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海两岸学术文化交流频繁,得识山东大学孙文广先生。在一次餐会上,文广先生谈到一九七四年因反革命罪入狱,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获平反。这一类的故事我听得太多,初时幷没有特别的感受。文广先生又谈到在狱中曾经自造笔墨,不断上书中共中央。后来又把“上书”底稿复印件拿给我看,内容包括:建议实行多党制、党内民主、军队国家化、反对政党干预司法、反对出兵越南、反对邓小平退职后仍任军委主席。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在狱中能作如是露骨的建言,尚是第一次听说。如果没有更多另外的例子,文广先生确是改写了监狱服刑人的历史,使我由衷地敬佩他。

文广先生入狱,应与山东高等法院有关。法院受中共党机器操纵,随意迫害异议人士,应受千古谴责,但山东高等法院能将这些尖锐的意见,完好地保存起来,在改革开放以后,且让受刑人将原件复印出来,这会使包括台湾在内的民主、法治国度的司法界人士感到汗颜。

对文广先生来说,在狱中上书中共中央,未能达天听,亦未得到任何理睬,心中难以平复;出狱之后,适逢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近十多年间改革开放的幅度尤大,但文广先生二十多年前在狱中所关怀的问题仍在,心中更难以平复。这应是他出版该书的最大动机。二十多年前身系囹圄的山东大学物理学教师孙文广先生,在狱中信息封闭的情况下,所想到的中国改革问题,与言论自由、信息丰盛国度的政论家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看出天下“人同此心,心同些理”的大趋势。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入狱的政治犯不知凡几,在狱中继续抗辩者亦多,文广先生能将抗辩资料取回,幷加以有系统的整理,不仅表现了文广先生的道德勇气,资料本身且反映中共政权内部的诸多问题,非一般表相资料可比,为研究中共历史和政治不可多得的资料。

文广先生在狱中虽受限制,但因久在中共政权之下,对中共政权的诸多措施早怀不满,对补救与改革之道亦早有研究,故能以知识分子锐敏的观察与体验,形诸文字,上诸当道,其对于国家领导人,以及政治、经济、外交、艺文等方面之意见,虽未能引起中共当局的重视,着实有助于吾人对中共政权之了解。

文广先生狱中上书的时间,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二年,跨七个年度。这七个年度,包括四人帮倒台前后,华国锋上台前后,以及邓小平当权前后,正是中共政权从封闭专制走向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了解此一关键时刻,目前已有极为丰富的资料可以参证。但一个对中国前途关怀的服刑人当时在狱中怎样想?留下来的资料不多,文广先生这本狱中上书的出版,无疑是十分珍贵的。

张玉法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台北

(张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前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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