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最近从西方搬来了一些时髦的学院派专用名词，诸如后现代、后结构、解构、话语、符号、符码、编码、代码、新马、后殖民等等。有时候还成为“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而且各有各的大师：鼎鼎大名的福柯、利科、德里达、萨伊德、杰姆逊、伽德玛、德曼等等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几乎都是欧美人。大师和主义不但多，而且常常变。每过几年新陈代谢，读者刚认识了一点皮毛，旧的重新开始，生怕会落伍。前几年的新批评、符号学、信息系统论等等现在已经过时了，跟前几年的喇叭裤一样不时髦了。
我觉得要理解这种现象最好回顾一下过去，看看长一点的历史发展。二十多年以前，一九七三年，我在哈佛大学读中国文学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到中国去访问。去的时间只有一个月，能理解的现象非常有限。访问研究所的时候，接待同志解释说，“我们研究所包括四个学部、十七个学科、一共三百七十六个学者、在光辉的三结合的领导下，去年发表了六十八篇长篇论文，五百七十六篇中篇论文”云云，一直持续了三十几分钟。这种谈话方式让我觉得很新鲜，也很奇怪。一九七九年回中国长住一年，发现中国人私下并不这样说话，后来交了中国朋友以后，一步一步能看到中国社会与文化更深的许多层次。当然，还是一直有“看不到底”的感觉。
打个比喻：你进了一间屋子，四面一看，观察完了，墙就垮了，墙后头又现出四个新的墙，把新墙研究完了，新墙又倒了，出现了更大的屋子，又得重新开始研究新屋的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研究完。
我觉得这个比喻不但能说明我的感觉，也许还可以说明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认识西方文学的经验。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大门刚打开了一点点，中国文科大学生第一次能够从缝隙往外看，似乎对外面的红红绿绿大世界的一切感到极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西洋在技术上的进步跟中国成了太明显的对比，因此中国学生产生了一种“外面最新的东西自然最进步”的概念。比如，七十年代末，西洋的四个喇叭立体声录音机在中国非常抢手，中国那种五十年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的小收音机简直没法儿比，给许多年轻中国人的印象是中国在停滞或后退的年代里，外面的一切都在猛进。
但这种想法没有看清楚的一点是，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区别。科技知识有积累性，后浪推前浪，有猛进的可能。可是人文知识不一样。它的积累性很弱，最新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三十年来，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经过了一些变化，但谁也说不准这些变化是进步，还是退步，还是在一个平面上。
我记得七十年代末，中国文科大学生对西方文学的初步印象包括了三种看来很神秘的新名词：意识流，黑色幽默，存在主义。他们起先并不懂这些名词指的是什么，但不懂也不要紧；因为是从“猛进”的领域来的，肯定是最先进的东西，先跟它认同再说。这种心理——先掌握话语，不必问是什么意思——后来有很大的发展。许多中国学生到西方来念书的时候，常常因为有意或无意要逃避“毛话语”的框架，跳到一个更大更自由的语言境界里来。结果花了很多脑筋把德里达、福柯等等的新名词学会了，而且还能把它写成文法都正确的复杂英文句子。这是很可观的成就，但老问题一直还在：这些漂亮句子指的是什么意思常常无法解释。结果也成了一种新的框架。内容半通不通，不见得比毛话语好到哪里去的框架。
句子不清不楚的现象并不是中国学生发明的。本来一部分西方人写各种“后”一切的文章的时候，也常常用很不清楚的表现方法，有时候甚至是故意地不清楚。中国学生吃亏就吃在他们刚到西方世界来，判断力不够。他们哪里能知道这些漂亮名词是表面的，时髦的东西，离开西洋文明的骨髓还相当远。实际上，福柯、德里达等人的文章里头很少提到文学作品，他们搞的基本上不是文学评论，而是一种哲学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英美大学的哲学系几乎都不理睬这些语言游戏的表演者。西方哲学系都有“认识论”（epistemology）的课，但这些课程的内容跟后现代主义者滥用“认识轮”这个名辞毫无关系，完全是两码事。
最近，“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学界里有了市场。后殖民主义的基本主张——反对文化霸权——是不错的，而且很重要的。但是用“后殖民主义”这个名词去反对西洋的文化霸权带有相当大的讽刺意义。因为这个新造的名词本来是西洋发明的，把它带到中国土壤上让它支配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本身就是后殖民主义的例子。真正要离开文化霸权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创造和使用自己的新理论和自己的名词术语。
有一本书，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者都不放在眼里，但是我很佩服。一九七五年斯坦福大学中文系教授刘若愚先生发表了一本中国的文学理论，里头仔细分析了十几种中国文化里对文学的不同概念，诸如感受概念，表现概念，实用概念，形而上概念等等。这些名词并不是刘教授从某一位欧洲大师借来的，是他自己根据中国文学的特点决定的。他的书限于古代中国；但假如古代中国的研究能有独立的一套文学概念的话，为什么当代中国不能有呢？我希望中国年轻学者多用点时间，从自己文化当前的实际作品出发，放在发现和创造中国自己的理论概念之上。这样做比走马灯似的跟着伽德玛的符码，佛克马的编码，新马和老马的代码等等，虽然更难，可是我觉得意义大得多。
（《北京之春》199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