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海两岸学术文化交流频繁，得识山东大学孙文广先生。在一次餐会上，文广先生谈到一九七四年因反革命罪入狱，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获平反。这一类的故事我听得太多，初时幷没有特别的感受。文广先生又谈到在狱中曾经自造笔墨，不断上书中共中央。后来又把“上书”底稿复印件拿给我看，内容包括：建议实行多党制、党内民主、军队国家化、反对政党干预司法、反对出兵越南、反对邓小平退职后仍任军委主席。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在狱中能作如是露骨的建言，尚是第一次听说。如果没有更多另外的例子，文广先生确是改写了监狱服刑人的历史，使我由衷地敬佩他。
文广先生入狱，应与山东高等法院有关。法院受中共党机器操纵，随意迫害异议人士，应受千古谴责，但山东高等法院能将这些尖锐的意见，完好地保存起来，在改革开放以后，且让受刑人将原件复印出来，这会使包括台湾在内的民主、法治国度的司法界人士感到汗颜。
对文广先生来说，在狱中上书中共中央，未能达天听，亦未得到任何理睬，心中难以平复；出狱之后，适逢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近十多年间改革开放的幅度尤大，但文广先生二十多年前在狱中所关怀的问题仍在，心中更难以平复。这应是他出版该书的最大动机。二十多年前身系囹圄的山东大学物理学教师孙文广先生，在狱中信息封闭的情况下，所想到的中国改革问题，与言论自由、信息丰盛国度的政论家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看出天下“人同此心，心同些理”的大趋势。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入狱的政治犯不知凡几，在狱中继续抗辩者亦多，文广先生能将抗辩资料取回，幷加以有系统的整理，不仅表现了文广先生的道德勇气，资料本身且反映中共政权内部的诸多问题，非一般表相资料可比，为研究中共历史和政治不可多得的资料。
文广先生在狱中虽受限制，但因久在中共政权之下，对中共政权的诸多措施早怀不满，对补救与改革之道亦早有研究，故能以知识分子锐敏的观察与体验，形诸文字，上诸当道，其对于国家领导人，以及政治、经济、外交、艺文等方面之意见，虽未能引起中共当局的重视，着实有助于吾人对中共政权之了解。
文广先生狱中上书的时间，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二年，跨七个年度。这七个年度，包括四人帮倒台前后，华国锋上台前后，以及邓小平当权前后，正是中共政权从封闭专制走向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了解此一关键时刻，目前已有极为丰富的资料可以参证。但一个对中国前途关怀的服刑人当时在狱中怎样想？留下来的资料不多，文广先生这本狱中上书的出版，无疑是十分珍贵的。
张玉法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台北
（张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前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