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来诠释谁来用
民族，也就是以共同语言、地理环境、人种、经济生活、文化传统等稳定因素区分开来的不同群体，这是自古至今就存在于地球上的事实。但是，弄成“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那是到了十八世纪才有的。从开始之时，这个主义就不是某一个政治团体或党派的专利，不像《圣经》归基督徒，《可兰经》归回教徒，那么泾渭分明。两个世纪以来，各党各派都往民族主义里塞进对自己有利的内涵和诠释，以此来鼓动自己所在的那个民族拥戴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就产生了五花八门的“民族主义”，例如有华盛顿的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甘地的民族主义，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戴高乐的民族主义，等等。就说斯大林这样一个人，在抵抗希特勒时把民族主义诠释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褒义：在面对铁托用民族主义闹独立时，他宣布铁托是背叛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被他诠释成了个十恶不赦的反面东西。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就看谁用和怎么用。
那些权威的《百科全书》都说民族主义是近代史的一项运动，从十九世纪初的欧洲闹民族主义起，至今快两百年了，诚然，当代人类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环境保护问题、核武器问题、国际贸易问题、地区战争的调解问题等等，越来越依靠国际间的合作来解决，所以前卫理论家们在大谈“地球村”理论，其实现在还是以民族组成的国家为“核算单位”。国际合作，仍然是以我为主，在共同认可的国际性游戏规则下的国家间的讨价还价的妥协，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应该是“地球村”理论的样板了吧？可是，自戴高乐至希拉克，为了法国的利益和欧洲共同体的利益，不断地在与美国抗衡。就是美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美国总统从来直言不讳“符合美国的利益”，当今时兴的“大区域经济”，也不过是在同一地域扩大了的“民族”而已，美国不可能同亚洲的日本搞“大区域经济”，尽管日本比墨西哥发达得多，因而合作的利益大得多。只要“民族”区分的事实没有被消解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不会寿终正寝。
我认为，我们在批评中共正在大力提倡的“民族主义”时，不是反对“民族主义”，而是我们应该用民主中国的理念去诠释当今中国该有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二、我们需要凝聚世界华人投资的经济“民族主义”
已经证明，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必须有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目前中国单一的经济改革虽然问题如山，但是，仍然在曲折地生长着中产阶级——未来民主中国的社会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英美等国中产阶级的产生是靠自己办实业的原始积累慢慢形成的；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却是靠外来投资分得的利润而迅速积累起资本的，因此，保持和不断吸引外来投资当是客观上为民主中国奠基的一项工程。
统计资料表明，现在对中国的投资，主要是港台和侨居各国的华人，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些海外华人去投资当然是因为有钱可赚，但也有同是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在起作用，台湾李登辉怕台商对大陆投资太多而受中共当局制肘，这几年极力在把投资方向引到东南亚和印度去，但是事倍功微，不是那里无钱可赚，而是那里到底不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华人投资者，若自己能获利，而又能使自己的祖国发达，何乐而不为？其实任何国家的人都是如此，这可能是生物学上的泛基因因素在起作用吧？
综合上述我们不但不该反对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还要向华人投资者指出，向祖国的投资行为，还有催生助长中国中产阶级、有着为未来民主中国基础的大功德。当然，必须特别强调，爱国不等于爱中共这个执政党。正是这个坚持一党专制的党，贪污腐败，社会失序，使经济发展的道路布满了陷阱。
三、我们需要保持文化多元的“民族主义”
在大陆有一个令人纳闷的现象：知识精英们高唱民族主义的调门比官方还来得高，御用的文人在唱，持异议的文人也在唱；中老年知识分子在唱，青年知识分子也在唱，而且激进得骇人听闻，近来在大陆畅销的一本“反美的民族主义狂书”《中国可以说不》就是由五位三十岁左右的记者、诗人、大学教师、自由撰稿人等写成的。在过去，这些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自由主义和反官方色彩的，可如今却成了“世纪末的义和团”了，不仅是国内的知识精英在反“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而且，海外的留学生也在北京近来召开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与新一代留学生国际研讨会”上加入民族主义的大合唱，到底因为什么？
这恐怕不能简单地用“义和团情结”来解释。
我同国内出来的许多知识界的朋友交谈过这个现象，细细深究，问题可能出在“西方强势文化”导致国际文化单一性的毛病之上。
文化固有的秉性是多元性，中共几十年来，用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制文化归于“无产阶级”的一元，结果是一片文化沙漠，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体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输入当代西方现代文化，中国曾有过几次文化热，但是，当他们与外界进行交流时立即发现，一切文化的诠释方法和评定标准，全是以欧美文化为准的，文化弄得像时装一样，巴黎流行什么，世界就流行什么，由多元趋于一元。
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沃勒斯坦（Wallerstein）在理论上批判了所谓“文化附庸”现象。他说，当代在文化上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即“边缘复制中心”，边缘的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军事上效法乃至依附发达国家，就误解为经济发达其文化必先进，所以在文化上也仿效乃至复制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流行什么文化，边缘的国家也跟着流行什么文化，还被复制者美其名曰“现代文化的国际化”，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上的资助，以及不发达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学习西方文化，又加强了“边缘复制中心”的趋势，边缘国家的文化，均是从西方文化中心批发来的，从哲学的各种思潮到可口可乐和卡拉OK，无不亦步亦趋，这样，本该多元化的文化却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一元化。
不仅中国大陆如此，台湾香港也一样，所在的边缘国家都是这样。
若是从文化的多元化的意义上提出民族主义，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有着各自的诠释方法和不同的艺术标准，在现代境况下发展出各自独具个性的文化，当然是一桩大好事，我认为，应该提倡这样的文化民族主义，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反对“边缘复制中心”的买办文化。
可是，我们不赞成危言耸听的“西方国家在进行文化殖民”的论调。因为这不是事实，西方文人当然在通过他们的著书立说传播他们的所谓“强势文化”，但不是当年殖民式的，而是现代媒体式的。你完全可以拒斥，不会引来“八国联军”的入侵而要用“义和团”的情绪去对抗。他们也未必喜欢全世界都是他们的一元文化。例如，法国的蓬皮杜文化中心有一次到中国去选一些现代艺术作品来展览，结果发现都是些以西方为样板的翻版。他们很失望，跑到西藏请了个画唐卡佛画的喇嘛到巴黎来，反倒画出了法国人十分喜欢的作品，因为不管怎么样，西藏喇嘛没有（应该说不会）“复制中心”，所以画出了与他们不相同的有点新鲜感的东西。再说，首先批判文化的“边缘复制中心”的学者恰恰是西方的人类学家。
我们同时还反对有人利用文化多元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合理内涵，去拒绝属于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化内容，例如人权、民主、自由等等，这恰恰是中共当局一贯的伎俩，还有一些想给中共当谋士或做“国师”的文人，也是以此“拉大旗当虎皮的”的。
总而言之：我们赞成使文化多元的民族主义，反对以文化特殊为借口而拒斥人权等普遍价值观念的“虎皮式民族主义”。
四、民族主义是极为敏感的人文问题
作为在海外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组织，对待民族主义的问题，要特别重视它的“双刃剑”性质，它是极为敏感的人文问题，假若不加批判地赞成民族主义，就会加入中共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合唱，利用民族主义去维护它的专制统治；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反对民族主义，就会失去中国本土民意支持，失去中国一大批正在觉悟的要求文化多元的知识精英的支持，甚至失去几千万海外华侨的支持，当下，我们为之奋斗的是“民主中国”，还不是“民主地球村”。
（《北京之春》199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