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的强硬反映了中共和民主力量间的实力消长
在世界共产专制穷途末路的今天，中共政权颇显“稳固”。保守势力喜形于色，在内政外交各方面展开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势。人们绝不能简单地将这一切看作“权力过渡”现象，尤其不能低估了这个政权娴熟高明的统治手腕和可观的政治资产积累。
只要我们对中国的政治现实稍加关注，就不难发现两个现象：一方面，中共统治集团越来越强悍蛮横；另一方面，民间舆论却越来越容忍中共和它的各种倒行逆施。
中共的强悍，表现有三方面：一是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镇压异议人士；二是大幅收紧意识形态，对文化、舆论的钳制进一步落实深化；三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改善，中共维持专制统治的自信心和实力明显增强。特别是通过近年来充实发展特务和武警，中共高层对军、警、特的效能和忠诚程度信心大增。总之，对抗民主潮流，中共不仅有决心，而且也自信有了周全准备，自我感觉趋于良好。
反观民间对中共的妥协退让，至少也有三方面的表现。其一是有相当数量的民众认同中共的理论宣传，有不少知识分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意无意地附合官方的强势舆论。其二，由于复杂的原因，民众继续对政治疏离、冷漠。政治热情的低落叠加上政治是非的含混不清，使得中共对政治的垄断更少受到挑战、质疑，甚至更少受到注意。其三，民主力量在理论、舆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尚十分有限，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和巨大作用似有忽略。中国民间思潮和舆论的取向仍然强烈地受官方摆布操控——尽管这种操控在某些方面变换了形式。换言之，中国的民主力量尚“不成气候”，对中共的倒行逆施和社会的趋转保守未能形成有效的阻遏。
由于上述中共和民间两方面的动向，当前中国的政治气候进入了“六、四”以来的“三九”天。中共在政治上转守为攻，即从“六·四”刚过时宣称“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争论”，到目前的强调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尤其近半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回潮”现象。大讲所谓的“爱国主义”，大树这样那样的典型，种种的宣称造势，实际上相当成功地重申了中共在意识形态的权威，与之相配合，当局对任何民主的萌芽务求斩尽杀绝，无所顾忌，国内民主斗士的斗争空间被大大压缩，处境极为艰难。民众对民主疑虑重重，对政治回避三分。各种反民主的论调广为流行。中共所感受到的压力大为缓解，而强化镇压以延续专制的思路却大受鼓励。我认为，上述两个现象实际地反映了近年来中共和民主力量间实力的消长，其原因值得分析。
二、中共地位的“稳固”得益于其对意识形态的成功调整
有人认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灌输已经完全失败。对此，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迄今为止，中共的意识形态仍十分有效。
镇压、舆论控制、意识形态历来就是中共统治的三大法宝。三者虽互为依存，但意识形态是更为基础的。前两者为意识形态的构筑提供保障，而意识形态却合理化前两者及中共统治本身。中共四十余年的统治彻底暴露了其意识形态的荒谬性和欺骗性。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危机”即是专制的危机。该危机使中共至为顽强地修补和调整其意识形态，必要时不惜以镇压为保障。一定意义上讲，中共让人吃惊的生存能力即来自于其对意识形态不引人注目的修补和转换能力。“六·四”事件及其后的政治演变正突出地表明了中共的这种能力。然而，较之历次“镇压－舆论轰炸－政治强化”的模式，“六·四”镇压以来中共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采用了“镇压－舆论转移－政治淡化”的模式。这正是中共的高明之处。“六·四”甫过，邓小平即严令“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许讨论”，强调“深韬养晦”。稍后，他得意地声称这是他的一个发明。的确，这一“发明”的精妙之处在于：看似“淡化”，实则维护了旧意识形态在相当大多数民众中既有的地位与影响力。“不许讨论”，就是既不放弃，也不许你责难，实际上将其置于受保护的地位。试想吧，当杀了千百万人头构筑起来的意识形态最终显现出荒谬和反动性时，却不许揭露，不许触动。“余热”堪用，让信者仍不疑，疑者无从质，何其霸道。至于舆论上以“转移”代替强势宣传，也并不意味松动了对舆论的垄断控制，只是方式上有所改变，由谍谍不休地硬要你相信煤球有多白，变为就是不许你讨论煤球其实有多黑。自然，“六·四”是大忌，“文革”、“反右”等也都是不让讲，不让写。以所，这次意识形态的维护，虽然低调、隐晦，但效果不错。
而且，中共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旧意识形态的消极维护上。所谓的“淡化”和“不讨论”在将旧意识形态置于安全地位的同时，也掩护了中共悄然无声地寻找替代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长期经营而尚可利用的部分价值观念，使之尽量与民众朴实的是非观、愿望相混淆迭和，成功地营造了隐蔽、模糊但相当实用的准意识形态。所谓“爱国主义”，“稳定”等就是这种新的强迫性价值观念的代表作，也就不足为怪。在中共的政治武库中，“卖国”、“汉奸”、“动乱”相应成了最常用的兵器。这一套准意识形态在现实政治力量对比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强迫性观念的成功推销可由人们对“六·四”的态度转变和对现在疯狂镇压的麻木而得到明证。
值得指出的是，中共所营造的实用准意识形态与巧妙保护下来的传统意识形态是相互弥补的，针对不同的环境和对象有所侧重。二者是内在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新的为旧的提供了一个软性的保护层，旧的是新的内核和附著体。举例而言，“爱国主义”的当然前提是“爱社会主义祖国”。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是否应对我们国家的落后、对曾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负责？则不许讨论，不能责问。或曰：人家共产党也没有再强调社会主义了嘛！管它搞的什么主义，国家富了就好。这里重要的忽略在于：人家共产党同样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而恰恰由于我们仍然在搞这种不明不白的“社会主义”，一切有碍于共产党专制统治的东西都可以归入“资本主义”，包括多党民主政治，言论自由等等。而愚民、人治的一套则冠之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来推销。对知识分子和海外强调“爱国”的一面，对党员和“内部”强调“社会社会主义”的一面，镇压也就能得到最广泛的支持赞同，至少是“谅解”。其他，如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与“无产阶级专政”等也都具有类似的关系。这种联系不仅为新的准意识形态提供了生长延伸的基点，也为旧的传统意识形态在合适气候环境下扩张复兴预留下极大的空间。事实也正是这样。随着中共处境的好转，“讲政治”就重新抬了出来，再度强调意识形态。这说明了前述可能性并非虚言。也暴露了中共“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特征。
反观民运一方，对中共旧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不够的，尤其没能在广大民众中有针对性地坚持这一批判。固然，中共高度垄断传媒，钳制言论是客观的困难所在。但主观上我们也应该检讨“中共意识形态已完全破产”的假设。换言之，认为大多数民众当然地唾弃了共产专制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政治判断。即使民众远较政治严酷时代更易于流露对中共具体政策和行为（如分配不均，贪污腐化）的不满，但这与理性的，自觉地唾弃中共的意识形态根本是两回事。倒如，完全是制度性的腐败，体制的问题，官方可以解释为“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改革开放形势下思想改造的放松”云云。同时不遗余力地再捧焦裕禄一类的“典型”。在单一舆论的环境下，这套作法对民众有多大的效果是不容忽视的。总之，对中共的意识形态体系和舆论控制能力不可轻视小看。
三、泛非政治化给了中共强硬势力一个正反馈
较长时间来，在国内和来自大陆的海外华人中，普遍存在对政治冷漠、疏离的现象。有论者笼统地，简单地将政治冷漠视为社会进步；认为大家都不谈政治，不搞政治，中国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认为政治冷漠值得提倡。这种看法大可商榷。
从政治层面来衡量社会的进步与否，应以人民是否拥有政治自由为标准。在“政治挂帅”年代，中共搞泛政治化，是登峰造极的。所谓泛政治化，简单地讲即是明明与政治无关的东西也拉扯地变成政治。人民既无自主参与政治的自由，也无不参与政治的自由，而只能以当权者给定的态度和方式“参与”政治。一般情形，伴随极权统治权威的衰落和权力的缩减，经历了泛政治化的社会必然会兴起一个非政治化的过程，将属于政治的仍归于政治，不属于政治的还归于非政治。该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消除政治垄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回避政治的过程。无疑的，这标志着社会的实质进步。必须指出，这里的非政治化，仅相对于先前的泛政治化而言，并不主张，也不会导致社会普遍的政治冷漠。通过非政治化，社会从被迫的政治狂热不正常状态，回复到政治的常态，而不是走到躲避政治的另一个不正常状态。
不幸地，中国社会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后，正在走入一个躲避政治的不正常状态，姑且称之为泛非政治化。这种情形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中共政治权威虽有衰落，但仍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源采用铁腕维持权力。中共顽固抗拒民主潮流的死硬态度，决定了他们凭籍实力，政治上半步不让，非政治领域隐蔽化多于实际退让的策略，该策略通过中共牢控的国家机器和传媒而得到有效贯彻。通过国家机器，严厉镇压政治上哪怕最微小的挑战；通过传媒大力营造不讲（但也不放弃）意识形态，保持社会稳定的形象。同时，这项策略得到了既得利益阶层（包括知识界中的）的自发配合。中国的泛政治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泛非政治化，直接提倡政治冷漠，鼓励不讲政治。其特征是明明属于政治的，也硬说不是政治。实际上否认中国社会目前存在需待解决的政治问题。诡辩地声称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和民众素质的问题。泛非政治化的形成，不会对集权专制构成任何威胁，不会挤迫缩减专制当局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反而默认、固化集权统治者的政治垄断地位。泛非政治化让人们满足于被赐予的不参与政治的“自由”，而不屑于争取自主参与政治的自由。由于这种不参与的“自由”是统治者策略的权宜，在自主参与和参与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选择，因此人民仍然没有真正的政治自由。所以，这种不参与的“自由”也是可逆的，随时可被取消。由此可见，泛非政治化及与之相伴随的普遍政治冷漠，与其说是社会有多大进步，毋宁说是社会尚无实质进步的标志。
泛非政治化严重阻碍社会进步，停滞政治变革进程，危害甚大。一方面，泛非政治化所发散的政治冷漠，良心麻木，消弥民众的政治诉求于无形，比直接的压制还有效，从而瓦解了民主力量的政治基础，动摇了民主力量的政治意志。这就难怪不少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在面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时都产生沉重的无奈感，一些悲观妥协的论调也就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泛非政治化及前述后果给了中共强硬势力一个正反馈，使得他们更加蛮横，更加难以克制施展铁腕的冲动。可以说，泛非政治化的风行，政治冷漠“时尚”的形成，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有极大“贡献”，对反民主逆流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严格地讲，眼下大批良心犯所遭受的疯狂迫害，泛非政治化是潜在的帮凶。
四、中国目前政治气候的特点是保守，而不是激进
中共的强硬作为和民间的无奈心态，助长了一股反民主的政治逆流在中国上空暗涌。然而，严格地讲，目前在中国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公开地，直接了当地反对和否定民主。对民主的发难通常是在批所谓“极端主义”，“激进民主”的幌子下展开。似乎所有政治力量间的分歧仅在于以什么方式推行民主和实行“什么样”的民主，而不是在于要民主还是坚持专制。奇怪的是，就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气候而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民主不香，独裁不臭；鼓吹专制远不是过街老鼠，宣扬民主反倒倍感无力。这表明要民主还是要专制根本不是已然已了的问题。不同政治力量间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宣传如果含混不清甚或试图故意模糊，民主力量绝对应该揪住不放，予以明辩。听任这一原则是非的模糊含混，就是听任民运的道义资源流失，被各种欣赏、留恋专制制度的政治势力所剽掠瓜分。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批“激进”的现实背景和用意。目前，不仅按照严格定义的真正“激进民主”在国内、海外拥护者不多，切实实行者就更是廖廖无几——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即使是按延伸的定义“激进民主”也处于低潮，在政治思潮中未占主导地位。对影响十分有限的“激进民主”声讨批判说明了什么呢？明明是妥协、反民主的论调甚嚣尘上，反倒是批“激进”的声音充耳盈腮。不禁令人想起中国在封闭、自我孤立登峰造极的年代，也正是批所谓“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最炽的时候。这提醒人们：某些对“激进民主”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反动倒退的掩护，是在以攻为守。目前对中国政治进程构成危害的是保守思潮，而不是“激进民主”。
所以，我认为民运方面，尤应警惕保守势力围剿“激进民主”的现实用意和影响，对反民主势力反攻倒算“六·四”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在时机、分寸、方式上似有欠妥。在正当中共日趋强硬，社会保守气氛渐趋浓厚的时候，一些反思观点，甚至这种争论的规模本身，在客观上呼应了“批激进”的思潮，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传递了“六·四”搞糟了，民主要早了的错误信息。须知，尤其对国内民众而言，经过中共的宣传工具和舆论控制，民运理论界的信息正面的会被中共封锁、过滤，作用要减小；负面的，却会被利用放大，造成冲击。我们必须意识到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容易混淆的争论：即隐化了的要民主还是要专制的争论与应如何争取民主的争论。如果不注意区分，两者容易混淆。在目前形势下，前者应是我们的主要关切。
正如同国际政治中没有均势就没有和平一样，中国政治现实中，民间力量的孱弱才是中共为所欲为的真正原因。中共新近疯狂镇压民运，都不是因为国内民运人士有多激进而激怒了中共，而是民间泠漠，民运的不振诱使了中共。中共虽然蛮横，但并不愚蠢，而是精于算计的。老百姓的心态中共摸得很清楚。要是民间对中共当局的态度一如“六·四”前后，即便是敢怒不敢言，即便是不上街游行，中共也绝不至如此放肆无忌。所以，民运一方只有坚守自己的立场，匡谬扶正，努力发掘资源，增加自身的实力和影响，而不是通过软化自己的立场才能促使中共顺应潮流，进行变革。因而，作为政治反对派，民主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声音。不管反民主的噪音如何千变万化，总要使自己的声音清晰可辩。千万不能跟腔跑调。
（《北京之春》199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