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三十周年，引起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其中，认为文革运动在客观上也对中国的民主发展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也培养了一批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并成了当今社会的中坚分子。这一观点并获得了不少人的认同。但是，本人对于这一观点初感新鲜之余，却不敢苟同，且认为这一观点是一种引入误解的错误讯息。
首先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出发点来分析，概括起来，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中国处于一种极其封闭和广大人民对共产主义和领袖极端忠诚的历史背景下的。极其封闭的社会使人们对执政当局的体制运作，从政策的制定到执行的效果，一无所知，以致无法分辨是非，甚至是非颠倒。对领袖的极端信任和忠诚。又使人们把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经过大跃进的失败，其领袖的权威受到中央上层社会的挑战，需要发动一场由下至上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达到在政治上铲除异己，维护独裁的目的。为了更有利激发人民参加运动的热情，假以“人民当家作主”、“造反有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诱饵。十年期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把人民置身于政治风浪中颠沛，使人民无法有空间冷静地独立思考，也无法从政治运动中摆脱出来。这种权术的运动，除了高明之外，正是其卑鄙所在。把当家作主的人民玩弄于股掌之间。可悲的是，自始至终，没有几个人发现自己被玩弄甚至甘于被玩弄的人却很多很多。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也很清楚地发现，这场浩劫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反民主”的性质。套句中共的术语，便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和我们所提倡的民主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从文化大革命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这一运动方式来说，文化大革命确实给人们提倡前所未有的批评空间和自由。但必须指出的，这种自由是由极左思想所主导和控制的，它实质上变成了“大造谣、大揭发、大围攻”。在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想得到自由泛滥的时期，连沉默都变成了消极抵抗和死不悔改的确凿证据，更何言“人格的独立性”和“思想的多元化”？当然，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并深受其害的人，根本无法理解用现代流行的旋律编辑的语录歌，也会使一些人毛骨悚然。多少无辜而善良的生命成了这三大自由的血淋淋的祭品，这种残酷和恐怖的记忆，应该常常提醒我们在争取言论、出版、集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时候，严格地和文革时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区分开来，在自身获得自由的时候，更加懂得对别人自由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我们一直追求民主的同时，强调“理性”、“宽容”的可贵之处。
当然，持“文革对民主运动在宏观上起到催化作用”这一观点的人，绝不代表对文革的认同，但至少可以证明，人们在研究文革所造成的恶果和对中国社会所带来负面影响上，欠乏全面和深刻的思索。我们之所以把文化大革命定义于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大浩劫，是因为它对人类文化思想的摧残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一、对知识分子的天生歧视发展到把知识分子直接作为斗争的对象，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在精神上予以蹂躏和奴役，在肉体上予以折磨和消灭。巴金先生在文革后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是带血泪的。我们暂且不论老舍、巴金他们的苦难史，在我们对郭沫若、冯友阑的人格和文格所不齿的时候，是否有想到像郭沫若、冯友阑这样的大学问家也要靠出卖灵魂来求生，那么更普遍的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又险恶到何种程度？封建社会里的一些有识之士尚且可以找到一片世外桃源，以赏花观月，游山玩水来表现对现实的消极不满，而自称以反对封建起家的毛泽东把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可怜微小的权利都剥夺了。
二、从否定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悠久文明历史，到把全人类灿烂的发展史归结为阶级斗争史，使中华民族处于一个极其封闭的社会里，使广大青少年丧失求知的兴趣和条件，民族的素质达到了空前的低劣。阶级斗争的观念虽然已抛弃了二十年，但人们在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时候，还习惯于用文革式的思维方式来进行，甚至在我们一些提倡民主自由的人士也在自觉和不自觉地被其阴影所影响。毛泽东在敌视知识分子同时，在大革文化之命之后，也创立了一种“文革文化”、“文革思维模式”，这种畸形的思维模式，代替了人们正常的多元化思维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民族的健康发展。这种危害比起第一方面的情形虽然没有来的直接和血淋淋，但其后遗症尤其值得我们去反省。为什么中共执政当局至今仍把意识形态套上阶级斗争的枷锁，把不同政见者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把国际社会人类普遍价值观念的排斥在外，把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谴责视为反华势力？这一问题很容易得出结论，但是另一个问题在我们积极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进程中，习惯于把中共执政当局的一些方针，政策予以全盘否定，习惯于把中共执政当局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习惯于在民主运动中和自己意见吻合者接近，习惯于把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的接触视为人权观念的贬值，习惯于不妥协，习惯于轰轰烈烈地群众运动，习惯于把推翻一种政权作为最终的目标，这种倾向不能不说又是文革遗产的另一种展现，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健康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所苦心经营的现代神话和组织系统遭到质疑和冲击，诚然也使一部分有识之士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的重要性，但是它更多地把民族的忧患感，对政治的参与感，对国家的责任感摧毁了。全民的经商虽然使中国的经济处于突飞猛进的状况，但是撕下这日新月异的繁荣面貌之后，腐败的盛行、道德的堕落，理想的迷惘，不能不使我们忧心忡忡。这是目前中国社会阶层里相当一部份人对五、六十年代出现怀旧思绪的原因，也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落后于原东欧社会主义集团民主事业进程的症结所在。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后推行的“拨乱反正”、“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党的基本路线保持一百年不变”，无疑有它正确的一面，无法否定它是深入人心的，特别是人们目睹了东欧共产体制的解除，民主体制的建立，并没有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实在的和丰厚的经济效益后，使经历了激烈动荡的政治运动后，对政治的冷漠和反感的中国民众更加模糊了民主制度的建立使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这一重要性，人们患得患失的是既得利益的消失，人们愤愤不平的是财富的不均衡。我们在充分肯定一九八九年六四运动的伟大作用的同时，分析一下运动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的原因，简单地得出民主已深植人心这一结论未免过分乐观了，更多的人是抱着自身利益来投入其中的。运动之外，有更多的人在观望；运动之后，有更多的人因极左思想的抬头担心政治整肃运动再次来临而变得战战兢兢，在寻求出路和保护伞；民主党派人士和文化思想界名人从对运动的理解和声援到最后的沉默，中共当局的血腥镇压在国内没有激起多少的愤慨和口诛笔伐，相反是在国际社会掀起一片谴责之声。包括一些当时仍处于共产党体制管制之下的国家之内，这是为什么？理念是相同的，但有无对文革这场人类浩劫的具体感受使然！至于有多少，当时就认为青年学生又要搞当年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式运动的普遍平民百姓，我们缺少民意调查的依据，为数不少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可悲的是，我们在推动民主思想的过程，忽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探析。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实实在在的最有价值的工作。错误的决策引起狂热的宗教式的群众顶膜崇拜固然酿成无可挽回的历史悲剧，但是正确的理念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中国目前陷于对政治冷感的特定时期，同样是没有多大的市场的。处于贫苦线上挣扎的民族固然值得历史怜悯，同样腰缠万贯而脑袋空空的民族更应该得到历史的拯救，不然，人类的历史或许在将来陷于另一场更深重的浩劫中。请理解本人对这一危害的阐述多于其中方面的论述。
基于以上这些肤浅而不全面的分析，我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摧残大大超越了其催化作用，概括之：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缺乏不但具有丰富的学识，而且具有强烈政治使命感的真正的（根据民主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作为先导，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缺乏不但具有追求物质享受欲望，而且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真正的社会公民作为后盾。
有感于此，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之际，更加全面深刻地总结文化大革命血的教训，更加大力疾呼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的保障在于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一主张，比起有些人提醒我们注意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催化作用，有些人在林彪集团“五七一”工程的计划里发现林彪集团是中国党内对专制独裁的最初和最有力的反对派，更加有价值。后者除了呈现文革研究的丰富多彩和体现学术思想研究的充分自由外，更会引人误解和授人话柄。
作为同一个政党的不同时期的执政者，邓小平胡耀邦在对待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上，表现了一定胆量、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是由于本身政党的局限性我们在《党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看到更多的是处处为历史事件作躲躲闪闪的自相矛盾的辩护，一方面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另一方面又只说是一种工作失误；一方面承认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一方面又说毛泽东这一伟大人物是受小人之骗所致；一方面说中华民族陷于深重的灾难之中，另一方面又肯定人民对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动摇……如此种种，其目的在于无法回避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的耻辱情况下，尽快地抛掉这一历史包袱，使人民从文化大革命的情结中摆脱出来，重新接受和维护其领导地位，用心良苦之情溢于言表。如果他们的聪明才智更多地去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的话，如果他们的胆量勇气更多地去包容和面对人民的批评的话；如果他们的用心良苦更多地放在中国共产党从组织到意识形态的脱胎换骨之上的话，此乃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世界之大幸！但是从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之际表现出的出奇沉默，和以中宣部为名义发布的禁止文化界对文化大革命批判文章的出现这一意外文件，人们又一次失望了。
同样，如果作为反对现行体制者的立场去研究文化大革命，认为“文革运动在宏观上也对中国的民主发展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也是带有自己和某一集团的局限性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当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今天”，而毛泽东首先不是以独裁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他同样具有叛逆性和受极左势力打压的经历，但他最后还是把中国历史带进灾难的深渊。这一相似的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结束专制，独裁的目的是什么？民主理想的真正价值是是什么？
因此，我尤其感到有对“文化大革命研究”再研究的必要，或者说有必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以全民族、全人类的发展为出发点来研究这场人类社会的最大浩劫！尤其我们不能仅仅从民主的角度去研究这场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是无疑破除了人们对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迷信，但它又使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陷入了另一种迷信。
这是我们研究的文化大革命的积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