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并不安乐的死亡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我从家里步行二十分钟，到达学院门口。我在这里工作多年，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只有三年，我就将在这里办离休手续。谁能想到，今天是为自行结束“政治生命”——递交退党声明而来。
我踏进宿舍楼，敲开支部书记的门。他一家人正吃晚饭。我说：“有个材料，你看看就知道。”他还没反应过来，我已说完“再见”，迅速抽身走开了。
他这顿饭是甭想吃安生了。他和我一样，是个老实巴交的老教书匠，干着这个兼职的支部书记，一直喊是个负担。但他仍很驯服地为党做“老黄牛”。别看他输送过不少“新鲜血液”进入党内，今天接受我的退党声明肯定是他生平第一次。我不愿看他当着我的面，拆开信封看声明时的神色，但可以想到：他要迅速召集其他几个支委碰头，并绝不过夜，就要交院党委。院党委二十四小时内就要报告市教育委员会，接着就要上报市委、省委。这些，都是后来证实了的。
下面是声明原文：
退党声明
党支部：
我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二十七年了。这期间，我一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忠诚老实，在教育战线上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最近读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写的《致留苏学生信》，其中说：“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我主张多学科学技术，少学些政治。”我虽是老年人，但很愿意本照这种精神，将残年余力贡献给教育事业。我决定自今日起退党，请予除名。今后，我将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特此声明。
樊鹰
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呈
共产党最讲究斗争。我很得意，这份声明写得“内紧外松”，颇有斗争策略。其一，我的退党，直接导源于“六四”，文中却一字未提；其二，“除名”是党章中对退党者使用的带有极大贬义和蔑视的字眼，文中抢先提出，以示针锋相对；其三，“政治挂帅”、“讲政治”，是共产党钳制党员个人发展的利器，然而毛泽东在信里透露出，核心人物对自己子女有另一本账，即从不放松培养真本领，以期太子们成为储君，好让中国人永远统治在他们家族手心里，这是极具欺骗性的利己主义，现在我也不讲政治、不当党员了，这不是正符合“毛泽东思想”吗；其四，我本来是十月十日写出的，但双十节是中华民国国庆，党棍们说不定说我别有用心，我错后一天，使他们无把柄可抓。
后来，支部书记的妻子告诉我，我敲开她家门时，是眼含热泪的。是呀，一个把整个青春年华贡献给共产党的人，一朝“自绝”于它，能没有痛苦吗？这正是声明末“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这一伏笔的谜底。
二、我活过五个时代
一个文学家说：“每倒下一个老年人，都是一座宝库的坍塌。”还有一个哲学家说：“人若活到七十岁再重新活起，个个都是圣人。”看来，经历是珍贵的，它提供对比；而只能在对比中，才能醒悟是非。我把自己五十多年的历程，分做五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我从五岁到十三岁，生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沦陷北平。混合面、豆腐渣吃过了；日本宪兵队的残暴听说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教育，更从学校的日本教官那里听熟了。但北平未像南京那样以大屠杀开始，奴化教育尚未像东三省那样严密，再加我年龄较小，总的说来，还算平稳渡过。
第二个时代：日本投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时间虽只三年半，但烙印极深。我站在宣武门外的学校门前，和市民一起，含着热泪，高呼着口号，欢迎一卡车接一卡车的中央军进驻北平古城。但很快就有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事件，国军伤兵嫖娼砸妓院事件，接收大员成为“劫收大员”，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我更当了民夫，在共军围城时到东直门外，拆毁一切民房，为傅作义守军“扫清射界”，目睹百姓流离失所，对国民党义愤填膺。后来知道，连国民党的忠诚将领黄维当时也私下说过：国民党不亡，誓无天理。
第三个时代：考入“华北军政大学”，这是解放军“最高学府”，校长叶剑英。进门便是“排级干部”，十七岁的我，感到十分光彩。由于我的“忠诚老实”，在一系列运动中，均未受大的波及，并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后期入了党。
第四个时代：十年“文革”。我没看出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中共领导层的“窝里斗”，还真的认为是“反修、防修”，虽然目睹了种种惊人的罪恶，却认为“以后会变好的”；但是——
第五个时代：彻底失望的时期。什么“缺点是一个手指同九个手指的关系”呀；什么“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呀：“文革”后愈来愈明显的腐败事例说明，这不仅是谎言，而且连遮羞布都不要了。我于一九八四年夏天，毅然要求从领导机关——市教育局，调到一所学院教书，以便对官场的事“眼不见，心不烦”，同时也在心中打好了退党的“腹稿”。但是，上船不易，下船更难，突然退党，会比叛党的遭遇还难过。我只得苦熬着，苦熬着，每次在党内会议上听那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发言，真比坐监狱还难受！何时才能得到解脱？何时才能有一个退身的台阶？
终究有了这么一天，这样的台阶出现了——八九年的“六四”枪声！
三、暴风雨中的振翅一击
五月十七日，我按课表的排课上课，但教室里空无一人。全体学生都集合在操场上，秩序井然，只是主持大会的不是院领导，而是学生自己选出的代表。大会情绪激昂。他们马上就出发，用行动支持北京天安门前的学生运动。
老师们无课可上，都聚集在办公楼前观看，态度凝重。老北京的天桥艺人，总是向围观的人说：“有钱的请赏钱，没钱的请您站脚助威。”多数教师是同情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正义要求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从某一角度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因此顾虑重重，便采取了这“站脚助威”的方式。
此时，学生队伍中突然喊出一句口号：
“欢迎老师同我们在一起！”
老师们仍然纹丝不动。
这句口号像一声闷雷，把我的思维打乱，但又重新组合，头脑中出现一幅图画：风云突变中，海燕振翅高飞，口中喊着：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而潜水鸟却躲在岩石下，浑身瑟缩地哼着，它们已被暴风雨吓昏了。
我不做潜水鸟，我要做海燕：这是我的决断。
我毅然走进我教的那个班的队伍。今天是我的课，我的位置本来就该在这里。
这个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郊区、矿区和市属四县，耳目闭塞，因而政治视野受到限制，活动方式也较拘谨。他们一直保持着整齐的队形，有组织地齐喊口号，临时学到了用双指做“V”字（“胜利”）手形。虽是中等城市，中山路上也已人声鼎沸。各高等学校和部份中学的游行队伍出动了；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游行。摄像车穿梭其间，工作人员一边高举录影机工作，又不时用手向游行者做“V”形示意，自然地把份内的职责和份外的示威活动融合为一。市民在街亭旁挤得水泄不通，见到学生们持的“支援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捐款箱”，纷纷解囊相助，有的人把手伸进衣袋大把掏出全部携带的钱，看也不看，就抛入捐款箱，令人感动；暑热天气中，随时有街旁的无名人士买来成包的冰糕和成箱的冷饮，送到游行队伍中来。武警在重要路口布防，但未带武器，也未见杀气，他们都是当地人，说不定妻儿也在游行队伍中。
队伍到省委大院门前停下。省委书记×××手持扩音喇叭一幅焦急而谦和的面孔，向聚集在门前的上千人的游行队伍讲了自己每月的工资收入，并逐个交代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的工作和收入情况。此所谓“上行下效”，现在是五月中旬，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谁在台上、谁在台下。“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喇叭一个调”，他只得步步小心，才好保住乌纱帽，因此看北京在“对话”，在“透明”，他也出来对话和透明了。至于他的薪金数额，市民相信那是和会计室的工资单完全一致的，但是工资单以外的，上哪里查？他说孩子是普通干部也不假，但知情人说，他作为省委书记一调来，就把孩子安插到当时最赚钱的外贸部门了，这谁能做到？好在人们对这类官僚也并没有更高的期待。他出来了，见面了，说话了，话中也没见“硬茬儿”，就算不错。
当时的执政者，特别是决策者，沿此路舒缓几步，或可避免后来的惨剧；但毕竟如他们所说事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唐·韩愈：《山石》）经历过同中共“与生俱来”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大小“头头儿”们，都懂得在内斗结果未分晓之际，要运用“蝙蝠战术”，而且其运用之纯熟，令人叹为观止。老百姓形容他们：“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着指风标。”又说，他们遇事“一看二站三通过”，都是一语破的！
蝙蝠在鸟类和兽类打得难解难分时从旁观战。若鸟胜，便理直气壮地说：我能飞，是理所当然的鸟类；若兽胜，便毫不羞愧地宣称：我没有羽毛，专家们是一直把我划归兽类的。我在游行中，前后一看，学生处的人都来了，院办室的人都来了，班主任都来了，当然他们大多数是党员。我竟天真地未察觉其中有诈。特别是总务处的几个正副处长，几次开车追来送面包、香肠，还说食堂正包饺子，等你们回去吃。
待十几天后，定性“反革命暴乱”，对这次上街秋后算帐，“论功行赏”、“按律问斩”时，院方竟厚颜无耻地宣布：参加游行者，只有党员二人（当然包括我）。那么，别的参加游行的党员呢？他们是“由上级派遣，现场保护学生的”！这就是说，他们是派到学生队伍里当特务，进行监视学生言行的，因而多是功臣！
可以设想，若是另一种结局，游行定性为爱国的，他们会拍着胸膛说：我早就知道学生的行动对，当时给予了大力支持！
更可以肯定：若是若干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那次“六四”是怎么不对，这些小头头们会对自己儿孙们拈髯而笑：我早就知道不对，当时我不仅派人保护学生，还让食堂包饺子招待归来的学生呢！
这班人的无耻一至于此，都是“讲政治”的丰硕成果。时至今日，他们也是舍不得丢掉“讲政治”这个法宝的。
四、声震屋宇的呐喊
我居住的地方，虽离北京很远，但通过VOA、BBC、法国三家电台的广播，紧紧把握了那里的脉搏。六月四日清晨，我不仅得知屠杀消息，还听到BBC记者访问杨宪益的录音。杨是我敬佩的翻译家、著名学者，他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向记者宣称：这支军队已不是什么“解放军”，而是杨尚昆的私人军队，我从现在起，同共产党决裂。接下去几天，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薛飞、杜宪等人，穿上丧服，以悲伤语调播出联播稿件……这些敢在“天子脚下”的北京，面对坦克而不低头的硬骨头，给我极大感染；与此同时看风使舵的蝙蝠们个个跳出来，辱骂学生，无耻至极。例如，屠杀前几天，学生们求见徐向前、聂荣臻两位仅存的元帅，希望他们为学生说几句话；他们也通过工作人员回答学生代表，解放军绝不会开枪，希望大家放心，回去上课，云云。但待无数尸体横陈首都街头之后，他们迫不及待地表态，说恨不能亲自上街制止暴乱。狰狞面目，暴露无遗！这也从另一方面激起我的怒火。于是，作为一介草民的我，也一连做出三件“出格”的事。
第一件是上课时公然放送反军录音。众所周知，六月四日那一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Beijing）对世界播出的英语节目一开始，广播员有一段“倒戈”前言：“中国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死伤多人，其中包括我台工作人员……”赶巧我听到了，并且录了下来。在上课时，放给学生听，同时还询问了几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学生，有关军队的动态。
第二件是对抗院方调查。“六四”后，院方组织了专门人员调查学生在游行前后的言行。我极痛恶这种特务行径。有一次，竟在我讲课当中，公然叫出一个学生，我很不快。等这个学生回来后，我把她叫到室外，问她什么事。果然是向她调查校内外的游行组织者名单。按说，教书的和吃政治饭的本应互不干涉，而我却要来个“井水偏犯河水”，要她“什么也不要再说”，她答应了。
第三件是在大屠杀后某次上课时，忘了是哪个话题引起，我向学生朗诵了乌克兰伟大诗人谢甫琴柯的一首诗：
别等待，
等待自由——
徒劳！
自由已睡去，
是沙皇
迫使它
昏倒！
如何使
沉睡的自由
醒来？
我们的人民，
举起所有的棍棒，
还有那
乌克兰的
宝刀——
那时候，
自由
才能来到！
我的朗诵声冲破四壁，不仅那层楼的其他课堂都听到了，连隔墙中学的学生，也在课后打听出了什么事。
作为知识份子，不能正面抗争，只在课堂上“炸刺儿”，已过软弱了。但这几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若是追究起来，也够入牢的。但事后，居然没有人过问。我相信：是学生保护了我，包括那几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学生。
五、秋后算账
“六四”后的两三个月，主要是假期，表面上，学院里风平浪静了。那些以坦克和冲锋枪镇压了学生运动的人们，却尝到了血腥中的“甜头”；而“有奶便是娘”的各级党棍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赵紫阳如何“支持动乱分裂党”，而提起江总书记时，都像提到亲爹一样亲切——其实，当初赵紫阳刚上台时，他们“紫阳同志长、紫阳同志短”，又何尝不是像谈他爹？总之，上下一心，正是“秋后算帐”的好时机。
“党员登记”可算是一项算账良策。通过自评、互评、支部审批等项手续，将党员分为四个等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其实，两头都是陪衬，因为谁也不会冒着损伤“谦虚谨慎”的危险自报“优秀”；至于“不合格者”太多了，也成了自我抹黑，妨害内部稳定，他们也不干。剩下来，就只能在“合格”和“不合格”两项上作文章了。
一个单位，出了“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党员，也不能算脸上有光，因为这样会给上级一个“平时教育党员不力”的结论。大概为了这个缘故吧，此次党员登记便从上面下达两项“铁律”。其一：凡参加游行者最多只能划为“基本合格”，绝对不允许划为“合格”；其二：各支部必须完成上级分配的“基本合格”数额指标。
开始我还天真地认为，上街参加游行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有几十个，大家一起成了“基本合格”，自己倒也不孤单。
谁想，一公布竟将我惊呆了。如前所述，人家都是“内派”“保护学生”的，至于真正“参加支持反革命暴乱游行”的党员，只有二人，一个是一位青年女会计，另一个是我！
对于那位女会计来说，可以说她“年轻无知”，而对我这个有着二十七年党龄的副教授来说，意味就不同了。
我前后受到过三次大会上的批判，用语相当尖刻：“你是个共产党员，你走在队伍里反对共产党，你就不想一想是为哪个阶级出力了！”但由于我的职称已属“高知”圈内，这些批判又是不指名的，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其政策水平之高。
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种不指名的批判，实则比指名还让人难受。他们让你既不死，又不活，而是慢慢用油煎你。我冷静地考虑了，依据我五十七岁的年龄条件，依据我心脏病的严重程度，依据我的遇事激动的性格特点，若这样下去，只有两个死法：一是拍案而起，暴怒而死；二是隐忍成疾，郁闷而死。无论哪种死，来的都不会太久。
但是，这两种死法，我都不愿意。我的肉体的生命不该这么不值钱，留着它，还可挪作别用。现在既是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下决心吧！我连夜写了那篇文章——《退党声明》，把政治生命像敝屣一样弃去。
六、上船不易，下船更难
在学生游行中，我很欣赏一句口号：“反对麻木！”屈原高歌“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反对麻木，而他的自沉江底，也恰恰源于此。鲁迅的弃医从文，也是他偶尔在记录片中，看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砍中国人的头，而身为中国人的看客却无动于衷，而决定献身文学，拯救世人麻木的。毛泽东在初期活动中，也发愁过“人民不觉悟”，而执政后，他们反复强调对中央的一切严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无条件服从中央，做党的驯服工具”，“永远保持同党中央的一致”，提法不断翻新，本质都是提倡麻木以维护独裁。
麻木滋生忍耐。君不见中华大地处处有“忍”字出现。在别人，也许是怕乱了“大谋”而实行的“忍”，而在我来说，麻木和忍耐，确实是植根于自己的软弱性的。这次退党过程中，又有了充分的表现。
递交退党声明后的第三天晚上，教委的一名副主任和学院院长冒雨骑自行车到我家来。从公事说，这两个人代表两级党委：学院党委和仅次市委的教委党委，他们“亲莅”一名普通教书匠的家，规格够高的了！从私人关系上说，一九八四年以前，都有过十年同事关系，在教委教研室一个屋里办公，各管一门课程，年节互相串门，还一块儿出公差，在岳阳楼前照过合影。后来，地位转移，有的疏远，也感到“人一阔，脸就变”，但我更多责备自己性格孤僻，有怕见官的习性。他们此次到来，很明显是出于几级党委的集体谋略和精心安排。他们深知我重感情，因而不在上班时谈话，不在办公室谈话，有汽车也不坐，又赶上天公帮助，下起一场大雨，我纵有铁石心肠，也难“耍犟”了。
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评为“基本合格”不算什么，别往心里去（按：还是麻木万岁），一年一评，明年就会评为合格，甚至优秀；还要交你个底，这次评议结果是不存档案的（按：这是非同小可的大赦）；你的声明带来了，你现在收回也可，考虑考虑再说也可。
话虽柔和，“原则”厉害。人家没求你收回，如收回也是你自己的悔悟，以后你永远没话说。
公事之外，还在“闲谈”中透露，几次大会批评，都是书记的“低水平”，他们事前不知，事后也不同意……
我再次感谢他们冒雨到我家，但我也使用了他们常用的语汇：“让我考虑考虑。”
我确实作了考虑，但并不想撤回声明。谁知他们在此举未奏效后，竟想出一个十分异乎寻常的主意，把我的防线冲溃了！
我此次退党，一直坚持党内事情党内办，从未向任何非党员透露出任何这方面的信息。但没想到，是他们不顾这一组织原则，竟动用非党人士劝说我收回声明。
这位非党人士是我从五十年代就在一起的老战友。他年轻时是才子，曾在傅作义手下任职，北平围城后“起义”到中共这边，每次政治运动都是整肃重点。但他业务水平高，师德也是有口皆碑的。作为同我一样的教书匠，确是中共眼中的理想统战对象。都知道我同他私谊甚厚，所以让他说服我。他得知我的事情后，深感这次“摸老虎屁股”的鲁莽举动，必使我至死不得安宁。他以自己历次运动挨整的痛苦经历为例，叫我切莫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失去清醒。他推心置腹，都是设身处地地为我想，着实令人感动。我在这党外人说服原为党内人的特殊情境中，既感到震惊，又考虑到此次谈话再不奏效，连他也得背上黑锅。我当场答应：立即撤回声明。
说到做到，马上找到支部书记说明：请退还原声明，该检查，我检查，该处分，我接受。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体现在我身上的软弱和动摇，至今时时引起自责。但也使我对那些为反独裁、争民主而牺牲的烈士们更加崇敬。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也是我至今未泯自强不息精神的动因。
七、江泽民救了我
这里的救字没有加引号，就是说，这不是反话。真正是他救了我，我也至今真正感谢他。
说来也巧。就在我表态撤回退党声明的第二天早上，报上发表了《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组织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有一句：“对于那些要求退党的人，不必进行挽留。”好，一锤定音！最高指示，谁敢不听。当晚，支书拿着报纸找到我家，带着十分惋惜和爱莫能助的口气，让我看那几行字。我知道，支书是带着几级党委紧急磋商的结果告知我的。他们本想以我的继续麻木和忍耐为代价，不显山不显水地将这次事件消弥在摇篮中，防止引起某种“不良的”连锁反应，并在适当时候，在适当会议上，作为一项“变坏事为好事”的典型经验加以介绍，显示他们办事之得力，赢得上级青睐，从而加官晋职。也不排除他们另一种心态：共产党的政策从来就是“翻烙饼”，今天打你成为右派、右倾，明天就为你平反、甄别，万一将来对“六四”有别的主子的别的看法，没了樊某的退党事实，将更显示他们的远见。至于你政治生命的不死，将促使肉体生命的速亡，他们是不考虑的。谁料新主子的一句话，打乱原来的如意算盘。但他们是“船使八面风”的老“舵手”，天变地跟着变，立即为我办了退党手续，在全院党员会议上除了我的名。好不麻利快！
好险啊！若不是江总书记的一句“及时雨”，势必还要继续在痛苦中做不死不活的挣扎，那在职的三年，就很难活过来。身为党员，就要处处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还有什么真话能讲？所以，我之能够活到今天，活得潇洒，写要写的文章，说要说的话，是江总书记的赐予，真的是。
八、成了被瞩目的红人
依我的知识，接受我的退党，也该有一定组织手续：让我参加最后一次支部会，让我自己宣读退党声明书，支书宣布除名决定，领导再说几句“给出路”的话。但这一切都没有，我是从别人口中知道已在大会上宣布了我的除名的。这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支部不再通知我参加会议了。但见面仍然嘻嘻哈哈，行若无事。而我当时却没有那么大的度量。当初入党时的热情和理想已成灰烬，但在胸口堵塞着，令人窒息，甚至连自杀的念头也产生过。幸亏记起一个朋友的话：遇到痛苦，最重要的是咬牙渡过前三天。我便咬牙顶着这痛苦，三天过去了，三周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真的缓解了，解脱了。
知心朋友们，都跑到我家来。有的大骂领导，有的说“六四”迟早要平反……我到学院去，平时很少找人联系，这回可好，平时不打招呼的，也向我打招呼了。花匠、司机，平时无甚瓜葛，现在见了我，也主动点头。走在街上，遇到一些别的单位的老熟人，也驻足拉着我的手，或注目良久，或低声说出一句“文革”用语：我和你观点一致。这是否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呢？
在领导层里，则另有一番景象。我本来在系里评上的“教学先进奖”，稀里糊涂取消了。年终老人猜谜大会上，我猜中的谜语数量名列前茅，但教委公布获奖名单时，竟没有我。很明显，我的名字是被打入“另册”的。但我已被磨炼出度量，鸡毛蒜皮，一笑置之。
我从共产党那里曾学得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眼前的现实是，为了邓小平、江泽民一小撮人的“自由”，百姓的情感被肆意践踏，学生和人民的尸体抛落无数。读者先生和女士，你们可要警惕啊！
（《北京之春》1996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