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火龙随笔 火龙随笔 2022-04-27 19:04
本章内容缩译自哈耶克经典著作“The Road to Serfdom”, 1944，并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版《通往奴役之路》的相关章节。本章提及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德国和前苏联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译者，朝阳
对经济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希莱尔·贝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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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计划机制必须或多或少地走极权路线。一个复杂体系，必须由一批专家来领导，最终的责任和权力必须掌握在领导者手中，其行为不应该受民主流程的限制。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安慰大家说，这种极权主义的管理将仅仅用于经济事务领域。在这个领域放弃自由，就会在有更高价值的领域获得更多的自由。
这种看似有吸引力的说法并不正确，它以为存在一些单纯的经济目标，这些目标与生活的其它目标毫无关系。实际上，严格来说并没有什么单纯的“经济目标”，经济只是我们追求其他目标的因素。有理性的人都不会以经济目标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如果人们追求财富，那是因为财富能给人们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他们努力的成果。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收入都是有限的，我们总能感受到收入不足带给生活的种种束缚。许多人因此憎恨这种束缚的代表——金钱，这当然不对。实际上，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正是通过金钱，无权无势的普通人也能够在各种商品和服务之间自由选择。
许多社会主义者主张用各种“非经济激励”来代替“金钱激励”，不再用金钱的形式支付劳动报酬，而是用荣誉、特权、住宅、食物、旅行和受教育的机会等。这将大大损害劳动者的自由，原本他可以用金钱报酬自由地去换取想要的商品和服务。这样做的话，决定报酬的那个人，不仅决定了报酬的大小，还限定了报酬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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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根本不存在什么单纯的经济目标，我们经济上的得失都将影响我们生活上的需求。这一点，在自由选择的经济环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自由的环境中，我们可以自行决定什么对我们重要，什么对我们次要。每当经济上有所损失时，我们总是先克制自己认为最不重要的那部分需求，以尽量减小经济问题对生活的影响。
然而，在计划机制下，计划者不仅定义了不同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实际上还定义了人们不同需求的相对重要性，他决定了什么对我们更重要，什么不那么重要，我们的哪些需求值得被满足，哪些不那么值得。洞察这一点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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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计划者还控制着生产，就算不控制消费，也不会减弱计划者对个人生活的控制力。因为，控制了生产就控制了消费的源头。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拒绝我们的交易需求，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是，当我们面对计划机制下的垄断者时，我们将不得不对他唯命是从。可以想象，控制整个经济体系的计划者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垄断者。它有彻底的权利来决定给我们什么、按照什么条件。它能够决定商品、劳务在各个地区和集团之间的分配，也能够在人们之间推行任何程度的差别待遇。
计划机制下，计划者并不仅仅控制着我们的消费，更重要的是控制着我们的生产。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我们的职业通常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地点、生活伙伴。因此，对于我们的幸福来说，择业的自由可能比闲暇时的消费自由更重要。
诚然，即使在最好的社会中，择业的自由也是有限的。但重要的是我们确实拥有选择权。如果某一职位变得令人十分难以忍受，或者我们钟情于另一种工作，能干的人几乎总会有途径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就算处境十分艰难，只要知道努力奋斗就能改变处境，我们也能心存希望。但是，如果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变，那么人们将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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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计划者都承诺，会保障甚至还会增加择业的自由。但是这个承诺是无法兑现的。如果要进行计划，他们就必须控制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入口，或者控制报酬条件，甚至两者都控制。几乎在所有已知的计划案例中，上述这些控制总是首要措施。如果这些控制由一个单一的计划者来推行，很显然，“择业自由”的承诺就是空头支票。
如果计划者只是规定就业条件，通过调节这些条件来影响就业人数，情况也不会更好。通过规定报酬，计划者能有效地阻止个人进入许多行业。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那些明显不胜任或不合适的人（例如一个身体羸弱却十分向往强体力工作的男孩），未必一定会被拒之门外。如果特别想要这个职位，他们常常能够用一种经济上的牺牲来得到入门的机会。但要是计划者强行规定了整个门类的报酬，这些人将得不到雇佣。
为了简化工作，计划者必然会定出一套标准。原本极具多样性的人类能力和倾向，不得不被归纳为几种很容易相互交换的标准，次要的个人差别被刻意忽视。从此，个人被当作工具，为了实现所谓的“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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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大多数事物都能以某种代价获得。这一点，成为了一些人批评自由竞争的理由，“什么高尚的价值都能和金钱交易”。
首先，为别人决定什么高尚什么不高尚，不如让每个人自己决定，这才是对个人尊严的高度尊重。其次，我们必须承认，生命和健康、美和善、荣誉和宁静，凡此种种，往往都要以物质牺牲为代价才能得到。例如，如果我们愿意承担废除汽车而造成的损失，我们当然能够把车祸的伤亡减少到零。
冷酷的现实通常迫使人们进行痛苦的选择，谁都不想面对这种痛苦的选择。但是，让别人来替他们进行选择，并不能缓解这种痛苦。
人们希望“不再有贫困”、“物质极大丰裕”，于是不需要再做选择，这只是痴心妄想。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物质极大丰裕”的梦想已经说了100多年了，但从没有一个可执行的方案，来说明如何增加生产以便哪怕在西欧消除贫困。
认为计划机制能比自由竞争生产更多的产品的观点，已经被多数学者放弃了。即便那些坚持主张计划机制的经济学家，在认真研究之后，也只是希望计划机制的效率能和自由竞争相当。他们主张计划机制，不是认为它的生产力高，而是觉得它可能带给我们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
总之，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经济自由，是任何其他自由的前提。在经济自由下，人们自主选择、自主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每个人在拥有选择权利的同时，也就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