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的“狱中上书”的手稿,使我体认到:“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古训,确是个真理。孙教授凭他的那种倔强,不肯向权势低头的个性,即使身系囹圄,受尽折磨,仍不忘人民的疾苦,荒谬政策所造成的灾难,在斗室的牢房中,自造笔墨,上书论政。这种精神令我十分感动。

在中国大陆,尽管毛泽东犯了那么多错误,为中国人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但是,今天的无论当政者,或学者仍不敢以文字指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孙文广教授凭着他满腔的爱国、爱人民的热诚,甘冒拂逆上旨的罪名,在狱中不断的上书。他渴望他的主张能受到当政者重视,在改革开放稍后的几年,已见到中共当局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以及次第允许发展私人经济,以及允许雇工的需要,而不视为罪恶。这些都是他曾主张的、上书过的。于今,他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实现,这对饱受牢狱之苦达八年之久的孙教授面言,无疑在精神上得到了补偿。

一般人坐牢,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在肉体折磨下,自暴自弃,在心理上自已再折磨自己,数年之后,人会变成鬼状;另类是利用坐牢的时间,忍受肉体痛苦,静心思考,写出心声。因为他不是为个人的生死、出处、而是为社稷的福祉和国家的安危,在感受上,反而有超脱的境界。孙文广则属第二类。

在这本“狱中上书”中,孙文广教授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对他看到的、听到的、亲身体验到的,用他理性的剖析、犀利的眼光,以及寻找真理的毅力,对政治、法制、人权、经济、外交、文艺等方面,提出他的批判和谏言。他之所以被打成“反革命”,固然种因于他的逆耳“谏言”,他之所以被捕入狱,也是因他的逆耳“谏言”。至于一九八二年获得平反,更是因为他的逆耳的谏言,对执政当局的反省,起了积极的作用。

无论如何,这本“狱中上书”,对了解中共开放前后的社会真象,提供了有血有泪的真实材料,值得一读。

于宗先 谨识 二零零二年四月

(于宗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前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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