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智正常而稍具文化素养的人要把《中国可以说不》（以下简称《说不》）这本书读完是艰难而又痛苦的。正如一些读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此书内容粗俗浮滥，文字半通不通，病句错词比比皆是，根本还没达到一般通俗文科读物的出版水平。然而，这本书之所以令人难以卒读，写作质量上的低劣还不是主要原因，更叫人望而生畏的是作者那种革命大批判式的文风。从标题到内容，全书的五十五篇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声讨“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檄文。诸如，“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不要忌言，准备打仗”，“我唾弃那种中国人”，“亲美的瘟疫何以蔓延”，“焚烧好来坞”，“美国，享受战斧”，“司马昭之心”等等，读者只要看看这些充满激情的标题，就可以感受到三十年前毛泽东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那种激昂的战斗气氛。年轻作者们“拿起笔，当刀枪，齐心同打美国狼”的英雄气概和过度的精神亢奋使这本书产生一种催人头晕、使人窒息的恐怖气氛。读这本书会使人不由自主地重温文革高潮中被红卫兵押入批斗会场的那种感觉，就象不留意闯进了一座疯人院。在找不到出口时必须强迫自己面对一群口沫横飞的恐吓者，歇斯底里的叫喊，斥骂和威胁，……这时你除了抱头鼠窜或举手头降讨饶之外，别无选择……
也许在滋生过义和团和红卫兵的这快土地上又绽放出“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花朵恐怕是历史的必然，不必大惊小怪。然而，就这样一本粗劣鄙俗、既无学术价值，也无思想意义的小册子居然在中国大陆成了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发行几十万册，一版再版还供不应求。这其中的奥妙，确实是令人深思的。
日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专门就《说不》一书发表谈话称：“中国是一个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只要不犯法，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该书的内容反映了大陆一些年轻人的思想，而有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沈国放还说，“美国近来在台湾问题和双方贸易问题上采取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当然会使大陆民众对美国有些看法。”对美国大使馆邀请《说不》一书作者访美一事，沈以赞赏的口吻说：“这是促进双方民间感情的行为”。中共的政府发言人对这样一本所谓的民间出版物进行如此不加掩饰的赞扬，这在中共外交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赞扬其实已充分说明中共官方对《说不》这本书所宣扬的新法西斯主义思潮的怂恿和支持。
只要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并稍微熟悉大陆政情的人士都领教过沈国访所宣称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从张志新到遇罗克，从魏京生到任弯丁，大陆监狱里的所有“反革命”，从已死到活着的一切政治犯们的主要罪状无一不是他们试图履行“宪法”里明文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笔者本人也曾为了尝试言论自由而差点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在中国大陆，一本政论性的文集要得到出版的机会，没有官方的批准和同意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至于要象《说不》那样，在官方掌握的媒体上被反复吹捧，而抄成热门书刊畅销，背后如没有官方的肯首和实权政治人物的幕后运作是绝对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尽管《说不》这本书本身毫无学术和思想价值，但是，从这本书的出版、畅销到形成社会焦点这件事本身的演变，确有深入研讨的必要，因为通过它，我们可以触摸到中共极权体制在思想统治策略上的重大转折。
修补统治合法形成了第一需要
自八九年由天安门事件发韧的世界性民主浪潮如摧枯拉朽般冲塌了共产主义的堤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解放，共产党政权象多米诺骨牌一般接连崩塌之后，中共一党专制一度象在惊涛骇浪里挣扎求存的一叶危舟。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之流中共当权者那种惶惶不可终日，时时担心民运风暴再起，不知何日灭顶的末日心态是可以想见的。虽然由于中共政权的血腥镇压和民主力量的幼稚，八九民运一时被镇压下去了，中共暂时得到了苟延残喘的机会，但是六四屠杀使中共政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共统治的虚假合法性彻底丧失了。从六四那天起，中共不得不只靠赤裸裸的暴力来支撑他的统治。这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本质上暴力是非常脆弱的。暴力机器上的任何部位只要出现一个偶然性机械故障，它就会全部停止运行。
六四之后中共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是，他无法回答笼罩在广大被统治者心头的疑问：为什么一个号称人民的政府可以拿起屠刀来杀害和平的人民？这个问题立即又深化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民要服从一个残杀百姓的政府？于是顺着事物本身的逻辑，一个更致命的问题被提到社会各阶层人民面前，这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人民用血汗供养政府是为了使他能够任意残杀人民的儿女吗？
于是，一个几十年来以至几百年来人民不敢想、不曾想、甚至不会想的信念终于经过血的洗礼深植进入了人民的心扉，即：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人民必须有选择政府的权利，人民要有保护自己的权力成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一旦转化为行动，就会立即变成对极权专制的物质威胁。于是修补中共统治合法性就成了现今中共政权的最严重最紧急的政治需要。
党国沙文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
本来，中共的专制统治是借着追求虚幻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来维持的。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又自行打破了这一神话。于是中共统治面临了政治合法性丧失和经济基础变质的双重危机。中共迫切需要尽快培植出一套至少在表面上能引起社会共鸣的社会主流意识来取代已声名狼藉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借以支撑与加固那分明已难以承受第二次民主浪潮冲击的极其脆弱的统治基础。于是现在被很多学者误判为“民族主义”的那种对外反美反西方、对内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为基调的新法西斯主义思潮即党国沙文主义就成了中共当权派的最佳选择。而《说不》正是中共积极鼓吹党国沙文主义的最好样板。
我之所以不敢苟同部分学者把中共近年来刻意鼓动的排外思潮泛称为民族主义，是因为它与历史上真正的民族主义有重大本质上的区别。所谓民族主义，其根本的特征是标榜民族利益至上，它并不含有一定要贬斥、排拒和敌视其他国家民族的内涵。正统的民族主义思想非但不包含把民族与本民族的政治统治者视为一体来加以维护的功利因素，而且事实上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在政治实践中往往是反政府的。因为，当民族利益与国家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民族主义者总是站在反政府的立场来批评当政者。如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就激烈反对满清卖国政府。而中共煽动起来的以《说不》为典型代表的这股排外思潮虽然也披着保护民族利益的外衣。但其基本特征是以政府利益来冒充民族利益。把维护现行政权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它就赤裸裸的站到维护国家政治权威的立场上去了。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今年三月间中共对台进行的军事挑衅，中共悍然动用武力来阻遏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只是在美国进行实际军事警告后才不得不悻悻收回已举起的屠刀。用武力来解决同一民族内部的政治分歧，这显然是从根本上践踏民族利益、戕害民族生机的倒行逆施。然而，《说不》作者们却露骨地鼓吹向台湾人民动武，叫嚣为了“台湾的迷航”，“非常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来导拨一下子”。《说不》用强盗加流氓的口吻威胁台湾人民说，“国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干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威望不能单纯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是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说不》甚至鼓吹为此不惜向美国开战。作者写道：“我们以坦荡正大的强力纠正台湾部分势力的迷航时，应扭过头逼视美国人的眼睛喝出这样一声：你敢！”《说不》叫嚣：“流血也是一种威慑”，“即使上仓注定要气力战胜道德，有一天非打不可，而且很大可能出现阿根廷人在马岛那样的羞辱，我们有没有意志来承受这个东西？”“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凌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美国青年人的名字，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
《说不》用极其煽情的所谓“诗酒般的沉醉”来描绘向台湾甚至美国开战的悲状画面：“当成亿的中国青年热烈而兴奋的讨论着一切可能时，想过没有？假如一切临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底气，勇敢地站起来对那些美国佬大吼一声：”你敢！“
为了所谓“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和所谓“国家基本权力”，《说不》的作者们渴望着牺牲和流血，他们发誓：“牺牲的热血，我们也会有。”“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伊朗革命，它以极端的形式再现了我们父辈的不屈精神，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圣战者的牺牲，它以严肃的人生告诫我们中国青年要对自己加以警策。”《说不》问道：“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作超级大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争取作世界势力的积极领导者和强大斡旋者？”“我们是否应该提出一场战斗，当大规模的世界冷战结束，许多重要国家和组织都变得面貌不清的时候，我们是否应想一下，重塑我们的角色。”
《说不》甚至主张尽早挑起战争，作者写道：“现在言战，会以我们的五年计划为代价”，“但是我们有勇气不惜代价，”“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为之更著编年史。”尽管文字有些嗷牙，但其热衷于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血的“钢铁意志”是溢于词表的。
当我们读到上述充满着法西斯主义气息的狂吠时，我们难道还能轻描淡写的用“民族主义”来概括《说不》作者们所典型而强烈地表达出来的这种思潮吗？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这绝不是单纯的为了维护民族利益而激发的某种爱国主义情绪，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热衷于向自己同胞开火的“民族主义”？
《说不》的作者不但叫嚣用血与火来维护中共的国家利益，而且对敢于揭露中共暴政黑幕的“反动分子”充满了刻骨仇恨。在谈到有人揭露中共摧残孤儿事件时，《说不》写道：“如果这位诬陷者到中国来，我想可能会被不计其数的愤怒的群众用石块和棍子砸死——先彻底地剥夺他的人权。”他们把美籍华人播音员宗月华称为“宗氏婢女”。他们称美国议员为两院乌鸦，他们把美国人民称为天生的贱胚，他们发誓要用所谓的“人民执法”来对付他们的敌人。
这种为了保住共产党的国家权力而主张向国内外动武施暴的思潮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新法西斯主义。如果读者能够耐着性子来忍受《说不》作者们希特勒式歇斯底里的精神轰炸而终于读完这本鼓吹“反美、反西方”的杰作，我们就能大致勾勒出中共刻意煽动起来的这股新法西斯主义思潮，即党国沙文主义的基本轮廓。
党国沙文主义的基本轮廓
第一、党国沙文主义制造与散布民族被迫害妄想症，挑动非理性的恐外、排外、仇外的义和团情结，人为树立外部敌人。
《说不》耸人听闻地吓唬中国老百姓道：“现在每一分，每一秒，西方人都在设计着他们的阴谋。”一个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正在策动中。“”美国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而且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谁能保证明天早上打开家门不会有一辆美国的坦克停在你的家门口，并命令你拿出财宝，再老老实实为美国效力呢？“《说不》利用中国历史上因落后挨打而形成的民众对西方国家羡恨交织的病态心理别有用心地进行刺激与深化，力图将其膨胀为恶性的复仇思想。中共在民众中培植这种仇外思潮，其真正目的是转移社会视线，转嫁人民对一党专制的愤恨，借此制造中共政权是民族保护神的幻觉。
第二、“党国沙文主义”的鼓吹者刻意用卡通漫画式的笔调来图解极其复杂的国际关系，蓄意营造一个黑白分明、敌我对立的两极世界。《说不》作者写道，“这个世界的真实是这么奇妙，因为有了美国及美国的政治家，他们或者在国会大厦走廊散步，或者在夏威夷海滩度假，或者到非洲去看原始风光，但他们脑子里不定何时就会冒出一个主意，是不是要派一支军队到哪个地方去，或者对哪个国家搞一下经济制裁，于是，被美国政治家怀想起来的那个国家或者那个地区，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就来临了。”“白宫首脑不甘心不干涉他国内政，经济制裁就成为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脑子里的念头就是把这个国家先搞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再唆使这个国家发动内战，或者起来推翻现政权，从而扶植亲美政体，这就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嘴脸。”
《说不》作者对国际政治的这种卡通化的描绘的目的是把全世界的一切罪恶都归结到一个恶魔——即万恶的美国身上去，在《说不》的笔下，中国面临的一切困难，人民遭遇的所有痛苦，其根源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遏制造成的，总之一切都是美国惹的祸，一切都是西方阴谋制造的麻烦，一切都是西方文化毒素作的孽。于是在《说不》作者义义愤填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一片讨伐声中，造成国家落后，人民痛苦的真正根源——中共极权专制、中国共产党的腐败统治，就获得了彻底的解脱。
第三，“党国沙文主义”的另一个危险特征是煽动战争些歇底里，鼓吹报复，牺牲和流血。《说不》写道，“我们自小喜爱打仗游戏，喜爱每一件画面的和现实中的武器，直到我们步入成年，我们仍然热衷于’战争审美’.”“对我国人民来说，战争意谓着劳动，也意谓着道德上的整肃，即使举国上下深深陷入战争狂热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头丝毫没有攫取的成分。”《说不》还写道：“我相信报应，我深信有这么一天，如果和解变成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要记住仇恨！”“我要对美国喊出，走着瞧，不要太猖狂了，将来我们会向你们的阴谋战略实行无情的人民执法。”地地道道的希特勒式的思想，地地道道的毛泽东式的语言。这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狼子野心”这个中国成语的真正含义。《说不》作者写道，“现在全世界的危险势力每时每刻都在引导台湾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深厚的历史感将使我们在美国的耀武扬威面前涌起高度的愤慨，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跣足蓬首地以血肉之驱迎接美式火箭，我们会赢，这是最大的事实，这是那永恒的规律告诉我们的。”
《说不》作者号召人民对美国进行复仇战争时向人民担保：“我们会赢”，至于凭什么“我们”一定会赢，作者并没有给我们解答这些神谕般的结论的根据何在，但却咬定这未证实的预言“已是最大的事实”，而这个据说将要应验的“最大事实”的唯一根据是来源于“永恒的规律”，至于什么是“永恒的规律”，则对不起，无可奉告。大概作者最后决定，为了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他们还必须向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暂时保密。上帝啊，这样深奥的战略只有《说不》作者这些长着与众不同的脑袋的“学者”与“诗人”才能想得出来。
第四，党国沙文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故意混淆国家、民族、政府、人民这些概念的界限，用偷换概念的诡辩术来作为中共一党专制的护身符。
在《说不》一书中，凡是国际舆论对中共政策的一切批评，都被说成是西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恶魔对中华民族和对中国的侵犯。凡是外部世界对中共的所有异议都被归结为帝国主义遏止中国的可怕阴谋。国际人权组织对中共人权状况的每页报告都被说成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威胁和挑衅。《说不》的作者们一心要为十三亿人民的头脑设计一套共同的思维程式，那就是中共政府和大陆现状是不可批评的。谁批评中共，谁就是中国的敌人，就是万恶西方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奴才，看来，《说不》的作者们想创造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就是中共当权者不但在国内不容批评，而且在国际上可以也不受监督。显然“中国可以说不”的目的是要全世界“不可以向中共说不”，在人类文明即将跨越二十一世纪门槛的今天，《说不》作者们要求中共政权在国际上享受不受批评的特权不是显得太过自恋、太过夜郎自大了么？常识告诉我们，国家不等于民族，政府也不等于国家，政党更不等于人民。人们批评中共这样一个政党的政策和行为与“反对中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根本要害还是人权
以上四点已大致概括了党国沙文主义的一般特征。然而，至此我们尚未揭示出这一思潮的本质特征。“党国沙文主义”本质特征和根本要害是用所谓的特殊国情、区域文化及历史传统来抹杀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长安街的枪声与成千青年的鲜血惊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从此，中国人民开始重新思索“人权”、“自由”、“正义”这些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意义和内涵，重新确认自己在客观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位置。
尽管中共在建政后的半个世纪中为了强制人民实行其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残酷实验，用暴虐、无信与不义的方式，已经剥夺了数千万人民的生存权，对人类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但是被毛泽东的符咒催眠了的民族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入魔状态，其主要标志是，作为民族大脑的知识分子群体未能从“人权”这个基本点上质疑中共专制政体的合法性。中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那些自以为也被称为是中国良心的异议人士们也从未从整个体制上来否定中共一党专制的社会适存性。然而，六四长安街头中共坦克的轰鸣声奇迹般的唤醒了这个植物民族对于人类自由的记忆。他们终于醒悟每一个人生来就具有思想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反抗奴役等基本权利。他们终于体会到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一切事务中最根本、最重要、最不可轻忽的第一需要，因为失去这些权利的人必然沦为当权者的奴隶。他们终于明白，建立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正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因为这是人类幸福生活的唯一前提。他们终于懂得了通过自由投票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政府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根本权利之一，因为不经选择的政府一定成为人民的压迫者。他们终于懂得反抗奴役是所有权利中最后的权利，失去这一权利，一切自由将在专制下化为乌有。
上述几项原则的确认是人类文明社会区别野蛮社会的基本标志。因为正是这些原则体现了“人权”、“自由”与“正义”这一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只有建立在这些普遍价值基础上的社会，才有其存在下去的道义上的理由和法律上的依据。
把“人权”、“自由”与“正义”归结为文明社会的基本普遍价值并不是任何人的发明和创造，而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客观历史总结。中共极权专制的辩护士总是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否认“人权”、“自由”与“正义”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普遍价值。他们把“人权”、“自由”与“正义”诬称为只适合西方世界的专用品，他们声称，他们所在的那个国家和地区既不需要“人权”，也不需要“自由”，这恰好证明了他们自外于文明社会、自外于人类普遍价值、自外与人类进步的野蛮心态。
“六四”之后，“人权”两字成了中共政权最大梦魇，谁主张“人权”，谁就成为中共的死敌。美国主张人权，于是美国就成了世界恶魔，西方主张人权，于是西方就成了地狱，异议人士主张人权，于是异议人士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说不》的作者写道：“西方提出的人权是一种臭哄哄的实用主义，只不过是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美国人说自由，就让人觉得自由要上自由的当。”“当美国人说民主，那含义就是说不管是谁都得听他的。”《说不》作者问道：“美国经常攻击一些国家没有民主和自由可言，那么既然你奉行的是多党政治，为什么在国际关系中你不能容忍多种意识形态、多种国家体制的存在？必欲剪除而后快？你们的民主精神为什么不能在这上面体现一丁点儿呢？”这里《说不》确实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不》的逻辑是既然你美国在国内奉行民主政体和多党政治，那么美国必须在国际上也承认和支持共产党极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和独裁体制的合法性。这种观点与我们在关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讨论中常常听到的一个论点很相似：“你们既然主张民主、宽容，为什么不能容忍和接纳中共政权和承认中共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呢？”如果不加分析地从表层上看，要民主包容专制，要自由包容极权似乎是一种言之成理的逻辑，但你如果认真分析一下民主与专制、自由与极权这两组概念的真正含义，你就不会再被这种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导进歧途了。毫无疑问，民主自由与极权专制是两种对立的政治体制。如果仅从方法论上来分析，自由的主要特征是宽容，而专制的主要特征是排他。那么，为什么主张宽容和多元的民主政体不能接纳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呢？理由很简单，那是因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要用暴力消灭宽容和多元。谁要得到宽容和多元，谁就必须清扫走向宽容和多元道路的根本障碍——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反对和推翻共产党一党专政是被迫的和被动的一种自卫措施，因为不这样人民就永远沦为被暴政宰割和蹂躏的奴隶。所以《说不》作者提出要人们允许和接纳共产党专政的要求从逻辑上来说是绝对荒谬的。这如同要一个银行接纳强盗和一个女子接纳强暴是同样性质的要求。劝告人们接受和容忍一个要剥夺人民基本人权的暴力集团的统治和奴役，劝说者的动机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民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对专制和暴政的制度，自由的根本内涵就是反抗奴役，民主的根本内涵就是反对专制，你要自由不反抗奴役，要民主不反对专制，你就是要消灭自由和民主本身。这不言而喻的道理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说明吗？至此，我们可以用简单而明白的语言回答《说不》的作者们，民主可以接纳一切，就是不能接纳专制，自由可以宽容一切，就是不能宽容奴役。因为这条界线一旦跨越，人类将不复再有自由和民主。世界将从此失去光明和希望。所以《说不》要人们容忍专制，实际上是犯了一个二律背反的逻辑错误。无论如何你总不能要求民主为了体现宽容而先消灭自己的存在。
现在有人把自由民主看成是一种单一和单调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误解，其实，自由民主只不过是一种以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原则的多种方式的政治体制的一个总称。在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不受侵犯的根本原则下，自由民主社会可以具有多种多样丰富多采的存在方式，比如瑞士和日本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就有巨大的不同和各自的特色。但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为国家体制的基石，所以，他们都属于自由民主的国家。当然，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究竟采用何种方式来体现自由民主的原则应取决于人民的自由选择。曾有人宣称，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诬陷，中国人民已经不止一次的用他们的可歌可泣的斗争表达了他们绝不接受共产党独裁统治的不屈的信念。其中包括象八九民运这样壮烈的抗争。必须阐明一点的是：选择的根本内涵就是它的自由性，多样性和可变性。如果有人用坦克、机关枪强迫人民接受一种特定的统治，那不叫选择，那是典型的暴政。
《说不》的作者们也许已感觉到了要求民主国家和民主运动不反对极权专制是一种幻想，就另辟蹊径，企图从篡改人权概念的内涵来消除自由对专制的威胁。《说不》公开地为江泽民的人权观辩护说：“政府之所以提出人权的首要权利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其含义包括这样的确认：因为历史原因及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的人权保障的迫切任务是让所有的人都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及我们的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一个有近十三亿人口的国家，竭其所能促进经济发展使人民逐步富强、康健。”《说不》的这段话其实不过是照抄了江泽民对人权问题的“经典性”的解释，中共说人权的首要权利是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一种拙劣的诡辩，人权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严谨外延的科学概念，它包括从言论自由到反抗奴役等一系列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上明确载明了的各项基本权利。其中特别重要的包括思想、出版、结社、选择政府和生活方式等等构成自由主体各项具体的权利，然而，正是这些文明社会公认的、并在庄严的国际文件中明白列清的基本人权在中共的解释里却几乎被全部阉割掉了。剩下来的只有所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共对人权的荒诞诠释真切地描绘了中共把人视为动物的法西斯心态，也活现出中共在人权面前的狼狈、猥琐和虚弱。中共把人权歪曲为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从根本上篡改了人权的本质是保护人民免受官方及权力者的侵犯和伤害的根本宗旨。如果按照中共的解释，当权者只要满足了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即只要让人民能够活下去就算已经保障了人权的话，那么，奴隶主和以贩奴为业的人口贩子都有资格领取国际人权奖了，因为他们也曾经努力的创造条件让奴隶们能够生存下去。
这里，笔者要清读者们特别注意，《说不》诠释人权的上述文字中的最后一句话：政府的目的“是要使人民逐步富强、康健”。在这里，既有“富强”，也有“康健”，然而，很抱歉，就是没有自由，这恰恰泄漏了中共人权观的天机，在中共看来，可以把人民养得既强壮又康健，但是，绝不能让人民有自由，这种人权观与古罗马斗兽场主人的想法何其相似乃尔。
必须指出，人权是一个不容分割和肢解的整体概念，它是由在人权清单上明确规定了的诸自由共同构成的。只要在这些权利中抽去了其中的一部或数项，作为整体价值的人权就会变质，乃至不复存在，这就象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被切除了某几个重要器官，这个人就不能存在下去了。譬如，只要在人权清单中剔除言论自由这一项权利，人权的整体价值就会荡然无存。中共就是用肢解阉割人权整体概念的方式来达到从根本上来取消中国人民基本人权的卑鄙目的。
可笑的是，当江泽民李鹏等在人权问题上理屈词穷时，常常用“关于人权，你们有你们的解释，我们有我们的解释”来负隅顽抗，他们似乎始终弄不明白逻辑学中一条最基本的定律，即当你改变了某个概念的公认的定义以后，你也就否定了那个概念自身，受过高等教育的江泽民怎么能弱智到以为可以凭着自己的个人好恶就任意的改变一个全世界公认的科学概念的基本内涵呢？这如同硬要把马车叫做汽车、飞机叫作轮船一样荒谬。
中共在人权问题上的另一个花招就是用故造历史错位的手法进行狡辩，《说不》写道，在天安门事件后，当一个外国元首告诉李鹏他收到了一些学者要求中共改善人权状况的信件时，李鹏答道，“我也受到了中国一些历史学家的来信，信里说，千万不能忘记中国受外国列强欺凌达一百余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一段时间你们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说不》吹捧李鹏的这个回答为对西方挑衅的“精妙的”和“有力的”反击。其实，这段回答恰恰刻画了中共当权派的无知、愚蠢和丑陋。一个外国元首向中国政府领导人表达要求中共改善人权状况的意向，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人类文明基本准则的重视。李鹏如果懂得起码的国际礼仪，对此至少应该表示理解，然而，他却恼羞成怒、莫名其妙的扯出一百多年的陈年旧账来，要今天的外国政府为他们的祖辈负责，按照李鹏的这种逻辑，世界上就没有人可以批评和监督任何地区的人权状况了，因为只要别人一开口，李鹏都可以翻开历史书，查找出他们某一代老祖宗干过的某一件坏事来堵别人的嘴巴了。但是李鹏在振振有辞地声讨外人祖先一百年前的人权罪状时，他是不是应该先藏起他那一双刚刚沾满了天安门学生市民鲜血的脏手！
在《说不》一书中，作者经常用故造历史错位这种障眼法来为中共暴政歌功颂德。如当谈到国际舆论要求中共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国内争端时，《说不》的作者反唇相讥道：“你们美国的南北战争为什么不能放弃武力，好好坐下来谈呢？”按照《说不》的说法就是，只要你们外国历史上曾经打过内战，那么，今天中共也就有权利用武力攻打台湾。
又如谈到国际贸易组织在谈判中要求中共制止盗用知识产权时，《说不》的作者竟提出要向外国政府追交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知识产权税。理由是，你们外国人使用的每一张纸都是我们发明的。笔者在读到诸如此类叫人哭笑不得的“严正要求”时，不禁想问这几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你们在使用电灯和乘坐火车时，是不是也想到要向爱迪生和瓦特的祖国交一笔知识产权税呢？
当代《大义觉迷录》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说不》一书得到中共官方的鼓励和赞赏并不是偶然的。
《说不》用对外的强横狠毒来掩饰对内部专制独裁者的卑躬屈膝。用肆意攻击外国和西方的“自由”来补偿无权批评国内政治的“自由”。《说不》用迷途知返者的现身说法式的忏悔来救赎“误入”民主歧途的青年。《说不》一书是货真价实的当代“大义觉迷录”。
有人奇怪，《说不》的作者都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其经历来看，又都是受到现代文明熏陶的学者文人，本来应该成为最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一代新人。然而，《说不》一书却向我们显示了作者们人性的堕落和理性的失落。事实证明，他们已经深深地陷入新法西斯主义的泥潭中。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是善良的人们必须警惕和深思的问题。
六四以后，在中共的血腥镇压下，民主运动转入低潮，在中共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笼络政策的威胁利诱下，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阶层迅速地发生分化。一些意志薄弱者纷纷开始转向，走上依附权势、追求利禄的道路。这些人既有政治野心，却缺乏真实的才具。于是就开始寻找能够得到当权者青睐的捷径。他们既有超呼常人的旺盛的政治企图心，就必须在引人注目的政治议题上有所表现，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找到一个介入政治的着力点。这个着力点一方面要树立一个政治上的假想敌来加以打击，另一方面又必须使这一打击迎合当权者的心意，来完成当权者想做而难以自己出面做的政治任务。于是美国和西方就成了他们理想的靶子。《中国可以说不》就是既想在政治上作秀，又能百分之一百保证安全的野心青年们的杰作。
精神上的侏儒
尽管以《说不》为代表的党国沙文主义信徒看起来杀气腾腾，疯劲十足，但其骨子里还是十分虚弱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实在是狂妄有余，底气不足。这一点即从他们起的书名来看也已露出端倪。《中国可以说不》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强横，别人说是，他们偏要说不，但你假如仔细琢磨一下，这个书名就透着奴气。请想一想，《中国可以说不》这岂不是在检讨中国没有真正拥有过说不的权利吗？《中国可以说不》这不就意味着直到今天他们才突然发现中国其实是应该有可以说不的权利的，所以他们才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万分，挺身而出的大声疾呼：《中国可以说不》！不知这些发现了“中国可以说不”的真理的好汉们在提出这个命题时有没有想过，当他们提出中国可以说不的这个命题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承认中国一直是处在不可以说不的地位的附庸国之列，或者是至少处在不知道自己有权说不的愚昧国之列。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具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你就会这样提出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当然有权说不，也当然有权说是，只是必须在应该说不的时候说不，应该说是的时候说是，一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人权、自由和正义这一条文明人类的基本原则为准。所以，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今天提出所谓中国可以不可以说不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对中国的一个污辱，这就象对一个中国人提出讨论中国人是不是人这个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污辱。所以，尽管《说不》的作者自以为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题而睥睨万方、盼顾自雄，殊不知提出这个命题本身就已显示出提出者不过是几个精神上的侏儒。
当然，如果我们根据上述分析就认为《说不》一书一无是处，也是有失公允的。毕竟他在挑起缺乏人权理念的普通民众的排外情绪和讨取当权者欢心这一点上，就其技术操作的效率而言还是相当成功的。不过，为了这个成功《说不》的作者却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因为自此以后，他们将被归入为中共当权派的政治阴谋火中取栗的牺牲品与殉葬品之列，同聂元梓、蒯大富、张铁生之流为伍，他们的命运是可悲的。他们年轻的人生已经沾满了专制制度的尸臭。历史表明，逆历史潮流而动为极权专制卖命的好汉们不管他们当时打着什么样时髦新奇的旗帜，也不管他们如何腾嚣猖獗与猖狂一时，但终局总不免被扫到人间最不干净的所在，成为历史的笑柄。
也许，把《说不》的作者划到文革“英雄”们的一类恐怕有过分拔高之嫌，文革“英雄”们虽然也有投机的一面，但他们于投机之初确实也有冒死犯难、拼死一搏的勇气。其中还不乏一缕为理想献身的悲剧色彩。而今天《说不》的作者纵然也同有一股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的骄狂之气，但那只是投向万里汪洋之外毫不相干、绝无还手可能的一个异国。因而，他们那一阵勇猛讨伐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不但没有一丝悲壮，反是总让人感到肉麻与滑稽。
他们是在学习毛主席
由此笔者联想起在中共中央的批林文件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林彪在读完了他的儿子、小名“老虎”的林立果写的关于如何与美苏争霸的讲用报告之后，踌躇满志地感叹：乃子与自己的酷肖说，“象，真象，不但思想象，连语言也象，”今天当我们读了《说不》一书后居然也产生了“象，真象，不但思想象，连语言也象”的感觉。不过这次象的对象不是那个永远不健康了的副统帅，而是他的密友兼死敌，即那个已经万岁了的伟大舵手——毛主席。
如果读者诸君诧异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怎么还会产生象《说不》作者这样满脑子法西斯细菌的知识分子话，那么，恕我冒昧，烦请大家欣赏一段《说不》中的奇文，为了使读者能领略个中真味，且不至有断章取意之嫌，谨一字不漏照录如下：
“美国的政策决定者们应该读一读尼可松、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文章，尤其要读一读最不喜欢最不情愿的部分，实在没有时间至少在国会休会期间腾出工夫读一读。
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不能这样要求美国，国情不同么。
然而，为了世见的和平与进步，不妨提醒美国，还是抽时间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早上想比晚上想要好一些，理由是“一天之计在于晨”，这是中国的老话，为什么不试试？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做梦是帮助人们休息的方式，也是为了让人醒来更有精力冷静对待复杂的现实问题的良好方式。“
够了！我想已经足够了，再读下去笔者和读者都会一起发疯的。因为谁也弄不懂这样一段天书究竟要说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点也还是可以体会出来的，就是《说不》的作者一定在为自己的幽默和高深莫测而洋洋自得。凡是有幸拜读过伟大领袖讲话的读者一定会从上面的引文中觉察到《说不》的作者也许是故意要泄漏给我们的一分天机，那就是：他们是在学习毛泽东。他们是在步毛泽东的后尘，他们是在极力效法毛泽东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但是思想象，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要与毛泽东维妙维肖。请看，毛泽东反帝，《说不》也反帝，毛泽东排外，《说不》也排外，毛泽东好战，《说不》也好战，毛泽东喜欢流血，《说不》也向往流血，毛泽东主张镇压反革命，《说不》就要用石头砸死反党者，毛泽东提倡群众专政，《说不》就鼓吹人民执法，毛泽东擅长东拉西扯做报告，《说不》跟着上句不接下句写文章。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今天产生《说不》一类知识分子的原委了——那个还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不散的毛泽东的幽灵。难怪《说不》的作者在书中还情不自禁地追忆当年毛泽东去世时他们是如何沉浸在“丧父般的哀痛中”。
虽然《说不》的作者如此虔诚的模仿他们的思想脯育者，但是，造就“伟大独裁者”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于是，《说不》就只好落得今天这样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摸样了。
撒旦纵然邪恶得令人眼红，但撒旦却只有一个，那模仿撒旦的终究不过是一个夜叉。
（《北京之春》199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