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中共“十七大”还有四天就要召开，我真想给“十七大”的每位代表都寄封信，但不知道他们地址，只知道山东大学的党代表是展涛，于是我写了封信给他并请转给胡、温和“十七大”代表。这封信要层层转交，很可能在谁的手中就被私吞了，就像当年《狱中上书》的命运一样，但我想，不管是谁，有人看见信就好。
与二十五年前我蹲监狱不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何不把们贴到网上，党代表即使不接触网络，他的孩子可能会看到吧！说不定会转告老子。
本来想在信中写点民主制，政治改革之类的话，但是现在党内的李锐，谢韬，何方，高放等德高望众的老先生都已经写了很多，我写也难超过他们。所以我决定把自己二十五年前在看守所劳改队写的狱中上书中有关批评共产党的四封信寄给他们，现在将其贴到网上。
25年前给党中央写信，当然没有现在的水平，而且我当时的身份是在押“劳改犯”，是“反革命”专政对象，在那种条件下，给党中央写信，又是批评共产党，当然是心惊胆颤，下笔十分小心，经常话到口边留半句，信发出前要反复看，要去棱角，删去过头的、激进的话，绕过最敏感的问题，还要加上些装饰，掩盖，其中也说了点违心的话。
二十五年前的这些信，快成了古董，好在现时古董正在看涨。把它再发表出来，我想这些信，让那些党代表，让那些党内高层的人物看看也是有好处的。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
2007年10月11日
附上昨天寄出的给胡、温和十七大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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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胡温和十七大的信
展涛校长：
祝贺您当选“十七大”代表。我给胡、温写了一封信，请您过目，并转交。
管理学院退休教授孙文广2007年10月10日
胡主席、温总理并转“十七大”：
我在坐牢期间，写了很多给党中央的信，已经收入《狱中上书中共中央》（2002香港出版），
在“十七大”之前，我将其中四篇：
《党的思想结构小议》（1980年8月）
《论中国共产党的缺陷》（1980年11月）
《关于党内民主和民主制》（1982年8月）
《论代表大会》（1982年8月）
复印件寄上，供参考。
非常希望我的《狱中上书中共中央》（写于1976——1982）能在大陆出版，内容是25年前的书写物，不知能否如愿？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07年10月10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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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
党的思想和结构小议
中国共产党的惨痛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犯了严重错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恶劣的影响。其中更加严重的则是很多错误存在和发展了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曾把很多错误看成正确，把正确视为错误，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党内没有能够讨论自己错误的民主气氛.人民的意志，党员的意志在党内无法完全的表露。
二十年的现实使人们自然的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还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缺陷，在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党缺少纠正自己错误的能力和机制，在极左思潮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党内缺少能够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路线进行抗争的强大力量。分散的正确意见难于集中，难于表达。能够认识真理，敢于坚持的同志一律受到残酷迫害。一部分人后来在朦胧中感到有的问题不对头，但不能从本质上，从根本上，从理论上认识所感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因此斗争不力。
面对这样的现实，除了在民主集中制方面找原因之外，还应该从一些党的思想和党内结构、机制方面找一下原因。进行改善和健全的工作。
思想上的一些问题
多少年来共产党内被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着，很多口号和提法值得商讨。
有个口号叫“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正确的党”，这个口号经过反复的宣传，直到很多人只知道共产党是正确的，不知道共产党是一个过去犯过严重错误，现在和将来还可能犯错误的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共产党，对党的决议和现行政策，只能歌颂，只能拥护，不能提缺点、错误，不能讲缺陷病症，当然更不能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一步的分析和探讨。谁要要在这些方面公开讲些什么，议论一下，那就大难临头。要戴“反党”帽子，要坐牢要杀头。
再一个口号叫做“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伟大，华主席也英明伟大，不准人们认真讨论他们有什么不足，有什么不对，只能“三呼万岁”祝“万寿无疆”，一个领袖是否英明，是否伟大，自有历史公断，为什么要在他任职期间，大加歌颂，大造声势呢？
对共产党和党的领袖的绝对化、神圣化的宣传，使人们思想僵化麻木，以至不能对现实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陷入盲目性，不能正确判断党和领袖的言行，当然更谈不上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去纠正党和领袖的错误，这样就会使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
现在应该用发展的变化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武装教育全国全党。
改善党的结构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少犯错误，能够尽快纠正自己的错误，必须改善党的结构。完善和健全党内的科学体制和各种必要的机制。这就要求党内建立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不断更新，不断前进的结构和机制。
应该明确全国代表大会是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决策机关，要突出各级代表大会的作用，明确代表大会和党委之间的关系。
各级党委都应该向代表大会负责，要如实的汇报工作，接受大会的审查和批评，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代表大会有权决定，或撤销党委的人选，党委无权指定或撤销代表大会的人选；前届党委和后届代表大地之间，前届党委和后届党委之间，都有相对独立性；在肯定前后两届党委和代表大会之间的连续性，继承性以后，还必须明确前后两届的批判性，否定性，阶段性和时间性。
党代大会在讨论审查前届党委工作报告的基础上，应该独立的提出和通过党纲，政治报告和党章。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每个代表团都有权提出党纲草案，党章修改草案。这些草案从原则上讲不应该由前届中央委员会提出讨论稿。
长期以来实行的前届党委的工作报告或政治报告就是下届党委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方针的做法，应该考虑改变；由前届党委、控制、操纵下届党代会的作法是不科学的；这不利于发挥党内民主，不利于纠正党的错误，容易使党僵化；代表大会在准备期间，应该是个发扬党内的民主，创造条件，保证党内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和交换观点的自由，每个候选人都应该向投票者发表他的政见，回答重要的问题，在重大分歧上表明态度，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选出真正有代表性的代表。
代表大会不能任意延期，以避免某些人利用延期来压制批评，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注1）；党的主席和其他成员，任意延迟会期是擅权失职，是违犯党的纪律，应该受到追查。
中共监委和中央委员会都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各自独立的向大会负责；不应由党委选举和领导监委；他们独立的进行工作；为了避免前届党委控制操作下届代表大会应该规定，前届党委主席（或第一书记）不能担任下届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前届党委成员进入主席团的人数也应该控制，有一定的比例。
在代表大会准备期间，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应尽可能在报刊上公开讨论。
1980年8月于济南劳改支队
注1：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之后，毛泽东为了掩盖其错误，将中共九大延期到13年之后的1969年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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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
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由于他过去的历史和主观上的原因而造成了本身的一些缺陷，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围绕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些评论。
对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我自己有些不同看法，为此还另外写一份“初论现代国家政党成熟的标志。”
现在一并寄上。
孙文广
济南劳改支队
80年11月26日
附上：《论中国共产党的缺陷》
论中国共产党的缺陷
一个政党能否正视自己的缺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这个党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在它的内部出现了异化，腐化，蜕化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内部长期缺少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自己的缺点缺陷未能进行认真揭露和分析的结果。很多在这些方面进行尝试的人遇到了各种打击与迫害。这使缺陷不能得到及时的弥补，而且愈益发展，最后造成了大破坏。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极左的思想理论统治了十余年时间，跨越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九次、十次、十一次），造成这种严重恶果的原因之一也是党内长期不能正视自己的缺陷。
产生缺陷的原因
党的缺陷是在过去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中国共产党建立在一个有二千年封建传统的经济异常落后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封建思想残余长期没有被清除，小生产思想非常旺盛，全国文化水平低，缺少科学知识，这些客观的历史现实，必然深深影响到共产党的内部。
中国共产党的前三十年，主要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采取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长期活动于农村中，处于战争环境中。这种环境必然会对党内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建国以后，特别是从57年开始，党内出现了一种左倾思想，表现为打击知识分子，排斥现代科学文化的现象。把知识分子看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视为改造对象，没有看到在我国工人和知识分子形成紧密联盟的极端重要性，排斥社会科学理论，对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是虚心求教，让他们组成“智囊团”“顾问部”“思想库”，而是对他们横打棍子，竖抓辫子，滥加干涉。要用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去改造他们的思想，去充当思想界、理论界的最终裁判，要使理论工作完全变成一种附庸，这样必然会扼杀思想上、理论上的生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内还产生了一种盲目排外的倾向，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为名排斥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具有民主性、科学性的成果。以反对修正主义为名，排斥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事物。党内的左倾思想扩大和加深了党的缺陷，而随着缺陷的发展，左倾思想也演变成了极左。
缺少民主习惯和法制观念
中国共产党前三十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其中包括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21-27年），当中还有北伐战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27-37年），抗日战争（37-45年），解放战争时期（47-49年）。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是领导农民武装斗争。战争是中心任务。
人们都知道在战争年代，必然更强调集中、更强调服从，而缺少民主生活。因为战争的瞬息变化，不允许人们冷静地长时间地思考和讨论问题。战争时期不允许用相反的观点、相反的意见、日夜的争论去困扰基层战士，“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在战争年代总是尽量让战士们相信上层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不允许表露出丝毫的怀疑。这样的条件当然限制着民主思想的发展。
在战争年代解放区长期受白色反动势力的包围，稍一不慎就要遇到巨大的破坏和杀伤，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些机密问题和内部分歧的问题都要求绝对的保密，不能散布到基层和社会上。同时也要求共产党对外行动上的完全统一，和表面上形式上的完全一致。后来这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传统。只要党中央决定下来就能形成强大的统一行动，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没有出现严重的分裂。
一个政党在行动上的统一是这个党强大和成熟的表现。一个有觉悟的党员应该维护党在行动上的统一。
但是高度的统一和一致往往掩盖着思想理论上的不够开展，掩盖着民主生活的不足。这种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既能够维护一个正确的稳定的管理，也能掩盖一个错误的领导，掩盖一个错误路线的统治，使其长期不得改变。在党内长期形成一种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制。这种集中制保证了党在行动上的一致和强大，但是广大党员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却是不够的，集体智慧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因此在保证基本行动统一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党内思想分歧，如何发扬党内民主这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战争年代解放区长期被分割为一些互相独立的根据地，互相之间来往和接触都很困难，这必然妨碍着对一些共性问题的讨论和交流。当时党的代表大会都不能按时召开，六大召开于28年，七大却是在45年召开的，之间隔了十七年。对于中共这样的大党，在和平时期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正是由于战争的严酷，造成了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现象，使得当时很多重大问题，都由少数领导人决定，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到少数中央领导人的手中，那时实行的是大权独揽。长期以来在基层中养成一种习惯：即只知道领会中央精神，上级精神，对中央或上级的批示只知道“照办”。对涉及全党全国的重大政策，理论、路线问题则不善于思考，不善于讨论。对中央的决定局限于领会精神贯彻执行。对于党的一个基层干部很难设想他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创造性的建议，或对中央决定提出批评或修改意见，这是因为他对全局缺少了解，没有空暇时间进行思考，也因为他在思想上不够解放，缺少民主的习惯。
中国共产党前三十年的战争历史造成党内缺少民主的习惯。同时也造成党内缺少法制观念。因为动荡的战争生活不可能建立完整的法律和制度。因为客观情况的千变万化，所以也不可能按照预先集体讨论制定出来的条文去处理重大问题。如在战争的行军途中，往往需要马上处决一些极端危险的反革命分子，或地方大恶霸，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可能按照法律条文去仔细讨论他到底应该判二十年徒刑，还是判处无期徒刑。象这样的问题只能由少数领导人决定。这是当时战争环境决定的，也是战争的要求。
在建国初中国共产党内缺少现代的民主，法制观念，这是党的一个弱点，也是一个缺陷。这些方面的问题，在57以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不但没有克服，而且还有发展。一些要求建立民主健全法制的人，不但没有得到支持和鼓励，反而受到打击与迫害。
理论修养不足
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农民武装斗争，在党内产生了大批的军事将领和组织家实干家，及农民运动的领袖。在战争过程中也产生了高度的武装斗争艺术。而且围绕着武装夺取政权也建立了一套理论和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战争，关于统一战线，关于党的领导等方面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总的说来党内缺少思想理论方面的建设。特别在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学，在哲学方面的理论水平都很低。很多人在这些方面还是一知半解。
任何一种深刻的理论的形成，不仅需要大量的实践，而且还需要自由的探讨和争论，需要出版的自由，需要全面继承前人丰富的思想成果，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深入的钻研。而在全国解放前，不论在红区还是在白区都不具备这些条件。农村文化水平很低，缺少出版条件，而且因为忙于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也没有时间进行充分的探讨、交流和钻研。而在城市地区，由于党的存在长期是不合法的，所以也不可能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修养不足，还与其主要领袖人物的经历和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如毛泽东等人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几乎是同时的。在建党以前他们没有多少理论准备，建党之后又全力忙于组织农民起义，领导武装斗争，穷于应付遇到的形势，缺少对理论的深刻思考和钻研。在一些领袖人物的身上长期形成一种重视实际斗争，而轻视理论的思想，这对全党的影响是很大的。
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中国共产党在前三十年时间里，理论修养不足思想水平不高的缺陷。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一个武装斗争实践的巨人，是一个思想理论上的弱者。
全国解放以后，从57年开始的一些政治运动对理论工作产生了冲击，错误的干涉了理论界的独立工作，破坏理论发展的规律，严重的摧残和打击了理论工作者，这就造成了在中国共产党内普遍的理论修养不足的缺陷，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很多党员容易受骗上当。
在共产党内有大批的实干家和组织家，但是缺少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删去一节）
缺少知识分子缺少科学思想
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活动在远离文化中心、远离知识分子聚居的大城市，更由于在党内几次发生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所以造成了党内知识分子的缺乏。特别在高中级干部中的缺乏，必然严重的影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于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旧中国。有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加入了党的组织。由于文化水平的低下，见识的狭窄，所以在广大党员中必然缺少系统完整的科学思想，缺少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思想。很多党员存在着盲目性，存在各种各样的迷信。在全国解放前他们把领袖人物看成大救星，在解放后他们又把自己的解放完全归功某一个人。他们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力量，不但迷信领袖而且还迷信上级指示，迷信政治运动，迷信暴力，迷信革命，对共产党也抱着一种迷信的感情。
由于缺少科学思想，所以一部分党员很容易被带有某种偏见的过激思潮和势力所统治，他们对领袖人物，对上级领导人表现出一种愚忠的感情，盲目的效忠于走上歧途的老首长。
中国社会发展缺陷及其对党的影响
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是从封建社会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发展的缺陷，必然造成缺少那种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民主法制传统和现代科学文明的传统，缺少深刻的反封建的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过程，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是最深刻的反封建过程。中国社会发展的缺陷也必然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缺少近代民主法制观念，缺少科学精神，缺少对国外事物的全面了解。
中国的封建统治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共产党又长期被包围于农村根据地。这就必然造成了党内对国外文明和先进事物缺乏了解。党内虽然有少数老一代的革命家早年曾留学欧洲、日本，接受一些现代文化科学，但他们为数太少，而且一度受到排挤。很多党的领导人，对现代资本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所熟悉的只是农村的小生产和封建主义的东西。这种状况使得他们无法摆脱小生产和封建主义的影响。
最近多年在“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洋奴哲学”及“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中，更是全面的排斥外国的一些科学的先进的东西。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在党中央一些领导人中，那些对城市文明，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更多了解的人，往往更能坚持正确意见，抵制错误倾向。
建国以后的失策和错误
全国解放以后，以解放区上来的干部为主组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按照民主革命中的资历和功劳来安排各自的职务。其中多数人对社会主义建设，既缺少实践经验，又缺少理论。
建国以后，本来应该对共产党过去的历史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成绩和缺陷。自己历史的功过应尽量让人民去评价，让历史学家去探讨和评论，这样才能比较客观。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主要是由当事者即党的领导人来评定书写，有的人就极力夸大自己的成绩，掩盖自己的缺点，甚至歪曲事实宣传统错误的观点。某些人极力书写自己的光荣史成功史，回避自己的失败和挫折。由于对党史的颂扬远远超过了客观的分析。所以给人造成一种结论；好象延安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过去的解放区是一片光明，甚至把一些平均主义，战时共产主义，简单幼稚的东西都拿出来歌颂。这样就使得党内一些人以大老粗为荣，自傲于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但能够当领导，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宣传土八路打败了有洋设备的国民党之后，认为土的东西都是好的，对农村十分留恋，对洋的东西，嗤之以鼻。甚至把现代文化，科学，民主，法制，把知识分子也视为一种需要排斥的力量。这样发展起来的一种狭隘保守的乡土观念，宗派情绪，使党内部分人思想停滞、僵化，产生一种落后的偏见，产生一种排他性。这样就使得过去缺陷无法弥补，对失败也无法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发展成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全国解放以后在安排各级领导干部时，主要的依据是民主革命时的资历和功劳。这样就必然使相当一批干部缺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具有专业知识的一些人因缺少革命资历而不能担当重要的领导职务，这就必然要影响到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层中的智力结构。领导层中落后的低水平的有缺陷的智力结构必定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时本来应该吸收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参加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某些高级干部则应该刻苦学习，以弥补自己的缺点，但是某些领导人却不是这样，而是忙于加强自己的领导，忙于去改造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需要重新学习，自己也需要改造。
1957年在党中央发动的整风运动中，知识界中相当一部分爱国人士，一部分思想比较敏锐的同志，看到了共产党在建国以后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因此从各个角度从各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尽管有些意见不是全适当，但他们代表的潮流却是一股积极的，进步的潮流。他们当中很多人对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对城市文明接触比较多，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因为长期在农村中活动而形成的缺乏民主观念，缺乏法制观念，不重视现代科学文化的现象，特别敏感。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批评性的意见，要求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当时共产党本来应该因势利导，虚心接受有益的建议和批评，克服自己的缺点改善工作，吸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入党，提拔一些有识，有才，有德之士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工作，使党在结构上能够得以改善。
但是1957年在共产党内一种狭隘，守旧，排他的情绪占了上风。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右派”运动使得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打击与迫害，使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了摧残，很多具有积极性建设性的意见被扑灭了。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不是在寻找克服自己缺陷的方法和途径，而是在堵塞知识分子的言路，关闭改革的大门。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正是1957年“反右派”中消极因素的继续发展，恶性发作。
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的缺陷不但没有被克服而且继续深化，扩大，通过文化大革命更是十分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现实。
党要有开放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党除了自己发奋图新，还必须正视自己的缺陷。从党外，从国外吸收营养。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党外在国外关心中国共产党的大有人在。今日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应该多听党外的，国外的有识之士的建设性意见，批评性意见，
党内党外应该有别，有些党内的事对外也要保密。但是这样保密的事应该越来越少，而不是象前些年那样越来越多，共产党不应该是一个神秘的宗教，不应该是一个封闭体系，不应该在大封闭中还有小封闭，不应该是是孤立于人民之外，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孤岛。党的历史，党的动态应该更多的公布到社会上，让人民知道，让人民参与评论，这样才能加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如果一个要领导全国人民的党，不让人民知道其内部的活动，不让人民对其评论，其结果只能发展一个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老爷党，官僚党。
共产党应该具有先进性，民主性、科学性，而且还应该具有开放性。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自己本身首先需要现代化。
总结
中国共产党前三十年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史。后三十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政治运动史，其中有很多失误。由于党的历史和所处的环境，以及主观上的原因，所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某些严重缺陷。对这个问题应引起十分的重视。
1980年11月
于济南劳改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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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
关于党内民主和民主制
党内民主的重要性
共产党内曾出现过一些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九大”的21名政治局委员中，后来竟有12名被宣布为反革命，占57％，其中除三名早死，其余九名都被最高法院判处了重刑，有的还是“十大”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这些人曾被代表大会层层选上，最后到了中央领导核心。在一个执政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中出现这么多的历史罪人，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
“九大”上林彪所做的“政治报告”，“十大”王洪文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包括了很多极端荒谬的内容。但是也都被大会一致通过了。当时大会的很多代表已经陷入极左思潮，但是也还有一部分代表，他们有不同意见，但是不能发表，也不能表示，也就是说他们不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不能用民主的方法来抵制错误。即使到了76年，在清除“四人帮”时，也不可能使用民主的方式，而是要使用先隔离，后揭发批判的方式。
一个党和一个人相似，难免要犯错误，重要的是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有自我改善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不能只是依靠打“反党集团”，不能依靠使用专政方式在党内调整政策。犯了错误应该能够及早地纠正，不要使其拖延时间很长，不要使其由局部扩展到全面。
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人民当中，政治觉悟最高的先进分子组成，党员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中都起着带头的先锋作用，因此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是极其重要的。党内民主生活如果是正常的，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有确实的保障，党内集体智慧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党就会生气勃勃，具有创造性，具有生命力。否则党内就会出现僵化、停滞、甚至出现专制独裁。
党内的民主生活，对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很大。要社会现代化，必须党内生活民主化。一个内部极度缺乏民主生活的政党，不可能领导建设一个民主化、现代化的国家。
很多人曾经苦苦思索，共产党的内部改善和建设问题。在“十二大”前夕，希望大会面对以往的事实，以过去的失误为借鉴，总结经验教训，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完善党内的民主制度，关于这些方面过去给中央写了不少信，现在再写上一些供参考。
民主制度和体制的改善
过去党内出现的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从制度和体制方面找原因。有几个问题是很值得重视的。
党员的基本民主权利必须有所保障。党员代表，代表大会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
应该充分发扬民主，党内必须要有分工，要有监督，要讲制约平衡，也要讲点分权。如平级的党委和纪委之间，应该是有所分工的，发挥监督作用。在上下级党委，纪委，代表大会之间，都应该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各自都有一定的自主权。特别是讨论路线和政策问题，都应该有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权利。
前后两届之间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只讲连续性，而不考虑阶段性。代表大会的重要职责是对上届中委的工作进行认真严肃的审查，对此在制度上应该有所保证。对某些职务规定任期是重要的，在组织工作中还要防止前届控制、操纵下届代表大会的选举和决策。
理论研究工作和实际领导工作之间应该有分工，要强调学术自由，理论工作不能完全依附于行政领导人，不能完全依附于现行政策。只有保留学术自由，才能使理论保持活力。党的领导人对理论界的成果，应该择其“善”者而从之。
执政者有选择理论的自由，而理论工作者有独立进行研究的自由，其中包括对现行政策的批判性研究。
党员的基本民主权利
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第一项是：“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这是党员的一条非常基本的，非常重要的民主权利。这说明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的主人是全体党员，党员有决策权，选择权，和参加党的管理的权利，对党内一切重大问题有讨论的自由，有批评的自由。这些是现代政党区别于封建行会，帮派的重要标志。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党员的这些基本民主权利没有得到保证，八大党章中的这些内容，在“九大”“十大”“十一大”的党章中全给删去了。很多党员因为议论中央制定的政策，因为批评中央领导人而遇到严重的迫害。
多年来党内讲集中过多，讲民主太少。党中央的少数领导人，可以随意的议论下级的干部，可以找些人吹吹风，透露一些情况。但是下级如果议论了上级，议论了中央，就很可能被打成“非组织活动”“反党活动”。结果是错误的东西一旦在中央形成统治，就很难改变，与中央不一致的正确意见，先进思想，很难表达，更难于集中。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少数人的意见，甚至采取“斩尽杀绝”的方法，必然造成很多人随波逐流，看风使舵，看上级脸色行事，维持现状，不求进取的官僚习气。由于民主生活不充分，形成了对个人的盲目崇拜，盲目紧跟，绝对服从的人身依附现象。这不仅是一种封建思想的残余，而且是一种奴隶思想的残余。在这种现象严重的地方，根本不讲少数服从多数，有的只是多数绝对服从少数，少数绝对服从个人。
地方党组织，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
“地方服从中央”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一项内容，但是如果中央的领导，明显的违背了党章，违背了党代大会的决议。那么地方组织也是可以采取一定方式进行抵制的，在对中央制定的路线和政策进行讨论时，地方组织也应该有独立的发言权。
过去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对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单纯的变成了对上级决定的学习与领会。在这里没有很多独立的意见。更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没有看到当时的哪一个省或市，在会议上进行过明确的抵制。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中央某些领导人缺少民主作风，有些基层干部缺少识别能力，但是另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制度上没有保障。
地方党代会选出的党委书记，如果上级感到不满，随时可以调走换来一个新书记。如果允许这种由上级委派书记的办法长期存在，那么地方党组织还有多少自主的权利呢？
党内凡是由选举产生的干部，如书记、委员，不能上级指派，这些选举出来的干部，不是受原单位罢免，不是受纪律处分，不能免职。这样才能保证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党内生活发展趋势
党内生活应该受到党内法制的保护和约束，党员的权利应该有保障，干部的权力也应有一定的约束。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有四千万人，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全部成年人口的数字。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这些人不会允许党内的某些落后现象、家长作风、专制主义残余长期存在，不会允许党内长期存在自上而下的授权制。四千万党员要求在党内当家作主的趋势不可阻挡的。
党内民主化的过程，虽然出现过大的逆流，左的曲折，但是在这之后必定会有大的进步。因为当很多人都经受了灾难之后，他们肯定会要求清除那种造成灾难的落后现象和腐败现象。
现代国家的一些有民主传统的政党，他们的很多活动都是公开的，很多内部的争论也经常公诸于众，这样就有利于他们和党外广大人群的联系，便于社会对他们的了解，也增加了社会对他们的信任。
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由神秘到公开的过程，在反动统治下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建国之后党员的名字才在群众中公开。“八大”召开时，报上刊出了近一百名代表的大会发言，但是后来的代表大会，却越来越神秘。开会时间事先不透露，会期可以任意拖延。会后只能看到一份“党章”和一份“政治报告”，很多人在大会上讲话都是保密的。很多年来，党内上层，在原则问题上的争论，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不但人民群众不知道，即使党的干部也不知道，林彪反对毛泽东的事实公布之后，很多中央委员都大吃一惊。
在很多党的决议中都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然要领导全国，就要信任全国人民，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把事实真相尽量多的公诸于众，一些原则性、理论性的争论，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观点也应该让大家知道，这也是政治上的负责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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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
论代表大会
党的代表大会是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的决策机关。党的代表大会和围绕代表大会的讨论和选举活动是表达全党意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过程。围绕代表大会的工作搞好了，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活跃，党内的民主才有确实的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显露出一批优秀的决策人才。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除了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之外，在组织上是完全独立的。在会议内部“少数服从多数”是它的基本原则，它对党内的任何文件都具有制定和修改的权力。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是党员意志的最高代表，它在党内的最高权威必须受到尊重。大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审查前届的工作，制定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修改党章，决定中央的人选。
代表大会的纲领，路线，政策，应该是综合大会代表的意志，由“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独立地决定。大会的每个代表，每个代表团都有权就这些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议案。
代表大会必须独立地、不受干扰地审查前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为此它们之间在组织上必须是完全独立的。在大会召开期间，前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除了向大会做政治报告，接受审查，回答质询之外，对大会它不应该再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而存在。它们对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不应当干预。它们不应该做为一级组织而讨论下届的候选人。前届中委的工作报告应该和新一届代表大会的纲领区别开来。中委的工作报告，中委通过并负责，不应再由大会来进行修改，它只能接受大会的审查和评论。
在过去的几届代表大会上，前届中委和政治局，是大会的直接组织者和主要文件的制定者。大会只是例行公事地一致通过他们提出的各种安排和文件，学习他们的批示和精神。这样的代表大会必定是缺少主人翁精神、缺少创造性思维、死气沉沉的大会。大会主席团的主席就是前届中委的主席，而前届政治局的所有成员都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对前届工作进行认真的审查。当毛泽东就是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江青等人全部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时，请问怎能认真审查他们的工作，怎能认真揭发批判他们的问题呢？所以错误只能长期延续，政策难于在代表大会上得到更新。在“九大”、“十大”、“十一大”上都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只是按前届政治局的意图宣布一些文件，调整一下人选。
大会组织工作改革刍议
代表大会前的宣传工作，应该更多的介绍情况，而且要保证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能对前届工作成绩做过分的渲染。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要多介绍资料，不能偏向某一方面。象“九大”、“十大”之前的宣传都是极不客观的。
代表大会的前期准备工作，由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联席会议组织。前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不要干预，它们的成员在进入主席团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大会应该使代表能了解到更多的事实，能够使得代表们的意志得到充分的表达、交流和汇集。
过去的代表大会上好象只有“党章”和“政治报告”需要表决而且都是一致通过。这样长的文件，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一揽子表决必然难于表达代表们的真正意图。在缺少民主空气的情况下，一般人都是随大流举手。结果是掩盖了不同意见。
对一份很长的报告或文件，其中如有很大争论的内容，应该挑出来作为专项表决。否则搞一揽子表决，代表可以投弃权票。代表大会也应该对代表的议案进行表决。
对重要的议案、报告、文件所采取的态度是鉴别一个代表政治观点、见解的重要标志，代表对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场应该担负政治责任，所以对这样的表决应该分别做出准确的记录。代表回本单位汇报工作时，应该说明他在表决中所采取的立场，以及他所参加的提案。
对于一些重要表决的票数，也应该向基层传达。
过去代表大会所搞的大名单选举是有严重缺陷的。“十一大”选出中央委员223人，候补委员201人，这种一次选出四百多人的大名单选举是很不科学的。谁能够了解这么多的人呢？为什么要给那些自己并不了解的人投票呢？这种选举方式只是便于被少数人控制操纵。大名单的选举方法是很不合理的。看来最后还是要走向分区选举，一次投票被选举的人数不能太多，（中央委员可以由省里选举。为了便于过渡，也可以分区选一部分，全国再选一部分。）
对候选人应有充足的介绍，介绍应该包括他的主要事迹，见解和经历。如果条件允许既由别人介绍，也可以由他自己介绍。
差额选举应该严格执行，在只选一人时[如主席，总书记]应该至少有二个候选人。
代表大会应该在党内认真的进行传达，凡是大会没有规定必须保密的内容，都可以向党的基层组织传达，大会的重要发言应该在报上公布。应该在党内印发大会发言汇编集，议案及表决记录汇编集。
对于大会要求保密的内容，应该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决定。保密的发言和议案应该编入另册。必须防止少数人，利用“保密”为借口，封锁代表对他们的批评和揭发。
在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全国代表会议可以每年召开一次。
1982年8月
于山东摩托车二厂
（济南劳改支队）
（博讯《孙文广文集》）