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很多在海外自称“民运人士”的人，对于毛泽东曾经口诛笔伐，但是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教导倒是牢记在心。当在中国大陆酝酿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终于爆发，并以《中国可以说不》（以下简称《不》）一书的出版而达到高潮时，海外一些人士迅即展开了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大批判。这些批判的大部分，秉承毛主席的教导，表现出非常拙劣的水平。某些批判无非是以反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来对抗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通览海外对于《不》书的反应，种种不当之处比比皆是。
首先，反应过当。令人最好笑的便是美国大使馆的反应，某官员忙不迭地同作者联络，又请吃饭又开支票（请五位作者免费赴美一游）。但是，由于某些美国官员的傲慢，沟通似乎并没有成功，书的作者们向美国大使馆说“不”。（参见《亚洲周刊》，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八日）对于不少美国官员来说，中国的反美情绪仿佛突然兴起似的，他们对这本书并没有认真阅读，对于这本书为什么会畅销的社会原因似乎也不敏感。他们也不想一想，在海湾战争时对于盟军（主要是美军）全力拥护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几年之后对于美国心生异感了呢？这也难怪这些官员，反美情绪可以说遍及世界各地，包括很多美国的盟国（例如日本、法国等等），可是老美什么时候认真思考过其原因呢？现在，一些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似乎也沾染上一些美国式的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他们倾向于把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归咎于中国政府的煽动（似乎有这种因素），完全蔑视这种情绪的民间自发性，也拒绝讨论西方各国（包括美国）的责任。他们口口声声要民主，但是对于民意却妄加蔑视，并进而进行批判。
反应过当的另外一种表现是过于忧虑。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甚至担心：“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些书的政治能量，是否也会改变中国发展的轨迹？”的确过虑了。这种忧虑过于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能量。其实，知识分子什么时候能够做到“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中国知识分子鼓吹自由主义近一百多年了，自由主义的精神不但在中国大陆缺乏，在那些受民主制度洗礼的华人人群中又何曾高涨过？刘晓波和方励之全盘西化的主张得到过多少青年人的喝彩，但曾几何时，风水轮流转，他们遭到了唾弃。“百无一用是书生”过火了，但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能量有多大是很令人怀疑的。
其次，许多人嘲笑《不》书浅薄、幼稚。但是，嘲笑者们似乎也并不成熟、深刻到哪里去。他们一方面嘲笑《不》书表达的民族主义不是理论、不是学说、甚至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情绪，但另一方面却对这种情绪大加批判。其实，有理智的人都会明白，对于一种情绪进行批判一般不能起到遏止这种情绪的效果，反而会激发这种情绪的高涨。毛泽东热衷于意识形态大批判，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他从来不曾学过一点有关逆反心理的心理学：反动的情绪，你越打它越不倒。情绪只能加以引导。那些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口诛笔伐的人是不是也情绪化呢？如果不是情绪化，我们为什么在中文世界中迄今还没有看到一本具有理论水平、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占一席之地的有关民族主义的著作问世呢？（就笔者所见，有关的英文著作汗牛充栋，相当一些极有见地。）
有些嘲笑者们批判中国青年坚信美国人有企图遏制中国之心过于简单。但当他们论证反命题时，无论如何也让人看不出他们的高明。在这一点上，笔者倒是倾向于中国青年的判断。西方精英们有相当一批人确实对于亚洲人（包括中国人）的崛起感到浑身不自在。尤其是崛起中的不少亚洲人迫不及待地表现出一种暴发户心态时，西方的精英们特别不自在，遏制之心油然而生。其实，这又何足为怪呢？有教养的亚洲人对于自己同胞中的暴发户们不也感到不自在吗？老美们的傲慢在欧洲人（甚至加拿大人）眼里不也很刺激吗？曾几何时也横行过世界的西班牙人不就在预言过老美虽有钱但没有毕加索所以办不好奥运会吗？因此，不少美国人恨不能遏制一下中国不也是情所当然吗？不少中国人对老美心理的揣度，并非离谱。实际上，老美拼命想压缩俄国的国际空间，不也是众所目睹的现象吗？叶利钦再度当选，究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还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呢？俄国亲西方的“改革派”不是正逐渐丧失影响力吗？这么多么沉痛的教训。
再次，那些大批判者们虽然在西方生活多年，但是对于东西方的某些文化差别依然没有深刻体会（或许是因为他们曾经染在毛泽东思想和党文化中太久了）。其实，简单地说，老美们（包括其他西方列强）有工具理性。他们以理性判断出，遏制中国绝不可能得逞，于是为了达到其目的，即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他们改采“engagement”（这个词有很多微妙的含义，不好翻成中文）的战略。那么，中国对美国式民族主义的回应，以及海外知识分子们对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回应，为什么不能多一点工具理性？
实际上，就在中国大陆，那个言论自由程度远不如海外高的地方，已经出现了相当一些回应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香港《开放》杂志在一九九六年第九期上摘选了两篇，它们看起来远比在同期发表的某些海外人士的文章更为理性。非常令人欣慰的是，工具理性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化。相当一些大陆知识分子对于极端民族主义兴起的反应表现出非常冷静的态度。知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他们完全认同《不》书中希望中国强盛的激情（即某些海外人士看不起的“情绪”），但是中国要强盛，不是靠嘴上硬，我们只有通过对西方的接触和学习，才能以低成本加速中国富强的步伐。（参见《亚洲周刊》，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八日，第二十五页）。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不少为某些激进民运人士所看不起的“体制内”人士，正在努力地、一点一滴地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改造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有相当一些在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在进行同样的努力：他们宁愿让自己的渐进主义见解被执政者所剽窃，也拒绝那些企图一下子彻底打碎中国共产主义大机器的激进主张。
笔者在《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第七期中曾经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已经有一些人已经认识到，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同追求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矛盾的。他们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者对西方的怀疑，但是他们反对诉诸极端民主主义情绪。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民族主义话语，在实质上并没有超越义和团水平，反而会给对手以把柄。既然我们认识到西方人实际上是东方人的对手，而且是远为强大的对手，那么中国的智慧早就告诉了我们对付强敌的两条良策，这就是：第一，卧薪尝胆；第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了今天，我们对“技”的理解，当然应该扩大到各种管理社会的制度（institutions）上。
同时，也有不少人意识到，中国的智慧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价值，而且具有价值理性的意义。在振兴中国经济之时，弘扬中国传统中的固有美德，例如谦恭、大度以及在不失尊严和正义之前提下的以德报怨等等，正是全面振兴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这也是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共同和平相处所必须的文化基础。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推进一种文化多元主义，正是世界学术界的潮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这批极少数“自由民主主义者”现在在中国处于最边缘的位置。他们关于全面学习西方管理社会制度的主张，因为有所谓“自由化”之嫌，无法得到正常的发表机会；而他们对于民族主义的坚持，又使他们不易得到西方的支持，使得他们很少有机会对西方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事实上，现在在中国出版一些研究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书籍都十分困难；而在一九八零年代曾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起到过积极影响作用的翻译热，已经由于知识版权的问题（为避免某些不讲逻辑的人可能的误解，笔者先声明笔者不反对知识版权制度）而无法继续了。在海外的人士，有多少人热心想些办法，来帮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呢？
在海外的中国人，往往热衷于明星，对思想温和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甚了解。但是，这批人没有放弃他们的奋斗，为了中国，也为了他们自己。因此，当笔者看到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出现温和理性的回应极端民族主义的文章，非常激动；而看到某些海外人士在自由的环境却不能表现更佳时，无比惋惜。
（《北京之春》199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