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恩来去世，民众借悼念总理，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悲情化为力量，形成了百万人的抗争运动，民众奋力争取自由权利，为以后的“四人帮”垮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打下了基础，四五运动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历史的背景**
1976年元月8日，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去世，林彪去世后他就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五十年代毛泽东说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晚年周反对极左，遭毛批评。周恩来虽然长期追随毛泽东，但是他常给人一种温和务实的感觉。
当时经过十年“文革”，经济临近崩溃边缘，人们对“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极左的路线深为不满，普遍对周恩来感到比较亲切。
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包括一些高层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失去权势，也都耿耿于怀，怀念周恩来。
**化悲哀为力量，民怨爆发**
十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民怨，终于在周恩来去世后表现出来，因为周逝世适逢严寒天气，再加周恩来病情一直被封锁，民众对周的逝世感到很突然。所以在一月份反应并不特别强烈。
但是到了当年的清明节（4月4日）之前，人们在悲痛之余，想起来要认真地悼念周总理，这既是寄托哀思，也是表达对当权者，对高层极左派的不满。
清明节之前从三月底开始，就有人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这个行动深得民心，因此规模越来越大，花圈越来越多，但只送花圈还不能充分表达人们对周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不满，因此还写了不少挽联和祭文等。当时在英雄纪念碑前，在地下，甚至在小树林中都张贴了很多小字报、大字报，内容多是诗词在纪念碑前后，形成了诗词的海洋。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人将这些诗词编辑成两大本《天安门革命诗文选》，竟有1000余页。
由于献花圈者日众，引起当权者的恐慌，屡次下令禁止，但越下令禁止，群众越是要送，而且花圈越来越好，越来越大，到后来的花圈，有用不锈钢做成的，有些花圈直径达数公尺，分开几部卡车送到广场上才焊接起来，看来这些行动有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支持。因为诗文太多，以后就挂在纪念碑旁边的小松林里，但是围观者甚众，不但看，还要抄，人群拥挤在那里看不清楚，于是就有热心人朗读，其他人在边上记录。形成一个非常热烈的场面。
**压制悼念，群情愤怒**
周恩来逝世后，当权者极力压制和破坏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下达禁令：不准带黑纱，不准佩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他们还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组织对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报道。
当阻止送花圈无效，当权者又夜里派人，出动卡车把花圈运走。到四月四日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花圈也更多。为了防止花圈在夜里被人偷走，有的单位在夜里留人值守，但就在那天半夜里，当局的指使，出动几百部卡车，把花圈连同守护花圈的人全部拉走。
四月五日，各单位发现花圈和人都失踪了，于是群情汹涌，奔向天安门广场，奔向解放军营房，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在他们提出的要求被拒绝后，群众怒不可遏，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
**当权者的镇压**
1976年的“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大量的民众，最多时达到了一百万人。
这场运动从表面上看是悼念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建国27年来，最大的一次不受毛泽东领导的自发的反对运动。这场运动蕴涵着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不满。
这场运动，当时震动国内外。也是1949年后，对老谋深算、身经百战的毛泽东的一场空前的挑战。毛泽东以他的果断狠毒，立即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从四月五日深夜开始，派大批民兵到天安门广场抓人。
但是毛泽东当时没下令开枪。
很多人被逮捕，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连外地到北京去的人来不及离开广场的人也都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押回原地批斗！
**四五事件影响深远**
四五事件是一次重大的民意表达，表达了人们对“四人帮”的不满，对“文革”、对毛泽东、对中共极左派极左政策的不满。
“四五”是长期中共积累下来的受到压抑的民怨的一种集中的爆发。
四五运动像一束闪电，使人们在黑夜中，看到了周围的现实，和民怨，也鼓舞了中共高层的开明派。
在当年，“四五”之后不到半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抓了起来。
“四五运动”为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打下了基础，“四人帮”的垮台，开启了中国思想解放之门，使很多冤案的平反、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使得中共能在1981年公开承认了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
在极权统治之下，不可能存在一个强大的，有严密纪律的反对派组织。但是强权者的倒行逆施，会不断积累民怨，当民怨集中到一定程度，民意的充分表达，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当民间怨声载道，民意又能以合适的形式，包括送花圈，写小字报、请愿、示威等方式表达出来，造成巨大声势的时候，在领导集团的高层，就会出现分化，有些人会顺应民意，伺机发动必要的变革。“四五运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四五运动的意义绝对不能低估。
** “四五运动”合情合理合法**
1976年的“四五运动”，所以形成那么大的规模和影响，是因为，当时的行动，合情、合理、合法。能够号召广大民众参加，有些口号如：“悼念总理”，“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能获得多数人的同情。
国家总理去世了，多数人感到他为人比较温和，不是只讲阶级斗争，主张抓经济，整顿秩序。到了晚年，又被“批周公”（当时的口后是“批林批孔批周公”）他在晚年很多主张表达了民众的心情。人们对他同情，他去世后，人们悼念合乎一般的人情。
周恩来去世时已经担任了27年的国家总理，常言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周去世，中共中央通过的悼词中，仍然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悼念“革命家”有什么错？清明节是悼念先烈的日子，悼念周总理送个花圈，从道理上说没有错，
悼念周恩来也合乎宪法精神，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人们当然也有发表悼文的自由。
当时的宪法中还规定，公民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于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大字报、小字报，发表演讲都被参加者认为是合法的行为。
**大众参与的运动**
四五运动时，天安门广场一度聚集上百万人，他们不但看花圈、看文章、听演讲，而且到后来很多人亲自动手写标语，写短文，写诗填词，这些都用“手抄本”发表。因为文章太长，写起来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人们就采用快速、方便的方式、写短文，写诗填词。
于是在四五之前，在英雄纪念碑前，形成了诗词的海洋，花圈诗词、悼文的海洋，当时电脑还没有进入个人家庭，打印是件极困难的事，几乎所有文字都是手抄。
当时，在场的人，不但自己写自己看，而且还抄了作品回去传阅，一幅大众参与的热闹景象。
**四五运动的教训**
“四五运动”，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在“文革”之中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也有教训。
首先是不要有过激的行为，如送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被人收走，又受到训斥时，有人按捺不住，倚仗着人多势众动手打了人，甚至把抓到的人拉到纪念碑前罚跪。有人的还放火烧了广播车。这些过火的行为，都为当局以后定为“反革命事件”，夸大渲染提供了所谓的“罪证”。
其次是在当时条件下，有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些过激和过头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并不过分）
开始时，人们只是悼念总理，后来有些人出来挑逗，骂周恩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悼念者就骂“四人帮”（其中王洪文是中共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其他两位是政治局委员）
因为骂“四人帮”还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有人就含沙射影指向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现在看来，话虽不错，但在当时却是犯了大忌。那时毛泽东是中国一号人物，被称为伟大领袖、统帅、导师、舵手。
文革中有个“公安六条”明确规定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根据这个“六条”，“文革”不知杀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
现在，总结教训：在中国特殊的强权底下表达民意，必须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要“君子动口不动手”，动口也要讲分寸，不能过分，打击的目标不要过大，要力所能及，过激的行动和文字，会为当权者留下把柄，可能成为，定性“反革命事件”和判处重刑的依据，过激的行动和文字，也会吓跑一些人，一定要避免。
当时是绝对不能反毛泽东的。为了保护自己，为了给自己涂上保护色，当时喊几句拥护毛泽东的口号都是可以的。
四五运动之后六个月，抓捕“四人帮”总策划者是曾经担任过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他当时采用的策略就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只抓“四人帮”。结果是团结了很多人，在没有死人的情况下，平稳的解决了问题，使苦难中国由此迈出了前进的一步，这是我们应该的学习的策略。
如果在“四五运动”（或“六四运动”中），我们如果能注意策略，根据条件，审时度势，勿急勿躁，注意用非暴力和平方式，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小一些。
2005年3月30日于山东大学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