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麦大叔 火龙随笔 2022-04-24 19:10
本章内容缩译自哈耶克经典著作“The Road to Serfdom”, 1944，并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版《通往奴役之路》的相关章节。本章提及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德国和前苏联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译者，麦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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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计划者都觉得计划机制并非心中所愿，但他们相信计划取代竞争的趋势不可避免。这种“计划机制不可避免”的笃信缺乏证据支撑，向垄断和计划机制的发展并不是什么我们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导致的，它是半个世纪以来，相关观点不断发酵传播并主导了我们政策制定的结果。
对“计划机制不可避免”最常见的论述是：技术进步导致越来越多的领域无法开展竞争，人们只能在私人垄断和政府计划之间做两难选择。这种信念的主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产业集中化“的学说。
过去五十年垄断持续增长，越来越多领域竞争受限，这的确是事实。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垄断增长到底是技术进步的后果，还是国家政策的后果？从垄断增长的实际过程不难看出，政策导致垄断的可能性更大。
“技术进步导致垄断增长”的论证逻辑是：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大企业相对小企业的效率优势越来越明显，它的单位生产成本不断递减，导致小企业无法生存，最终只剩下少数巨头。
这种看法太片面，没有注意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多维度变化，也缺乏严肃的实证研究支持。我们目前能获得的最好的证据，是美国“全国经济临时委员会“这家显然没有自由主义偏好的机构对”经济力量集中化“的研究。这份基于广泛事实研究的报告指出：“现有的任何证据都很难得出”高效率的大规模生产将导致竞争消失的观点。
原文摘要如下：
“……大企业的高效率并未得到证明……规模经济即使存在，也不必然导致垄断……效率最高的生产规模，在远未形成垄断时就能达成。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并不必然导致竞争消失。反而应当注意到，促使垄断形成的往往并非大规模低成本生产，而是共谋协议和公共政策。一旦这些协议失效和政策反转，竞争条件就能够被修复。”
对英国进行类似的调查会得到相似的结果。如果你注意到垄断者为了维持其有效控制，会如何热心、频繁地寻求国家权力的帮助，你就绝不会相信垄断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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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技术进步或资本主义演化必然产生垄断的话，垄断应该首先在最发达的经济体内出现。但实际上，垄断最早出现在美国和德国这样相对年轻的工业国家。
在被看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典型的德国，卡特尔和辛迪加这样的垄断组织，是从1878年之后在有意识的系统政策扶植下才发展起来的。政府不仅出台了保护政策，甚至用了强制手段，催生出管制价格和销售的垄断组织。在德国政府的帮助下，“科学规划“和”工业自觉组织“等社会实验得以实施，并导致了巨型垄断组织的出现。在美国，同样是高度保护性的政策导致了类似垄断的出现。
英国在1931年实施普遍保护政策后的变化，也清楚表明垄断更多是政策实施的结果。在此之前，除了少数受保护的行业，英国的整体经济还是充分竞争的，至少在1929年前，就业和一般经济活动都还保持良好。但在普遍保护政策实施后，垄断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并使英国工业变化到了公众几乎无法了解的程度。
德国为了实现计划机制的理想千方百计地遏制竞争，他们正沿着19世纪思想家们（尤其是德国思想家，如桑巴特）设计的路线图，向完全计划社会前进。过去60年或80年思想发展史充分说明，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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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导致计划不可避免”的另一种解释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复杂性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集中计划才能解决。不可否定，有些问题（例如现代城市的公用事业问题）在竞争机制下未能充分解决，但要求中央计划的那些人心目中，“公用事业”这类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所建议的是，由于越来越难清晰地了解完整的经济过程，需要由某种中央机构来协调才能避免社会生活在混乱中解体。
这些人完全没有理解竞争的作用。恰恰是由于现代劳动分工足够复杂，才使竞争成为唯一能实现充分协调的手段。如果条件简单到一个人或一个机构都能了解所有相关事实的话，进行控制或计划就没什么困难了。正是由于需要考虑的因素多不胜数，无法获取全景概括，去中心化才变得不可避免。没有任何人能够有意识地平衡诸多独立个体决策时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无法用某种“有意识的控制”进行协调。
没有任何中心可以完全了解、及时搜集和反馈影响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细节，所以必须要有某种机制能够自动记录所有个体行动的相关后果。这些后果既是每个个体的决策导致的，又指引着每个个体的决策。这正是价格机制在竞争环境下起的作用，没有其它任何系统能达成哪怕只是近似的效果。
价格机制使企业家只需要像工程师注视仪表盘那样，靠观察少数价格的变动，就足以调整自己的行动。整体越复杂，我们就越需要依靠价格体系这种非人为的机制来传递分散在个体中的知识并协调行动。如果依赖笨拙、原始和容量有限的有意识中央计划的话，我们的工业体系永远发展不到今天这样高度的差异化、复杂度和灵活性。
要注意的是，价格机制只能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起作用。我们的分工能达到现代文明所需要的如此精细的程度，是由于它超过了人类有意识创造的能力，是人们无意中摸索出来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只会使我们更需要某种不依赖有意识控制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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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竞争会阻碍技术的进步，只有在垄断的保护下，新技术才能发展起来。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例如，如果所有英国人都开同一种汽车，也许英国能生产出比美国更好更便宜的汽车；如果所有人都只使用电力的话，也许电力会比煤炭或煤气更便宜。通过强制的标准化或限制过多的选择，我们在某些领域生产效率的提升也许足以补偿消费者选择受限的损失，某些新发明也可能因此更快普及。
但是，我们所付出的短期代价，是为了在未来能享有更多选择。即使某些发明能给我们巨大的力量，但为此就要破坏我们最宝贵的遗产——自由，也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我们希望保全自由，就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珍惜它，并愿意为此作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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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有客观事实逼迫我们走向计划机制，那为什么技术专家中支持计划机制的比例如此之高呢？
要知道：几乎每个技术专家的理想，如果能入选为人类社会的单一目标的话，都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世界上有无数我们认为既值得追求又有实现可能的美好事物，但哪怕我们付出毕生努力通常也只能实现少数几个。
正是由于在自己领域里的梦想经常受阻，专家们才转而支持计划机制，希望把自己关心的事纳入整体计划。他们不愿跳出自己的专业背景和眼前利益，花费脑力去理解为什么这些好事情无法同时实施，为什么达成其中一项往往意味着要牺牲掉其它好几项。
的确，在一些计划/半计划国家里，我们能看到计划机制的成功案例，耳熟能详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高速公路。但是，特定领域的技术成就并不能证明计划体制的整体优越性，某些和整体条件并不相称的极端技术成就，反倒是资源错配的证明。如果你在著名的德国高速公路上开过车，你就会注意到，这些路上的车流量还不如英国的很多二级公路。
很多专家幻想他们所关心的项目在计划机制下能得到更多支持。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个人的价值排序不仅仅适用于我们自己，只要和我们讨论的人足够“理性”，我们就能说服他们支持我们的价值排序。
喜欢田园风光的人希望能够保持传统风貌去除那些现代工业造成的“噪点”，热衷健康的人却偏偏希望清理掉那些风景如画但卫生状况可疑的古老茅屋；迷信效率的人执着于最大程度的专业化和机械化，理想主义者为了发展个性却渴望尽可能保留独立工匠……
这些人都知道他们的目标只有通过计划体制才能实现，因此支持计划体制。不过，如果计划体制真的能够运行，这些目标之间隐藏的冲突就会暴露无遗。
“向计划体制转变”的思潮如此有力，也因为它吸引了很多单一思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献身于某种单一的任务，并容易夸大这个任务的社会价值。他们对计划体制所寄予的期望，往往是对社会片面观察的结果。
我并非要贬低理想主义者的价值，他们非常值得尊敬。但正是这些值得尊敬、渴望对社会进行计划的人，如果得到允许，他们将成为最危险的人和最不能容忍别人计划的人。从圣洁的、单一思维的理想主义者到狂热分子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让世界上每个领域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那就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