击败他的政敌的一个最重大的步骤。这些被检阅过的红卫兵,像是被咒过了,回到了各地破四旧立四新,成了点燃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其实当时我对这些重大的政治背景并不明了,我只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最发愁的是军装的事。去北京是一定要穿军装的,虽无明文规定,但没有红卫兵不穿军装的。我却至今弄不到一件正宗的,真正军工厂出品的军装。我的军装是在拐角的群众商店买的,一望而知的假货。碧绿碧绿的,像是雨天的水稻秧子,土气得不能再土气了。于是我一接到去北京的通知,就把这件军衣泡在肥皂水里,每天用板刷死命刷几回,到了临走那天,可恶的碧绿色终于褪成了淡绿——还是水稻秧子,却是荒年的,看起来于是不那么扎眼了。

没想到上火车的时候,这件精心炮制的军装,被窗边上翘起的铁条子钩了个大口子。

火车是从南边开过来的,停靠在N城车站时早已人满为患。当时正值红卫兵进京大串联,各处火车站的站台上像蝗虫一般密密麻麻着红卫兵。N城红卫兵都是被人从窗口像一捆捆的柴禾硬塞进车厢里。我的军装就是在被人往窗口里塞的时候撕破的。

至于N站以后的红卫兵怎么进车厢就不得而知了,但要进来的似乎都进来了。

不说在火车上就受足了罪。我上厕所要从别人身上头上踩过去,别人上厕所也没有不踩一踩我的。关于火车的恶劣的状况资料也有所记载,说那段时期的火车超载量已经到了惊险的程度。车顶上、车门蹋板上都坐满了人,遇到隧道,就难免不发生惨案。不过我们那辆火车倒是没有听说死人。

到了北京并没有立即被检阅。我们在一个用芦席搭起来的临时接待站又睡了十几天的光草席,吃了十几天的馒头白菜羹。但也没人闲着。白天大家都赶到各个大学去抄大字报,晚上吃过了白菜羹就在宿舍里分成“好”派和“屁”派,进行“好得很”和“好个屁”的大辩论。辩论的题目已经记不得了,但结论一定是只有这两个。

终于一天半夜,有人挨门吹哨子,叫大家出来集合,说是毛要接见我们了。

大家排着队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在车上,每人发了一个大花卷。花卷有半个足球那么大,在南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花卷。大约是让我们吃了喊口号的。那时喊起口号不是一两句,不吃足了是喊不动的。

我睡得懵懵懂懂的,没有来的及带水壶。一路上便懊恼着。吃这么大的花卷是一定要喝点水的。

卡车颠颠簸簸地开了一阵,靠近天安门的时候把我们卸了下来。

天安门广场早已没有立锥之地了,满目黑压压的人头。

我们被领着继续往前走。整条长安街像是黄河发了洪水,全是穿黄军装的红卫兵。走了一两里路,还是长安街,已经看不见天安门了,但人还是不见少。领队的叫我们在街边坐下。大家都拼命往前面挤,我慢了一步,便被挤到了后排。

我旁边坐的是同校的初三的一个女生。黑圆脸,饱鼓鼓的,像粒丰收的豌豆。圆圆的后脑勺上扎了两个香蕉把子。我跟她面熟,但没有讲过话,现在她两眼看着前面,似乎也没有要和我讲话的意思。

我们并排盘腿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花卷都搁在脚前的书包上。

看见她的花卷旁竖着个沉甸甸的军用水壶,我不由得开了口。我说:“天蛮冷的。”她不动声色地回了我一句:“我们的心是热的!”

她说的是台词,我当然也可以像对三句半似地对上几句,比如:“心热,是因为我们的血在沸腾!”之类的,那时谁不会几句台词?但这么对下去,离水壶这事就越来越远了。我便问她姓什么,叫什么,称赞她的军装和皮带都很正宗,想必是军干子弟。她却好像有点不屑与我为伍,大约是因为我穿的那件军装是土造的。像正规军不屑土八路似地,说了句:“我姓潘。”就不肯再说了。

不一会,有人站出来指挥大家唱歌和喊口号。口号喊的是:“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喊了一阵,我就觉得饿了,咬了口花卷。黑圆脸也吃起花卷来,并拧开水壶盖,从从容容地喝了两口水。我便拉近乎地叫了她一声“小潘”,她还没来得及转过脸来答应我,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前后左右的人“豁”地起身,铺天盖地地往前涌。有两只脚从我头上跨过去,一只臭哄哄的解放鞋就落在我的花卷上。小潘扑上去抢救她的军用水壶,晚了,水壶已经被一只骑兵的黄翻毛皮鞋一脚踩扁了。我也没有时间替她惋惜,飞快地从地上直起身,跟着往前扑,可是,人们却又像潮水似地退了回来。

我朝长安街两头看看,没有吉普,没有车队,没有招手的毛。只有一轮细细的月亮挂在天上。我不相信毛会在半夜里出来检阅红卫兵。因为前面七次的检阅,都是白天。至少也应该是在黎明吧。但四周的红卫兵都在兴奋地互相握手,流泪,在红小书上奋笔疾书。显然,他们已经见到了。

我回过头朝小潘看了一眼,她手上捧着那个倒霉的军用水壶,满脸的失落。她抬起眼皮看着我,低低地问了我一句:“你看见了吗?”

如果她不问我,我便有沉默的权利,她这么问我,我当然只有一种回答。

我说:“看见了。你呢?”

她马上把踩扁的水壶放在地上,上前一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刻!”一边说,眼睛里竟闪出两朵泪花。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也摇着她的手说:“祝贺你一生中最最光辉的时刻!”算是成全了她。

握过手,我们便分头打开自己的红小书,在扉页上写下:“今天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见到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写完了,到底心是虚的,我便独自在街边坐下,等着天亮。

那辆把我们运到这里来的卡车早已不见了踪影。

小潘原来是个活跃的人,她一直在兴奋地到处和人握手,互留地址什么的。

天亮后,我跟着大家去天安门前照相留影。广场的水泥地上画了一个白粉笔的圆圈,要留影的排着长队,轮到了,就站到圆圈里去。照片寄来后,地上的那个白粉笔圈照的比人还清楚,好像西游记里孙悟空为唐僧画在地上防妖用的。

第二天接待站就迫不及待催我们走。因为另一批红卫兵又将风起云涌地从全国各地来了。接待站不知道,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毛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以后就用不着他们每天蒸馒头熬白菜羹了。

我最忙,因为要抓紧时间弄确切检阅那天毛穿的衣服;有没有挥手;有没有带帽子;有没有笑;车里坐了些什么人……以防回去开讲用会,要我汇报经过什么的。

说谎像是起了个草图,圆谎才是真正的着手工程。

晚饭时,我在食堂里看见了小潘。便端着一饭盒的白菜羹坐在她的旁边。我是想跟她交换一下收集来的情报,因为我听说,毛在天安门那一带是笑的,到了我们这一段却没有笑。小潘正一勺一勺地喝白菜羹,看见我,慌忙起身,跟我热烈地握了一阵手。

跟她握过手后,我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承担这个谎言的难度比我想像的更大。特别是叙述到毛出现的那段,需要一种激情的口吻,实在是要有演员的天赋的。我在这种时候因为心虚,因为太意识到自己是个说谎者,或者,是创造力有限,难免出现一阵虚脱的状态:眼前霍然地白花花的一片,像挂着一块还亮着,剧情已经结束了的银幕。

但是我没有退路,这不是小时候打碎了玻璃可以随时认错的事情,这是政治。

有一次,在这片亮晃晃的空白中我突然看见那张黑圆脸,她的目光散发出同谋的支持和鼓励,那一瞬间,我便对她充满了感激:人毕竟是需要支持和鼓励的,尤其是说谎。

可是几个月后,我在校门口一张大红喜报上,看见了小潘的名字,知道她被批准去盐城插队了,心里竟然深深地舒了口气。我问自己,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我竟是讨厌这个同谋么?我仔细地想了想,说真的,她是我的同谋,她又何不是我谎言的见证呢?

同样的原因,我想,她看见我的时候,也一定并不是很舒心的。

终于听人说,第七、第八两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都不是毛本人,而是一个化了妆的演员——原来这件事本身也是个谎言。我的谎言不过是建立在另一个谎言上面——这么想着,心里便舒坦了许多。又隔了一些年,我在一家百货公司遇到了小潘,她在买毛巾肥皂什么的,我们两人说到这事时,突然它就变成一个故事了。

(《北京之春》1996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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