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宽容和批判
去年是联合国“国际宽容年”。在国内，有许良英等四十五名公民致全国人大《迎接联合国宽容年》的公开信呼吁政治宽容。这封公开信在国内遭到了严厉的封杀，这个呼吁宽容得不到宽容的事实戏剧化地突现了中国大陆的严重缺乏宽容精神。
在海外，华人言论界应该是相当自由的，不但两岸政府鞭长莫及管不了你，所在国主流言论界也因你无足轻重不屑管，或者因为语文隔阂无法管，真个是绝对自由了。可是在海外华人舆论界中宽容精神是否很好落实了呢？不见得。华人言论界的一个特点就是互相严厉声讨，而互相宽容的气氛非常缺乏。
由此看来，缺乏宽容精神，不仅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也同文化传统有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宽容精神，我们对宽容的本质就知之甚少，实践的过程中也往往不得要领。让我们从海外言论界的一个具体例子谈起。
海外著名批判家曹长青先生《习惯下跪的中国文人》（刊去年五月号《开放》）一文，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面对政权、舆论所表现出的尊严意识和独立人格为坐标，严厉批判了中国文人习惯于向权势、当局下跪的劣迹，毫不留情面地点了一连串的知名知识分子的名，其中不乏广受尊敬的人士，如巴金、谢冰心、戴晴等等。
全球电脑杂志《华夏文摘》第二二二期转载了该文以后，第二二六期上有扬子浪的《擅长讨伐的中国文人》一文对曹文提倡“风骨”的“讨伐”文章表示不以为然。扬文指出，曹文虽然写得笔锋犀利，但是失之偏颇，有欠厚道。其实，中国文人不光习惯下跪，更擅长讨伐。几千年来，东讨西伐的中国文人早已把汉文发展成了世界上骂人最凶的文字。“下跪”和“讨伐”这两种行为，其实在思想层次上是不谋而合的，都是对最高权威和唯一真理的认可。曾国藩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讨伐洪杨时，是何等的气概，但在清廷前又何止于下跪，是三跪九磕行匍匐礼，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因此，中国文人如果想不再对别人下跪或是讨伐别人，一定要持宽容的态度，容忍多元的价值，要尊重个人的选择和权利。不要再在“风骨”上面大做文章。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宽容和争鸣、互相批判的关系问题。扬子浪的文章似乎是说宽容意味着不要互相批判，那显然是不成立的。但是，如何在互相批判的同时有保持宽容精神，确实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二．如何宽容批判者
曹文的确有偏颇的地方，例如对戴晴的批判，恐怕有因政见不同而失之过苛的地方。至于巴金、谢冰心等人，对作为常人的他们当然也应该宽容，但指出他们的人格同他们所享有的声望极不相称这一名不附实的事实，却也是十分必要的。象谢冰心那样几十年基本不发作品而靠拥护政权享受“礼遇”，他们做人的圆滑、“识事务”的能力是无可怀疑的了。巴金称赞冰心所说的“多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多么坚定，那么坚强！”，显然是过誉了。但圆滑不等于就是下跪，这一点曹先生言重了。
从总体上来说，曹文的批判还是中肯而必要的。正如文中所说：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不自尊行为从未受到应有的监督和批评。以至“丑”被忽略漠视。长而久之，“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视为“美”了。所以对曹长青先生这样的批判家也应该持宽容态度。若从多元价值观去看，批判本身也是一元嘛，对批判者是否也应该宽容一些呢！
不够厚道不是个大问题，因为作为批判家，厚道并不重要第一重要的标准。曹长青的文章如果厚道，那他就不成为曹长青了。对于批判家来说，第一重要的问题是自己的人格一致。只要曹先生始终言行一致，严于自律，没有暗中向权势投靠、领赏的事情发生，他的人格就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宽容这类虽然严厉、但是真诚的批判家。
三．尤其要宽容失败者
当然不是说自己有缺点就没有权利批判别人的同样的缺点。例如老百姓批评领导人，并不需要自己和领导人一样能干、清白，因为地位不同，责任不同。这就好象司机绝对不能喝酒，而乘客喝酒就无伤大雅。在这种情况下，批评者并不必讳言自己也有同样缺点，至少要有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对批判家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包括对自己的实事求是和对对方的实事求是。其中虽然对自己的实事求是是更基本的，但是对于落实宽容精神来说，对对手的实事求则是更为关键的。
以对对方的实事求是来说，特别要强调对失败者的实事求是，杜绝“成者王，败者寇”的类推法。即便对人民公敌，也要实事求是。人是复杂的，不要因为否定其一点而推向否定这个人的一切。曾读过一本英国历史，其中对被英国革命推上断头台的查理一世，除了指称他是个暴君、坏国王之外，也附带承认他是一个对子女很慈祥的好父亲。这个小地方，也可以看出英语文化今日之成扫荡全球之势，总还是有它的一点道理的。
假如我们用这种态度去分析江青，她政治上作为其丈夫忠心耿耿而能干得力的助手，作为一个好妻子则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毛泽东背叛了中国人民，却万不该说江青了背叛毛泽东，那完全是不实之词嘛。现在中国大陆把江青贬到地狱，而把其丈夫毛泽东捧到天堂，硬把本来的“亲密战友和师生”“革命伴侣”给活活地拆散了，多么不人道！又如对于同样“委屈求全”“曲线抗争”的汪精卫和周恩来，评价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狱，其实两人除了主子有夷、夏之别，其它方面并无本质区别。所有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流芳百世者，不像所赞扬的那么光辉，遗臭万年者，也不像所批判的那么丑恶，大抵如此！大抵如此！
四．儒家的礼让和宽容
善待失败者，这就是英语文化中很重要的“费尔泼莱”（fair play）精神，通俗的翻法应该是“礼争”精神。同礼争相对应的，似乎是中国儒家传统的“礼让”。其实两者大不相同。
首先，Fair play 的本意是“公平竞赛”或“高尚游戏”，因此礼争首先是一种游戏规则，而儒家文化是非常轻视游戏的严肃的道学文化。诸位千万不要小看这游戏规则！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一切，其实游戏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发展，因为文化的差异，主要正是表现在消遣闲暇和游戏的不同方式上。同谋生相比，消遣、游戏是属于较高层次的人类行为。这就好比人在饥饿时的食品选择，差别并不很大，而在吃饱之后对食品的选择，才反映出了真正的品味差异。因而黑格尔认为“游戏表现了更高等的正经”，因为非实用性的活动比实用性的活动更能体现人类的自由意志。
礼争和礼让更重要的差别是礼争承认竞争的合理性，问题是要“争之以其道”而已，而礼让是从根本上否认竞争的。可是，竞争是人类的天性，完全否认竞争的礼让，最终流于虚伪，结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有规则的竞争变为暗斗、乱斗。所以礼让、礼争两个比较起来，似乎是礼争更为实际一些，也更积极进取一些。
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来，让我们看看礼争精神和宽容的关系。礼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以公平之心尊重、善待失败者。因而我们在讨论宽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失败者的宽容。就传统文化来说，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并非完全没有宽容，问题是宽容的方向有问题。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总是“对已成之势如此委屈求全，而对未成之事又是如此求全责备”。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是宽容权势而苛待弱者。这就同礼争的尊重败者的精神完全相反了。善待败者的礼争精神引伸一下，就是善待少数，保护少数。这正是民主的要义，正如Adlai Stevenson 所说“所谓自由社会，就是孤立者仍然安全的社会”。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因为“对已成之势如此委屈求全，而对未成之事又是如此求全责备”的结果，必然使大家“见胜状则纷纷聚集，察败兆则四处逃散”，形成少数派无以生存的大一统局面。
五．走向宽容文化的漫长道路
传统文化根据成败论英雄的思想方法，就其本质也就是根据一点无限扩展、上纲的思想方法。其表现是多方面的：例如封建时代刑事上“株连九族”，毛泽东时代政治上“株连九族”。前个时期新华社发表的《李登辉其人》一文中，习惯性地连带“揭发”了李登辉父亲作过日本殖民者刑警的历史，又是中国传统株连术的再一次翻版。《北京之春》上白梦在反驳卡玛·欣顿的记录片时说“卡玛·欣顿……，其父韩丁曾经是历届中共领导高层的特殊贵宾”，恐怕也是这种株连思想方法的反映。从当局到民运人士，都离不开这种株连思想方法，可见在中国要建立实践宽容是如何地艰难，因为这意味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重大的改造。
当然，本文所谈，主要是海外的问题。在国内，实践宽容的首要障碍是那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化的“政、教合一”体制，因为这为批判者提供了向被批判者进行人身迫害的条件。只要批判者手中没有生、杀大权，思想意识的批判同行政惩罚、人身迫害分离，基本的宽容才有保证。但是一旦中国大陆极权主义消亡，是否就能保证宽容精神的充分落实呢？结论是否定的，海外华人言论界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建设宽容文化的道路将是十分艰难、漫长的。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宽容多作一些探讨。
（《北京之春》199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