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火龙随笔 火龙随笔 2019-05-31 22:50
人们已经认识到，出版自由有助于防范腐败和暴政。如果立法或行政机关不顺应民众的利益，反而要规定民众可以听到什么不可以听到什么，这肯定是行不通的。
虽然英国关于出版的法律仍不够自由，但政府实际上很少用它来管制言论。在立宪国家，政府通常都不会管制言论，否则公众将无法容忍。只有“在人民的意愿下”，政府才会对言论进行管制。
不过，“在人民的意愿下”管制言论，和“违反人民的意愿”管制言论一样有害。如果全人类都持有一种观点，只有一个人意见相反，人们并没有理由禁止他说话；正如一旦他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禁止别人说话一样。
剥夺一件个人财产只是对个人的伤害，但禁止一个观点的表达，则是对包含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内的全人类的伤害。对那些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伤害甚至更大：如果观点是对的，那他们错失了改正的良机；如果观点是错的，那他们失去了与谬误进行碰撞，使真理更清晰的机会。
本章我们分两个论点来论证言论自由的必要性。一，我们永远不能断定我们竭力禁止的言论是错的。二，即使某个言论是错的，仍然不应该禁止它。
[1]
我们的判断力极为有限，即便是历史上的智者先贤，他们的很多观点也已被证明是错的。但我们做判断时，常常忘记自己容易错的事实。谁都不愿承认，自己深以为然的观点可能就是错误之一。
时代也不比个人犯错少，每个时代都有很多想法被后世视为错误甚至荒谬。今天我们深信不疑的很多观点将被后代抛弃，正如过去通行的观点被我们抛弃一样。
专制独断者，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会对自己的观点表现得非常自大。相比之下，一般人倒是更为幸运，能听到反对自己的不同观点，犯了错也有人来纠正。
但一般人对于自己的独立判断缺乏自信，总想依赖所处群体的赞同。而他所处的群体，不外乎同党、同教、同阶层（如果尺度再放大一些，不外乎同国家、同时代），他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可能完全出于偶然。因为生在伦敦，所以成了基督徒，因为生在北京，所以成了儒生。这种由偶然来左右的观点，又有多坚实可靠呢？
管制言论，禁止自由讨论，相当于认定了权威的观点绝对正确。这当然不对。权威不可能永远正确，它压制的观点也有对的可能。所以，谁都无权为全人类断是非，也无权排除其他任何人的判断。我们不能因为权威否定了某个观点，就拒绝聆听它。基于这个简单的道理，管制言论就是错误的。
可能有这种反对的声音：当人们确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时，却出于对异议的宽容而放任坏人传播有害的观点，这是不负责任的怯懦之举。
我的回答是，这恰恰错误地认定了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认定某一观点正确，应该是因为它始终经得起质疑，而不是因为它不容质疑。允许对观点自由地讨论和质疑，是认定它正确的前提，也是人类求真之路的唯一理性保证。
[2]
既然人类的判断力如此有限，为什么我们的观点和言行总体上还是理性居多呢？
因为人类具有可贵的修正能力。我们能够通过经验和讨论来修正自己的错误。一开始错误的观点和做法，常常会经由讨论、反驳、事实、经验逐步得到修正。
无论作为智慧的结晶还是道德的结晶，人类一切值得尊敬之处都源于这可贵的修正能力。
人类判断力的提升也依赖于这可贵的修正能力。为什么有些人的判断力很值得信赖？因为他总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批评，倾听反对的声音，从一切正确的东西里吸取益处。要想对某一主题求得整体认识，唯一的办法就是倾听关于它的各种意见，学习不同思维对它的各种观察方式。
吸收他人观点中正确的东西来修正自己的观点，不但不会引发怀疑、混乱和无所适从，而且能使自己的观点更值得信任。因为，了解一切反对意见并予以回应，说明已经主动寻求了反驳和质疑，而不是绕开它们。经过这个过程得到的判断，当然优于未经类似检验的判断。
明哲之士尚且需要倾听各种反对的声音来避免犯错，由多数愚者和少数智者混合而成的公众，就更应如此了。即便以不宽容著称的罗马天主教会，在追封圣徒时，都要耐心倾听专职调查员对候选者的揭发和攻击。候选者生前表现再圣洁，教会也必须全面听取各种反对的声音，权衡之后，才能追授荣耀。
要想确保某一观点正确无误，除了让全世界一起来挑战它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不接受这些挑战，或者经不起这些挑战，那就不能说它正确无误。牛顿力学如果没有经历当初的责难，人们今天对它也不会如此信服。
只有一直保持言论的开放，我们才可以指望，如果有更正确的观点，就一定会被发现；我们才可以相信，我们获得了接近真理的路径。这也是易错的人类获取确定性的唯一路径。
怪诞的是，人们可以接受前面这些关于言论自由的论证，但却总是反对将其“推向极端”。他们不明白，如果不能确定这一论证在极端情况下有效，就不能确定它在一般情况下有效。他们虽然承认有必要在那些存在疑问的命题上开放言论，却认为在某些原则或信条上必须禁止质疑，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还觉得自己并没有自以为是。
对于任何命题，如果禁止反驳和质疑，那就是自以为是。那就是认定自己绝对正确，认定自己可以作为确定性的裁判，并且是可以不听取另一方意见的裁判。
有人质疑说，难道对上帝虔诚的信仰也是自以为是吗？
实际上，我说的自以为是，指的不是对某个观点确信无疑，而是要用这个观点替他人断是非，不容许反面的声音。那么，即便这个观点我非常信服，我也要痛斥这种自以为是。
[3]
就算大家都认为某个观点有害，甚至不道德和不敬神，也不该禁止它的发声。一纸禁令非但不会使社会更安全，反倒会使社会更危险。正是在这种禁令下，一代代人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让后人觉得毛骨悚然。
历史上有过很多这类锥心刻骨的事件，人们甚至滥用法律的强大力量，来铲除贤人智者和他的思想学说。
譬如苏格拉底之死。按照记载，苏格拉底可以算是他那个时代里最正直的人，他博大的思想还启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这位历代思想家公认的宗师，却被人们以不敬神和不道德的罪名处死。不敬神，是指他否认这个国家信奉的神；不道德，是指他“腐蚀”青年的思想。这些指控让法官由衷地认定他有罪，于是处死了这位正直的智者。
另一桩“毫不逊色”的罪恶审判发生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各各他（耶稣受难地）。今天，人们把耶稣敬奉为万能上帝的化身，但是，当年人们竟以亵渎神灵的罪名将他处死。值得注意的是，造就这场悲剧的人并不是坏人，甚至比一般人更好。他们内心充满了宗教感情、道德感情与爱国感情。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里都有可能受人敬仰地度过无暇的一生。
当大祭司对耶稣发出最严厉的指控时，他的憎恶与愤怒很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和今天虔诚的人们表现出的宗教感情、道德感情一样真挚。今天，我们对大祭司的行为感到震惊，但如果我们是出生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我们的所作所为可能和他完全一样。
再说说马可·奥勒留迫害基督徒的例子。如果曾经有谁既执掌大权又高尚开明，那无疑当数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了。作为文明世界的君主，奥勒留既公正，又温和。他的著作代表着古代思想世界最高的道德水准，和经典的基督教义非常相近。然而，这个最像基督徒的君主，恰恰成为了基督徒的迫害者。
奥勒留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很糟，他认为，人们通过对公认之神的共同信仰联结在一起，才能避免变得更糟。而新生的基督教竟然企图解除这个联结，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况且，在他眼里，基督教的信仰并非源于神启，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怪异历史并不可信。（他肯定料想不到，这个他无法相信的信仰体系，竟能在历经一切艰难险阻之后，成为革故鼎新的工具。）
于是，这位仁慈和蔼的哲学家皇帝，在责任感的驱使下，对基督徒实行了残酷的迫害。
令人惊讶的是，当年奥勒留用来迫害基督徒的一些理由，今天又被用来迫害反基督教人士，比如无神论者。那些想要扼制思想和言论的人，总想将自己个人的是非观推及到普罗大众，重复奥勒留犯下的错误。当年奥勒留认为基督教将导致社会解体，今天基督徒也坚定地认为无神论将导致社会解体。既然奥勒留迫害基督徒的行为并没有正当的理由，那么，今天我们也没有理由扼制无神论者。
[4]
敌视信仰自由的人，有时会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说法来粉饰宗教迫害。他们说，迫害是真理应该经受的考验，真理最终将冲破一切束缚。
事实上，真理总能战胜迫害的说法，只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美丽谎言。历史上真理被迫害灭杀的例子罄竹难书，即使不被灭杀，也时常被扼制数百年。
以宗教为例：在马丁·路德之前推行宗教改革的，至少有二十多代人，但都被镇压了。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多尔奇诺修士、萨伏那洛拉、阿尔比派、韦尔多派、罗拉派、胡斯派，无一例外。即便路德之后，各地顽固的迫害者们也总能得逞。在西班牙、意大利、佛兰德斯、奥地利帝国，新教被连根拔起。在英格兰，如果玛丽女王还活着，情况可能也差不多。除非所谓的异端已成长为非常强大的力量，否则迫害者总能得偿所愿。
众所周知，基督教差点在罗马帝国灭绝。它最终能得到传播并成为主流，只是因为迫害是间歇性的，中间长时段的间隔，使它得以延续和传播。
有人认为，真理天然具有抵御错误的力量，能够战胜地牢与火刑。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侥幸心理。地牢与火刑，时常成功地阻断真理的传播。人们对待真理，不见得比对待谬误更热情。真理的真正优势在于，它虽然可能被扼杀多次，然而在悠悠岁月中，总会被人重新发现。
还有人会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处死异端了。的确，我们不再剿杀异端，但是，千万别沾沾自喜地以为我们已经杜绝了法律迫害。
1857年，在康瓦尔郡，一个无辜的人被判处21个月的徒刑，只因为他说了一些冒犯基督教的话并写在门上。同年，在老贝利中央刑事法庭，有两个人被剥夺陪审员资格，因为他们坦承自己没有宗教信仰。
这样把正义拒之门外的事，竟然源自法律的要求。法律规定，如果不声明自己信仰上帝（或其他神），就不允许在法庭上作证。这就等于宣布这些人不受法律的保护。对这些人的袭击可以逃脱惩罚，除非有信神者在场。进一步说，如果没有信神者出庭作证，对任何人的袭击都可以逃脱惩罚。
这条法令基于这样的假设：不信神者的誓言毫无价值。这纯属对历史的无知。一切时代都有无数不信神的杰出人士，他们以道德和成就而享誉世界。
此外，这一法令和它的目的自相矛盾。一个出庭作证的无神论者，如果谎称信神，证词就会被认可；而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坦承自己不信神，这种不肯说谎的正直的人，反倒会被法庭拒绝。这条荒唐的法令，只配当作仇恨的标志和宗教迫害的遗产。
的确，这只是宗教迫害的余波，比这更严酷的迫害手段已经消失了一代人之久。不过，在如今的大众思潮下，很难保证严酷不会卷土重来。我们平静的生活，不但被追求新利益的想法搅动，还常常被恢复旧日邪恶的欲望鼓荡。今天自吹自擂的宗教复兴之说，在心胸狭隘、缺乏教养的人的心里，至少复兴了他们偏执的信仰。
人类情感中那狭隘的酵母强劲而持久，一直都存在于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之中，只要一点点鼓动，就能驱使他们积极地去迫害那些他们一直认定为理所当然的迫害对象。正是人们对“异端”的这种态度，使英国还算不上一个精神自由的国家。
这个社会性的毛病，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法律加剧了。由于害怕法律的惩罚，英国很少有人敢于发表异议挑战社会禁令。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公众舆论就像法律一样有效，如果因为发表异议而被排挤得无法谋生，那和被关进大牢是一样的。只有那些衣食无忧，并不稀罕从各级权势、各种群体或公众那里博取好处的人，才可以无所畏惧地发表任何观点。
[5]
看起来，社会的不宽容并没有杀死一个人，也没有根除各种意见，只是使人掩藏了自己的异议，不敢积极传播。事物被保持在似乎令人满意的状态，因为不用处罚和关押人，就能使主流意见表面上不被干扰。对于维持思想世界的和平，让事物沿着亘古不变的轨道运行，这倒是一个便利的方案。但是，为了思想世界的太平景象，我们却牺牲了人类心灵中全部的道德勇气。
这种状态下，绝对不会诞生出能够装点人类思想世界的无畏勇者和严谨智者。人们所能看到的，都是趋时附势之徒，他们对问题的论证并非因为自己深深信服，而是为了取悦听众。那些不愿趋时附势的人，则通过窄化自己的思想，将话题缩小到琐碎的现实问题上，以避免犯下原则性的错误。实际上，那些琐碎的现实问题，只要人类的心智得到增进，自然就会被解决。而我们放弃的，恰恰是增进人类心智的钥匙——对最高深的主题的勇敢探讨。
禁止不能得到“正统”结论的探讨，损失最大的并不是异端，而是“正统”，他们思想的发展受到了限制。那么多的聪明人，谨小慎微，仅仅因为害怕被人批评为不道德不敬神，就不敢沿着独立的思想勇敢前行。谁能算清世界因此遭受了多大的损失呢？
那么多极富良心且思考入微的人，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试图把自己良心理性指向的观念与“正统”观念调和一致，但最后都徒劳无功。
思想家的首要义务是跟随自己的理性，而不管它会得出何种结论。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一定不会成为伟大的思想家。
一个敢于自己思考的人，即使得到的结果是错的，也比那些不敢自己思考只知抱守主流观念的人，对真理的贡献要更多些。
思想自由并不只是为了培养伟大的思想家，要想让普通人也能达到尽量高的精神高度，思想自由同样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土壤上，从未长出，也绝不会长出智力活跃的民族。如果某个民族有一段时期智力很活跃，那一定是因为这段时期里收起了对异端思想的恐惧。
倘若“原则问题不容争辩”，倘若“最重要的问题已有定案不容讨论”，那就肯定不能指望看到活跃的精神世界，不能指望重现历史上那些令人神往的思想盛世。只有公开辩论那些足以点燃激情的重大主题，才能从根本上激活人们的心灵，让智力平平的普通人也能达到懂得思考的高贵境界。
欧洲历史上曾有过三个这样的宝贵时期：一是紧接着宗教改革之后的时期；二是十八世纪后半叶，那时知识分子阶层里有着丰富的思想运动；三是歌德和费希特时代，德国有过短暂的思想涌动。这三个时期产生的具体观念各有不同，相同的是，三个时期都挣脱了权威的束缚。在这三个时期里，旧的精神专制已被摧毁，而新的精神专制还未形成。
欧洲之所以能成为今日之欧洲，正源于这三个时期的推动。在此之后，无论精神方面还是制度方面的每一步改进，都可以追溯到这三者之一。今天，许多迹象表明，这三个时期所激发的动力已消耗殆尽，我们如果不重新力主精神自由，新的进步就无法发生。
[6]
前面半章论述了第一个论点：我们永远不能断定我们禁止的言论是错的。接下来半章将论述第二个论点：即使某个言论是错的，仍然不应禁止它。
我们先假设主流观点正确，然后再来探讨：如果这个正确性不允许自由讨论，会有什么影响？
再正确的观点，如果不能经受充分的、无顾忌的讨论，只会变成僵化的教条而不是鲜活的真理。有些人只想要别人深信不疑地赞同他们的观点，哪怕对观点背后的理由一无所知。这些人想当然地觉得，质疑只会有害无益。如果他们掌权，就不会允许对主流观点进行质疑和反驳。
如果真理像成见那样扎根于心，未经论证也不许论证。那么，与其说它是真理，倒不如说它是迷信。这不该成为理性的人类拥抱真理的方式。
在每一个有不同观点的问题上，真理都有赖于相互冲突的观点间的公平较量。即便在科学领域，对同样的事实也有不同的解释：天文学有地心说和日心说，物理学有燃素说和氧气说。
那些不同于你的观点错在哪里？弄清楚这个问题，才算得上掌握了自己的观点。所以，那些有争议的复杂得多的问题（例如道德、宗教、政治、社会关系以及生活事业等）的大部分论证，都用于说清楚对方观点的错误所在。
古代雄辩的演说家西塞罗说，他在研究对手上花的时间，至少和研究自己的一样多。西塞罗的做法，值得一切追求真理的人学习。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仅仅了解自己一方的观点，即便论述起来头头是道，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还不了解反方的论证。如果反方的论证也一样牢不可破呢？
如果反方的论证也牢不可破，这时，理性的态度应该是暂时搁置判断。
只从老师那里收集反方论点是不够的，老师转述论点的同时也转述了反驳。这不公平，不是对反方观点的真心探寻。应该去找那些发自内心地相信反方论点、为之辩护、为之竭尽所能的人，去收集那些严谨有力的反方论证。
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也有百分之九十九会偏听偏信，包括那些口若悬河的辩才。他们从未换位思考：持反方观点的人会怎么说？如果按照“知”的严格定义，他们对自己所宣扬的道理还算不上“知”。
只有不偏不倚地倾听了正反双方的观点，透彻了解了双方的理由，才可能“知”。在道德和人文领域，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对于那些重要的真理，如果暂时没有反方，也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反方，并尽量为它提供有力的辩护。
也许有人觉得，当主流观点正确时，没有言论自由也没关系。
事实上，不能自由讨论，会使大家淡忘这些观点背后的依据，甚至连这些观点本身的意思也常常被遗忘。一旦我们对某个观点不再存疑，我们就会放弃对它的思考。就像一位当代作家说的，“无疑即沉睡”！接下来，这个观点的清晰的概念和鲜活的信仰会逐渐消失，最后只剩下几句死记硬背的陈词滥调。
我们常常看到，信仰仿佛成了心灵之外的东西，它结成硬壳，像一个把门的哨兵，禁止其他鲜活的想法进入心灵，致使心灵一片荒芜。这层信仰结成的硬壳，让心灵变得僵化，排斥人性中其他更高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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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质疑：难道分歧竟然是通往真知的必经之路吗？为了求真就必须令一部分人坚持错误吗？难道一个观点被普遍接受后，就不再真实、不再有活力了吗？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随着人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道理不再需要争论和怀疑。在观点统一的过程中，分歧必然一个个消失。观点统一于真理会为人类造福，观点统一于谬误则会为人类招祸。但不管怎么说，观点的统一都会让真理失去前进的动力，因为没有了对手，也就没有了辩护的必要，没有了深入理解自身的必要。当前进的动力消失之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替代方法，把对观点的各种质疑呈现出来。
例如，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描述的精彩的苏格拉底诘问法。通过对哲学和人生大问题的质疑式讨论，来告诉那些只知道跟风主流观点的人，其实他们并未真正理解那些观点。
还有中世纪的学院辩论。通过辩论，使学生理解自己的观点和相反的观点，强化前者，驳倒后者。虽然这种学院辩论有着无可救药的缺点（它使用的论据取自权威而非理性），而且作为思维训练，它也远不如培养出“苏格拉底们”的强有力的诘问法，但它对现代思维依然裨益良多。
遗憾的是，上述这些质疑式的讨论现在并不受欢迎，因为它只是指出弱点或错误，并不负责提出正确的观点。但要想获得任何真知灼见，这些质疑式的讨论恰恰就是最为珍贵的手段。无论什么观点，没有经历过严谨的质疑和激烈的论辩，都算不上真知灼见。
因此，如果有人敢于挑战主流观点，我们应该为此高兴和感激，应该敞开心胸聆听他的见解。而如果没有人这么做，那我们应该自己花精力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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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每一个有不同观点的问题上，真理的出现都有赖于观点间的相互冲突、公平较量。最常见的情况并不是一方全对另一方全错，而是真理共存于两方之中。
主流观点里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部分真理，也缺失了一部分真理。少了这个部分的真理，观点有时显得夸大、扭曲，甚至变成谬误。
非主流观点里通常也包含一些被遏制和忽视的真理。然而，当此观点突破桎梏之后，却很少寻求与主流观点融合，而总是以同样唯我独尊的姿态把自己供奉起来。
当观念更新换代的时候，往往在兴起一部分真理的同时丢失另一部分真理。我们本该把一个个真理碎片融合到一起，但现实里却总是以一个替换另一个。替换上来的，也只是一些在那个时点更被需要的碎片。
既然主流观点具有片面性，那么，每一条含有一丝真理之光的意见，都值得珍视，不管它掺杂了多少错误。我们需要有人偏激地主张这些非主流的意见，以便使人们关注到它里面包含的那丝真理之光。
譬如卢梭。十八世纪，当人们倾心于现代文明的各项奇迹之时，当人们陶醉于对古人的深深的优越感之时，卢梭那些大逆不道的言论轰然炸响。新的言论打碎了原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新要素的加入迫使各项要素重新组合，产生了更好的观点。卢梭的观点并不比主流观点更接近真理，甚至恰恰相反，但卢梭的观点里正好有主流观点所缺乏的大量真理，当思想的浪潮消退后，这些真理就沉淀为精华。卢梭的著作，让大家认识到简朴生活的可贵价值，认识到造作社会中那令人颓废的种种羁绊和虚伪。
政治领域也需要不同观点的冲突和公平较量。健康的政治环境既离不开追求稳定的政党，又离不开追求变革的政党。最终，二者之一将拓展自身，发展为既关注稳定又关注变革的政党，它懂得何时应该保守何时应该革新。
民主制还是贵族制？产权私有还是均贫富？合作还是竞争？奢侈还是禁欲？群体还是个体？自由还是纪律？在生活中有大量彼此对立的观点，如果各方不能同样自由地表达，就会像跷跷板的两头，此起彼伏，都得不到公平对待。
真理往往来自对立双方的调和，只是很少有人能以宽容的态度对自己作出公正的调整。所以，要获得真理，就不得不经历敌对双方粗暴的斗争过程。如果斗争中有一方优势明显，那么我们该去容忍、鼓励和支持的恰恰是另外一方。它一定代表着被忽视的利益，代表着可能遭遇不公对待的一些人。
以人类有限的智慧而言，只有借助多样化的观点，才能让真理的各个方面得到公平展现。如果有人在某个问题上对举世公认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即使世人是对的，这个人的见解中依然可能有值得一听的东西。禁止他发言，往往有损真理。
我并不指望，让一切观点自由发表就能终结邪恶的派别之见。狭隘偏执的人认定了一个观点，就会把它变成断言，反复强调，甚至极力推行，仿佛世间没有其他道理能对它有所制衡。的确，各种观点的碰撞无法唤醒被激情烧昏头的信徒、党徒，但是，这对于那些心无偏袒冷静旁观的人很有帮助。
观点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不恐怖，真正恐怖的是一半观点被要求保持沉默。当人们只能听到一方的声音时，错误就会固化为偏见，真理也会被夸大成谬误。而只要各方都能自由发声，就总有发现真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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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本章我们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言论自由对于人类精神幸福（这是一切幸福的基石）的必要性。
1.即便某个观点被禁止，它依然可能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妄自认为我们永不犯错。
2.即使被禁止的这个观点是错的，它依然可能包含一部分真理。要想获得更全面的真理，就必须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碰撞。
3.即使主流观点已经是全面的真理，但如果它不容质疑，那它就只是一项成见。它将日益变得没有意义，无法对人们的品格和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最后只剩下一具空壳，非但无法造福人类，而且会阻碍新理念的诞生。
在结束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之前，还要探讨一件事。
有人认为，言论自由必须以温和的表达方式为前提，要避免对人的冒犯。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当一个观点被质疑时，只要质疑是强有力的，冒犯就是必然的。我们不应该把紧逼的、积极的、难以回答的质疑，视为一种错误。
对于双方相互的恶语谩骂、讽刺挖苦、人身攻击等过激行为，本应同等约束。问题是人们只想约束那些持非主流观点的人，而当持主流观点的人行为过激时，却可能赢得热诚卫道的赞誉。实际上，需要保护的恰恰是持非主流观点的少数派，他们势微言轻，更容易被侵犯。为了真理和公道，约束多数派远比约束少数派重要。
当然，法律和政府都无权限制任何一方，应当由舆论去裁决。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经由舆论来谴责一个人不公正、居心不良、狭隘偏执时，应该纯粹根据他的辩论方式，而不是看他的辩论立场是否和我们一致。不以立场判断道德，是公共讨论的真正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