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学对男权主义的批评中，政治学以其父性的冷酷、僵硬和超越人间性情而被当做典型的男性学科而遭到批评与挑战。稍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从事女性学研究，却插足一帮政治学者中间，参加大陆留美学者政治学会访台团。仿佛是为了身体力行女性对政治学的挑战，我特地选择了台湾妇女，尤其是女性参政作为题目，考查在经济上如此成功的台湾现代社会之中，背后的台湾女性所扮演的社会、政治角色以及意义。
台湾大发展与女性的成长
当人们在高谈台湾近二十年的发展，谈台湾的人均一万多美元的年收入，谈台湾占世界前列的外汇储备和出口，谈台湾的民主化建设、总统直选等经济和政治议题时，我就在寻找另外或许更加丰富的存在：台湾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在政治上占得一席地位，从传统的男性雄霸四野的权力场中争得一二大印的女性精英们。
我看台湾的女性问题有三个参照系：纵、横和平行三种。所谓纵是中国五千年男性主导的历史；所谓横是台湾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的构建过程。我想要在我们五千年传统与台湾二十年飞速发展的复杂交织中为现代台湾女性定位。想知道她们在现今台湾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地理上都相当拥挤的空间中是如何打拼出一片生存之地的。而相对平行的参照系就是与台湾仅海峡之隔的大陆女性。我想知道在同样从五千年的父权文化背景丛林中走出的海峡两岸的女性如何在现代社会，而对同样的炎黄男性主权的不同政治体系，喊出自己的声音。
十五天在台湾的访问，我的观察和诘询上至妇女精英层：立法院、政府，中到民间研究社团、大学，下至普通妇女劳工所工作的地方。其结果与我去台前通过书面的媒体的研究大致相同：
A、台湾仅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为妇女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占台湾九百万劳工百分之四十强的妇女劳工队伍，虽然其工资、福利待遇仍不可能达到与其男性同工全部平等，却也为她们取得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奠定了基础。而女性劳工的增加和一系列妇女问题的出现，也迫使政府向企业施加压力，制定和完善一系列与妇女劳工相关的法律，如“男女平等工作法”、“劳动基准法”、“就业服务法”等。
虽然女性劳动者在阶层、劳动类别、所服务的公司种类上尚有相对的差别，比如在外资企业里工作的妇女所受到的性别歧视相对地要少于在纯中资企业里的，但一群一族的上班妇女已不可忽视地构成了现代台湾工业、商业大网络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她们的存在和贡献，当然也是“台湾经验”里所不容忽视的贡献者。
B、台湾的民主化发展为女性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日益扩大的生活空间。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政治的日渐民主化正效应地配合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联手制造一个现代化的台湾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男人们正如履薄冰地从僵硬、专制、父权传统阴影里走出来，尝试着实践民主的时候，台湾的精英女性们也奋力从男人的背后和阴影中走出，与他们“争夺权利”，一比高低。即便是“民主一大步，女权一小步”，却也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我们在台亲眼目睹的省市立法院中的女性的凌厉质询；这次总统大选中又跳将出来几位女性总统候选人，也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前所见不到的。
C、从整体社会结构上来看，台湾社会并没有走出传统的父性主宰模式，女性的社会地位还远不如男性高，虽然现代化了不少，也西化了许多，政治上也逐渐走向民主化，但男女平权还远未实现。比如许多法律条文有明显的压迫女性的倾向；妇女参政人数远不如男性多；男女工资比例仍有较明显的差距；许多妇女仍是严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不管怎么说，台湾是个典型的正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或是东方向西方转型的社会，西方的新的与东方的旧的混杂一片，五彩缤纷。正如我们所看到高楼大厦与古旧庙宇并立，古装游行队伍与飞奔的大小轿车竞占道路的情形一样，现代的思想也正与传统的观念相搏杀。在中国的传统五千年与台湾的现代二十年这么一个狭窄的交叉口上，你们看到的是一种宽阔的波及整个社会层面的躁动，很难在这种躁动中给女性具体地位。除了总体上的地位低落于男性而外，你还看到许多变化的因子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中游移，催化着台湾社会向现代化转型。
女性与政治
最活泼的游移分子应该属于那些为数日多的出来参政的“精英”们了。因为我选择的考察题目是妇女参政，一到台湾后，我便请求大同盟的工作人员帮我联系采访对象。当时台湾著名女立委、妇女运动创始人、世界妇女联盟发起人吕秀莲，台北市女副市长陈菊，新党市议员秦丽舫，璩美凤及国民党市议员秦惠珠，都在我的采访之列。听说我是大陆留美专搞女性研究的，她们都欣然允诺。但由于日程安排的问题，我只有幸访问了年轻的市议员璩美凤小姐，这位刚届三十的生气勃勃的女议员，以她独特的见解、犀利的谈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女性参政者的参政自觉。这位美凤小姐属新党人士，自称出身寒门，并为自己不靠家庭背景而努力奋斗到今天市议员的地位而感自豪。当问到她为何放弃当初在台视的工作，出来竞选议员，她说，她听到一种召唤，感到一种需要，要把自己身在其中的民众的政治诉求反映到上层权力机构中去。她承认这种自觉首先来自自己平凡而通常被忽视的家庭及经历，再就是身为台视记者所经常接触的广泛的社会层面，而引发关注的社会问题。她告诉我决定放弃记者职业来自一种无能为力的不满足之感——整天报导社会问题、倾听民意却无力解决之。做议员会使自己有一种参与决策过程，从而改变现状的满足感。
精英女性的参政热情在近来“甚嚣尘上”的首届总统大选热浪中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潮。有四、五位女性有意参选，她们是台湾女性运动创始者吕秀莲，作家及社会活动家施寄青，民进党立委叶菊兰，黄越绥等。至少有一位女性候选人远在男性候选人还在深思熟虑或犹豫不决之际，已搭好擂台，成立了竞选办公室，准备要在以往只供男性角逐的高难竞技场中，与男性一决雌雄。参选者之一施寄青认为，女性不能总是坐在那里抱怨男人不给权力，“这场选举是一场女性争权的革命。”吕秀莲也喊出“女人不仅要齐家，还要治国平天下。”（《时报周刊》美洲版一九九五年第一百六十七期）几位女性候选人的共同诉求是与女性自身利益相关的议题，比如向来由妇女支撑的家庭中的老人、小孩的社会福利政策；女性劳工权益；雏妓问题等。在参与联合国、两岸关系等议题上，这些女性候选人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立场。另一候选人李元真更提出要建立“女人的新国家”，并想“籍着选举，提出新国家，两岸关系的另类作法。”（同上）一份由国民党妇女工会汇辑的《中华民国妇女政治、社会参与统计资料》（1994年12月）显示，在总数为三百一十四国大代表中，有四十二位女国代，占百分之十三；在一五八位立法委员中，有十七位女立委，占百分之十一。一九九五年刚刚进行的立委选举结果表明，女立委的人数已增加到二十二位，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省、市议员中的女性也逐年增加。台湾省女议员在一九八七年是十三人，占百分之十七，到了一九九四年增加到十六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台北市女议员在一九八九年是十人，到了一九九四年增加到十二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
女性与学术
台湾女性研究的发展与水平，是我到了台湾以后，亲自与有关学者对谈以及接触到一些它们的出版物之后，才有了一个崭新和全面的认识。虽然规模不是很大，范围有限，且像政治层面的奋斗一样颇具精英意味，女性研究在台湾进行得相当入轨，（我是按我近几年在西方国家所形成的评判标准）。所研究的议题，出版的刊物，承办的研讨会等，都非常专业化。学术气氛相当浓，脱离了一般女性主题诉求在草创阶段的原始自发的冲动，而显得相当冷静、成熟和理性。
目前在台湾的学术机构中有三个专业的研究室。他们是成立于一九八五年的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妇女研究室；一九八九年的清大“两性与社会研究室”；以及一九九二年高雄医学院的“两性研究中心”。我访问台大妇女研究室的那天正好得到两份专题讨论会的传单，一份是由清大心理学副教授陈若璋主讲的“性别与性学的研究”，另一份是由国立中兴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王雅各主讲的“大学社团中男性成员女性意识对组织和个人的影响”。接待我的张钰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博士，告诉我，中心将展开专题讨论，针对这两天校园内闹得沸沸扬扬的女性观看A片事件，讨论性与性的社会内含。校园中女性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与一批从西方国家学成归来，热情、成熟而富有学养的妇女学者及女性学者有极大的关系。翻开“台湾妇女与两性研究学者名录”（台大人口研究室妇女研究室编印Directory of Gender Studies Scholars in Taiwan，1994），其中绝大多数学者都曾留学英美的博士与硕士，（博士绝大多数）。显然是在其留学生期间深受西方七八十年代高涨的女性学热潮影响，而从自己原本从事的学科领域“跳槽”来搞女性学研究，并把女性学研究的一些内容和方法带回了台湾大学校园内，才形成了今日台湾学坛上颇具学术意味的一支劲旅。又因为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背景，这批女性学学者所涉及的研究课题可谓丰富多彩；从妇女人类学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女性与卫生到婚姻暴力；从女性心理学到公共行政；从妇女更到男性女权主义，应有尽有，实是令人惊异。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又相继出现了女性学研究学刊，光是台大人口中心与妇女研究室出版的就有数种，包括“妇女研究通讯”，“妇女与两性学刊”等。这些学刊看上去和读下来都很专业化，可以看到浓重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谈的都是很切实的台湾社会女性问题。我的总体印象是：这是支训练有素、学养颇深的研究队伍，应该是今后台湾社会女性意识向深入发展的思想后援和理论温床。
女性与自我
女权主义、女性学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唤醒女性意识（即所谓的female consciousness），提高女性的社会存在自觉，去除不公平的性别歧视争取应有的权利，以表达男女平等的目标。台湾近年来的女性运动风潮颠覆旧观念、打出新旗号，唤起女性意识的觉醒上成就令人瞩目。
自从最早的妇运倡导者吕秀莲在七十年代发起了新女性运动，二十多年来，小小的台湾社会出现了数十个民间社会团体组织，其中有倡导女性理念、巧妙借助媒体出击的“妇女新知”（1982）；以救助离婚被遗弃妇女的“晚晴协会”（1988）。出现在九十年代的有以声张女性劳工权益的“女工团结生产线”（1991）；代表本土妇女权益的“台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代表在野党派向国民党“妇工会”、“妇联会”挑战的“民进党妇展会”则更多强调自身利益，以刷新妇工会多年来所侧重的以国家和群体利益为重的妇工思想。而春潮般涌现于大学校园的女研所、女研社，则在比较理性的层面上为全社会女性意识的拓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组织的策略是抓住某个切身议题，在社会上、媒体中大肆宣传造势，喊出了不同社会层面妇女的声音，也塑造了当代台湾女性清新、独立、自主、自觉甚至泼辣的形象。
因为笔者研究侧重婚姻与家庭，所以在台湾期间就其议题请教大同盟的几位女性专员。因此引来对近年来女性团体与台湾法律中“民法亲属编”的一场旷日持久大战的介绍。依照修正前民法第一零一六条及一零一七条第二项规定，即“属联合财产，其所有权归于夫。”对于离婚或被丈夫遗弃的妇女来说，离开男人等于一无所有。这条法律之“恶”在于它无条件的保护男性在婚姻中无上的权力，抹杀妇女在婚姻中的平等存在和贡献。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妇女团体发起“女人连线送民法亲属编进立院大行动”，并利用媒体大肆宣传，直逼立法院及大法官释宪修法，消除对妇女不公的父权遗孽。民法亲属编终于在妇女团体的催逼下得到了修订。这件关乎全台湾四十六万已婚妇女权益的修法胜利案被视为妇女团体近年来的最大成果。
从八十年代初期一个又一个、一波接着一波相继出现的女性团体和运动，都顽强的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张扬女性的社会存在，构筑与重建女性的自我，这“令在父权结构蔽荫下生活了几千年的众男士胆战心惊”（《光华》中英文海外版一九九五年第九期，第20卷P44）。由于这些女性团体的活跃表现以及所取得的战绩给女性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变化，使得许多我在台湾接触过的男士，大都是一些学者和政府职员，都认为女性在台湾与男性平等了。
女性与男性
其实不然。从女性参政来看，虽然这几年女性跳出来竞选公职和被选上的人数在增加，但比起男性参政者来说比例仍嫌过小，且不论由来以久的男性主政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的参政正处于冲破男性主政的坚硬外壳阶段，很多向“里圈”的冲击都是敲边鼓、当配角。就这次造势相当成功，渲染得相当有声色的女性参选总统来看，好几位参选者都表示只参选副总统。虽然其中不排除策略的考量，但未尝也不透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配角思维模式及对男性主权的承认与认同。
在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方面，也有相同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各女性团体相继出现，也有正式的三个女性研究室成立，但据台大妇女研究室的张珏教授介绍，现在台湾的三个妇女研究室都是“空的”，即在编制上没有正式、全职的研究人员，都是挂在某一学科之下，比如台大的妇女研究室就是台大人口研究所的附属机构，并不像美国大学中的女性研究所是独立的系或科目。这就使台湾的女性研究看上去比较边缘化，像是可有可无。当然这不是台湾大学校园都有的问题。加之欧美校园中的女性学研究系科即便在形式上独立编制上平等于其它系科，却也难免被视作边缘的命运。在被边缘化这一点上，台湾女性学所面临的压力与抵抗并非异于西方国家。只是她草创伊始，在人力和声势上显得单薄了一点，但毕竟已经开始了，而且许多非常投入的、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在孜孜不倦的推动，这使人相当欣慰。在女性与自我意识的成长方面，目前看来还只限于大学校园及少数精英女性。要说全台湾的女性对自己的存在都有明确的意识、且自觉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尚为时过早。普遍的劳工妇女及家庭主妇们还远没有参与到精英女性们的抗争行列中去。这起码是我在台湾时与我们所住旅馆女服务生、商店店员、小食摊卖主以及一般进香拜仙者交流所得的印象。
在一个被五千年封建文化熏染深重的民族，女性主义意识发展较慢、且较难深入，应该不足为怪。即便美国这样没有什么负面的历史包袱的国家，女权思想和运动还遭到男权势力的抵抗。尽管她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出现女性运动的萌芽，经过六十年代的高潮，进入到现在的成熟期，仍然存在许多女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关注的问题，比如雇佣升级上的不平等，家庭主妇在社会价值上缺少肯定。比起西方国家来，台湾的女性主义思想及实践的成长应该是速度喜人的。
大陆与台湾女性及女性运动比较
台湾女性的三性，即政治上的独立性，学术上的理性和表现自我的自觉性。而这三性与大陆女性及女性运动的发展有一比较。
政治上的独立性
台湾近二十年的女性主义运动并不是在某政党的倡导乃至“关怀”下展开的。至多是某运动的始作俑者或某社团的发起人在政治上属于某个党派，而使其所追求的议题带上党派色彩。比如民进党的女性主义倡导者提出，女性主义运动应该关心切近女性本身利益的一些议题，并以此来比照国民党早期的妇联会、妇工会在妇女发动上强调以社稷为重，而忽略了许多看似微小却与女性自身直接相关的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民法亲属编的修订。修订前的民法亲属编充满了父权优先意识，在子女的抚养权及财产分配上对妇女极为不公。女性主义团体提出这样的法律违宪要求修改，可官方的答复是修改要从“债权编”修正起，如是下来，等修到亲属编要等到许多年。这很多年就意味很多妇女忍受婚姻不幸福，离婚后被剥夺一切。妇女团体不愿等，积极动员民间的许多力量展开修法活动，吁请大法官“释宪”终于迫使法务部修法，从而完成了一个改变妇女命运的历史性篇章。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女性及女性团体就没有如此的独立拼打，为自身获得利益的战绩。在不许私自结社结团的大陆，女性团体本就寥寥无几，所有的都是隶属于党的妇女组织，比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妇联，其领导人或召集者通常都是由党组织命定，而其所履行的职责也不过就是组织妇女学学中央文件，为党的某个新的口号而结集，不存在自己的独立意志，“性”格及组织形式，本质上是党的一层附庸。当然中国大陆的缺乏民主的政治构架也是大陆妇女不能独立的表现自己的原因。不过，台湾妇女的今天也不是各政权党派拱手相送的。其中艰苦打拼的历程与她们政治诉求中的独立呼声是分不开的。因为政治向来是男性的。
学术研究上的理性
女性主义运动在八十年代已经从早期的愤怒呐喊进入到理性研究的阶段。其标志之一便是在各大学相继出现的女性主义研究室和女性主义期刊。我所访问的几位台湾大学的女性主义研究室创始人及研究者便是在这段时间留学欧美，从而受其影响并将其研究方法及内容带回台湾。虽然现在在台湾的覆盖面不是很宽，但其起步相当正规，议题相当严肃，且很符合台湾实际，并不显得生搬硬套。
大陆的女性主义研究到目前为止除了官方的妇联体系所属的妇女研究所外，民间的只有郑州大学（成立最早）、北京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等，数量并不比台湾多出许多，就大陆的大学研究所的数量而言，官方的妇联机构所属的妇女研究所，其研究内容与方法基本上与共产党的官方哲学一致，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学。很明显，这一支的女性研究带有很浓的政治与官方色彩，通常是政治教育性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把女性学作为客体来研究。民间的女性学研究机构，即散布于有限的几所大学的研究室倾向于把女性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其研究的议题与方法都是八九十年代欧美女性学研究式的，并非像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学一样，以唯物唯心的和阶级压迫的二分法概念来看待两性问题。但因为与外界的有限接触以及经费问题，其研究资源与视野都比较受限制。与台湾大学中的许多女性学学者开口即纯正的英文及很多新近的引述材料相比，大陆的女性学学者外语水平相对有限，在西方国家受过“正规”教育的比较少，所用的研究材料通常都是第二第三手的，难免影响研究水准。据我个人来看，与现代西方国家妇女学研究水平还有一段距离。
写下上述文字的时候，不禁有几分惶愧，台湾大学中的女性学之所以进行得如此“入轨”或与西方“接轨”，正是因为他们有那么多从西方国家完成学位回到本土传播“西学”的人才，像笔者这样从大陆出来，自称深谙西方女性学研究的人，本该去引领这样的研究才是。
体现自我的自觉性
就像前面所提到过的，近年来台湾的女性团体的出现真乃潮起潮涌，令人目不暇接。这些女性团体各有各的不同诉求侧重，且活动频繁，有自己的出版物，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不时在媒体造些新闻，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体现了台湾女性在追求平权，体现自我拼打中的高度性别自觉。相比下中国大陆，从表面上看，女性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在声张自我方面也有许多成就。但在民间社团的组织和多样化方面，仍不如台湾。这当然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和体制有关，但一些温和的非政治性的女性团体如果有一些强劲的民间推动力的话，还是可能存在的。可惜市民社会在中国发育不良，女性运动也体现了这一社会性的缺陷：缺乏自觉的、自组的民间团体去塑造自己的形象，喊出不同的声音。
结语
台湾近二十年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发展使台湾女性得益不少，这就使其在与大陆女性、女性研究相比之下显出如上的差别。但这些差别并不能掩盖两岸女性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在同一父权传统中，现代的两岸妇女地位并没有结构性变化。所不同的是，台湾的女性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比大陆女性多迈出与男性争平权的一步。
（《北京之春》199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