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和电脑

我在电脑前,习惯性地打开邮箱,浏览来信。突然,我拿鼠标的手震了一下,是一封老爸的信,老爸已经不在了,但是他发给我的信还在我的信箱里。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信了,他爱用绿色的格子信纸,末尾有他用鼠标画出的手写签名“舒芜”。我一直记得,刚帮老爸装上那个可以让鼠标模仿手写笔的软件时,他是何等的感兴趣。他坚持自己完成手写签名,但是他的手总是抖,明明那一撇就要完成时,手一抖,整个字就不成了样子,于是只好重来。我走开了,有的时候,表面上的不关心,实际上是源于许多无法说出的感情。老爸真的老了,我不能看下去。

第三天,老爸高兴地让我看,说是终于写好了。果然,很像他手写的字体,但是老爸写了多少次啊。要做的,他就一定要做好。

老爸一高兴,眼睛就有神了,仿佛又是六十多岁的样子。只是能让他高兴的事不多。我虽然离不开电脑,但我认为电脑的第一大罪状就是让人的眼睛无神。

老爸接触电脑时已经快八十岁了,之前我劝他用电脑他不听。我告诉他电脑上写文章比纸上写有很多方便之处,但是他反驳说:那样就没有“手迹”留下了。当时不以为然,后来真是有些后悔。老爸用上电脑后,就再也不动笔了,就算要写一两行字,他也先输入电脑,然后打印出来。老爸的硬笔字说不上多漂亮,但对于我们,却是无价之宝。看着老爸留下的手迹,字字扑面,老爸伏案写作的身形仿佛又在眼前。可惜,许多道理似乎只有在事情无法挽回后才让人明白。

老爸用电脑,一是写文章、投稿方便,有时发给广州、上海媒体的文章,第二三天就能见报。有一次上海一家报社编辑晚上打来电话,说是版面临时有空缺,马上要开印了,问老爸手头有没有现成的稿件,如有,希望能立即发过去。老爸正好有一篇写好的短文,就发了过去,于是那边马上排版、开印。老爸常常感慨,在必须通过邮局寄稿的年代,这简直无法想象。

另外,也是主要的,老爸是通过电脑和人交流。老爸喜欢思想交流,尤其喜欢面对面的谈话。记得“文革”后期,他从干校回京,没有房子,住在一座小楼下面的半地下室似的杂物间里,我们称为“小黑屋”。老爸为“小黑屋”起了个“天问楼”的名字,他的许多文章,就标明写于“天问楼”。不少人以为“天问楼”是间高高在上的房屋,哪里知道是这么一间不见天日的黑屋。那间“小黑屋”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怀念,因为在里面可以畅所欲言。每次我从插队的地方回家,开始几天和老爸都要聊到夜晚二三点,时政、文学、哲学、天文地理,无所不谈。有时我经常发一些貌似深刻、实则幼稚的议论,但他没有丝毫嘲笑的口气,一直陪着我聊,他是在用这种方式鼓励我思索,鼓励我阅读。

以后老爸的听力越来越差,以至于谈话都难以进行,电脑就成了他和人交流的工具。因我不在北京,老爸经常从网上找来各种文章发给我,内容以时政为多,也有其他。有一篇文章是说,科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在加速膨胀,银河系外的几大星系,正以加速度飞离银河系,我们这个地球在宇宙中将越来越孤独。老爸为此深深感叹:“想想人类在宇宙中,竟然如此孤独!……”那时他已八十多岁了,还在关心这类许多人认为很“玄”的问题。

爸爸生命的最后岁月,已经不能离床了,但他每天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电脑前坐一坐,只要能起床,他就一定坐在电脑前,上网,直到坐不住,躺回床上。“这样就不空虚了”。他躺在床上说,然后又拿起一本书看。老爸腿脚不好,很少出门,耳朵又听不见。幸而他眼睛一直很好,到老不花,上网能让他神游世界。对他而言,能接触到新知识,能和人交流,才是活着的象征。他给我的信我一直保存在电脑里,最后一封的发出日期是今年二月十八日,信里告诉我他写了一篇短文,将在五月份发表,而七月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出来。那篇短文的题目是《论“没意思”》。那是为纪念著名作家荒芜写的,老爸为荒芜在最后的岁月里那深深的绝望而震动。

对思想的迷信

老爸曾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把思想看得无比重要,在“文革”期间,他也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马克思、列宁伟大在哪里?他们一无所有,完全靠思想的力量,就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当然,那时在他看来,毛泽东也是完全靠思想的力量,建成了一个新中国。那时他不曾知道,其实可以说那时几乎全中国人也都还不知道,列宁、毛泽东并不是完全靠“思想的力量”开创自己的江山的,他们的作为,有很多和“思想的力量”根本无关。但那个时代,老爸就是这么想的,尤其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他作为进步教授,成为依靠对象,参与了政事,亲见许多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政策一到就迎刃而解,这更让他相信了思想的伟大。那个时候,他根本看不到政策背后的铁拳。

在老爸看来,一个人,当他还没有掌握某种思想,仅仅是照着这种思想去做了,就立刻强大十几倍,那么掌握了这种思想的那些人,自然就是神了,而创立这个思想的人呢?我问过老爸这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上帝了,而且是活在世上的上帝。”他慢慢地回答我。

这话他不会对别人说,也不会写在文章里,他只是对着自己的孩子说明当时自己的心态。

在我看来,老爸由于对思想的热爱进而到了对思想的迷信,他相信一种正确的思想是无所不能的。这也自然让他连带着迷信那位思想者,于是也使他走出了那至今让人争论不休的一步。既然对着上帝,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把自己和胡风的分歧和盘托出,却不料这位上帝对权术的爱好远大于对善的爱好。

我一直难以理解,父亲这些在国统区的左派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怎么会那么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和新政权是一家人?会不会只有老爸一个人这样天真呢?从现在的许多材料看,面对新政权,这种毫不见外地把自己当自家人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有意思的是这其中,一直在国统区生活的左派知识分子比例更大;倒是延安、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历了各种运动,早早摆正了个人与领袖的关系,建国之后,他们要谨慎许多。

现在常有人责备中国知识分子自作自受,没有骨气,这真是很不公平。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五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权那种信任与赤诚的感情实在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的人不了解,了解了也不理解--这也包括我。而那些过来人,或许因为随后的种种不堪回首,也都有意无意地忘记了。

列宁全集

虽然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自认和新政权肝胆相照,可随后的“引蛇出洞”给了许多人当头一棒,但这并没有让老爸从对思想的迷信中醒悟。

我家去干校时,是被称为“扫地出门”的那种,就是说永远不再回来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留在北京。我负责装书,虽然抄家时被抄走了一批,但剩下的还是不能全带走。我钉了个木箱用来装书,老爸左挑右挑,除了别的书,还放进一套二十几本的列宁全集,精装本,鲁迅形容为捧一本在手上,就像拿了一块砖头的那种。运行李时出版社派了几个人帮忙搬东西,两个年轻人(是我现在这样称呼人家,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应称其为叔叔)抬着那个书箱。我家住的胡同小,卡车只能停在胡同口,所有东西都要经过一段不短的路才能搬到卡车那里。我担心那个书箱散架,就一直跟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一段,放下歇手,问我:“怎么这么重,里面装的什么?”我说是书,他们奇怪:“书也不应该这么重啊。”于是我进一步解释:“里面有一套精装本《列宁全集》。”两个年轻人明显愣了一下,不再说什么,抬着箱子继续走,我听见一个人说:“什么时候了,还带列宁全集!”

经历了“反右”,经历了十几年的思想压制,经历了我母亲“文革”中的惨死,父亲对思想的迷恋始终不变。他曾详细对我说过:马、恩的文章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语言充满智慧;列宁的文章雄辩滔滔,让人简直无法反驳;斯大林的文章语言简单、明确、有力,似乎事情就是他说的那样,毛泽东的文章,引古论今,语言中自有一派王者气象。

有一段时间,我也迷上了这些书,我读《哥达纲领批判》,果然,文章严密的逻辑和智慧的语言让我大为佩服,父亲告诉我,其实《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写得更好;随后我发宏愿读《资本论》,硬着头皮,半懂不懂地看--或许连半懂都是我自认的--看到地租论一节实在搞不懂了,父亲说,马克思说的“级差地租”是西欧社会才有的,中国的地租制度完全不同,所以这一节对中国人来说有很大难度;然后我又看《共产党宣言》,父亲说:“文章写得真好,简直就是诗。”见我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父亲说,那是他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入门书;我读《反杜林论》,父亲说,后半部可能不好懂,里面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比较深。

说实话,上面提到的各部著作,除了《共产党宣言》,没有一部我能看完,但是父亲晚年时回忆说自己曾以极大的热情追随、研究马克思主义,我相信那是真的,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论。

晚年的反思

我不大喜欢“反思”这个词,这是个舶来品,用在中文里总有些怪,但我也想不出别的词,只好仍旧用它。

父亲晚年的反思,按照他一贯的思维方式,一下子又走到头,《回归五四》了。我曾半开玩笑地和他说:何必回归“五四”呢?这样就会有人说你,又在否定自己了。以前否定自己,现在又否定自己,总在否定自己。父亲想了想,又想了想,回答说:“那也只好让人去说了。”

其实我倒是不在意有人会说什么,我是觉得否定自己的一生,太过沉痛了。否定自己生命中的一段岁月都令人难以承受,何况否定自己的一生。但这就是父亲的思维方式,对什么问题都追本溯源--

如果我一九五五年做错了,那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呢?
因为我信奉一种思想。
我信奉的思想是别人强加的?
不是,当年我已受到“五四”启蒙的洗礼,原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

于是,《回归五四》就理所当然。

可这也就同时否定了自己的一生。写这本书时父亲七十七岁。父亲在写《回归五四》时是什么心情,他没有说过,但自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明显变差。当然,每天伏案写作十几个小时,而且连续两个多月,就是年轻人身体也会受很大影响,何况当时父亲已经是快上八十岁的老人了。

人们常说:神仙是救人于水火,可我却有大不敬的想法,我总觉得一些苦难就是神仙造成的。试想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在苦难来临时才祈求神仙保佑,没有苦难时,人对神仙就不太敬奉了。《圣经》里早就说得明白:上帝看到人们不再敬奉神明了,就让地球发了一场大洪水。苦难越多,人对神明就越敬畏。

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

有家出版社要出我爷爷的旧著《中国文学批评》,他们找老爸写序。老爸告诉我,爷爷的学问根底比他深多了,我拿书来看,书的扉页上有句题诗:“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寥寥两句,散发着文人独有的气息,我一下子记住了这句诗,老爸的一生本应这样度过的。

曾经有多少夜晚,在那间小黑屋里,我和老爸“细论文”。当然多是他论我听。比如,《战争与和平》里,娜达莎坐在阳台上那纯洁优美的梦想;安德烈负伤倒在战场上,看到他所崇拜的拿破仑走过来;《安娜·卡列尼娜》里,吉蒂和安娜在舞会上的不期而遇;《死魂灵》里,乞乞科夫摸了一下狗的鼻子,称赞说:很不错的鼻子;契诃夫对小城镇的描写,“碎玻璃片在阳光下闪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篇第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生腾而上”,约翰和安多纳德在两列即将开出的列车车厢中无言的对视;哈代的小说《苔丝》里苔丝那句简单而又让人感慨万千的话:“我等你,等你,可是你总不来。”……此外还有很多,对这些细节的议论,加深了我对文学的理解。而我关于中国古诗词的那些知识,几乎都是从这些与老爸的闲聊中得来的。

有的时候,老爸也会采纳我的看法。他本来觉得曹雪芹设计的《红楼梦》的结局“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好,可是我喜欢高鹗给出的《红楼梦》的结局:贾家家道中兴,兰桂齐芳,可贾宝玉还是出家了。尤其是贾宝玉雪地拜别贾政一节,“似悲、似喜”四个字多好。老爸当时没说什么,后来在他写的《说梦录》中,专门为这一节写了一篇,等于肯定了高鹗写的结局,还对贾宝玉在雪地中披的红斗篷做了发挥。

回想这些自由而又能让我学到许多知识的谈话,老爸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以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曾经有个大好机会,它就摆在我的眼前,可是我没有珍惜”,这段在年轻人中哄传一时的经典,我是从我儿子那里学来的,他早已不说了,可对我来说,因为别有一番滋味,所以始终记得。不管和老爸谈过多少次,总觉得还应该再多些、再多些。

“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老爸的一生如果始终能在这样的情境中度过,一些事情或许就是别的样子。

或许,今后在梦中,还能和老爸再次细论诗文,为此,我愿意相信人的身后有灵,我希望老爸不要像他痛悼的荒芜那样,“不结来生未了因”。

2009.12.16写于加拿大

《随笔》总第188期 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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