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前，正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那一年我十六岁。那一场席卷亚、欧，乃至非洲大陆的战争对我来说，仅仅是一段充满了残酷与罪恶，英勇与哀伤的历史。一九六五年的夏天，北京的电影院连续放映苏联和东欧国家以“二战”为题材的影片。有时我会带上一瓶汽水和一块面包，坐在空气污染的影院里，连续观看四五个场次，从清晨直到黄昏，银幕上的炮火硝烟渐渐麻痹了我的记忆，至今留在依稀的印象中的，是“多瑙河之波”上美丽凄婉的女人，以及船上孤独而挚切的爱情；此外，是一个与德热拉斯同样的惊讶的发现：在巨幅画像上严峻而勇武的斯大林竟是一个手臂过长，体态不均匀的矮子。
那一次被允许在中国放映的电影，多是一些粗制的滥品。但是相对于当时国内萧条而肃杀的文艺界，这已是难得的解禁。那时我如饥似渴地读小说，看电影，试图沉醉于另一种生活。虽然只有十六岁，我已经开始隐隐地，怀着罪恶感厌恶我所生活的时代。一个枯索压抑，毫无浪漫情愫的时代。银幕上的枪弹是不伤人的，这使我可以尽情空想战争年代的充满高尚与英雄气概的悲情故事。那时候，我不知道，一年以后，我们将要历经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对精神的屠戮而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超过了以往的战争。无数的人间悲剧，以无奈的卑琐的形式发生和消亡。一场只有牺牲和祭品而没有英雄的厮杀与械斗。时光倥偬，如今，文革距今已经三十年！
二战之后，有关的资料汇编，历史论著文学作品，戏剧影视，层出不穷。人们不懈地从不同的角度、层面来认识和剖析这场生灵涂炭的浩劫，战争的废墟成为认知与灵感的源泉。然而在中国大陆，文革至今仍旧是当局禁忌的话题。有关文革的经历与史实保留在我们逐渐模糊的记忆里。而记忆已是不尽可靠了。八十年代出现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类不过是一些悱恻伤感的古旧故事的翻版，不仅无法触及这个极权社会的质，甚至没有再现往事的能力。于是，文革的史实，那一段蹂躏了所有中国人的灵魂的触目惊心的历史，也许就这样缓慢地淡化，毫无反省地流入历史的无人知晓的荒漠，如同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一样。对于中国，这才是最为可悲的。
文化大革命并非空穴来风。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文化凋零，社会生活被国家与政治挤压，直到几乎消失殆尽。那些至今仍旧崇拜毛并以理想主义者自居的人以为中国大陆的频繁的运动和革命源自这位领袖的永无休止的激情，但是我以为这是源自他内心的恐惧，一个独裁者是无法相信任何人的。就个性而言，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属于罗素所说的那类出于恐惧的“圣贤”。在他们的统治下，是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人格与异端的思想存在的。在文革之前，通过一次次的整肃，中国知识阶层的脊骨已经折断。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大悲剧莫过于缺乏独立与反抗的精神。有辱人格的整肃甚至在文革前就已波及到我们这些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中学生。
在如今众多的文艺作品和回忆录中，很少有人忆及一九六四年发生在大学与中学的“自觉革命”运动。这一运动大约是“四清”在教育界的余波。或许仅仅发生在部分重点中学。与在此之前的“反右”和在此之后的文革相比，在“自觉革命”中感受到伤害似乎是不足道的。但是事件本身却具有在文革中愈演愈烈的迫害形式的最主要的特点：即群体对个体的围攻和自虐。
表面看起来很简单：要求每一个人揭露和检讨自己所做过的所有不正派的事情，所想过的所有不正确的思想，哪怕只是一闪念。这一切是在某种外在的压力下进行的。那时候，我们的稚嫩的心还不能分析，但是已经敏锐感受到非同寻常的压力。正是在压力之下，事情的发展有悖于我们虔诚的初衷，有一种令人恐惧的内驱力，驱使我们象竞赛一样，大家在比谁的行为更卑鄙思想更肮脏；所有的人都在搜肠刮肚，翻腾出每一个细小的过错，每一个龌龊的念头，如数家珍；也许是互相启发的结果，其实所有的检查都大同小异。有些不过是些顽皮少年的恶作剧，成长时期的逆反心理，女孩子对异性的朦胧的向往，都被我们自觉地“上纲上线”，冠以严肃而沉重的罪名。而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所谓的检查都要在整个班级面前宣读。我记得我的一位女同学以漫长的篇幅披露了她对我们的年青而有才华的英语教师的暗暗的单恋，这本应是人的一生中最初的美好的情感，她却在众人面前惶惑而不知所措地亵渎了她内心的隐秘。
我曾在一篇小说中这样描写了当时的情况：“仿佛说出口的一切便不再属于自己，越是自我揭发，越是白壁无瑕。这并不是类似基督教徒的忏悔，教徒面对的是上帝，在空寂的教堂里，他的忏悔神甫站在黑幕的后面，在隔绝的宁静之中，忏悔的教徒审视自己的内心，他的羞耻只向上帝袒露；当他走出教堂，回到人群中时，他仍旧保持了他的隐秘和自尊。而我们面对的是人群，向一群人诉说自己不洁的隐私，仿佛被当众裸体，不再有秘密，不再有自尊，不再有骄傲；在对自己的心灵蹂躏之后，剩下的是个性消失的谦恭。
忏悔的动力也不同，教徒的忏悔基于内心的需求，‘自觉革命’则是在压力下进行的。对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宣讲造成紧张的气氛，强调家庭出身的影响使这种理论带有种族歧视的味道，并以类似种姓歧视的格局形成同学之间的不平等，于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形成了。这种压力是足以将你摈弃于集体——社会之外。对于我们这些从小被灌输了所谓的集体观念而缺乏独立意识的青少年来说是可怕的。“
然而事情并未止于此。作为“运动”的结果，“革命”渐渐集中在一二个人身上。阶级斗争真是万灵的理论，它大有精神变物质的功效，它不仅能够发现什么，而且可以制造出什么。那一次，我有幸成为班级的“白专”典型。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不公正的：我在劳动和班级工作方面的表现始终是不错的。唯一可以被指责的是没有积极地要求加入团组织，这或许是我的知识分子的父母对于党派的清高态度留给我的影响，但这并不足以构成批判我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也许是我的不驯服的散漫而不拘小节的个性，这样的个性在一个单调、统一而专制的社会里是不适宜的。曾经与我较为接近的同学开始在发言中批判我的言行。依照那个时代的专断的逻辑推理，我的读外国小说以及爱花零钱的毛病都变得具有严重的性质。“自觉革命”不同于以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你的一切弱点都将与所谓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思想本质乃至家庭出身联系在一起；所有的自我揭发和他人对你的批判不是为了帮助你，而是决定你在集体中——社会中的位置，或者说，是政治上的等级。这样的评定将决定你今后生活中的全部机会：一旦毕业鉴定上出现“白专”之类的字样，高等院校就可能将你拒之门外。用如今时髦的术语：你失去了选择的自由。遇罗克的命运就是如此。
那时候我只有十五岁，但已隐隐地感到危及生存的恐惧。在我对世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年龄，我的自信心几乎被摧毁；经常地，我不得不将怀疑转向我自己。
就我的了解，六四年的“自觉革命”运动在不同的学校和班级其激烈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追究初中学生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动向和问题。但是我的班主任却十分卖力地执行上级的指令。如今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只有她的那张黑而瘦、表情僵硬的脸仍旧令人不愉快地留在记忆中。文革之中，从大字报上我明白了她之所以如此“左倾”的原因：她的丈夫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她必须以过激的姿态洗刷自己。
这就是极权社会，它断绝你的生路使你就范，而它的力量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所能够调动的，是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
我以为，到了一九六四年，社会主义的残酷性与专制性已经触及普遍的社会生活。中国青年关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与任何高尚的情感和自由的心灵无关，信仰与生存和利益以视而不见的方式庸俗地联系在一起。固然有一部分人对于现政权与流行的思想的拥护是自发或自愿的，也仅仅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至今，我们这一代人仍旧有人奢谈当年的纯洁与理想主义，对此，最宽容的批评也只应说一声：浅薄。
当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不再有独立意志和灵魂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写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唯广供稿）
（《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